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时代文艺版《叶芝诗选》选译者序（节选）

三

叶芝在《假如我二十四岁》（1919）一文中自称年轻时有三大兴趣，其一在于民族主义，其二在于诗歌，其三在于哲学。似乎这些兴趣在他一生中从未减退，而是互相交织、融合，最终被“锤炼统一”，形成体系。而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生的象征，也是他创造的个人神话的结集。其实，他的这番话未必尽是由衷之言。他的真正兴趣只有一个，那就是诗歌。他曾明确地写道：“我一生的事业就是要当艺术家和诗人，不可能有别的事业能与之相提并论。”[14]至于民族主义和所谓哲学（几乎等于神秘主义），其中都不免有游戏的性质在。他曾自承，他所从事的诸如组织政治、文学和神秘社团等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茉德·冈的缘故，是为赢得美人芳心而下的功夫[15]。

如叶芝所自称和众所公认的，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现代）的民族文学——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文学（Anglo-Irish literature），而他是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和其中翘楚。在当时以至今日的爱尔兰，都有大批的摹仿者，可见其影响之大。其影响甚至超越了文学本身，涉及国民心理和生活方式。叶芝曾对茉德·冈说，他想做爱尔兰的维克多·雨果，用诗来赞美爱尔兰古代的英雄和相关的地方，以唤起当代人的自豪感。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像唐纳德·戴维所说，美国在政治和其它方面摆脱殖民地束缚以后很长时间内，在文化方面仍旧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这种殖民地的期限又被托·斯·艾略特等人人为地延长了，[16]那么类似地，起码从语言上讲，叶芝的努力和成就在客观上则起到了延长英国对爱尔兰的文化殖民作用。

不过，若说叶芝的写作对爱尔兰乃至欧洲的政治（如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负有直接责任的话，那也有失公允。这与让尼采和浪漫主义运动为法西斯主义背黑锅类似。奥登在《纪念威·巴·叶芝》（1939）一诗中曾说：“诗不会使什么事情发生”。叶芝本人也说过，好的文学只应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不会被政治即时利用。

其实，以上所论可以说都是叶芝的副作用。他真正的成就还在于他实现了自我价值。无疑，叶芝是个天才，而且是个成功的天才。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生把多种兴趣与工作和生活“锤炼统一”，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创造了一套自我完善的个人神话。圣阿奎那说：“永恒即拥有自我，哪怕在一瞬间”。[17]叶芝找到且成就了自我，因而得以不朽。

按照叶芝的标准，一位天才诗人应当是读众趣味乃至生活方式的创造者，而非迎合者。他就是这样一位喜开风气，敢为天下先，而且颇有预知能力的人。仅就文学技巧方面而言，他可以说有意无意间几乎着着领先了。他得自卡巴拉冥想术的“自由联想”法，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发展几乎同步，而其在写作中的应用早于乔伊斯等的“意识流”。他的实验戏剧被认为影响了荒诞派戏剧。他对“自动书写”的利用亦早于英、美的超现实主义诗派。他对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如庞德、艾略特的启发更是有案可稽的。若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给诗人贴一个标签或送一个雅号的话（我们已有“诗仙”、“诗佛”、“诗圣”、“诗鬼”等），综观其一生行状，那就不妨称之为“诗巫”叶芝。

叶芝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家家庭。祖上是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移民。他在英国伦敦上过四五年小学；中学毕业后，不考大学，而是在都柏林上了两年艺术学校。在校期间开始痴迷诗歌和各种秘法。其后，他决定献身艺术，毕生写作，而不从事任何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1896年，结识格雷戈里夫人等人，开始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发起现代戏剧运动。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叶芝被提名为国会参议员。1923年，“由于他那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富有灵感的诗”，获诺贝尔文学奖。1939年1月，度假期间逝世于法国小城开普马丁，葬于罗克布吕呐。1948年9月，遗体由爱尔兰海军用巡洋舰运回爱尔兰，隆重安葬于斯来沟竺姆克利夫墓园。

作为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和世界文学巨匠之一，叶芝对各种语言的现代诗歌（也包括我国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叶芝逝世以来，英、美等国学者对他的研究不断发展，不时有新成果问世。现在，叶芝研究已成了一门专门学科，有关他的各种学术著作多不胜数。在中国，叶芝研究可以说方兴未艾。尽管叶芝的名声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就已传到中国，而且其作品也开始有了零星的汉语译本。但具有规模的译介和研究则始于八十年代（台湾地区稍早些，大概始于七十年代），至今已有了叶芝作品的多种汉译本。虽然还不能说已有颇具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但叶芝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

四

1981年，我还是北京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在袁可嘉先生等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第一次遇到了威廉·巴特勒·叶芝这个名字。那本书里收录的七首汉译叶芝诗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开始阅读更多的原文叶芝作品。起初，我发现许多诗作措词古奥、句法曲折，而那么多的凯尔特和神秘法术典故更是令人费解。为掌握诗人真意，我决定诉诸翻译。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翻译了近百首叶芝诗作。在这一初步工作的基础上，我还撰写了一篇题为《浅论叶芝》的论文，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为惟一的本科生代表宣读了。那年暑假期间，我去了故乡西安的一家出版社，给文学编辑看了我译的《叶芝诗选》手稿。他们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位诗人的大名，出版自然无望了。然而，我对叶芝的兴趣并未因此而稍减。一年之后，在杨周翰教授指导下，我用英文写成了题为《早期叶芝：梦想仙境的人》的学士论文，并得了高分。

