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既然条件具备，就立案审理

谁要忘掉你，你就忘掉谁，

谁要不爱你，你也别爱谁；

谁不这样做，

性命垂危无作为。

身患大病不医治啊，

我的心肝儿，

命赴黄泉难挽回。

歌谣

胡安·德·塔皮亚

（《斯图涅加歌谣集》）

1.夤夜群犬狂吠

1932年6月18日晚上9点来钟，米高梅影片公司拍摄的、由查尔斯·劳顿和莫瑞恩·奥沙利文主演的影片《天谴》首映式在冈萨雷斯剧院结束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离开了池座的扶手椅。这个42岁的男人和妻子离了婚，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眼下在《记事报》担任主任编辑。

乌苏卢特兰随着人流朝剧院门厅走去。悬挂在出口处的红色长毛绒门帘上积了很多尘土，越发显得沉甸甸的。走到门帘底下，他觉得有人开玩笑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扭头一看，原来是科斯梅·曼索。这位朋友50岁了，还是个光棍汉，经营杂货生意。曼索冲他一笑，在抹着发蜡的浓密的掩口胡须下露出满口牙齿，镶在牙齿上的金套闪闪发光。

曼索一手搂住乌苏卢特兰的肩膀，一手拿着红色大羊皮帽子，边朝外走，边邀他到普里奥酒家一起喝点儿索洛特兰牌啤酒。普里奥酒家和冈萨雷斯剧院相隔一条街，也是面冲着赫雷斯广场。索洛特兰啤酒是全国首创国产啤酒，刚刚上市。曼索在莱昂市独家代销这种啤酒。他还是斯科特乳化剂厂在莱昂市的独家代销商。乌苏卢特兰戴上帽子，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每天一到这个钟点，普里奥酒家都要接待看完电影前来光顾的常客。两位朋友来到酒家后，朝那张摆放在靠近柜台的角落里的桌子走去。老板阿古斯丁·普里奥亲自过来招呼客人。老板还年轻，刚29岁，街坊们亲切地管他叫“班头儿”。要说这桌子，确实不简单。在莱昂市，它是主要的聚会场所，人称“长舌桌”。由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领导的社团定期在这儿开会，两位刚到的客人都是该社团的成员。萨尔梅龙大夫是外科医生，当晚没有在场。不过，下面我们会有机会详细了解其为人。

在“长舌桌”上，聚会者专门研究关于风流韵事的传闻，证实是真是假，例如：通奸、逃婚、堕胎、非法同居以及用手枪逼着女人怀孕。他们能够准确地说出谁是私生子，哪家寡妇半夜打开房门，同女人姘居的牧师会什么房中术。还仔仔细细地查对市内名门望族卷入的其他丑闻，例如，剥夺遗产继承人的继承权、诈骗、赖账、假造文书、隐瞒税情和伪造破产。

“班头儿”普里奥从老式开耳维纳托冰箱取出几瓶索洛特兰啤酒，走到柜台旁边，掏出随身携带拴在钥匙链上的起子，使劲打开瓶盖。唇边叼着一支香烟，熏得他眯缝着眼睛。普里奥身材矮小，为了拔拔高儿，他踮起脚走过来，把酒瓶端到桌上。

“班头儿”普里奥坐下来，两只脚随便蹬在椅子牚儿上，对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表示祝贺，祝贺他在下午出版的《记事报》上发表了几则谈及当前热门话题的短讯。

第一篇短讯发表在8开4版的头版显要位置上，谈的是围绕着是否同市自来水公司签订新合同市府内部展开的争论。这家公司负责供应全市饮水，老板强烈要求重订合同，目的无非是要提高用户水价。这样一来，对很多人来说水价偏高，最穷的人家干脆用不起自来水。以市长奥内希菲罗·里索博士为首的一批市府成员拒绝批准抬高水价，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合时宜，恣意妄为。罗萨利奥以极大的热忱支持这派意见，同时猛烈抨击其他市府成员，他们不顾公众利益，采取了莫明其妙的犹豫态度。

另外两则短讯也刊登在头版。第二则短讯谈的是今冬雨水格外多，在多雨季节疟蚊大量孳生。短讯揭露说卫生部门玩忽职守，致使蚊虫随意繁殖。厨房和洗衣店的脏水径直流到行人众多的大街上，疟蚊在脏水沟、臭水坑里自在逍遥。假如这些蚊虫都是母鸡，鸡蛋就不会缺了；假如都是母牛，牛奶也不会少了。这种不正常情况对市民造成极大威胁。疟蚊叮咬引起了疟疾，进而造成恶性热病流行，在市民中，尤其是青年人中，已有数人发病死亡。

最后一则短讯谈的是野狗太多。在大街上和其他人群聚集的场所，例如市场、广场和教堂的门厅里，野狗自由自在地东跑西跑。在药店和商店门口儿，搅扰顾客。在太平洋铁路车站的站台上，跟火车乘客瞎捣乱。尤其给车夫和汽车司机带来麻烦。阿尔古埃约药店进口的“巴耶”黄色药面几经试用，证明无效。尽管如此，市民们还是把药面儿撒在大门口儿和边道上。要说赶野狗嘛，没有多大用处，反倒把街面弄得脏兮兮的。

这还不算，野狗咬了人，业已发现几起确凿无疑的狂犬病例。因此，人们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现任警察局局长爱德华·韦恩下令批准那些有责任心的市民到药店里购买毒药。在致命的生物碱中，杀野狗数马钱子碱最为有效。过去几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头头儿采取过这类措施，深受市民赞扬。

礼拜堂的晚钟敲过10下，几位朋友握手道别。报纸编辑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朝皇家大街方向走去。他的家在拉博里奥区埃斯帕尼奥利塔街上。乌苏卢特兰穿了一身白，上身是一件白衬衣，他认为外套这种衣服既不实用，又惹人讨厌。衬衣领口上系着一个铜纽扣儿。他在阒无一人的人行道上边走边低声吹着口哨儿，又想起了《天谴》这部影片。

明天，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要写一则短评，题目是《必须禁止明显不宜上映的影片》。他打算提醒读者认清这部影片情节中包含的危险。某些肆无忌惮的人看了影片，会从制造道德毒品的艺术中受到启示。那个由查尔斯·劳顿成功扮演的纨绔子弟施展种种精心策划的计谋，毒死了波士顿上层社会的一个又一个标致的姑娘，还把无辜受害者的名单记在一本秘密日记上。后来，名单落到警察局手里。但为时已晚，氰化物已经干下了杀人勾当。影片提供的就是这么个例子。乌苏卢特兰还要表明他对影片结尾的反感。杀人犯查尔斯·劳顿伏法前坐在电椅上，拒绝接受监狱牧师对他的精神救助，反而阴鸷地大笑一阵，嘲弄牧师。

天边布满乌云，闪电不时照亮夜空。沿皇家大街有两排电线杆，黄铜灯罩下的灯泡散发出昏黄的光线，远不足以驱赶笼罩着宽阔大街的浓重阴影。这条街从普里奥酒家延伸到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沿街尽是大铁门、门厅和封闭式阳台。昏暗的路灯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尚不能保证老实的市民免遭歹徒的欺凌。市府成员先生们，请问：纳税人的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的思路被一阵犬吠声打断。皇家大街上闹成一片。大门和门厅里面也响起了狗叫声，仿佛所有关在家里的狗都同时醒来，受到同样的惊吓。又朝前走几步，乌苏卢特兰看见一只狗躺在便道上，边抽搐边呕吐，正在垂死挣扎。再往前，又发现一条狗，两条后腿直僵僵的，把身体贴在一扇大门的门槛上，艰难地往前爬动。

快走到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拐角的地方，他望见在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所前有两条黑影在打架。他把身体贴在弗朗西斯科·华雷斯·阿雍博士家的外墙上。阿雍博士的家和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所正好形成一个拐角，对面就是教堂的大门。在两个打架的人当中，乌苏卢特兰认出一个人，就是达比希雷大夫。一个小时前他还看见大夫在电影散场后从剧院出来。大夫那件带红飘带的黑斗篷在后背上来回飘舞，只听他气喘吁吁地破口大骂。这位上年纪的大夫素来待人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那些脏话，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个胖子嬉皮笑脸地要从老大夫手里夺下手杖，没留神脚下一滑，跪倒在地上。他两手扶地打算站起来，达比希雷大夫乘机抡起手杖，下死劲地猛砸他的后背，打得他鬼哭狼嚎。就在这工夫儿，乌苏卢特兰分明听到从暗影里传来一阵嘲笑声。他惊讶地转过身来，瞥见在教堂门口儿的一棵柏树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黑衣服的人。只见他两手拄着手杖观看大夫打人，脸上露出又不安又开心的神色。

达比希雷大夫气呼呼地用手杖指了指门口儿那条狗。狗正顺着台阶，吃力地朝诊所大门爬。胖子趁这个机会连忙逃走。他身体肥胖，可爬起来那股灵巧劲儿真是令人赞叹。他从地上拣起窄边儿草帽，直起腰来，朝一辆马车飞快跑去。马车正朝普里奥酒家方向飞奔而下。

胖子追上马车，勒住驾车的牲口，急急忙忙爬上车去。坐到车座儿上以后，从远处朝那个穿着一身黑的人打了个手势。那个人不慌不忙地离开刚才看打架的地方，迈着四方步朝马车走去。走过达比希雷大夫跟前，十分潇洒地挥了挥手杖，向大夫打了个招呼。

上面提到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年逾73岁，以行医为业，两次丧偶。1933年10月19日，此人向刑事法庭首席法官表示，他没有看见被调查的人从眼前经过，也没有留意他向自己打过招呼，因为当时他正猫着腰照拂那条名叫“医神”的狗。后来，他用斗篷把狗包好，抱进诊所，进行紧急救护，控制它吞下的毒药药性发作。结果救治无效，那只狗终于死亡。

证人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年龄、职业及一般特点前已述及。在1933年10月17日的证词中，他详细地讲述了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肯定地说：据他所知，那个在街上挨打的身体肥胖的人是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系莱昂市人，当时是见习律师，现在是律师、公证人；他认识此人，并与其有交往。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表示：那个在教堂门口观看打架、后来向达比希雷打招呼的人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博士，系危地马拉人，当时也是见习律师，现在是律师、公证人；他也认识此人，并与其有交往。

为了增加证词的分量，证人说，当天晚上他曾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给阿利·瓦内加斯学士。当时瓦内加斯正在皇家大街自己的寓所里敞着门学习。瓦内加斯的家在下一条街上，和鲁文·达里奥[4]的故居相邻，目前那里正关着疯子诗人阿尔丰索·科尔特斯。证人说，可以向阿利·瓦内加斯学士询问证人是否在当天晚上确实向他讲述过这件事，告诉他毒死狗的是上面提到的奥维埃多和卡斯塔涅达。

阿利·瓦内加斯学士在法庭上担任法官秘书，对当时不准他发言未置一词，只是将证词记录在法庭专用的公文纸上，然后装订好，装入卷宗。1933年10月18日，轮到他作为证人接受质询时，他全面肯定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证词。

法官要求证人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进一步说明那个在教堂门口观看打架、身穿黑衣的人有什么特征。证人认定，毫无疑问那个人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当时的确一片漆黑，路灯昏暗；不过，当天晚上，大雨将至，不停地打闪，在闪电的亮光中，他看清了对方的面容。后来，证人看见他离开皇家大街，顺便向达比希雷大夫打了个招呼。身材、相貌都不会错，打招呼时用的那柄带蚌壳把儿的手杖也是他随身携带的物件。

2.寻找致命的毒药

从1932年6月18日下午起，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开始捕杀野狗。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那条名叫“医神”的狗就成为最后一个牺牲品。这两个人把熟肉切成块儿，沾上马钱子碱，给野狗下毒。这件事在几位证人向莱昂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提供的证词中得到充分证明。

第一份证词是由阿莱汉德罗·佩雷拉先生提供的。此人62岁，已婚，系退役军人，时任莱昂警察局局长、美国海军陆战队爱德华·韦恩上尉的秘书。佩雷拉因患半身不遂，身体虚弱，只能在病榻上作证。1933年10月14日，他说：

我记得大概是在1932年6月的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见习律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和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来到韦恩上尉的办公室。我知道，这两个人好逗弄人，爱开玩笑，到处惹事。不过，涉及到法律和警务方面的事，他们还是懂得规矩的，时不时地到警察局来。

当时韦恩上尉不在办公室，他们一边等上尉一边和证人聊天儿。除了其他问题，他们谈及民用自来水涨价问题，这件事惹得居民情绪激动；还有到处都是野狗的问题。证人认为《记事报》呼吁准许有责任心的市民使用毒药是很有道理的。谈到这里，他们乘机表明此次来访的目的就是请求韦恩上尉下令让本市一家药店卖给他们一瓶马钱子碱，让他们去消灭野狗。

这两个人素来诚实可靠，为人们一致公认。证人认为可以做主，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不必等韦恩上尉回来，于是就把局长存放在写字台抽屉里的一个几乎装满马钱子碱的小瓶子交给了他们。瓶子的大小和样子与药铺里卖的一模一样。因此，没有发给他们准用证。

大卫·阿尔古埃约大夫，职业是药学家，已婚，52岁，系在商业大街上开业的阿尔古埃约药店的业主和经理，家住该药店内院。他在1933年10月19日的证词中说：根据警察局长签署的准许证——他把准许证保留在档案中，随时可以出示——卖给奥维埃多和卡斯塔涅达八分之一盎司瓶装马钱子碱。瓶子是满的，外有戳记，内装30克马钱子碱，足够配制20份儿毒饵，每份儿1.5克，能毒死20条狗。他说，那只小瓶儿和罗斯大夫用来装粉红色通便药丸的玻璃瓶一样。

听到这两种不同说法，本案法官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决定调查一下这两个给狗下毒的人是否在两个不同的日期弄到马钱子碱的。法官就此传讯了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奥克塔维奥，已婚，27岁，职业是律师，住在市中心圣胡安区。

证人——大家都管他叫“圆球”奥维埃多——在1933年10月17日向法官提供的长篇证词中说：就在1932年6月18日，韦恩上尉回到办公室后，签署了准用证，佩雷拉让他们拿着准用证前往阿尔古埃约药店。他们从警方拿到马钱子碱只有这么一次。从来没有从写字台抽屉里直接拿到过毒药。因此，他认为目前正在对证的佩雷拉的说法是该证人记忆有误。另外，大卫·阿尔古埃约大夫后来把这项书面命令交给了法官，并列入档案，上面的日期确实是1932年6月18日。

1933年9月26日夜晚，也就是说本案审理——“圆球”奥维埃多将要在审理中出庭作证——尚未开始，“圆球”奥维埃多被科斯梅·曼索叫去，先在“长舌桌”聚会者面前出了一次庭。那天，冈萨雷斯剧院的电影刚一散场（一般地说，不管放映什么片子，他总要去看一看，除非有更要紧的事），他就来到普里奥酒家。

前面已经说过，主持“长舌桌”的是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他打算仔细认真地向“圆球”奥维埃多询问一下有关那天在大街上捕杀野狗的经过，准备把听到的情况记录在斯奎布社馈赠的笔记本上。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以后自会明白。“圆球”奥维埃多喝了一气“冠军牌”甘蔗酒加上沙勒可乐（一种康复期滋补饮料）后，把这次冒险行动的细节大肆炫耀了一番，根本没去想提问者有什么意图。

1932年6月18日早晨，“圆球”奥维埃多只穿着背心裤衩，靠在桌子上阅读头一天下午的《记事报》（按照该报领导的规定，报纸上标明第二天的日期）。桌子上没铺桌布，吃剩下的丰盛早餐撂在一旁。他妻子叶尔芭和每天早晨一样，站在远处，一边给院子里的花木浇水，一边埋怨他吃得太多。

“圆球”奥维埃多也和每天早晨一样喝下一杯“皮科特”加盐葡萄汁，缓解一下胃部的不舒服，近日来他一直闹胃病。放下杯子后，又看了一遍有关野狗的短讯。他一门心思只想着达比希雷大夫养的那群狗。这位老医生毕业于索邦大学。自从第二个妻子去世之后，他就在皇家大街的诊所里和几只阿尔萨斯狗相依为命。毒死这些狗的想法像一根顽皮的芒刺扎在奥维埃多的脑海里。

