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31日（发表稿）

启明先生：

来信今日读悉。《自己的园地》第五节论《诗的效用》，亦于前数日在《晨报》上得读。先生在那文上面所说的话，我大体同意，原不想做什么辨解；只是我想，我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所说的话底真意，似与先生所言无甚大出入。譬如先生说：“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又说：“文学家虽希望民众能了解自己的艺术，却不必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在这点上论，我底意思，正和先生一样。所以我说：“诗是人生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并非另有一物，却拿来表现人生的；故我宁说：‘诗是人生底表现。’……还是自然而然的表现。”（见《诗》第一号）我又在另一短文上说：“文学是原于一种热烈的冲动，是无所为而然的；一有所为，无论为的是什么，都不算是文学。”（见《时事新报》二十七期《文学旬刊》）我论诗虽侧重在效用一方面，但这效用，正是先生所谓自然的效用。我所主张的文学，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为人生的（for life）。这正和先生底态度相仿佛了。

但我——即到现在——依然怀疑纯艺术观，美的艺术观底立论点。文艺原可以在社会的价值外，另有自身的价值——个人的、主观的；只我却不知道怎样能衡量这个？举个例罢：我做了首新体诗，自己以为是第一流的文艺了；但给先生看，先生却并不感动，甚而至于一切的读者们，也都不能感动；而在同时，我依然深切地自信，这是第一流的诗。在这种光景底下，应该怎样判断？固然，我也知道，纯依理论上说，极端的自由和分离也未为不可；但在实际上，我们总迫切地要求文学与非文学底判断底标准，客观的标准。因为单凭依作者自己底批评，公说有理，婆说有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岂不如乱丝的纷烦吗？若同时须采读者底评论来下判断，这依然回到感染性的问题上。

我相信文艺是在社会中间的个人底；既不是单独的个人底，也不是纯社会底。文学底批评，固然不能纯用功利主义，但也不能专依赖主观上的标准。先生既说：“功利的批评也有一面的理由……”；想也对于这些话表部分的同意。我对于批评文学的意见，诗自然包含着，还和前文里底态度一样，主张社会的效用与个性底发展同时并重。因为现在文艺界，太偏于后者；故我宁稍偏重于文学底社会性。无论批评那一项文艺，我总主张下列的三项标准参互地去应用：（一）感染底程度——深刻与浮浅。（二）感染底范围——多数人与少数人。（三）感染底倾向或性质——人性与非人性，善与不善。以我底批评，纯艺术观论者，太偏重于第一项底应用。托尔斯泰这一派人生艺术论者，又太偏重于第二、三项底应用。《艺术论》底所以可贵，正因为他能补救上一派的缺陷，使文艺家时时不忘人生，使文艺之花，渐渐的烂熳于民众底心田。而且，在中国俳优文学观底馀波下，尤使人不能不有这种“杞人之忧”。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又说：“善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这我也极能承认。但我总觉得要比“美”稍清切一点；即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也未始不可用。我们虽不能从人生哲学上去知道什么是善，至少也可以用生物学底意义来解释。至于美不美，只有用内省法来推知，实在无从用客观的观察来下定义。将来或者有意义明确的一日，但现在却还没有到这个地位，我们不宜专去采用他来做评判底标准。这总也是件事实，不能否认的。讲到道德底标准，应该怎样去应用到文艺上；这在有许多地方很难说的。（如来信所说“恋爱上的占有的欲望”；又如前文所谓“走逆路去求自己底得救……”；他吃印度大麻去造“人工的乐园……”等等。）但有许多地方，却是很显明的，似乎不妨断然地去排斥。（如来信所谓：“真是不道德的思想——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又如现在一班迷恋骸骨的妄人，鼓吹活人学做死人底文艺。）