1985年，在李赋宁教授的推荐下，我第一次在《国外文学》季刊上发表了五首汉译叶芝诗，另外五首则收入王佐良教授主编的《英语诗选》（上海译文，1988）中。1993年，我从英国剑桥访学归国不久，得知中国工人出版社打算出版一部叶芝诗全集。赵萝蕤教授出于对我的赏识，推荐我承担汉译工作。这项译事的特别困难之处在于，不论喜欢与否，我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把原本可以避而不译的诗作补充进我原先已有的选译本。作为勉强努力的结果，第一部也是迄今惟一的一部叶芝抒情诗全集汉译本终于1994年问世，不过，其中仅有不足三分之一译文的质量是译者觉得还过得去的。两年后这本书又重印了一次，并换了新的封面，印数累计达到了六千多册。

1997到1998年间，我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为正在写作中的叶芝评传做研究。在斯来沟举办的第39届国际叶芝暑期学校让我有机会重访叶芝故乡。斯来沟美如仙境，无怪乎叶芝从中汲取了无穷灵感。一旦你身临其境，原先从叶芝早期诗歌里得来的那些如梦如幻的朦胧意象一下子都变成了清晰真实的景物，可以随处辨认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叶芝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如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或象征主义者。

我还在爱尔兰的时候，台湾书林出版公司的老板到都柏林找到我，表达了想在台湾地区出版拙译叶芝诗的愿望。于是我从《叶芝抒情诗全集》中选取了约三分之一内容，对照原文仔细校订一过，然后寄往台湾。2000年，我收到了台湾寄来的英汉对照本叶芝（台湾地区改名为叶慈）诗选的样书。就我所知，这本书后来在台湾地区至少重印了两次，尽管那里已经另有几种叶芝诗选汉译本在流行。此前一年间，我的叶芝评传同时由浙江和四川两家出版社出了两个略有差异的版本。这是中国人用汉语写的第一部叶芝研究专著，填补了我国爱尔兰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2003年，我的《叶芝抒情诗全集》修订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改题《叶芝诗集》）。我再次尽力对译文做了修订。两年后，一个书商从那个版本中自行选取了一些译诗，印制了一本英汉对照本《叶芝诗精选》，其中选诗未经我认可，不代表我的最佳水准。

从一开始，我就抱着以叶芝为起点系统研究现代英语诗歌的野心，尝试把文学研究和翻译结合起来。我一边不断修改我的译文，一边从不同角度研究和评论叶芝。到目前为止，除了《叶芝评传》，我还发表了七八篇关于叶芝的论文，包括《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1996）、《叶芝的戏剧实验》（1999）、《叶芝的象征主义》（1999）、《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2000）、《创造自我神话：叶芝作品的互文》（2005）和《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因素》（2008）等，以及若干篇发表在不同杂志、报纸和书籍中的叶芝诗歌解读文章。我还应邀为《20世纪欧美文学史》（北京大学，1995）和新编《欧洲文学史》（商务，2001）等大学教材或参考书撰写有关叶芝的章节。有些文字被高中语文选修课“外国诗歌散文欣赏”教师用书和大学诗歌读本采用。我的研究逐渐加深着我对叶芝其人其作的理解，不时帮助我从翻译中减少着错误。最近出版的《叶芝精选集》（北京燕山，2008）包含诗歌、戏剧、短篇小说、散文、自传等叶芝作品的汉译，是五位译者合作的成果，由我负责选择原文，校订所有译文，并撰写编选者序。当然，我再次借机修订了我的叶芝诗译文。

这次时代文艺出版社筹划出版“外国经典诗人珍藏丛书”，主编柳鸣九先生邀我编选翻译其中的《叶芝诗选》。荣幸之余，我更觉高兴的是，又有了一次修改旧译的机会。较诸前几次较为仓促的小修小改，这次的修订应当有质的改进。首先，我按照丛书规格要求，从“全集”中甄选了相当数量的译诗，取舍标准是译文的质量，而非原作的重要性。其次，我对照原文逐首逐字逐句地修改所选译文，实在不能满意的就只好放弃。最后筛选出了146首。在近四个月的仔细修改过程中，我对叶芝的诗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其语言略带爱尔兰英语特色；措词稍显古旧，但极精当；句法与音律配合得恰到好处，节奏却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相形之下，拙译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尤其是句法与音律的配合，绝难做到像原作那样天衣无缝。尽管如此，我还是尽现有能力改正了旧译中以前失察的理解错误，删减了可有可无的冗词赘语，调整了不够严整的音韵形式，并且据研究所得添加了一些新的注释。但愿修订后的译文读起来少些乖舛，多些凝练与和谐。

《苇间风》，叶芝的第三本诗集这个有些古色古香的汉语译名，是我在八十年代初译叶芝时首创，最初公开发表可见于“叶芝早期诗五首”（《国外文学》1985年第1期）的“译后记”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辞典》（敦煌文艺，1993）“叶芝”词条中，后来一度弃而不用，是嫌它太文雅了，与“全集”风格不谐，不想近年来市面上至少有三种叶芝诗选新译本拿它去作书名，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故在此书中重新起用，以博彩头。

傅浩

2011年1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