上午9点，“圆球”奥维埃多身穿浅咖啡色麻布上衣，系着一条带花点的领带，涂着发蜡的浓密卷发上斜扣一顶窄边草帽。他从圣胡安区的家里出来，前往大都旅馆去找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这一天，他俩要开始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

大都旅馆和他家相隔几条街。这天上午，他情绪不错，决定一路走过去。在路上，他惊奇地发现没有多少野狗，并不像《记事报》那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宣扬的那样。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对达比希雷大夫豢养的狗族大开杀戒的计划。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穿了一身黑衣服，拿着手杖，正在房门口儿等他。自从妻子来到莱昂后，他就住在大都旅馆的这间房子里。他们俩一起穿过马路，准备走过一条街前往大学，到图书馆找些法典和必要的参考书开始复习。去大学的路上，正好从孔特雷拉斯家门前经过。

这时候，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手拿着《记事报》正从和客厅相连的角门里走出来。他们朝堂·卡门招了招手，并没想停下来。可堂·卡门扬了扬报纸，叫住了他们。

两个人穿过马路，在“拉法玛”商店门前的便道上等着堂·卡门走过来。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在维希-塞莱斯廷矿泉水的巨大的瓶子下面交谈起来。瓶子是用木头做的，用两根链子吊在屋檐下。

“瞧这些药面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用手杖指了指沾满黄药面的鞋底，“管用吗？”

“一点儿也不管用，朋友。”堂·卡门难过地摇了摇头。

“起不了毒药的作用，不像那上面说的啊。”“圆球”奥维埃多急匆匆地冲着堂·卡门手里拿着的报纸努了努嘴。

“这份报纸？净说瞎话。”堂·卡门把报纸指给他们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不，又冲着我来了。难道说他们希望自来水公司破产，让大伙儿都渴死？水价太不合理了。”

“甭担心，我会帮您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把手杖交到另一只手里，搂住堂·卡门的肩膀，“我不是答应过您吗，我去和罗萨利奥谈一谈。罗萨利奥是个好人。”

“圆球”奥维埃多没看过有关反对自来水公司提高水价的消息，没有发表意见。他一心只想着野狗的事，琢磨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除掉那些野狗。这些狗时时搅扰手无寸铁的市民。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人们居然遇到野狗挡道，随时都有被狗咬伤的危险。

“这些药面儿不能用，堂·卡门。”“圆球”奥维埃多在水沟边上蹭了蹭鞋底，“您是位受人尊敬的人，应该提出申请，让他们同意您使用毒药。这么一来，野狗就不会跟商店的顾客瞎捣乱了。”

“说得对，朋友。”堂·卡门舒了口气，“我和工程师坐车到自来水厂检查水泵的时候，也看见了，真够猖狂的。”

“比《记事报》的查利奥[5]·乌苏卢特兰还猖狂。”卡斯塔涅达把手杖夹在腋下，高兴得一边拍手一边哈哈大笑。

堂·卡门也笑了，只是不那么起劲。手里那张报纸似乎搅得他心烦意乱。

“水厂里的狗可以由我们来对付。”“圆球”奥维埃多用草帽扇着脸，“当然啦，只要能搞到药。”

堂·卡门饶有兴趣地瞅着他。“圆球”奥维埃多还记得在堂·卡门凌乱的眉毛下那对金鱼眼里闪烁着讥讽的虚情假意的目光，鹰钩鼻子的鼻翼胡乱地一张一合，好像在找到一句挖苦话之前先要嗅一嗅，那双薄薄的嘴唇似乎要吐出一句文雅的话语，可是仓促间说出来的却是几句粗言恶语。“圆球”奥维埃多会对“长舌桌”聚会的人说，虽然堂·卡门有钱，可他是一个下贱的小气鬼。奥维埃多嘴角上挂着一副轻蔑的表情，好像含了满嘴“冠军牌”甘蔗酒。

“你们要是搞到毒药，肉归我拿。”堂·卡门不好意思地垂下目光，“可以在我家里煮熟了，分成份儿。”

“用不着煮熟。”看样子，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有点儿厌烦了，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弄得“圆球”奥维埃多心里不大痛快，“在危地马拉，我们管狗吃的肉叫‘饵’。用的都是生肉。”

“这儿的习惯是喂熟肉。”堂·卡门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两地的习惯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生的也罢，熟的也罢，肉总还是肉。”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压低了声音，叫他们俩凑近点儿，用调皮的语调说，“堂·卡门，您喜欢什么样的肉？像鲁文·达里奥说的天蓝色的肉？”

“你们还是快去找美国佬儿吧，让他们下令准许你们买毒药。这儿有，这儿有。”堂·卡门假装没听见，找出钱包，哆里哆嗦地拿出一张5个科尔多瓦的票子，“告诉韦恩，就说你们是从我这儿去的。”

“圆球”奥维埃多毫不迟疑地抓过那张钞票，几乎是劈手夺过去的。一想起当时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看见他拿了钱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笑得下巴颏上的肉直颤颤。

“等你们弄到马钱子碱，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自来水厂，毒死那些野狗。”堂·卡门收起了钱包。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朝他敬了个礼，用手碰了碰帽檐儿，表示告辞。他们俩继续往前走，谁也没说话。“圆球”奥维埃多担心卡斯塔涅达不想再介入买毒药的事。但是，走到拐弯的地方，卡斯塔涅达却用手杖指了指去赫雷斯广场的方向。于是，他们朝警察局走去。

我们已经知道，1933年10月17日，“圆球”奥维埃多要到刑事法庭出庭作证，下面我们将读到他的证词中包含的各方面的事实。眼下，我们只想介绍一下1932年6月18日捕杀野狗的事。大厅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圆球”奥维埃多坐在法官台子对面的小椅子上。人群在椅子后面你推我搡。那些挤不进去留在走廊上的人听不见证词的细节，里面的人就把话传出去。“圆球”奥维埃多满身大汗，好像刚刚穿着衣服洗过澡似的。他精神极度紧张，几星期前在“长舌桌”上大吹特吹自己遇事镇定时的那股高兴劲儿消逝得无影无踪。

他不住气地喝水，那些看热闹的人专管给他往水杯里倒水。对法官的提问，他的回答是：

证人说，他们在阿尔古埃约药店弄到毒药后，没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而是回到他在圣胡安区的家，准备毒饵。卡斯塔涅达离开了一阵子，到孔特雷拉斯家找堂·卡门要他原先答应给的肉。证人从客厅的镜框上取下一块玻璃，把小瓶儿里的毒药倒在玻璃上，用小刀把药分成20份儿。然后，用同一把小刀把毒药涂在一块块肉上。这个活儿是在院子尽头处干的，离开厨房远远的，免得食物沾上毒药。他们把一块块肉用线扎好，用起来毒药就不会沾到手上。线是从他妻子的缝纫机抽屉里找到的一个线轴上揪下来的。他可以确切无误地肯定说，20份儿毒饵准备完毕后，瓶子里绝对没剩下一点儿马钱子碱。他还亲手把空药瓶扔进厕所里，免得让淘气的孩子们拿走。

他希望尽早开始捕杀野狗，可是卡斯塔涅达拦住了他。卡斯塔涅达说，最好别让人家看见他们光天化日之下毒野狗。不然的话，人家会说他们游手好闲，虽说《记事报》一直在说给野狗下毒是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干的事。他妻子也同意这种意见。证人在准备毒饵的时候，他妻子不住地跟他开玩笑，只是不想帮任何忙。

他又说，卡斯塔涅达还提出一条理由：堂·卡门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去。听到这个消息，证人感到吃惊，心里很不痛快，他根本没把堂·卡门上午说的话当回事。要是堂·卡门和他们一起去，准得打乱他们的计划。

他说，卡斯塔涅达保证说，正像堂·卡门上午说的那样，他只是跟他们一起去杀死水厂附近的狗。这样一来，证人也就放心了。另外，卡斯塔涅达还开玩笑地说，既然《记事报》呼吁让德高望重的人使用毒药，那么，在第一阶段有堂·卡门陪着就再好不过了，恰好证明杀狗是一桩义举。说到这儿，他妻子再次插话说，如果考官发现他们在大街上胡闹，不好好学习，延期毕业的可不是堂·卡门。

证人继续说：大约在下午6点钟，堂·卡门乘坐那辆黑色帕卡德汽车来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到水厂周围下毒药。堂·卡门亲自操纵方向盘，当时显得特别高兴，谈笑风生。每当看到有只狗用尖牙去咬他们扔下的带毒的小块肉，他就松开方向盘，搓搓双手，美滋滋地偷偷一笑。

水厂的事儿办完以后，堂·卡门在把他们送到证人家门口之前，要求他们别忘了给堂·马卡里奥·卡里略的狗喂一份儿肉。卡里略是个音乐爱好者，家住在堂·卡门家东边第四个门。他养的那条狗常在“拉法玛”商店的便道上拉屎，堂·卡门老得往狗屎上撒锯末。大约晚上8点15分，他们从门洞里把狗引到走廊尽头。那只狗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他们给了它一大块毒饵。

大约在晚上8点钟，他们乘坐证人父亲那辆马车出来进行最后一次捕杀。他们在棚里套上牲口，带上剩下的毒饵。当时还有15份。毒饵放在装“星牌”香皂的松木盒子里。他们跑过几条街，仿佛是出来溜溜。沿路上，遇见狗就偷偷地扔出一块沾了毒药的肉。毒死的狗数皇家大街最多，最后只剩下一份儿了。

他们把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所放在最后。估计是在晚上10点钟，他们走到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附近。到这个钟点，达比希雷大夫该上床睡觉了。这工夫儿，只剩下一份儿狗饵了。他们把毒饵给了在诊所门前碰见的唯一一只阿尔萨斯狗。达比希雷大夫养了好多狗，通常放出几只狗整夜守在门口儿。

证人手提着拴毒肉的线下了车，小心翼翼地朝便道走过来。那只狗是凶猛的种儿，根本不想咬那块肉。他千哄着万哄着，总算把那只狗叫了过来。狗捡起那块要命的肉，静静地吃了下去。

他们正要回到车上，达比希雷大夫突然出现在大街上。他们本以为大夫早在卧室里睡着了呐。达比希雷大夫一看见证人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又发现他的狗正在吃肉，马上猜到准是毒饵。所以他才一反常态，暴跳如雷。

“我滑倒了，那个婊子养的狠狠地用手杖打我。”“圆球”奥维埃多在空中挥着手，好似用手杖打人。后来，他倒在地上，十分夸张地用手护住脑袋。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呢，他没过来保护你？”萨尔梅龙大夫用两只手慢慢打着榧子。

“他飞快地从车上下来，躲到教堂前庭的一棵柏树后面，太不够朋友了。”“圆球”奥维埃多仍然蜷缩在地上，好像还在强忍着手杖的敲打。

“你说中毒死去的狗一共是20只。”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指沾了沾唾沫，翻动着斯奎布笔记本。

“20只，单子已经交给您了。”“圆球”奥维埃多连连呼气，好似为了逃脱挨打快步跑到车上，正在恢复体力，“到诊所前，我们把毒饵乱扔一气。不过，好在那儿只有一只狗。它把剩下的最后一份儿肉吃下去了。”

“这么说，毒药一点儿也没剩下。”萨尔梅龙大夫把铅笔丢在一边儿，拧开自来水笔，急匆匆地写了些什么，仿佛在开药方。

“一丁点儿也没剩。20份儿药，20条狗。”“圆球”奥维埃多吼叫了一声。他模仿狗中毒后“嗷嗷”乱叫，弄得椅子乒乓直响。

3.他从监狱里大声疾呼：我是无辜的！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

专门会见本报记者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

※ 第21监狱向《记事报》慷慨敞开大门

※ 外貌和简历

※ 犯人对自己处境的看法

※ 那个名叫拉法埃尔·乌维科的青年人暴死在哥斯达黎加的情况

※ 犯人肯定其妻一直身染重病

※ 犯人和孔特雷拉斯一家人的关系

※ “我压根儿没给过堂·卡门食物或药物，也没给过玛蒂尔德”

※ 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的化验是靠不住的

※ 犯人对可能进行的开棺验尸的看法

※ 他回到尼加拉瓜的原因

※ 犯人谈忌妒和政治迫害

※ 犯人将进行自我辩护

日落西山。1933年10月15日下午6点。高贵的市民们还跪在地上做“奉告祈祷”，显得颇为激动。大教堂的钟轻轻地敲击了6下。随着钟声，我登上监狱的台阶。阿纳斯塔西奥·奥蒂斯上尉慨然前头引路，带着我往里走。来到阴暗潮湿的石头走廊东头儿，他说：“这儿就是牢房。”四下里一片死寂，令人不寒而栗，只有置身于空无一人的寺庙或公墓中才会产生类似的感觉。我停住脚步，站了几秒钟。举目一望，只见走廊尽头处有一扇窗户。残阳透过窗棂射进几道四方形光线。牢房里有一张简陋的床铺。一名囚犯坐在床上，双臂交叉，支在一张粗糙的小松木桌上，低头沉思。这张桌子既用来吃饭，又用来写字。桌上放着几本书、几份报纸，还有一只搪瓷杯、一瓶水。此外，一无所有。

犯人蓦地扫过来一眼。此人中等身材，皮肤白皙，嘴唇和下巴上的胡须剃得溜光。一张鹅蛋脸，下巴朝外努着。头发漆黑，直溜溜的。眼镜后面，目光显得又温和又迷茫。嘴巴不大，嘴唇薄薄的。胸部凹陷，前额不宽不窄。鼻子挺直，鼻端扁平。整个外表显得刚毅、狡黠而又谨慎。犯罪学家可以根据测量头盖骨以及准确确定形态比例和特征在此人身上试验一下关于遗传和“天生犯罪”的响当当的学说。然而，除了这些科学考虑外，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个颇具吸引力的男性标本。莱昂市上层社会的女性几乎一致认为他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抗拒，还是嗜杀成性？是不是一种特征掩盖着另一种特征？

他身穿一件黑开司米上衣，扎一条黑领带。即使独自一人待在牢房里，仍然没有脱掉常年穿戴的丧服。熟人也好，生人也好，在他们眼里，丧服给这个外国青年的为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消息说，他是为母亲的仙逝终身服丧的。当时他还是个少年，亲眼看见母亲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中撒手而去。这幕惨剧不仅决定了他常年身着丧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深深地影响到他的行为，使其行动变幻无常。

他看见我站在牢房门口，耸了一下眉毛——这个动作十分独特——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轻声请我进去。我寒暄了一句，他感动得一个劲儿向我道谢。那位在莱昂市上流社会各家的客厅里使俊俏妇女一见倾心的光彩夺目的绅士，难道说是眼前这个愁云满面的孤独的囚犯吗？毫无疑问，正是此人，只是今天他被噩运的闪电击得灰心丧气。

采访开始了。

“卡斯塔涅达博士，国内外报纸对发生在莱昂市的轰动一时的悲剧众说纷纭，而您正是热烈议论的对象，对您提出了种种揣测。您是否愿意为渴望了解事实真相的《记事报》的读者回答几个问题？”

他思索了几秒钟，头部缓缓动了几下，回答说：

“我愿意，乌苏卢特兰先生。”（停顿）

他双手捧住前额，俯身在桌子上，又瞟了我一眼。看得出，他很悲伤，眼睛里充满疲惫和绝望的神情。接着，他摘掉眼镜。

“您多大岁数？家庭情况如何？”

“1908年1月18日，我出生在危地马拉共和国萨卡帕市（他的额头上出现一道浅浅的皱纹）。父亲名叫里卡多·卡斯塔涅达·帕斯，是退休军人，六个月前得了风湿病。弟弟叫古斯塔沃，是个19岁的青年人，在危地马拉医学院和外科学院三年级学习，目前正在准备考试。还有个弟弟，也叫里卡多·卡斯塔涅达的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外科，快毕业了。”

“您的学历呢？”