先生说：“善字的意义，容易误会，以为文学必须劝人为善，像《明圣经》、《阴骘文》一般才行……。”又在来信上说：“我近来不满意于托尔斯泰之说，因为容易入于‘劝善书’的一路，……”这原是不错，是应有的审慎。但这不独“善”是如此。譬如以文学底效用为审美，于是就无形中替诗坛反流者做了辩护；所以他们可以说“用音律泽其思想”这类鬼话来搪塞一切。他们可以说，旧诗有音律，有排偶，所以较美于新诗。况且美是主观的，你觉得这个美，我便觉得那个美，如何便能定是非呢？即他们视骸骨为“绝代丽人”，我们也只有说声“可怜”而已，以外便开口不得。若依人生文学底标准来判断，岂不较痛快么？即使音律真能“泽”了他们底思想，也非我们所顾问的。诗不论是美或是非美，只要引着人们向老衰底路途，我们尽可以一例的去排斥。总之，名实底淆乱，在有数千年历史的语文，是绝不可免的。善固可以比附到“劝善书”；那么，人的文学，何尝不可比附到“大人”、“圣人”这类荒谬的观念呢？现在的我们，只有于用词的时候，时时严切地去下解释、定义，这是我们所应做的，也是我们仅仅所能做的。

在那文第三段里，先生以为民众底赏鉴民谣，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这虽没有充足的实证，不过是一种揣想；（原文也说：“不能断定。”）但我却颇相信，以为有很大的可能性。不但这个，就是克鲁泡特金所谓“……须有相当的一番训练”，在一种解释底下，我也可以承认。（就是指着广义的思想底训练，不是专门艺术底训练。）我正和托尔斯泰一样，不很赞成专门艺术底训练。因为这是一种有所为的训练，容易引人入歧途，容易制造一种有形式无精神，貌合神离的艺术作品。我深切相信一切艺术都不可与生活底努力须臾离开，不是一种可以超越自存的东西。

自然，承认了这两点，我决不会武断“平民文学”可以立刻开花；我即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没有预料有这项事实。我始终没有断言，文艺全部公开于民众之前，在现代，或最近的将来。我只说：“现在底光景不但是历程底一段落……并且还应该、必须去改变。”又说“若将来各方面一齐进步，我敢断言好的诗应都是平民的……”；“凡诗……当然大部分应为平民所了解。平民的诗和通俗的诗，根本上是二而一的。”（均见《诗》一号）我只说应该如何如何，并不是说已是如何如何；我并不是就事实上去否认“平民文学”和“通俗文学”底区别，只是以为这个区别须得逐渐打破，不能认为正当、固定而不可变的。

但我虽承认目前文艺尚因许多特殊的困难，未能平民化；对于将来的期待，却相信有很大的可能性。我在那文中，把这些阻力归纳于四项状况之下，虽未免偏而不全，但却都是些事实，可以而且应该改变的事实。如我提出的第二项：“教育底效力没有普及，有许多较复杂的思想、情感，不容易了解。”这正是需要克氏所谓“相当的训练”。说是受了相当的训练之后，依然没有接近文艺的可能性，这有什么理由呢？

我抗争用“定一尊”的主张，去压迫个性，我抗争“迁就什么”、“为着什么”的文学，正和先生一样的迫切。我也只是希望民众能了解艺术；不过想达到这个希望，不是仅仅地去空想着。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希望呢？只有下列的三条道路：（一）社会底改造。（二）教育底普及。（三）文学者向民间去，创造平民的文学。我不想去求大多数底了解，我想他们自然而然的能了解。

来信还有一句话：“文学底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我对于这个极为信服。这虽足以使从事文艺的朋友们有些短气，但事实上确是如此，我们应得去承认这个。不过须注重“极大”与“无限”这两词，方可免误解底流弊。因为太轻视了文学底感化力，就不免引动一种因袭的俳优思想，这也决不是先生底本意。

先生说，佩服托翁之议论，现在觉得稍狭一点了。我想，我佩服他的地方，也未必较先生更为广大；所以说话就止于此，不再赘说了。

学生平伯

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