第二节 以“爱人”为核心的社会道德
孔子在伦理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最早发现了“人”的重要，在政治生活、道德生活中强调了对“人”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孔子是自觉地从“类”的方面考察了人，发现了个人同“类”的关系。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考察，在原始社会，人类在脱离动物界以后的一段漫长的时期内，虽然在共同劳动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人和人之间的简单而又必要的行为准则，使他们逐步具有团结友爱的感情和相互帮助、共同合作的习俗传统，形成了善与恶的观念。但是，原始人还没有把氏族同个人分离开来，没有明确的“个人”观念，只是把自己融合在氏族的观念之中。这些情况使得原始人根本不可能自觉地以“类”的观点来考虑个人和“类”的关系。
私有制的出现和人们财富的多寡愈来愈悬殊，导致了特权阶级的形成和奴隶社会的出现。奴隶主阶级强调了自己是“人”，但从来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权势，力图使奴隶不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受他们驱使，而且还要把奴隶们真正变成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们用尽各种办法，使奴隶们变得愚昧、迟钝，使他们除了劳动之外，只知道吃饭、睡觉和生育后代。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奴隶是没有人格的。但是，由于孔子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大量的奴隶转化为农奴、佃农，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化了，奴隶主、封建主、农奴和佃农之间的关系需要从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加以调整。在社会的大变动中，被统治阶级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作用，使得统治阶级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人，不得不愈来愈多地重视他们。作为奴隶主阶级伦理思想集大成者的孔子，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探讨了人的问题，不仅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就是在世界伦理思想史上，也是做了对“人”的最早的系统的探讨。孔子所理解的人，从字面上讲，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仅包括奴隶主、封建主、自由民，甚至也包括奴隶在内。
孔子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也可以说是“爱人”。《论语》中关于“仁”的讲法很多，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条：
以上六条，我们认为是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最重要的论述，其中最后一条，虽不是孔子说的，而是他的弟子子贡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它完全代表着孔子本人关于“仁”的思想。以上这几条，有着三方面的意思：一是对“仁”的内涵的解释；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达到“仁”的具体要求。
关于“仁”的解释，最重要、最简明而且最确切的就是“爱人”这两个字。“仁”字，在古代通训为“人”。《论语·里仁》：“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雍也》：“井有仁焉。”《论语·宪问》：“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这都可说明“仁”和“人”是相通的。《中庸》中说“仁者，人也”，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仁”，从人从二，其本义就是二人，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孔子把“仁”作为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核心。孔子总结了前人关于“仁”的思想，把它发展为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所应该遵循的最高原则。“爱人”是孔子的“仁”的精神实质。从以上所引《论语》中关于“仁”的几条论述来看，所谓“仁”，所谓“爱人”，最主要的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要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来看待，并以自己的愿望、欲求去理解别人的愿望和欲求；当我自己有什么欲望和要求的时候，总要想着我周围的人以至于所有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此，在满足自己的要求和欲望的时候，就应该想着也使别人满足同样的欲望和要求；同样，如果我不喜欢不愿意别人所加于我的一切，就绝不要以这类事情去强加于别人。由此可见，爱人之道首先就是要尊重别人，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的思想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论语·里仁》中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认为，在他的道德理论中有一个根本的东西贯穿始终。“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曾子把这个东西理解为“忠恕之道”，这基本上是符合孔子原意的。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恕，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都是“爱人”的表现，它的确切意义就是人应当尊重、爱护自己的同类。
当然，对孔子所说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还应该进行具体分析。从字面上来说或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其中包含着人都应该爱护自己的同类的思想，爱人也就是说要爱所有的人。但是，就其严格意义来讲，爱人只能是对奴隶主阶级内部而言的，不但奴隶不在他们所爱的范围之内，就是除奴隶之外的其他“小人”，也是不值得爱的。《论语·宪问》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里仁》中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孔子的这些言论，说明他所提倡的爱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是指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的爱。对于“小人”或劳动者，给一点怜悯和恩惠，是为了能够更容易地役使他们。孔子作为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总是要为奴隶主阶级的长治久安着想，总要使“爱人”的道德原则为奴隶主阶级的特定利益和狭隘目的服务。然而，孔子提出“爱人”的思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提出的“使民如承大祭”、对待劳动人民强调因其所利而利之，要宽要惠和富民、教民等思想，显然比以往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要好得多，这在客观上对劳动者是有利的。