“我在危地马拉育英学校读过小学。在奇基木拉市的东方国立学校中学毕业。后来在圣·卡洛斯·博罗梅奥大学开始学习法学，在这儿，在莱昂完成了学业。1933年，也就是今年2月21日毕业，专业是律师。”

“您担任过什么公职？”

“1926年，我在危地马拉公共教育部担任办公室主任。随后，也就是同一年，任公共教育部副部长。”

“您是说，18岁那年您就成为危地马拉最高政府的内阁成员？”

他用惊讶的目光瞥了我一眼，似乎我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不过，紧接着他又莞尔一笑，回答说：

“是的，是这样。几年后，我进入外交界。1929年，我被委派为危地马拉驻哥斯达黎加使团的随员。那年年底，我担任了驻尼加拉瓜使团的秘书。打那时起，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特殊的好感。”

“您是在哥斯达黎加认识那个名叫拉法埃尔·乌维科的青年人的？”

他的面部表情顿时变得又严厉又充满疑惑。他用手指连连敲击粗糙的桌面。

“完全正确。1929年11月22日他死在圣何塞。当时他是使团秘书，我刚才说过，我是随员。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死因呢？”

他的眼神越发显得杌陧不安，表情更加激愤，更加烦躁。

“给他瞧过病的大夫一致认为是‘酒精中毒引起的肾昏迷’。我的年轻的朋友乌维科住在德意志膳宿公寓，离炮兵广场的中央邮政局很近。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尼萨膳宿公寓，在金属大楼东侧，离莫拉桑公园不远。

“乌维科去世前夕，Lilly Rohrmoser小姐（卡斯塔涅达博士慨然相助，帮我把这个姓写在笔记本上）和堂·吉列莫·巴尔加斯·法西奥在圣何塞举行了婚礼，喜事办得很讲排场，成为圣何塞前所未有的社会要事。”

“您参加婚礼了吗？”

“没有。乌维科倒是参加了。很遗憾，他和往常一样开怀畅饮一番。朋友们先让他在新娘家中举行婚礼的一间客厅里休息了一个小时，在将近凌晨3点钟的时候，送他回到德意志膳宿公寓，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在住所里，给他服了一些药，为他解酒。”

“后来您去服侍过他吗？”

犯人眼睛闪过一道阴影。他用手抹了抹脸，仿佛赶走一只讨厌的大麻蝇。

“上午9点钟左右，我作为朋友赶去看望他。乌维科要我到他那儿去，德意志膳宿公寓的一个女用人替他给我挂了个电话。看到他身体十分虚弱，我给危地马拉医生佩德罗·乌尔塔多·佩尼亚去了电话。然后，我到使团住处去找阿尔弗雷多·斯金纳·克利硕士。他到了住所，大夫当着他的面儿说病人身体虚弱，病情极其严重。公寓的女房东又叫来一位医生，他是马里亚诺·菲格雷斯大夫，他也是这个看法。”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给他吃过什么药吗？”

“乌维科每次喝酒喝伤了，都要喝一种叫‘泽勒酒’的特殊药，那是一种盐类。喝下去以后不见效，乌尔塔多·佩尼亚大夫又迟迟不来。他要我到药房去买小苏打。根据药剂师的意见，我给他买了一瓶布洛姆矿泉水。喝了，也不见效。大夫给他打了针，灌了肠。结果都无济于事。”

“乌维科死了以后呢？”

“斯金纳·克利大使先生安排了尸体解剖，检查肠胃里的液体，还检查了给死者服用过的药物。”

“为什么要做这些安排？难道说是怀疑有人害死了他？”

年轻的律师慢慢腾腾地把眼镜戴上，仿佛要仔细地看看我。他的悲哀的眼神里带有一些怜悯的神情。

“是严格按照《危地马拉外交条例》办事。《条例》规定，在这类情况下一定要这样处理。”

“科学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呢？”

“哥斯达黎加国家化验所所长加斯东·米肖先生提出了一份正式报告，已列入调查案卷。其中说，经过一丝不苟的分析，证明内脏和体液中不含有任何毒物。关于药品的结论也是一样。”

夜幕降临了。一只悬挂在电线上的孤零零的灯泡在牢房的天花板下散发着亮光。几分钟前，犯人站起来拉亮了电灯。

“这是您第一次会见报界吗？”

“是的。直到现在我才能说话。一周来我和外界完全隔绝。报上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根据。我很感激您，乌苏卢特兰先生，您给了我发表谈话的机会。我的谈话可以让许多朋友稍稍放点儿心，他们应该知道我的心灵像玻璃一样透明。”

“您知道您为什么坐牢吗？”

犯人在窄小的牢房里慢腾腾地来回走动，显得十分气忿。

“是国民警卫队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6]下令逮捕我的。可是，直到今天，有关司法当局才给我看了逮捕证。这只能说明他们在程序上是非法的。”

我的采访对象没有直接回答问题。我也不打算强使他回答。不过，记者的责任感占了上风，我又提出下面的问题。

“关于您妻子玛尔塔之死传闻甚多，您听到了吗？”

他不再走动了，回到了座位前，似乎巨大的悲痛使他颓然跌坐下来。

“是啊，很遗憾，我听说啦。我妻子身体十分虚弱，时不时地月经不止。在这儿还不幸染上严重的疟疾。我曾向刑事法庭法官提出要求，请他对我妻子的尸体开棺检验，虽说这对我是非常痛苦的事，目的无非是要彻底证明一下她不是死于中毒，而是像为她治疗过的医生们当时诊断的那样死于恶性热病。那些流言蜚语深深刺痛了我的感情，对此您是很难想象的。对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去世，我感到万分悲痛，可有的人还是残酷地、恶意地散布了许多谣言，这也深深刺痛了我的感情。对孔特雷拉斯小姐也应该开棺验尸。”

说罢，犯人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昂起下巴，仿佛不仅在向我挑战，而且向全社会——过去对他百般赞扬、如今转而反对他的社会——挑战。

“您本人提到了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死。司法当局根据她暴死的情况也在研究她是不是中毒身亡。对此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犯人的眼睛里噙满泪水。手边没有手帕，他用手指节揩干眼泪。

“您可以相信，要是我能自由行动，我早就挺身而出，批驳那些无耻的谰言，保护自己了。对我来说，玛蒂尔德是高贵品德的熔炉，是善良和魅力的源泉。她和我妻子一样正值豆蔻年华，不幸夭亡，两个人得的是同一种病，都是恶性热病。她对我有好感，敬重我。现在，那些卑鄙的风言风语、造谣中伤使我落到这步田地。她从另一个世界看到我的处境，一定要难过死了。”

他又停了下来。看样子，回忆往事搅得他心烦意乱，仿佛昔日生活的阴影环绕着孤独的囚犯，在凄清的牢房里徘徊。他预感到下面我要提出什么问题，用沮丧的目光望着我。

“由于堂·卡门·孔特雷拉斯的暴卒，您被捕入狱，而您又曾经作为这个苦难的家庭的客人借住在他家里。就此，您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读者说一说吗？”

“对堂·卡门的意外去世，我从心底里深感悲痛。他是我的好朋友。生前，他择友的标准十分严格，本人能忝在相知之列，甚为荣幸。”

“在堂·卡门去世那天，您给过他食物或药物吗？”

“压根儿没有。可以请先生的家属们说一说，他们对我的行为正直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可以提出堂娜·芙洛拉，死者的悲痛万分的妻子，请她来证明一下我的话是真是假。在饭厅里，是家属和用人端菜上饭。堂·卡门自己服药，自己保管药品。我干吗要费那个事给他药吃？我也没给玛蒂尔德吃过任何东西，可那些凭空捏造事实的指控者偏说我给她吃过东西。请您想一想，他们说我给她吃了一只用马钱子碱炮制过的鸡腿。我想问一问，他们敢不敢用恶毒的舌头舔一舔如法炮制的鸡腿，看看是他们无知还是信口胡说。”

“大学药学系试验室对堂·卡门的内脏做过化验，证明他是因中毒而死亡。从死者的器官和体液里抽出的物质注射到动物身上，动物立刻剧烈地抽搐，最后也死了。您认为化验的结果是否有效？”

犯人苍白的嘴唇上闪过一丝笑意，内中包含着讥讽的意味。

“对这类化验加加工，办法多的是。虽然我不是科学家，其中的漏洞实在太显眼了。即使对任何一个外行来说，这些证据也够滑稽可笑的了。在药学系试验室里，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制造糖浆和带香味儿的发蜡。那里的科学水准仅此而已。杀死一条野狗、一只家猫、一只可怜的蛤蟆，在实验室里也算得上一件值得大吹大擂的事。您怎么能指望我把这些玩意儿当成法律凭证呢？即使不是于我不利的凭证，也不行。”

“您刚才提到对您的妻子、对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开棺验尸，而且表示赞成这样做。一旦把尸体弄出来，进行解剖，您认为是否宜于在莱昂进行科学检验？或者您也许会建议把内脏送到首都的化验室去？”

“这项决定不能由我来做；应该是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来决定。不过，记者先生，请您记下来，这个想法不容忽视。很明显，在首都拥有更合适、更有效的手段，至少可怜的小动物可以免于一死。用从腐烂的尸体上抽出的东西注射到小动物身上去，那会定死无疑。”

虽然他言辞尖刻，看来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还有几个问题要谈一谈。我提出来，他同意了。

“请您原谅，您的妻子玛尔塔去世后，您曾经离开了尼加拉瓜，显然不打算再回来了。这儿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为什么您又返回来了呢？”

他凄然一笑。

“我回来是要为《尼加拉瓜：1934年》这本书搜集材料的。这本书是我和米格尔·巴内特先生合写的，他是古巴人，出版业专家。这是一本年鉴，包括经济和社会资料、各种统计数字和照片。为了收集必不可少的材料，我们打算跑遍尼加拉瓜各个市镇。在我那些被没收的物件中有合同草案、相应的社会公证文件和商业性信函。”

“为什么您又住在孔特雷拉斯家里呢？”

“承蒙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厚爱，我是盛情难却。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在今年9月底从哥斯达黎加回国的时候，我们正好搭乘同一条船，我有幸陪伴堂娜·芙洛拉，她要求我在她家里落脚。”

“您在哥斯达黎加有何贵干？在那儿停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年轻的犯人浑身一震，似乎内心掀起一阵轻微的波澜，就要发作出来。但是，他还是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

“干脆把事情挑明了吧。我告诉您，我到那儿去是因为我在危地马拉被驱逐了，是出于政治原因。当局发给我的护照只限于去哥斯达黎加。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正在圣何塞度假，我和她们完全是偶然相遇，当然，是十分令人愉快的邂逅。因此，我完全可以批驳那些故意把事情往歪处引的随心所欲的说法。飞短流长，荒唐以极。”

“到了莱昂以后，您没去走访各个市镇，是什么原因使您不能按计划行事呢？”

“堂·卡门要我留下来。他非常希望市自来水公司的新合同能够签成。很久以来这件事弄得他很头疼。他知道我和市政府成员关系不错，通过新合同又得靠他们。所以当着家人的面儿，他要求我先别离开莱昂，帮他交涉这件事。

“莱昂市政府和市民可以看到，为了争取签订这样一个并非人人同意的合同，作为律师和孔特雷拉斯的朋友，我的行为是老实可靠的。后来，堂·卡门的女儿玛蒂尔德不幸身亡，他又要求我不要离开，因为他很伤心，很悲痛，越发无力处理自来水公司的事了。和过去相比，他更有理由把这件事完全交给我去处置。这样，我就没能离开莱昂。”

时间飞速前进。愿为读者效劳的本报记者快要完成这项艰难的采访任务了，但我认为还应该提出最后几个问题。

“您认为您眼下的不幸处境是如何造成的？您在本市一向很受人敬重嘛。”

“我认为是有些人用心险恶，巧设机关。他们出于忌妒，一门心思要把我搞臭，为统治我的祖国——危地马拉——的暴君的恶毒的阴谋诡计效劳。暴君的手伸得很长，我在和他作对。对那些为他的卑鄙行径出过力的人，他是不惜大把儿花钱的。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尼加拉瓜超群出众，比他们光彩得多，这引起了他们的忌恨。我不是出生在本市，他们不能容忍我在这座高贵的城市的上流社会圈子里得到这样广泛的推崇和好感。他们乐于帮助独裁者把刀子磨得快快的。”

下面我要提出的问题很难回答，十分棘手，但是，我还是毫不迟疑，单刀直入地提了出来：

“您是否意识到，在这个案子里，在拿您的性命开玩笑？”

犯人用傲慢的眼光瞟了我一眼。然后扶了扶眼镜，显得神色坚定，信心十足。

“不光是拿我的性命当儿戏。而且有人用一个一个的丑恶行径拿法律开玩笑。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先把我囚起来，直到很晚才给我看逮捕证。然后，又剥夺了我的不可侵犯的自我辩护权。审理在进行，我是犯人，本该在现场。他们背着我听取证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就强加给我的所谓罪行正式提出控告。

“您要知道，想到这种通同作弊可能会把我送上断头台，我并没有发抖，一点儿也没有。果真如此，我的心灵是安详的，我要为堂娜·芙洛拉及其家庭祝福，对她们我没有别的，只怀有感激之情。她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为了减轻我坐牢之苦，对我百般照料。只是由于监狱管理人员的阻挠，她们才不得不停止给我送吃的东西、换洗的衣物以及其他保证生活舒适的必备物品。请您相信，真正令我伤心的是我竟成了谣言中伤的对象，特别是这些污蔑和恶意行动居然来自我过去的老朋友和同窗。”

“在目前采取这类行动的老朋友当中，您是否把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也列进去了呢？”

“提到法官先生，也就是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博士，他是我在法学院的同学。不过，请您原谅我不能回答这个涉及他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应该由法官自己凭良心做出回答。”

“您要怎么样进行自我辩护？”

听到“辩护”一词，卡斯塔涅达博士不禁露出个苦笑。

“我对您说过了，迄今为止他们一直不准许我享有辩护权。可我还在盼着能有人正式对我提出控告。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的话。到那时，我将十分强烈地要求认可我来充当自己的辩护人。在牢房里我收到许多享有盛誉的律师，包括马那瓜的律师的承诺，他们表示愿意帮我打官司。但是，如果我终于得到辩护的机会，我还是要自己为自己辩护。”

从走廊的阴影里，奥蒂斯上尉向我频频示意，告诉我给我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采访只好到此结束。我把这个意思告诉给身遭不幸的对话人，同时准备道别。

“您还想补充几句吗，卡斯塔涅达博士？”

“我想通过您，乌苏卢特兰先生，向全国报界提个建议，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冷静和慎重的态度处理此事，希望他们考虑到犯人的神圣身份。”

“我会这样做的。再见，卡斯塔涅达博士。”

我走出笼罩在沉沉的夜幕中的阴森森的第21监狱。亲爱的读者，您也好，我也好，谁也不愿意幽禁在它的大墙后面。

4.人生只有一次爱

1933年10月11日上午11点，根据莱昂刑事法庭首席法官的决定，查抄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放在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家里的行李。把行李送往法庭库房前，当场记录下物品清单，包括下列各件：

1.大号铁皮旅行箱一只。箱子打开后，发现内装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不同日期的报纸；律师用书、几扎私人信件、合同、收据、结清的证券以及各种账目；用打字机抄写的诗作，题材不一，由犯人署名；一篇尚未写完的文章，也是打字稿，题目是《中美洲的经济病及其治疗方法》，作者还是这个犯人；还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份即可送印的打字稿，标题为《痛悼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哀悼者敬赠》，系用哥特字体手书而成。

2.大号压缩硬纸板手提箱一只，内装个人使用的衣物：英国开司米长裤、上衣和坎肩，均为黑色；黑色无尾男礼服，配有丝饰带。

3.中号藤编手提箱一只，内装个人使用的内衣、衬衣以及衬衣上的电木假领子和假袖口；蝴蝶领结及吊裤松紧带。

4.雷明顿牌手提打字机一架，配有打字机盒，盒盖已破损，装有铁锁。

5.维克托牌手摇留声机一台，也配有盒子。

6.大木箱一只。箱盖上有手绘的火山和湖泊图案，内装几顶黑色毡帽；还有手杖、鞋子以及化妆品，包括几盒粉、几瓶发蜡和花露水。

最后，在这只箱子里，还有一个铁筒，里边放着犯人的律师和公证人的职业证书；有一本《外交礼仪手册》，无作者署名，1912年在马德里印刷；一本刑法，上面盖着莱昂大学中央图书馆的印章，检查后即交还给该图书馆。

在木箱里还发现两张珍珠牌唱片。一张唱片上的乐曲是《人生只有一次爱》（华尔兹）和《月亮山》（布鲁斯）；另一张唱片上的乐曲是《甜蜜的詹尼·李》（布鲁斯）和《歌唱你，罪人》（狐步舞曲）。

在刑法那本书里夹着一封信，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信是用铅笔写在普通包东西纸上的，共两页，第一页上半部已被虫蛀。检查完行李后，法官指示把信放进本案档案。在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

……那个来这儿的女人十分骄傲。坦率地说，两个月前我以为您感兴趣的是M.P.。看见她对您那副样子，我真害怕（我说“害怕”，是因为凭感觉，我知道她很爱您）你们之间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她在所有人面前都是那么目中无人，自命不凡，唯独您是例外。亲爱的，别生气，我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吧。您喜欢M.P.吗？如果您喜欢她，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告诉我，是什么东西使您改变了主意？亲爱的，您不知道，有时我满腹狐疑，内心十分痛苦。我不得不跟您说这些，因为有时候我感到非常孤独，我想拥抱你，感觉到你在我身边。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上我的？为什么？每当我想到也许您考虑不周，很快会感到后悔，我就非常难过。我反复琢磨过这件事，我最大的幻想就是咱们能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对你了解得不多，亲爱的，不过那是因为你不愿意人了解你。我觉得，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你不会对我心存什么幻想。请原谅，我必须让你知道我的感受、我的担心以及我对你深深的爱。你爱的是我吗？我知道，男人总是喜欢许多女人。如果有朝一日你能肯定你对我不像对另外那个女人爱得那么深，那么请告诉我。虽说那是很痛苦的事，但我宁愿如此，也不愿受骗。亲爱的，我爱你，我希望你能感受到我对你的全部的爱。亲爱的，我害怕（此处有4个字看不懂）。有很多事情使我痛苦，希望你能真诚地告诉我。有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一些想法，折磨得我好苦呀，好苦。我深深地爱着你，超过了对所有人的爱，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你为什么到我身边来？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而你，又信不过我。我一直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你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安慰你，也不（此处有一字看不懂）。是不是我太傻了，太丑了，配不上你？请记住，直到（此处有5个字看不懂）。我喜欢你那张唱片，我已经能用钢琴弹奏了，人生只有一次爱。是这样吗？或许这个爱是对M.P.的？我愁死了，亲爱的。

根据1933年11月28日的拘捕令，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正式成为一名犯有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的嫌疑犯。12月1日，他出庭交代罪行。这次审问拖得很长，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法官和被告之间的对话如下：

法官：您的行李中有只木箱子，里面有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封信。信是用铅笔写的，用的是劣质包装纸，上面既没有署名，也没写地址。箱子是您的行李的一部分，因此我推测信是写给您的。在这封信里，一个女人对缩写字头为M.P.的第三者表现出忌妒心理。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提到《人生只有一次爱》这支华尔兹乐曲。在您被查抄的物品中有一张唱片，上边有这支乐曲。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会弹钢琴。由此，我推测这封无名信是她写的，您收到这封信的日期肯定不会很远，是在您妻子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死了以后，因为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她。

另外，从审理本案过程中听到的一些证词，可以看出您追求过孔特雷拉斯两姐妹。1933年11月12日，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小姐在证词中亲口说：您对她给予“特殊照顾”；尤其是1933年10月17日，您的好友——我可以把他视为您的知己——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说，大约在1933年1月，您妻子去世前，您肯定给他看过另外一封信，是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写给您的，信中的词句只有在恋人之间才会使用。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本法官得出如下结论：本法官出示给您的这封信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写给您的，请您检验一下信件，确认本法官所言不假；她用M.P.缩写字头暗指的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使她产生忌妒心的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两个女人都给您写过情书，而您则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从中挑拨。您应该同意这个结论。

犯人：首先，正如您所指出的，这是封既没有地址，也没有署名的信，其内容又含混不清。M.P.的字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用这两个字母可以组成无数个名字。为什么一定是指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小姐呢？这封信写在包装纸上，既不知道写信人是谁，也不知道是写给谁的，是一封非正式信件，完全缺乏可靠性，根本不能作为物证，您凭什么说写这封信的人是我怀着崇敬心情永志不忘的雍容娴静的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呢？

的确，玛蒂尔德小姐多才多艺，钢琴弹得十分出色。但是，我一生中，在此地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结识过无数位具有同样教养的女子。如果有人在某个时候听到过她弹奏《人生只有一次爱》这支华尔兹乐曲，那么，用不着那些一心想迫害我的人说三道四，我可以告诉您，法官先生，她大约是跟着电台学会的，因为《法兰西电台》经常播放这支曲子的录音。

至于我的朋友、忠实的同窗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说的那件事，我猜想是他记错了，他不想伤害我，也不想败坏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名誉。

法官：根据本法官在审理本案中收集到的全部证据，您有一个精心策划的犯罪计划，您不把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夫妇的小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弄到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您企图扫除一切障碍，娶她为妻，从而可以霸占堂·卡门的财产，您贪图的就是这个。为此，您首先在1933年2月13日害死了您的妻子玛尔塔·赫雷斯，以便自由自在地重新结婚；然后，在1933年10月2日，害死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因为她是您实现计划的感情上的障碍。1933年10月9日，堂·卡门去世，您这一系列罪行才被司法当局制止。您必须除掉堂·卡门，因为正如您自己说的，这个人不肯把生意托给任何人。您借此可以尽快继承下他的产业。下一个牺牲者无疑将是堂娜·芙洛拉。这家的男孩子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早被您耍弄阴谋诡计送到哥斯达黎加去了。

犯人：这个所谓的“计划”，在事实面前是经不住冷静和公正的分析的。您指责我贪图钱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妻子正值青春年华，不幸早丧，我们没有子嗣，仅仅她一个人的遗产就超过孔特雷拉斯整个家族的全部财产的5倍，包括堂·卡门父亲的财产、他几个兄弟以及其他亲属的财产在内。我岳母、赫雷斯的遗孀堂娜·克丽斯蒂娜在危地马拉拥有以下几处咖啡园：乔霍哈、萨拉哈切、拉特里尼达、阿亨迪纳，这些咖啡园都在马萨特南戈省。我是凭记忆说的，肯定说不齐全，这些庄园总共生产6000多法内加[7]咖啡。她在马萨特南戈市中心拥有4幢最好的房子。她的宅第位于危地马拉城第三条南大街上。此外，还有大量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证券、股票。如果说我贪图钱财，那么我已经和一位家私巨万、善良无私而且颇有魅力的女人结了婚，我为什么要杀害她？

除此之外，假如像有人千方百计捏造出来的那样我是个强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真地想一想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家庭教养、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情感以及我的文化素养；假如像你们推测的那样我是个拿人命做交易的罪犯，那么司法当局至少应该承认我具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可以做一笔不担任何风险的买卖，比如说为我妻子做大笔美元的生命保险，比如说犯下野蛮的罪行后，退隐到中美洲随便什么地方，那里只有上帝才能成为我的残忍的卑鄙行为的见证。

法官：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在我刚才提到的那次作证时说，根据他的回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签字的那张纸条上，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亲爱的：人生只有一次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请记住我，把我们俩的这支歌放进唱机里。即使另外一个女人在场，也请记住我，她会用钢琴为你弹奏这支曲子，而我不会。”

尽管您给最亲密的朋友奥维埃多博士看纸条的那天您的妻子玛尔塔·赫雷斯还活着，但我想这“另外一个”会弹琴的“女人”就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难道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指的是您妻子吗？

犯人：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必须提起两位已经命丧黄泉的纯真无邪的人，一个是我妻子，一个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那我只好勉为其难了，为的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我要尽全力批驳这些蠢话。

那张根本不存在的纸条儿上的谎言，我再说一遍，是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的记忆背叛了他，因为我不敢设想他会有意背叛我们的友谊。

至于那两位受人爱戴的孔特雷拉斯小姐，我应该告诉您，在我的心目中，她们是一样的光明磊落，一样的神圣。如今我身受不公正的审判，出于万不得已，我只好提出一点看法，提出一点我感到厌恶的看法，供您做出判断。你们既然认为我善于玩弄花招，那么至少应该认为我具有做出合乎实情的选择的能力，这不是很自然吗？如果像您和其他人想象的那样我是个罪犯，如果我同时追求她们姐妹俩，而且又病态地选择其中之一，那么害死不足15岁的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和玛蒂尔德一起生活，不是于我更合适吗？玛蒂尔德是尼加拉瓜文化修养最高、知识最渊博的一位小姐，她在美国受过教育，能讲流利的英语，论弹钢琴，堪称杰出的艺术家。和一位年龄比我略小的、端庄、持重的女孩子结成良缘，我会有更大的把握通过犯罪满足发财的欲望，而不必和一个小姑娘结婚，尽管她的肉体很有魅力。

仅仅过了几天，1933年12月6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突然提交了一份长篇书面材料，其中对他在法庭审讯中的答辩，也就是说一再否认他与孔特雷拉斯姐妹的恋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这份对审讯进程、对他自己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书面材料中，他承认在那本刑法书中夹着的既无日期又无署名的信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写给他的，而且要求笔迹专家对此进行鉴定。

法官只好履行这道手续。12月12日，笔迹专家佩德罗·阿尔瓦拉多和拉法埃尔·伊卡萨证明经过对笔迹的研究，认真对照了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其他笔迹，可以断定写信人即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

犯人在同一份材料中还承认确实存在“圆球”奥维埃多在证词中提到的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写的那张纸条儿。

下面我们还有机会谈及这些情意缠绵的信函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书信。

在结束本章前，我们提前交代一下，1933年10月25日对埋葬在瓜达卢佩公墓中的玛尔塔·卡斯塔涅达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尸体进行了开棺检验。关于这件事，我们也放在后面谈。这里只说明一点，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以私人医生的身份来到公墓，要亲眼看一看解剖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遗体。他主动要求对暴死者的生殖器官进行医学检查，并要求在报告中写明她的生殖器官未经触动的字样。这件事也照办了。

5.跳狐步舞的戴孝青年

1931年3月27日黄昏，孔特雷拉斯姐妹和平时一样把藤椅搬到自家角门外面。虽说只是在边道上坐一会儿，等着天黑吃晚饭，她们俩还是和往常一样花了好长时间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一番。邻居家的姑娘们也一样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观看过往的行人。夏日，暑气逼人。微风不时吹起街角处的碎屑和尘土，一群咕咕叫的鹌鹑飞到邻居家院子的树梢上。

不过，这一天，一个意外的事件搅乱了边道上的例行聚会。两个姑娘头靠着头，假装阅读妈妈刚从首都带来的《巴黎的理想》和其他时装画报，眼睛却好奇地盯着大街对面的动静。一对新来的房客住进了大都旅馆的一间客房。

在旅馆的边道上，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从马车上往下卸行李，有大木箱、手提箱、纸箱，还有一只装在盒子里的“维克托牌”留声机。一位身着丧服、风流倜傥、欢快的年轻人从装卸工手中轻轻接过留声机盒，小心翼翼地放在角桌上。

两位坐在摇椅上的姑娘看着他开盒盖儿，安上摇把。音乐还没响起，他就按着节拍踏起舞步，随后放上一张唱片，那是狐步舞曲《歌唱你，罪人》。这支曲子她们听过。年轻人一边跳舞一边走到房间里面。他的女伴——一位矮矮胖胖的年轻女人——正忙着从箱子里往外拿衣服。

那个戴孝青年高举着一只手，像剑客一样把另一只手向那个女人伸过去，催她一起跳舞。这时候，两姐妹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脸红了。房间里的女人穿的还是乘火车时穿的衣服。一顶毡帽盖住了头发，脚下一双半高跟鞋，身穿一套“贝克林”宽松服。一开始，她不想跳舞，后来经不住那个男人的舞步和表情的引逗，放下手中的衣物，笑嘻嘻地和他一起跳起来。姐妹俩听到她清脆的笑声。

这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玛尔塔·赫雷斯来到莱昂的那天下午的情况。几天后，3月31日，一场大地震摧毁了马那瓜城，全国处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之下。3月26日，他们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危地马拉来到肖洛特兰机场。《消息报》按照惯例在《往来旅客》栏中公布了他们的名字。

1930年3月5日晚上8点钟，他们在危地马拉城梅尔塞德教堂举行的宗教仪式上结为夫妻。玛尔塔，1913年12月1日出生于马萨特南戈，结婚那天还不满17岁。

1933年10月11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向法官提供的证词中说，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他第一次在尼加拉瓜停留期间结识了各界朋友。出于对旧友的怀念之情，决定回尼加拉瓜继续攻读法律。但是正如后来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在“长舌桌”上指出的，这条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无论如何他的朋友大概都是在马那瓜认识的，而不是在莱昂，他以前从来没有在莱昂待过。

卡斯塔涅达被迫离开危地马拉的真正原因似乎与一次流血事件有关。1930年12月25日晚上，人们正在马萨特南戈社交俱乐部里欢庆圣诞节，他用手枪打伤了一个名叫阿尔丰索·里奇的人。此人是圣弗朗西斯科·萨波蒂特兰的庄园主。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正当“危地马拉幻想”木琴乐团演奏丹松舞曲《明亮的小眼睛》的时候，他竟然在舞厅里撒起尿来。

玛尔塔十分恼火，大喊了一声。卡斯塔涅达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答，里奇干脆冲着恼羞成怒的卡斯塔涅达的裤子撒开了尿。庄园主砰然倒在舞厅中央，裤子的襟门都没来得及系上。卡斯塔涅达没有逃跑。他手拿着武器，冷静地等着在场的马萨特南戈的警察局长走过来，向他自首。卡斯塔涅达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不长，当时的危地马拉总统拉萨罗·查孔将军[8]出面干涉，把他救了出来。总统是萨卡帕人，和他是熟人。但是和里奇结下的怨恨对他仍是一种威胁。

孔特雷拉斯俩姐妹坐在自家门前，看着那对夫妇在打开的盒子和半空的箱子之间翩翩起舞，不由得脸上一红一白的。她们不知道这两位租用旅馆房间的新房客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莱昂。只知道这对夫妇是坐下午4点钟的火车从首都来的。他们和妈妈坐的都是头等车厢，这是听妈妈说的。听到音乐声，妈妈也来到门口儿，站了一会儿。从远处认出了他们，露出了微微一笑。

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第21监狱的牢房里采访卡斯塔涅达的报道发表在1933年10月15日的《记事报》上。从报道中得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于1908年1月18日出生在萨卡帕，他还有两个弟弟。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没有提到他是私生子。罗萨利奥没敢问他母亲露丝·帕拉西奥斯的情况。卡斯塔涅达14岁时，失去了母亲。临终前，她垂死挣扎了好长时间，那副痛苦的模样一直在梦中折磨着他。

母亲死后，父亲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奥利韦里奥和他两个弟弟离开了父亲的家，被寄养在外婆——帕拉西奥斯的遗孀堂娜·露丝·乌尔苏亚的家里。有一次，他对“圆球”奥维埃多说，中午放学后，他经常去看望父亲。父亲总是在一家餐馆吃午饭。餐馆关着窗户。中午，外面阳光灿烂，餐馆里却是暗幽幽的。进门后，他战战兢兢地拖着靴子，生怕父亲知道他来了。可是，那个老军人把脑袋俯在汤盘上，不屑抬起头来看一看。他只能站在桌子旁边，不敢坐下来。

父亲拿着长把勺从热气腾腾的汤盘里舀汤喝，不停地同妻子说话，时不时地用手指甲从牙缝里往外剔肉丝，然后对着光亮瞅一瞅。最后，吃完饭，往台布上丢下一枚钱币，看也不看他一眼。他拿起钱，就走了。