孔子提出了实行“仁”或“爱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这就是“能近取譬”。从字面上解释，“能近取譬”就是能够以切近的事情或行为作范例，一步一步地去实行“仁”。然而，所谓切近的事情或行为是有特定含义的。“近”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意思是，近就是自己，即以自己的感受来推己及人；一种意思是，近就是同自己最亲近的人，按照这一意思，则应指的是自己的家庭成员或其他亲近之人。一般说来，一个人是爱其父母、兄弟、妻子的。以爱父母、兄弟、妻子之行为作例子，以爱父母、兄弟、妻子之心去爱他人、爱一切人，这就是“能近取譬”。“能近取譬”的意义就在于以孝悌等道德为基础，由爱家庭成员及其他亲近之人扩展到爱一切人。孔子的弟子有子对此有较好的理解，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他是把孝悌当作行仁的基础，先学好孝，学好悌，仁或爱人也就自然能生出来。“能近取譬”的方法，与孔子所主张的“亲亲”原则、爱有差等是完全一致的。有人把忠恕说成是实行“仁”的方法，这是一种误解。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中又包含着多种道德要求。在《论语》一书中，有一百余处谈到仁。综而观之，仁中所包含的具体的道德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孝和悌是包含在仁中的最低道德要求，也是仁的基础。孔子有一个名叫宰我的弟子认为，父母死了，守孝三年，未免太长久了，他主张守丧期一年为好。孔子听了之后很不高兴，问宰我：“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意思是说，你的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便吃白米饭，穿花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回答说：“安。”宰我走后，孔子责备宰我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本人也是把孝悌作为仁人的最起码的要求来看待的。躬行好孝悌，就能够做到“在家无怨”。
第二，恭敬、诚实、智慧、勇敢、宽厚、勤敏、不怕困难、“守死善道”、“教不倦”等道德要求，构成了仁的主体。另外，刚直、果决、朴质、话不轻易出口等，也接近于仁德。这些道德要求散见于《论语》中，做到了这些道德要求，就基本上可算作一个仁人了。
第三，仁的具体的道德要求还在于：对劳动者要慈惠、宽大，使之富足、知礼、安宁。《论语·阳货》载孔子语，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就算是做到了仁。其中的“惠”字，主要是指对劳动者施以恩惠；其中的“宽”字，意为宽厚、宽大，既可以用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也可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统治阶级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仁者应当“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应当对小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实行教化。孔子还称赞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匡正天下，止息战争，使人民安居乐业，仁人就应当是这样的。
仁这个道德范畴包含了多种道德要求，在这些道德要求中贯穿着“爱人”的道德原则，贯穿着忠恕之道。反过来说，上述三个方面的道德要求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着爱人和忠恕的精神。
研究孔子的仁的思想，不能不探讨仁和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的关系。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礼是从属于仁的。《吕氏春秋》说：“孔子贵仁。”《孟子·滕文公下》也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单纯的礼的形式是毫无意义的，礼的形式只有与道德的、政治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人们的行为才有指导意义。《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子罕》载：“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礼，并不注重烦琐的仪式，而是注重其道德的内容和本质。父母死后，葬之以礼，这是孔子提出的行孝的具体要求之一。然而，孔子认为，举行丧礼，与其仪文周备，倒不如对死者有沉痛的哀悼。对于一般的礼来说，与其铺张浪费，倒不如朴素俭约。礼帽用麻料做成，是合于传统的礼的，现在大家都用丝料，这样省俭些，孔子就同意大家的做法，同意用“纯冕”代替“麻冕”。臣见君，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又磕头，这是传统的礼节，现在大家都免除了堂下的磕头，只升堂后磕头。孔子认为，大家这样做是倨傲的表现。尽管大家都这样做，孔子还是主张传统的礼，要先在堂下磕头。由此可见，礼仪的改革，主要是要看其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道德或仁是内容，礼仪是形式，道德或仁为主，礼仪为从，这在孔子的言论中是极其明显的。
礼也是很重要的，它是仁或道德的文饰、节制。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有了好的聪明才智、好的仁德、好的态度，而不以好的礼仪去行动，那就不是尽善尽美的。这里着重强调了礼的文饰作用。行礼要体现道德或仁，行仁要用礼来修饰，两者配合适当，才算是完美无缺。礼，对于长久地保持仁有重要的作用。春秋末期，统治阶级的地位十分不稳，奴隶主等级制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以恢复传统的正常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同时也希望他的得意弟子颜渊和他一起来完成这一事业。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是把恢复周礼的权威、恢复传统宗法制度的正常秩序看做是仁。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在孔门诸弟子中，恐怕只有颜渊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复礼”的含义绝不只是恢复传统的周礼，它还包含着对传统的“礼”加以改良，使之重新发挥作用的意思。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必然会是上尊下卑，各司其职，无僭越犯上之行，无侵略作乱之事，天下秩序井然，这当然是非常大的仁。复礼是手段，达到仁是目的。恢复了礼的效用，使天下之人都知礼，都行礼，那么，天下也就消除了不仁的现象；能使礼长久地行之有效，人们的仁德也就更能长久地保持。在孔子那里，仁的内容和礼的形式是不可割裂的。离开了礼，仁就没有着落，就不够完美；离开了仁，礼就变为虚伪的客套，变为毫无意义的仪式了。
总之，孔子关于仁（爱人）的思想，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他的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人的认识，这在伦理认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孔子提出的“爱人”的人字，包含了不同等级的人，甚至也包括奴隶在内。孔子的“爱人”，是有差等的爱，是不平等的爱。奴隶主之间、奴隶主和劳动者之间，都可以讲“爱”，只不过是爱的实质、程度和方式不同罢了。“爱人”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它有着多方面的局限。
孔子的仁（爱人）的思想，在历史上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连德国19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费尔巴哈，也对孔子的爱人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费尔巴哈在他的《幸福论》中说道：
费尔巴哈认为，这就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而不是幻想的、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577～5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费尔巴哈以资产阶级的“类”的观点，即近代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孔子的“仁”，赋予了某些孔子的“仁”所没有的意义。为什么孔子的“仁”在几千年以后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为什么孔子所宣扬的“仁”会得到资产阶级思想家费尔巴哈如此高的评价？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