但是，1933年10月11日，卡斯塔涅达在证词中却说：他在莱昂学习期间，父亲十分慷慨，每月从危地马拉给他寄来100美元，他就是靠这些钱维持婚后简朴的生活。妻子死后，父亲寄的钱减少到每月30美元。我们看到一封信，那是他在1933年10月21日在狱中写的求援信。上面的地址是危地马拉城第三条东大街46号。信上说：

亲爱的爸爸：

他们指控我毒死了我们的玛尔塔（真是无耻透顶！），害死了我的房东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和他的女儿玛蒂尔德，已经把我关押了13天，完全与世隔绝。今天，原告为此上书要求处我以死刑。在该死的政治上，我遭到不计其数的诬陷，如今总算通过一位古巴朋友（他同我合伙准备在这里开办一家公司）把信从哥斯达黎加寄给您，他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我一点儿也不怪他。

是的，爸爸，我说的是该死的政治。我被驱逐出危地马拉之后，心中非常气愤。应侨民的请求，我在哥斯达黎加写了一篇反对乌维科[9]的文章，刊登在《共和国报》上，题目是《小歌剧中的拿破仑》。我干吗要卷进去呢？如今后悔莫及。刚到这里，我就看到了乌维科派来的科雷亚将军。他提出要为莱昂贫苦老人建一所慈善性质的养老院，条件是养老院要以“大恩人”命名。我在《记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这种做法，题目是《慈善还是敲诈？》。您现在看到，后果出来了。乌维科使我陷入了一场居心险恶的官司，让人指控我是投毒犯。他干得漂亮，我却身陷泥潭，只好承认，他手下的人遍布中美洲，个个狡猾透顶，到处迫害他的宿敌。

我有生命的危险，爸爸。请您想一想，我能够害死我的守护神玛尔塔吗？她常犯经血病，在她突然发作恶性热病，一命身亡后，为她看病的家庭医生在灵床边写下的诊断是：致死原因是热带特有的一种恶性疟疾——laverania malariae——这种病是由疟蚊在血浆中生下的原生动物而引起的。这里地势低洼，多雨，适于蚊虫孳生，常闹这种病。孔特雷拉斯小姐也是死于这种疾病。致死原因是医生的判断，而且写在死亡证明上。我本想把死亡证明寄给您。可我无法拿到任何东西，能搞到张纸给您写封信已经是很难得了。

原告在诉状上说，上午8点，我给孔特雷拉斯小姐吃了一只有马钱子碱的鸡腿，下午1点她就死了。您看这有多么荒谬，马钱子碱怎么能在胃里停留这么长时间，她吃下去以后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和我谈话。最不合逻辑的是，第一口就能尝出特有的苦味儿，她怎么能津津有味地咬那只撒上马钱子碱的鸡腿，而且大嚼特嚼吞咽下去呢。

堂·卡门的情况也是一样。您寄来的钱是他给我换成科尔多瓦的。他也是死于恶性热病。我亲眼看着他死去，他就死在我的怀抱里。当时根本没有马钱子碱中毒的主要征兆，比如心绪不宁、躁动、憋闷、肌肉抽搐、对光线过敏、对噪音和触摸有类似触电的反应。不幸的是当时没有找到一位态度认真的大夫给他治疗，来的是一个姓萨尔梅龙的医生，这家伙只会夸夸其谈，单凭抽出点儿胃液，就贸然断定是中毒。如果他真是这样认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采取医学科学的起码措施加以处理，诸如使用催吐剂（热水、吐根、阿扑吗啡）或其他药物，诸如碳、乙醚、三氯甲烷或油剂樟脑针剂。现在这家伙倒成了最凶恶的原告之一，您瞧，这场阴谋多么拙劣，而我又是多么冤枉！

说来说去，他们想抓住一件巧合的事，即恶性热病和马钱子碱中毒有一个共同的症状，都会出现强直性抽搐。只有这么一点是共同的，尿毒症中毒也会引起抽搐，对此他们却闭口不谈。您瞧，我落到哪一步田地了，连毒药学也非学不可啦。

您得为我做点牺牲，爸爸。请您、切马叔叔、露丝妈妈和德尔加迪略·伊·潘乔博士筹集1000美元，这是著名刑法学家拉蒙·罗梅罗博士为我辩护的要价。您可以让我弟弟古斯塔沃亲自把钱送来。如果用我的名义汇钱，钱会被没收。法官是我的同学，可他一直不喜欢我，他会拆阅我的信件。请给住在马那瓜的罗梅罗博士发个电报，告诉他我接受他的辩护，钱随后就到。如果筹集不到，我只好自己为自己辩护，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唉，怎么能让我死在异国他乡呢？救救我，爸爸。请照我说的办，尽快，尽快。再见。

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调查事件时韧性十足，这一点以后再仔细介绍。他要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历史进行一番详细的调查。为此，在危地马拉城找到了一位大记者，即卡洛斯·恩里克·拉腊维硕士。此人是豪尔赫·乌维科将军所在党的机关报《进步自由报》的主编。他提供了大量材料。在第一封信里，就介绍了里奇的流血事件。

萨尔梅龙大夫把信件认真整理好，放进他为本案建立的档案里。这些信证实了卡斯塔涅达确实在奇基木拉市的东方国立学校读过高中。这和他接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采访时讲的一样，采访记录就发表在《记事报》上。不过，这里有一个材料是新的，那就是1925年他被开除过学籍。

当时，卡斯塔涅达曾和其他同学一起准备组织一个“乌维科秘密俱乐部”，支持正在奇基木拉策划的一次政变，企图让豪尔赫·乌维科将军上台执政。不久后，他背叛了这个运动，揭发了他的同学，但是，还是不免被学校开除了。

拉腊维说，当时他本人在那所学校里教三角课，是“乌维科俱乐部”的导师。但是，几年后，卡斯塔涅达在尼加拉瓜受审期间，拉腊维办的报纸在危地马拉对卡斯塔涅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写给萨尔梅龙大夫的信中，对卡斯塔涅达还是那样恨之入骨。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下面是一封信中的几段：

卡斯塔涅达从少年时起就表现出一种品质：出尔反尔，好捉弄人。他把聪明劲儿全用在和人开些粗野的玩笑上了，目的无非是设些圈套，害人取乐。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奇基木拉学校的教师办公室设在二楼。按规定，每天上课前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集中，上课铃声响起前，就得去到各自的教室。

教室设在一楼，我们要从一道楼梯下来，楼梯的扶手漆成黑色。教几何和透视法的女教师玛尔加丽塔·卡雷拉下楼的时候习惯用手扶着楼梯扶手，直走到最后一级才松开手。卡斯塔涅达注意到女教师的习惯，就想出一个恶作剧。他把大粪涂在扶手上，涂得很巧妙，让人乍一看瞧不出来。

由于他的恶作剧，玛尔加丽塔的手上总有一股恶臭，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不住地洗手，可臭味儿老是去不掉。在课堂上课时，她常把手放在鼻子上嗅，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后来她病倒了，心灵真的发狂了。最后，不得不离开学校。

如今，这家伙动用毒药这种杀人不闻声的武器犯下狡狯的罪行，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在投毒者身上我们看到集中了背信弃义者、掌刑人以及顽固不化的惯吹牛皮的人的全部特征。而且这家伙从懂事起就是这样。只有掌刑人才会拿别人的痛苦取乐。从我刚才讲过的那件事里您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政治上他是个可怜虫，可是，他却以受到制度的迫害而到处炫耀自己。在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英明持重的领导下，危地马拉才建立起和平和有秩序的新制度。卡斯塔涅达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党”，大吹大擂地称之为“民主救国党”，在建党宣言中提出要“自觉地吸收农民、工人、青年、妇女……”，我说，大概连吃奶的孩子也要吸收吧。其实，这个党只有两名党员，一个是投毒者卡斯塔涅达，另一个煽动者是“记者”克莱门特·马罗金·罗哈斯，和他是一路货色。他们要拯救谁？看起来，这个“党”只会害人，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堂·拉法埃尔·乌维科·塞瓦杜阿先生，卡斯塔涅达用同样的东西——马钱子碱——在哥斯达黎加将他害死。

毫无疑问，卡斯塔涅达转过来反对乌维科，这就足以使拉腊维现在成为他的仇敌。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的文章确实发表过。根据他本人在1933年10月18日提供的进一步调查的证词中说，妻子死后，1933年3月他从尼加拉瓜回到危地马拉，专门从事谋反活动，包括贩卖武器。在他去彭塔雷纳斯的火车上曾向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透露过此事，对方答应保守秘密。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他在证词中还说，为此他被驱逐出危地马拉，大家记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提到过这一点。6月，他接到了紧急命令，限他在10天内离开危地马拉，后来又缩短为48小时。是否谋反还没有证据，但他确实同《时报》主编克莱门特·马罗金·罗哈斯建立了反独裁的民主救国党。

拉腊维那封信的最后一段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对自己的旧日学生和共同谋反的伙伴改变了态度。年轻的拉法埃尔·乌维科·塞瓦杜阿于1929年11月22日突然死在哥斯达黎加，而他正是几年后成为危地马拉独裁者的豪尔赫·乌维科的亲侄子。关于他暴死的情况，从哥斯达黎加寄来一些材料。在这之前，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狱中采访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采用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把他毒死”的说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自会知道。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案子又被提了出来。

卡斯塔涅达被奇基木拉学校开除后第二年又复学了。1926年12月，他在那儿通过了毕业考试，同一个月搬到危地马拉城，很快就被任命为公共教育部办公室主任。当时，乌维科的政敌堂·何塞·马里亚·奥雷利亚纳[10]还是危地马拉的总统。据拉腊维说，奥雷利亚纳亲自下令解散了“乌维科俱乐部”。

当时担任公共教育部副部长的是雨果·塞雷索·达尔东硕士。在他突然去世后，卡斯塔涅达接替了他的职位，当时他只有18岁，这一点我们在采访录中已经知道了。拉腊维在写给萨尔梅龙大夫的另一封信中断定说：匆忙授予他硕士学位、任命他当办公室主任以及迅速把他提升为副部长，都是奥雷利亚纳对他的叛变行为给予的奖赏。

在审讯过程中，提供了诸多证词，我们总得相信其中一个是真的。卡斯塔涅达在谈到他的上司塞雷索·达尔东部长猝然死亡一事，总喜欢油嘴滑舌地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1933年，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安排到波内罗亚海滨浴场休假。当时，卡斯塔涅达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在疗养所和住在格拉纳达城的堂·卡门的兄弟路易斯·冈萨加·孔特雷拉斯住在同一个房间。

1933年10月21日，格拉纳达刑事法庭按照莱昂法院法官的委托书的要求，向路易斯·冈萨加·孔特雷拉斯取证。证人在证词中讲述了晚上卡斯塔涅达在波内罗亚和他谈起塞雷索死得不明不白。

证人说，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休假期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促膝谈心，说到几年前一位姓塞雷索的先生死在危地马拉，是他在公共教育部的上司。据他透露，塞雷索是一位有条有理、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饭，然后一个人去上班。6点钟准到办公室，那时候，单位里还没有一个职员在，连门房也没上班。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坐在写字台前，关好门开始办公，一小时后，再打开房门。下属官员从他手里接过当天的备忘录，开始处理公务。

有一天，他没有按时打开房门，大家都知道他在里面，因为他的手杖、帽子和平时一样挂在接待室的衣架上。大家动手打开门锁，发现他已经死了。脑袋压在公文纸上，墨水瓶子倒在他的太阳穴旁边，墨水像鲜血一样浸透了文件夹和文件。可他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大家都不知道塞雷索得了什么病，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他是怎么死的？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卡斯塔涅达一再提问，证人觉得他眼里闪烁着嘲讽的目光。证人没兴趣猜测这个秘密，而且非常厌烦，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卡斯塔涅达纠缠不休，还给故事添枝加叶，又提出新的问题，等等，等等。

证人继续提供证词，他说，休完假回到莱昂，从哥哥嘴里听到围绕着几个星期前卡斯塔涅达的妻子去世的各种说法。因此，证人对这家伙愈加反感，尽管对他妻子去世的情况谁都不感到奇怪，只有证人除外。而且谁也不像证人那样对卡斯塔涅达有什么反感。出于这种不信任感，证人不愿意陪他到奇奇加尔帕看望堂·恩里克·希尔。堂·恩里克·希尔是孔特雷拉斯家的朋友。看望他，还是堂·卡门提出来的。堂·卡门根本不相信卡斯塔涅达身上具有骗子或恶棍的品质。他常往格拉纳达写信，提到他的时候，口气总是那么温和、亲切。

看起来，这位顽皮地跳狐步舞的黑衣青年——他使得孔特雷拉斯姐妹钦佩不已，连脸都红了——很爱搞些神秘的事情。这一点在法庭档案收集的其他材料中也得到证实。当他作为外交人员开始在哥斯达黎加居住的时候，还在他年轻的朋友拉法埃尔·乌维科·塞瓦杜阿去世之前，圣何塞各家报纸就在大肆宣扬“危地马拉使团的闹鬼事件”。

根据1929年7月18日到27日，在《共和国报》上发表的有关报道（这些报道也收进了档案），每天晚上，人们都听到从位于阿蒙区的一幢维多利亚式木结构别墅的二层楼里传出的声音，报上还配合报道发表了别墅的照片。许多石子落到邻居家屋顶上，水龙头自动打开，厕所里没有人，可抽水马桶自动出水，灯光忽而熄灭，忽而又亮了。这件事闹得四邻不安，国家警察局接下了案子。1929年8月2日，全国调查局局长阿尔贝托·卡尼亚斯·埃斯卡兰特上校在提交给内务部的报告中说，搞这个阴谋的正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

根据您的指示，我派出几个手下人到指定地点，确实观察到、感觉到有人投石子。得知这一情况，我来到使团驻地亲自指挥调查。第一步，先把全体外交人员和职工集中在一楼。

这样，我就有机会仔细观察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这个年轻人。他面色阴沉，表情奇怪，目光深沉而又飘忽不定。看人时，经常低下额头，给我印象极深。坦白地说，印象坏透了。尽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却不能抹杀他给我的坏印象。我和他本人以及使团一秘乌维科先生谈起“闹鬼”的事，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怀疑，让他们知道这些活动肯定是某些变态人搞的鬼。

我把几个人布置在房子周围进行观察，过了一会儿，有人抛出许多石子，像下雨一样。我去找卡斯塔涅达，发现他不在。过了一会儿，听见二楼上有打斗声。我正要上楼，他非常紧张地从楼梯上下来，头发散乱，衬衣被撕，周身尽是抓痕，眼睛睁得大大的，简直像个疯子。他说，有个身材高大的人袭击了他，他奋力自卫，总算把他赶跑了。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回答得犹犹疑疑，而且矛盾百出。可是，又显得出奇的冷静、镇定，借以掩饰他的虚伪。不用说了，使团驻地的吵闹声和投石子的事没再发生。本案可以就此了结，我可以肯定，肇事者就是这位卡斯塔涅达先生。

卡斯塔涅达的朋友拉法埃尔·乌维科死后，他被调到马那瓜，在危地马拉使团当了几个月的随员。前面已经说过，他在1930年2月回到危地马拉。

由于他有重大嫌疑，这次短期任命不过是为了避避风头。但是卡斯塔涅达在进一步调查取证时说，他离开尼加拉瓜，是因为婚事一直没办，他该成家了。

1929年12月他到达马那瓜后，住在坎德拉里亚大街“佩蒂特·特里阿农”公寓，房东是罗克莎娜·拉卡约夫人。住在这所公寓里的还有洪都拉斯大使罗贝托·苏亚索·托梅硕士、《新闻报》年轻的编辑路易斯·阿曼多·罗查·乌特乔和魔术师雷希纳尔多·蒙克里菲。下面是1933年11月7日房东向马那瓜刑事法庭首席法官提供的证词的一部分：

卡斯塔涅达非常喜欢和住在一起的人开玩笑，比如说，把他们的衣服、鞋子藏起来。一天晚上，苏亚索大使刚刚准备好的长礼服突然找不到了，弄得他没法参加在马那瓜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正式节日活动。卡斯塔涅达坚持说，只有蒙克里菲才有本事找回那件衣服。几天后，几个清扫天花板的工人发现了这件长礼服，衣领上用别针别着一张纸条，大意是“断手人向您致敬”，那是指马那瓜电影院正在上映的一部神秘片中的断手人。

我想劝劝他，让他知道这种行为太不严肃。可他却回答说：“我年轻，夫人，年轻人总爱干些淘气的事儿，乐和乐和嘛。待到时光染白双鬓，我才知道如何做人。”最后这句话是用《归来》这首探戈调唱出来的。

他常把蒙克里菲会说话的娃娃和其他用来谋生的魔术道具藏起来，对这种事我已经失去兴趣。有一天，苏亚索硕士的皮夹丢了，里面装着美元。后来，空皮夹在蒙克里菲的床底下发现了。当时，蒙克里菲正带着道具娃娃在堂娜·切碧塔·托雷多·德·阿格里开办的学校里演出。我不得不去叫美国警察，占领军的军官当然归罪于蒙克里菲了，于是就出去找他。在学校里，当着寄宿女生和女教师的面儿逮捕了蒙克里菲。但是，从他身上没搜出一个美元。虽然后来把他释放了，可是这次被捕损坏了他靠口技和手彩从事诚实劳动的声誉。我觉得非常遗憾。后来，他拿着一个叫堂·罗克的娃娃，坐在床上十分伤心地问那个娃娃：“咱们不是小偷，伙计，对不对？”娃娃回答说：“当然不是，伙计，咱们穷，可穷得有骨气。”

在发生这件令人痛心的事那几天，卡斯塔涅达和罗查关系疏远了，连话也不说。罗查怪卡斯塔涅达偷了钱，我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只是没有证据。我看见他花了很多钱给首都的小姐们送鲜花，这么大把儿花钱和他在危地马拉使团挣的那点儿工资很不相称。房租和饭钱每半月付一次，可他总是拖欠。

1933年11月8日，罗查·乌特乔在向马那瓜刑事法庭首席法官提供的证词中，承认他对卡斯塔涅达抱有敌意并乘此机会发表了其他一些不利于卡斯塔涅达的看法：

证人本来不想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但是，既然必须服从法律规定，那只好承认，在卡斯塔涅达回到危地马拉几个星期之后，证人就和他断绝了友谊关系。这次断绝关系倒不是因为他把偷钱的事栽赃给魔术师蒙克里菲，这件事足以证明这家伙的道德嘴脸，证人丝毫不怀疑是他拿走了钱，然后把空皮夹放在蒙克里菲的床底下。他对一些女仆也采取过类似的态度。有一次，他诬赖一个叫奥丽丝特拉·贝纳维德斯的女用人在吃午饭的时候，给他端来一碗带跳蚤的汤。拉卡约夫人立刻把她辞退了，可是跳蚤是卡斯塔涅达本人放进汤盘里的。那个可怜的女人丢掉工作，他却丝毫不在乎。

证人之所以和卡斯塔涅达疏远是因为他发现卡斯塔涅达善于耍阴谋，散布流言蜚语。他不止一次对一些真心实意钦佩他（先不说崇拜他吧）的女性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他们两个人和这些女人都有社交往来。尽管证人当时还同他维持着表面的友谊，也受到他恶意中伤。他诽谤一个刚刚结婚的女青年（这里不能指名道姓），把证人也卷了进去。

证人还受过他一次更加恶意的中伤。他想作为一个例子谈一谈。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在“弗洛里多咖啡馆”（当时在首都是一家很时髦的咖啡馆）吃晚饭。卡斯塔涅达突然用双手捂住脸，请求证人和他一起离开桌子，把证人拉到一个墙角，用惶恐不安的口吻提出赶快离开这里。来到大街上以后，他对证人坦白说：一位同他关系暧昧的贵夫人在她丈夫的陪同下刚刚走进咖啡馆。她丈夫知道这件事，曾经写信威胁要杀死他。

第二天，听到苏亚索大使提到卡斯塔涅达对这件事的说法，证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根据卡斯塔涅达虚构的说法，他突然离开“弗洛里多咖啡馆”，不是因为害怕某个爱吃醋的丈夫，而是因为证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间谍，代号22，任务是汇报他以记者身份私下会晤的一些政治家提供的情况。当时进来几个知道证人身份的人，卡斯塔涅达很害羞，怕他们看见自己跟间谍在一起。

证人看到自己的荣誉受到深深的伤害，立即来到危地马拉使团驻地，准备当着大使何塞·路易斯·巴尔卡塞尔博士的面儿向卡斯塔涅达提出正式的强烈抗议。但是，到了使团驻地之后，出来接待他的竟是卡斯塔涅达本人。他对证人说：“可怜的巴尔卡塞尔没在这个世界上，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大使服了大量的可卡因，药性正在发作。如果证人一定要坚持闯进去，只会看见大使赤身露体在地上打滚儿，就像个可怜的傻瓜。他说，要是有急事，晚上可以再来，到时候药劲儿也就过去了。

证人吓了一跳，心里乱糟糟的，把抗议卡斯塔涅达诬蔑的事也给忘了。证人走到大街上，走了不到50巴拉[11]远，就看见巴尔卡塞尔大使开着车子过来了，神情十分正常。这件事说明，谁也逃不过那家伙一再布下的恶毒的天罗地网。证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十足的坏蛋。

下面这件事可以证明上述看法。证人有几次听到卡斯塔涅达编造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还装出一副怪样子，似乎他心灵受到过重大创伤，其中时常提到他已故的母亲。其实，只是为了博得听话人的同情，尤其是年轻妇女的同情。

留声机放完了《歌唱你，罪人》，戴孝青年走到大门口儿，用毡帽不住地扇着风，笑眯眯地把目光落在孔特雷拉斯姐妹身上。姐妹俩脸上更红了，假装没看见他，眼睛紧紧盯住时装杂志。他继续用毡帽扇着风，突然穿过马路，走到两姐妹放藤摇椅的边道上，准备进行自我介绍。

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当时还不到14岁。她犯了一个社交中的大忌，没有坐着不动，而是站起身来，向客人伸出了右手。等到全家聚在餐厅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议论起新到旅馆的客人，玛蒂尔德肯定责怪过妹妹不该站起来。

玛蒂尔德告诉大家，来访的客人刚跳完激烈的狐步舞，满脸通红，一身大汗。不过，她没说她们慌里慌张地和他寒暄了几句。也没说他那位年轻的妻子走到门口儿，远远地看着这个场面，神情严肃，面无笑容。

玛尔塔·赫雷斯神情严肃，面无笑容，把挂在脖子上的一枚小小的埃斯基普拉斯基督圣牌放在牙上咬着，目光紧盯着大街的另一边。

6.布拉格圣婴像不见了

在莱昂市，除了私人经营的膳宿公寓外，只有个别几家像样儿的旅馆。住在公寓里的是来自国内其他城镇的学生；另外，过往客商一般也都住在那儿。有两三家旅馆坐落在太平洋火车站附近，对于等火车北上科林托港和南下首都马那瓜的过往旅客十分方便。还有少数客商乘支线火车到绍塞牧区去。牧区是1932年开放的，也是何塞·马里亚·蒙卡达总统[12]执政时的最后一项活动。胡安·巴勃罗·乌曼索尔将军指挥的一支桑地诺部队到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很难进去了。

普里奥酒家的阳台面朝大教堂前面的赫雷斯广场，二楼保留了少数几个房间，偶尔出租，特别是租给到莱昂看病的外国客人。莱昂的医生数量大，名声好。应该说，这个酒家作为旅馆曾有过辉煌时刻。1907年，鲁文·达里奥荣归尼加拉瓜时曾在那个通风最好的上等房间住过。人们在阳台下整夜整夜地为他演奏欢快的小夜曲，弄得诗人没法睡觉，只好请他们赶快停下来。

“班头儿”普里奥从父亲那儿继承下这份产业，实际上放弃了二楼的生意，集中力量经营一楼。在一楼营业的有冷饮、酒馆、台球室，还有餐馆，餐馆还送饭上门。“班头儿”的教父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经常光顾这里，是餐馆最显要的主顾。

1932年6月18日晚上，我们看到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看完电影之后在商人科斯梅·曼索的陪同下来到普里奥酒家。我们还知道以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为首的“长舌桌”上的朋友们经常在这里聚会。

大都旅馆是全市唯一一家真正的旅馆。位于一街和北三街之间，距离大学只有一个街区。这家旅馆是本世纪初建造的两层“塔克萨尔”式建筑。拐角处是餐厅兼酒馆，从那儿起分两翼展开，一翼朝北，一翼朝东。在值得纪念的1907年，莱昂文学协会曾在这里为鲁文·达里奥举行过一次盛大宴会。在记载这位“西班牙语文学之王”在莱昂停留的纪念册上，大都旅馆与普里奥酒家平分秋色，分享荣誉。只是我们需要忘记一个不愉快的细节，那就是由于过分贪杯，诗人始终没有出席宴会。

在一层面朝大院的内廊里有用网绳围起来的为贵宾准备的餐厅。会客厅也在内廊，不同样式的摇椅和扶手椅围成几个圈儿。厨房、浴室和厕所在第二重院子的尽头。临街一面有几个宽敞的房间，木制屏风把卧室和客厅分开，内有专用卫生设备。这些房间出租给常住客人。我们已经知道，1931年3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租下了其中的一间。

二楼是给临时客人住的房间。一道木板楼梯直通上去，楼梯的栏杆上雕着百合花。客房总共是12间，从双扇窗户可以看见大街。从外面看，窗子顶端是镶在墙里的尖顶拱形装饰，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尖顶拱形装饰。三个拱形顶都涂成红色，构成外墙的主要特征。

大都旅馆斜对面是孔特雷拉斯家。那是一幢砖瓦平房。我们看到，1931年3月的一个下午孔特雷拉斯姐妹坐在通向客厅的角门外面。毒死狗的那天，我们还看到堂·卡门手里拿着报纸从那个角门儿出来。

拐角处的院墙削去一角儿，开了这座角门。角门有两扇门板，上端有个三角形柱顶，下面用两根带条纹的柱子支着，柱子底部用水泥固定在粉墙上。从角门起，西、南两侧的墙上开了几道门，都和角门一样有两扇门板，门框外立着门柱，顶着漆成普鲁士蓝的柱头。这幢房子有个特点，在墙上没有开出窗户。

西面一拉溜是全家的卧室，房门半腰以上是绿色木头百叶格。从拐角开始依次是堂·卡门和他妻子堂娜·芙洛拉的居室。接着是玛蒂尔德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两姐妹合住的卧室。再下面是儿子卡门的房间。但是，过了不久，住房做了调整。

客厅里有一架马歇尔-文德尔牌三角钢琴、一套路易十五式的大椅子，上面铺着红色织锦椅套，还有一面金黄色镜框的穿衣镜、一架菲尔科牌收音机，收音机木盒顶端呈椭圆形，好似哥特式教堂的大门。全部家具清单于1933年11月3日公布在当地的报纸上。当时家里人要出远门，减价处理这批家具，在清单上签字的是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

往里走，所有住室的门都装有百叶护门，面向通往花园的走廊。花园里树木茂密，整幢房子显得暗幽幽的。走廊上有一套涂了黑漆的维也纳式陈设，还有几把藤摇椅，这我们已经知道了。在通往客厅的门旁，可以看见一座神龛，用锁锁着，里面存放一尊“布拉格圣婴像”，神像头上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黄铜冠，上面镶着假宝石。本章就从圣婴像失踪说起。

离开那儿几步远，在走廊上放了一张餐桌，上面铺着蓝花油布。一个带玻璃门的碗柜靠墙放着。剩下要说的是，尽头处有烧柴的厨房和卫生间；隐在花丛后面的是女用人住的茅屋、浴室和洗衣间。

南面一溜，我们已经看到，顾客可以从临街的大门走进“拉法玛”商店，店主是堂·卡门，由他妻子亲自照管。在本市，这家商店经营的布匹生意最为红火，出售男用的开司米、粗斜纹呢、亚麻布、华达呢和女用的雪纺绸、细棉布、塔夫绸和丝绸。还以优惠的价格、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香水、化妆品、陶瓷和玻璃器皿以及麝香葡萄酒、补酒和茴芹酒。这家商店独家经销维希-塞莱斯廷矿泉水，瓶状广告招牌用两条链子挂在屋檐下，来回摆动。

店铺后面的走廊里是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写字间，从那儿发出各种单据，包括进口大宗商品、出口皮革、糖蜜、囊巴木和美国红树木材。公司的职员在这里也为市自来水公司算账、收款。

一道栅栏把住宅和办公室分开。栅栏门用弹子锁锁住。只有堂·卡门才能进出。如果工作需要，他的兄弟、会计部主任埃维诺尔也可以走这道门。办事员和会计不得进入住宅区。有时候，他们隔着栅栏也能隐约看到里面发生的事。下面就可以看到。

从建筑和布局来看，这幢房子和莱昂其他有钱人家的房子没什么大的差异。住宅和营业部分大体上平均分配。在1932年11月1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搬进来住以前，这家人没出过什么特别的事。

堂·卡门既是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市自来水公司的大股东。他的几个兄弟以及他父亲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拉赫斯帕达都是他的合伙人，父亲还是莱昂最大的印刷商。除了这幢房子和“拉法玛”商店之外，他个人还在波内罗亚海滨有一幢度假别墅，在通向海滨浴场的碎石路旁还有一座名叫“我家主人”的奶牛场，占地200曼萨纳[13]。

奶牛场里有一座简朴的两层木结构别墅，过去是娱乐场，现在已然完全荒废。原因是堂·卡门的姐姐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雷耶斯因患结核病，长期疗养无效，于1929年死在那里。这座别墅只有一个面朝大海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透过牧场、山峦和林莽隐隐约约看到像一条淡淡的光亮似的大海。这幢别墅在故事的结尾处有不小的作用。

堂·卡门在莱昂虽属富户，但是在“长舌桌”上他的生意欠佳却成了一个话题。他欠下好朋友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一大笔债务。由于无力付款，和国外供货商也遇到麻烦，“我家主人”奶牛场已经抵押给国家银行。“长舌桌”上的人们还议论说，也许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不惜一切代价力争以有利得多的条件为自来水公司签订一项新合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账目上隐瞒了某些东西。在审讯后期这些事将会公之于众。

上面说过，1932年11月1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玛尔塔·赫雷斯离开了大都旅馆的房间，带着大箱子、手提箱和纸板箱以及那架维克托牌留声机穿过大街。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旅馆？是谁先提出来的？1933年10月11日，卡斯塔涅达在证词中说：

在大都旅馆的客房里住了不久，由于他们偶然和孔特雷拉斯家住对门，和这家人结下了真挚和坦诚的友谊。每逢星期天，就应他们的邀请过去吃午饭，一来二去成了习惯。赶上命名日或生日的时候，证人和他妻子经常参加他们的家宴。还应邀到他家的亲朋好友家里参加社交聚会。

每次聚会，堂娜·芙洛拉总是把他们放在显要的位置。有一次，她表示，像他们这样社会地位的人，需要更加经常地开展社交活动。两个人住在旅馆的房间里，不便于同别人交往，因此，她愿意在自己家里为他们腾出一个房间，而且已经征得全家人的同意。房租呢，只相当于旅馆费的一半。证人一再推辞，只是看到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如此慷慨，又很有教养，才接受了他们的盛情邀请。

堂·卡门的兄弟埃维诺尔·孔特雷拉斯·雷耶斯，45岁，系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会计部主任。1933年10月16日，在法官面前作证时说：

证人认为，有人说，卡斯塔涅达夫妇搬进证人哥哥家没有受到全家的欢迎，这是在说谎。新客人受到盛情款待，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待他们十分热情，就像一家人，而且是他哥哥带头这样做的。尽管哥哥性情孤僻，不善于交际，但对卡斯塔涅达却给予了异乎寻常的信任，甚至连生意中的机密都对他讲了。哥哥一向十分警惕，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打开铁皮柜，包括证人在内。但他却毫不犹疑地对卡斯塔涅达另眼相看，甚至允许他查看账簿。有一次，证人对哥哥说这样做不够慎重，结果被哥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证人还说，哥哥喜欢饭后与卡斯塔涅达坐在客厅里或走廊上聊天。请他一起去社交俱乐部。卡斯塔涅达也邀请哥哥到大都旅馆的酒馆或普里奥酒家去喝啤酒，有时候还请他去学生们常去的不大体面的地方。哥哥很乐于接受他的邀请，这就令人奇怪了，因为他一向不大爱下酒馆。有几次，堂娜·芙洛拉指责哥哥不该去那些地方，也指责过卡斯塔涅达，警告他说，带她丈夫去那种地方，她很不高兴。卡斯塔涅达呢，总是油嘴滑舌地开些玩笑，搪塞过去，结果堂娜·芙洛拉不但火气消了，而且露出笑脸。

证人看到哥哥态度有变化，颇受鼓舞。一天中午，下班以后，仗着胆子邀请哥哥到米卡埃拉·佩卢达酒馆去喝午餐酒。可是，哥哥硬邦邦地回答说他头疼，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证人从办公室看见卡斯塔涅达正在餐厅里等他哥哥，还亲自下厨房炒了几个菜，准备下冰镇啤酒。两个人坐下来又吃又喝。尽管哥哥看见证人还待在那里，却不肯请他过去。

年轻人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未婚，学生，20岁。关于全家人是否一致同意接待那对夫妇到家里去住，1933年12月1日他提供的证词与他叔叔的说法大相径庭。

法官：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住在你父亲家里是受到全家人的欢迎吗？

证人：我一直不同意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住在我们家里。我不止一次向父母表示过我心里不痛快。我说，让一个生人住在家里，我很不以为然。尽管他妻子招人喜爱，可是当他们决定更换住处的时候，我和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法官：您不喜欢卡斯塔涅达，有什么根据吗？

证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不值得信任。他善于耍手腕儿，欺骗别人，引诱别人，让大家听他的。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当初他一定要我到哥斯达黎加去学习，让我远远离开家里人是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卡斯塔涅达一到我们家就唆使我父母把我送到圣何塞去，可以肯定，他的目的就是在实行罪恶计划的时候先排除掉我这个障碍。

法官：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是在什么情况下住进你们家的？

证人：在搬到我们家里住的前几天。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跑过来非常激动地告诉我、我姐姐和我妹妹，说住在大都旅馆的国民警卫队军官丰塞卡中尉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或桑地诺分子，威胁说要搜查他们。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请求我们为他们保存几本危险读物，包括书籍和小册子。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没有告诉我们父母。

过了几天，卡斯塔涅达又说，国民警卫队的军官乘他不在的时候，可能会对他妻子采取非礼行动，一个劲儿地要求妈妈让他们住进我们家里来。妈妈回答说，我们这儿条件很不好，本来就有难处，你们来也会觉得不好过。还说，家里没有富余的房间能让你们多少过得舒服点儿。可他还是纠缠不休，最后妈妈只好同意了。

法官：客人在你们家里居住期间，你发现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有些什么可以称之为异常的行为吗？

证人：是的，我注意到了。在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越来越让我对他信不过。有些事，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可现在看来却很重要的。比如，我记得，他们住到我们家不久，放在走廊神龛里的一尊布拉格圣婴像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不见了。大家都觉得神像丢得很蹊跷，神龛是锁着的，只有妈妈手里有钥匙。不过，单凭预感，我就当面责怪卡斯塔涅达，说是他干的。不料，第二天，布拉格圣婴像又出现在原来的神龛里，而且还上了锁。毫无疑问，他原想偷走神像，发现我怀疑他，才把神像放回原处。

法官：既然卡斯塔涅达搬走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后来为什么又让他住进来了呢？

证人：因为他妻子死的当天，他又来磨我妈妈。那天我们大家都在为死者守灵，他假惺惺地说，他心里十分痛苦，在那间空荡荡的房子里，连一个晚上也睡不下去了。他在那里一再暗示，妈妈只好又让他搬到我家了。

我敢说，他不喜欢他妻子，所以把她毒死了。为了给她放马钱子碱，就必须单独和她在一起，所以才另租了房子。按照预定计划，他又立即返回我们家，继续犯罪，杀死所有的人，除掉一切障碍，好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结婚，继而霸占我家的财产。到那时候，谁也不能把他赶出家门了。

法官：卡斯塔涅达与您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有恋爱关系，您对这件事有所了解吗？

证人：我不敢肯定。但是，我知道，在他妻子玛尔塔活着的时候，他当着妻子的面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那副态度，那种关心劲儿，我看了很不舒服。

法官：您可以介绍一下情况吗？

证人：吃饭的时候，他们眉来眼去。他把自己盘子里的肉拨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要是她来晚了，就把最好的菜留给她，如此等等。

法官：您是否发现过卡斯塔涅达献殷勤惹得您姐姐玛蒂尔德不高兴？

证人：玛蒂尔德老是那么忸忸怩怩的，总摆出一副忧伤的样子，所以我不敢说她看见卡斯塔涅达献殷勤是否感到不舒服。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无赖还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就企图玩弄我的姐姐和妹妹。我跟您说，玛蒂尔德为他的过错感到难过，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法官：您是否知道，您姐姐玛蒂尔德经常陪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到瓜达卢佩公墓去祭奠他妻子玛尔塔？

证人：法官先生，我可以证明她确实陪他去过，那是他求玛蒂尔德去的。他们乘坐我父亲的车去，还带着从我家花园里采下的鲜花。

这些说法是年轻人孔特雷拉斯当着犯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面提供的长篇证词中的一部分，其余部分以后还要引用。当时审讯已经正式开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正在法庭等候交代罪行。

当时，两个人发生了一场冲突。由马那瓜《新新闻报》派到莱昂报道这次审讯事件的记者、诗人马诺洛·夸德拉在1933年12月3日发表了关于这次冲突的报道，题目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

在年轻人孔特雷拉斯开始作证的时候，犯人没被带出法庭。在此，我们十分客气地向我们的朋友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指出，这是不慎重的，由此引发了一场争执。被告和证人之间关系本来就很紧张，争执本是意料中的事。年轻人孔特雷拉斯讲到嫌疑犯行为中的阴暗面时，卡斯塔涅达企图打断他的作证，予以反驳。费亚约斯法官提请他注意遵守秩序，说，根据刑法，他无权插话。然而，当年轻人说到有一次卡斯塔涅达曾经唆使他使用可卡因作为勾引妇女的手段，让她们顺从自己的时候，犯人哈哈大笑，闹得证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要揍他一顿。

最后，卡斯塔涅达被带了出去，法官命令他在走廊里等候，直到作证完毕。在他退场时，费亚约斯法官未能阻止他大声喊叫：“如果我是那么心术不正，凶狠恶毒，专会教唆别人，你为什么还要给索摩查将军发电报要求释放我？”这句话在同情犯人的观众当中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们每天都聚在法庭上。

卡斯塔涅达在走廊里被同情者包围起来。他们向他祝贺，其中一个人兴冲冲地说他把年轻人孔特雷拉斯“噎了一溜跟头”。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他们和平时一样给卡斯塔涅达送来饮料和食物。

马诺洛·夸德拉在报道中提到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赶出去的时候针对证人说的那句话，还真有其事。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律专业读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1933年10月11日，他在舅舅堂·费尔南多·瓜迪亚陪伴下乘飞机回到尼加拉瓜。在这之前，他从圣何塞给国民警卫队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发去一份电报，电报说：

敝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年轻无知其被捕依敝人所见有欠公允特请依家母所求即下令将其释放畀使全家得以安宁顺致敬礼

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

1933年10月13日晚，“长舌桌”上的人在普里奥酒家聚会，对在《新新闻报》上发表的这封电报大加议论。顺带提一下，在这次聚会上，萨尔梅龙大夫为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办妥了到狱中采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手续，乌苏卢特兰欣然接受了。采访记我们已然知道，至于这次进行采访的原因，我们曾答应容后再加以说明。

“看啊，这位大舅子真够疼妹夫的。”科斯梅·曼索把登载那封电报的报纸递给萨尔梅龙大夫，“马诺洛·夸德拉真有搞新闻的机灵劲儿，罗萨利奥可是望尘莫及啊。”

“像有人施了催眠术，”萨尔梅龙大夫把一支红蓝铅笔放在耳后，“集体催眠，男女都在内。妈妈的电报，儿子的电报。”

“阿利·瓦内加斯向马诺洛通风报信，他们俩都是诗人。谁还能赶得上他？”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满脸愁云，把手放在领子的铜扣上，“不过，搞完采访，我能赶到他前面去。”

“堂娜·芙洛拉的电报也要求释放这个小崽子，这可不是催眠术能办得到的。”科斯梅·曼索冲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张开五指，装作施催眠术的样子，“给他往监狱里送鲜花。还送香水。小心诗人会走在你前头，先去采访卡斯塔涅达。多留神，保不定你还没到，先把他放进去啦。”

“公平地说，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也给他送鲜花，送香水。”罗萨利奥假装闭上眼睛打瞌睡，好像真的中了催眠术似的，“她们俩打成平局。这次采访，你们倒不必担心。奥蒂斯上尉答应我进行独家采访。”

“所以我说是集体催眠。”萨尔梅龙大夫很开心，继续跟那两个参加聚会的人玩催眠术，“这个霍迪尼[14]一准是诡计多端，把那家人杀死了一半，剩下的人居然还醒不过劲儿来。我看这次采访一定有鬼，罗萨利奥。他们绝不会痛痛快快地白给你个机会的。”

“什么催眠术啊，什么7枚铜钱啊。全是男人的那个玩意儿。”科斯梅·曼索使劲拍了罗萨利奥一下，让他苏醒过来，“管他是不是陷阱，我们明星记者的机会来了。也是大夫您的机会，给他提几个有意思的问题。”

“见你娘的鬼吧。非把这儿弄得炮火连天不可。”“班头儿”普里奥从柜台那儿抱怨说。

7.一月的醋海波澜

1933年1月10日早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痛苦万分。吃早饭时，孔特雷拉斯全家人看到他手不住发抖，把咖啡精洒到牛奶杯子外面，大家都很吃惊。待到看见他低声啜泣着离开桌子，躲到走廊尽头处，就更加惊慌不安了。堂娜·芙洛拉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这么伤心，想安慰他两句。

他告诉堂娜·芙洛拉说，结婚以后，玛尔塔经常犯月经病。这一次，从天亮起就出血不止，从来没出过这么多血。堂娜·芙洛拉用坚定的口气劝得他平静下来，随即派她的小儿子卡门去请家庭医生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同时让厨娘烧开水准备煎药。随后，朝卡斯塔涅达夫妇住的房间走去，她要亲自照看病人。

在大家等候达比希雷大夫的时候，卡斯塔涅达端着一盘剥好的橘子、面包和黄油回到房间。他情绪平静了一些，还端去了堂娜·芙洛拉让人熬好的橘子汤。他和堂娜·芙洛拉劝说玛尔塔吃点儿东西，劝来劝去没劝动。

早晨8点钟刚过，达比希雷大夫披着绸披风来了。堂·卡门在客厅门口迎接大夫，把他带到卧室门前，然后小心地退了回来。医生问明病人的病情，给她听了听。当时，堂娜·芙洛拉和奥利韦里奥都在场。奥利韦里奥神经又紧张起来，忧虑重重地提了些不合时宜的问题。

1933年10月17日，达比希雷大夫就这次出诊在法庭上作证说：

检查完毕，我把她丈夫叫到一边，告诉他没什么值得担心的问题。有些妇女在经期会出现紊乱现象，这是很自然的。我让她彻底静卧几天，用温硼酸水坐浴，还给她开了几瓶芹菜脑水剂。不过，在量体温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体温偏高，比一般经期紊乱要高出几度。因此，我建议她丈夫为病人查一查血。我怀疑她可能染上了本市常见的疟疾。经化验，证实了我的怀疑，于是，我让病人接受常规治疗。

法官问：病人的态度有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证人回答说：记不得有什么明显的地方，只是她趁卡斯塔涅达和堂娜·芙洛拉不在卧室的时候，问我是否知道什么地方有空房出租。我们萍水相逢，没有什么交情，她骤然提出这个问题，确实让我吃了一惊。但是，我强压住惊讶心情，回答说：堂娜·埃希莉娅·冈萨莱斯（也是我的病人）在大学附近有一幢房子，老房客刚搬走，正好空着。

这天早晨，达比希雷大夫和第一次见面的病人告别后，又披上那件绸披风走了，沉重的皮药箱坠得他身子朝一边儿歪斜着。当时，根本没想过为什么玛尔塔·赫雷斯要等到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才问他有没有空房。出来时，他挺放心，以为病人不过是患有月经失调，还有疟疾症状，得这种病的人本来就很多嘛。然而，出庭作证那天，他终于明白了，只是没说出口，至于是什么原因，以后再说。对法官提出的有关卡斯塔涅达夫妇的其他问题，他同样不肯回答。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引用一个13岁女孩儿雷蒂西娅·奥索里奥的证词。1933年10月19日，和往常一样法庭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记者和诉讼人。大家都为证人的清晰记忆感到惊讶，都注意听她陈述：

1932年11月间，玛蒂尔德姑娘雇用证人为女仆，月工资1科尔多瓦，要她帮助其他女用人打扫卫生、擦洗地板、倒便盆，据说有几个外国人很快要搬进来住。

外国人就是堂·奥利韦里奥和他妻子堂娜·玛尔塔，两个人都是危地马拉人，住在堂·小卡门的卧室里。家里没有其他地方，小卡门只好搬到客厅去睡，到晚上给他支起一张帆布床。

每天早晨，女仆们还在厨房里点火的时候，堂·奥利韦里奥第一个起床，拿着剪刀在庭院的花园里剪茉莉花、玉兰花和黄菖蒲，扎成大把鲜花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头上裹着毛巾从浴室出来的时候送给她。

证人还说，堂·奥利韦里奥非常喜欢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写诗。写在一本绸封面的册子上，外面有把小锁，只有姑娘能够打开。她有把小钥匙，用带子坠在胸间。每天晚上，一吃完晚饭，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就把那本册子交给堂·奥利韦里奥，他在上面写诗，小姐把册子拿回房间，一个人躺在床上阅读，不给任何人看。就因为这个，她常常和玛蒂尔德小姐吵嘴，因为玛蒂尔德小姐也想看看那些诗。

在堂·奥利韦里奥过生日那天，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从“拉法玛”商店的玻璃柜里拿出一瓶香水送给他。下午，堂娜·芙洛拉准备了葡萄酒和糕饼为他庆贺生日。堂·奥利韦里奥闭上眼睛，把洒上香水的手帕放在鼻子前闻了又闻，堂娜·玛尔塔气得直掉眼泪，后来怒气冲冲地从他手里夺走手帕，一边哭着一边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

法官打断她的话，问她是否记得玛尔塔·赫雷斯犯病那天发生的事。小姑娘说她记得很清楚，那天她从房间里端出几个带血的便盆。早晨堂·奥利韦里奥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不过，没到花园去采花送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而是满脸忧伤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像是困在笼子里的小兽。

小姑娘在证词中叙述的事情（关于玛尔塔出血的日期已经弄清楚了）发生在1932年11月到1933年2月之间，正是卡斯塔涅达夫妇住在孔特雷拉斯家的时期。最后一件事，即为送香水而惹起事端，应该发生在1933年1月1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过生日那天。

“圆球”奥维埃多近来成为“长舌桌”聚会的常客，尽管那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能轻而易举地把他的朋友送上断头台。1933年10月20日晚，他坦白了一件事，萨尔梅龙大夫把它记在了笔记本上。1932年1月间，期末考试临近，他们在大学的廊道里复习功课。这时候，卡斯塔涅达从一本书里拿出一封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签字的情书给他看。其实，萨尔梅龙大夫早就记下了这个材料，那是从“圆球”奥维埃多在1933年10月17日向法官提供的证词中抄录下来的。

“他给我看那张纸条儿的时候，我提醒他说：‘当心，你在玩火呀。’”“圆球”奥维埃多像上次一样正经八百地竖起一个手指头。

“魔鬼不怕火，烈焰腾腾，玩兴正浓。”科斯梅·曼索眼睛中闪烁着狡诈的光芒，驳了“圆球”奥维埃多一句。

“他回答说：‘火会烧人的。’说完，把纸条儿放在舌头上舔了舔，好像舔一块棒棒糖。”“圆球”奥维埃多也用狡诈的目光扫了曼索一眼，“奥利韦里奥怕什么呀。”

“玛蒂尔德那封信呢？说是卡斯塔涅达被捕以后在他衣物中发现了那封信。”萨尔梅龙大夫有点儿不耐烦了。他不想知道什么火呀鬼的，只想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风流韵事。

“那封信我没见过。”“圆球”奥维埃多晃了晃胖脸蛋，一口否认了，“不过，那封信是在我们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用过的一本刑法书里发现的，估计大概就是那些日子的事。”

“看起来，每本书里都有孔特雷拉斯姐妹的信。”科斯梅·曼索瞅着萨尔梅龙大夫的笔记本，好像嫌他没把这个材料记下来。

“明天，法官想问你关于那些信的事。”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推了推科斯梅·曼索的椅子，“他想知道你跟你那位卖花的朋友罗德米罗都说过些什么。”

“您心里明白，什么都不能说，一概予以否认。”萨尔梅龙大夫推了一下桌子上的那支红蓝铅笔，把它转到科斯梅·曼索那儿去，“法官想听什么，还是由我去说。”

“除非您怂了，大夫。”科斯梅·曼索用两手比比划划地挤出了这么一句，“罗德米罗·埃多西亚是个二尾子，我能把鲜花插进他屁股眼儿里，真不要脸。”

“还是说说玛蒂尔德那封信吧。”萨尔梅龙大夫捡起铅笔，放在耳朵后面，“卡斯塔涅达把信放在一本刑法书里。书呢，放在箱子里，他提着那只箱子去过危地马拉。是不是说他提着箱子经过了哥斯达黎加，又把箱子带回来了？”

“那只箱子他没带。”“圆球”奥维埃多天真地笑了笑，“他让我给他保管。回来的时候，我把箱子交给他了，还有别的东西，留声机啊，打字机啊。这些我已经说过了。罗德米罗说了些什么呀？”

“就是曼索跟他讲过的关于信的事，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的秘密。”萨尔梅龙大夫从耳朵上取下铅笔，从笔记本上找出一页，“不要脸的是您，曼索，我的朋友，不是罗德米罗。”

“扒着门缝儿探听人家的私事，您可算是老手了。”罗萨利奥知道曼索听到这句话准会从椅子上跳起来，他连忙从桌子旁站起来，躲开曼索。

“噢，他把箱子留给你，还打算回来。”萨尔梅龙大夫在“圆球”奥维埃多过去谈过的、今天又重复的那几句话下面划上一条线，“别说门缝不门缝的吧。就这么动手干吧。”

13岁的女用人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作证时还说：晚上，当玛尔塔遵照达比希雷大夫的嘱咐卧床休息的时候，玛蒂尔德就代替她为卡斯塔涅达高声朗读法典和法律书籍，因为医生不让卡斯塔涅达过分使用眼睛。

他们两个人坐在走廊里的藤摇椅上一直待到黎明。走廊上寂静无声，从庭院飘来阵阵茉莉花香。那两张藤摇椅就是孔特雷拉斯姐妹在莱昂炎热的下午时常搬到门外去的椅子。玛蒂尔德在挂着流苏的灯下朗读，奥利韦里奥注意倾听，用脚慢慢地蹬着地，推着摇椅，摇来摇去。小姑娘雷蒂西娅·奥索里奥给他们送去一壶咖啡和两只杯子。然后走过厨房，到走廊尽头处的下房去睡觉，背后留下玛蒂尔德读法典的声音，那副腔调听上去像是朗读一部爱情小说。

小姑娘对法官说：一天晚上，她送完咖啡准备回去睡觉，路过玛尔塔卧室，看见她躲在百叶门后，焦急地向走廊窥视。她一发现有人，很快就回到床上，拖着白府绸睡衣，好似个孤鬼游魂。

“据我们在场的大记者说，”萨尔梅龙大夫心里直发笑，他们为罗萨利奥设下个圈套，“那些天，堂·卡门一直在调查是谁编造流言糟蹋他女儿的名声。那故事是怎么说来着？”

“故事说，有好几次，玛蒂尔德夜里不等大家睡熟，就离开家。”罗萨利奥摸了摸领子上的铜扣，看着是不是扣在扣眼儿里，“诺埃尔·罗维洛陪她到瓜达卢佩公墓，要是坟墓会说话，那该告诉你多少事啊……”

应萨尔梅龙大夫的要求，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兴致勃勃地又讲了一遍堂·卡门调查的情况，其实以前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1933年1月的一天早晨，他正从字盘边上捡出几张校样，猛然发现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在他的好友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陪伴下，出现在大门口。他很害怕，以为是堂·卡门为传单的事找他算账的。

几天前，他派人印了一些传单，用了个假名字，叫“普莱森塔西翁·阿马斯”，传单还在克里斯蒂亚诺兄弟印刷厂里，没取回来。传单猛烈抨击自来水公司提出的新合同，指控公司老板准备行贿，以便在市政会议的不负责任的成员中拉票。《记事报》的老板，不许他在报纸上再谈论这件事，他只好采取这种办法。

乌苏卢特兰发现堂·卡门是带着枪来的，心里就更害怕了。堂·卡门走过来，要跟他单独谈谈，堂·埃斯特万守住大门。乌苏卢特兰发现他外衣下摆动了一下，知道皮带里别着枪。

他心慌意乱，几乎说不出话来。可是，那个秃头顶、衣领上装饰着箔片、平时在大街上见了面很少打招呼的趾高气扬的男人，却低声下气地求他说清楚破坏他女儿名声的谣言是从哪儿来的。

一开始，他矢口否认，说压根儿不知道有什么谣言。禁不住对方一再恳求，他只好承认在法院的走廊里确实听到了点儿什么。不过他诚心诚意地向他保证，的确不知道是谁造的谣，还说他可以发誓。全部情况就是这样。堂·卡门和进来时一样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报社。

萨尔梅龙大夫又开心又不耐烦地等他说完。然后问他是不是说完了。接着就念起了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的证词。埃斯特万，农民，已婚，47岁。两天前，1933年10月18日，向法官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证人说，今年1月中旬，一个可怕的诽谤话传到堂·卡门的耳朵里。这种谣言在大学生当中、在法院人员的圈子里以及在莱昂市的社交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流传。他们两个人都是社交俱乐部的成员，经常到那儿去。至于谣言的内容，证人认为不宜泄露，因为它有损于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声誉。（一段完）

证人又说，堂·卡门认为这个骇人听闻的谣言十分严重，就请证人帮他进行调查。他一直要查出是谁造的谣。一连几天，他们一起到大学里去，问了几个学生。还到了法院和其他公共场所，没有查出任何具体结果。后来，有人劝他们去找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说他是《记事报》主任编辑，肯定知道。于是，他们又去了报社，请他讲明实情。

一开始，记者不肯透露谣言是从哪儿出来的。后来，没办法了，只好把造谣者的名字说了出来。通过这次私下谈话，才得知，原来造谣者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他曾经十分详尽地向上面提到的乌苏卢特兰和诗人、法院秘书阿利·瓦内加斯讲过。时间是1933年1月的一个中午，就在大都旅馆的酒店的一张餐桌上讲的。

对法官提出的问题，证人回答说，堂·卡门的举动确实令人感到奇怪。查出造谣者之后，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付那个住在他家里的卑鄙的家伙。更有甚者，第二天他竟然要求证人到法律系主任委员会去证明那个家伙品行端正，这是参加博士考试的先决条件。证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照办了。

为了排除一切怀疑，萨尔梅龙大夫又向罗萨利奥宣读了阿利·瓦内加斯学士的部分证词。阿利·瓦内加斯，未婚，25岁，法律系见习生。1933年10月18日，在担任“特别”秘书前曾作证说：

读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证词，证人承认对方讲的属实。1932年6月18日晚上，乌苏卢特兰曾经到证人家里，告诉证人他已经认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就是在皇家大街上毒死野狗的人，其中一条狗是达比希雷大夫的。为此，达比希雷大夫曾用手杖打了奥维埃多。从上述事实中，证人推测出这两个人正是不久前他曾经隐约看到的那两个驾着马车飞快地沿着大街逃走的人。

法官在另一处地方问他是否知道不久前有人散布谣言破坏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名声，证人承认的确知道这件事。法官要求他讲出那个人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散布这些谣言的。证人回答说：

谣言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当着上面提到的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面私下里对证人讲的。一天下午，大家闲着没事儿，聚在大都旅馆的酒店里，卡斯塔涅达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说好不向任何人透露。因为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就住在孔特雷拉斯家里，透露出去对他个人是个严重的威胁。

证人说，既然国家司法部门提出要求，他觉得可以放弃保持沉默的诺言。因此，证人毫不犹疑地说，1933年1月的一天下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告诉他们，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习惯离开家里，在外面过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溜出去。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走出房门。房门正对着大街，她出去后不上锁，好在天亮前再从这个门进来。

出门后，她走过一个街区，诺埃尔·罗维洛坐在汽车上等她。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瓜达卢佩公墓。一到墓地，坟墓就变成了洞房。

“你简直成了个骗子啊。”萨尔梅龙大夫假装用责备的目光瞄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一眼，旋即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笑，“作为记者，你本来应该第一个知道法庭里出了什么事。所以马诺洛·夸德拉才赢了你。”

“你是害怕了。”科斯梅·曼索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妈的，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瞎话？”

“我是骗了你们。”罗萨利奥不停地用拳头捶打着胸膛，就像望弥撒到了捧圣体的时候，“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实情告诉给堂·卡门。我还能怎么办？不过，这可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怜悯。看到那个心高气傲的男人伤心得几乎垮了台，我心里过意不去。”

“你对他讲了实话之后，他怎么说？”“圆球”奥维埃多头朝后一仰，眯缝起眼睛仔细打量着罗萨利奥。至今他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谣言。

“他只是摇了摇头，没说话。”罗萨利奥把拳头紧紧地按在胸前，心中悔恨不已，“他舔了舔嘴唇，看了看站在门口等他的堂·埃斯特万。两个人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这恐怕是奥利韦里奥开的玩笑，他特别爱开玩笑。”“圆球”奥维埃多笑了笑，从远处都可以看出是强挤出来的。

“什么开玩笑，别坑人了。”科斯梅·曼索也笑了，不过口气里带着冷嘲热讽。

“他们刚一走，我就拿起一张纸。”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急忙说，巴不得他们不要再为他说谎不住气地折磨他，“我给卡斯塔涅达写了几句话，让他有所准备，还派了一名排字工人带上纸条去找他。”

“他大概拿那张纸条擦屁股了。”科斯梅·曼索又嘲讽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一丁点儿也不在乎。”罗萨利奥站起来，似乎要走，其实他只想强调一下不管怎么提醒卡斯塔涅达，也是白费力气，“大概过了两天，我偶然在大街上碰见他，向他提起这件事，他笑了笑说：‘您瞧，堂·查利奥，把公墓的故事忘掉吧。那不过是我开了个玩笑，我常跟孔特雷拉斯家的人开玩笑。他们也喜欢闹着玩。咱们还是处理一下攻击自来水公司的传单的事吧。’”

“瞧见了吧？”“圆球”奥维埃多以胜利者的姿态瞅着他们，“我不是说了吗？开个玩笑而已。”

“贵友那些玩笑都把人玩进坟地里去了。”科斯梅·曼索拥抱住“圆球”奥维埃多，仿佛向他表示沉痛哀悼。

“噢，敢情卡斯塔涅达早就知道传单的事啦。所以，堂·卡门也知道了。”萨尔梅龙大夫要科斯梅·曼索少说两句，好把事情记下来。

“至少卡斯塔涅达知道。”罗萨利奥用手捂着屁股，围着桌子转了个圈儿，“他跟我说，‘新水费看起来是高了点儿，用不着为这个着急，我会想办法让水费慢慢降下来的。条款不公平，我也不愿意。但是，涉及到钱的问题，谁能劝得住堂·卡门啊？别去散发传单啦。’”

“堂·卡门当然知道传单的事啦。”科斯梅·曼索用嘲弄的目光紧追着罗萨利奥的脚步，罗萨利奥好像在丈量砖与砖之间的距离，“他也知道卡斯塔涅达会怎么对付你。”

“我们有交情，我才同意的。”罗萨利奥离开桌子远远地停住脚步，不敢靠近科斯梅·曼索，“他要求我说，‘要是散发传单，我就完了。签下合同，本来能赚几个钱，也赚不成了。把传单交给我吧。’”

“过来，傻瓜，走近点儿。”科斯梅·曼索伸出食指招呼他，“你干脆明说了吧，你拿了他的钱。”

“当然啦，是拿了。我们取传单的时候，让他付了印刷费。”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假装走过来，可又退回去了，“我不能干赔钱呀。”

“不，先生。传单只值20比索。他给了你80比索。”科斯梅·曼索露出金牙，好像要咬罗萨利奥一口，“那不是卡斯塔涅达的钱，是堂·卡门的，正赶上你在报纸上攻击他。”

“算了吧，伙计，”“圆球”奥维埃多举起双臂，好像拳击裁判宣布停止比赛，“你们干吗为这件蠢事争吵啊？”

“对你来讲，一切都是玩笑，都是蠢事。”科斯梅·曼索气呼呼地不言语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小心翼翼地回到桌前。

让我们再听听13岁的女用人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上面引用过的证词中说过的话，以此结束1933年初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发生的事。

证人说，2月初的一天早晨，她很早就到卡斯塔涅达夫妇住的房间去端便盆，听见堂娜·玛尔塔的哭泣声。她要求丈夫马上离开这个缺德的家。堂·奥利韦里奥打算安慰她几句。求她赶快住口，别让人家听见，还用手捂住她的嘴，可她哭得更厉害了，一再说：“让他们听吧，让他们听吧，听见了，和我有什么相干。”最后他只好说，那好吧，你既然高兴，咱们就搬吧。证人走到床边拿便盆的时候，看见她开心地笑了，似乎压根儿就没哭过。

就这样，这对年轻夫妇于1933年2月8日离开了孔特雷拉斯家，搬进达比希雷大夫向玛尔塔提起过的大学附近的那间简陋的住房。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未婚，60岁，她为全家做饭，因此对她实行预防性监禁。1933年10月14日，她在21监狱的牢房里作证时说，他们搬走了，大家都很难过，包括主人和用人。

证人认为，卡斯塔涅达夫妇离开孔特雷拉斯家的那天，大家的确都很难过，家里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甚至在厨房里做饭也不出声，仿佛在办丧事。早饭时，只有堂·卡门来到餐桌前，玛蒂尔德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待在房间里，一口饭也不想吃。厨房里也没人吃饭。

直到上午，堂娜·芙洛拉还用爱抚的口吻劝他们留下来，至少等堂·奥利韦里奥通过博士考试。但是，堂娜·玛尔塔坚持非走不可。从一大早起她就收拾箱子，把房间腾空，还亲自打扫房间，不让仆人碰一下扫帚。

堂娜·芙洛拉眼见得劝不住他们，就哭哭啼啼地为他们从店里拿来床单和毛巾，还有盘子、碗、杯子、炒菜锅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准备他们到新地方安家，那边儿是所空房子。堂娜·芙洛拉还从“我家主人”庄园里抽出一个名叫多洛雷斯·洛伦特的女用人。

过了5天，1933年2月13日下午1点，玛尔塔·赫雷斯经过一阵剧烈的抽搐后去世了，死在他们在尼加拉瓜唯一的新家里。

8.愿大家同样光彩照人

在21号监狱的牢房里，法官问起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的年龄，她不愿意说出来，或者是不知道。不过，档案上写的是60岁，这是阿利·瓦内加斯随便估摸出来的。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身强力壮，成天往灶前搬大抱大抱的柴火，每天一大早就从苏布蒂亚瓦步行来上工，赶在大家起床前走进厨房。她的头发又黑又亮，没有一根银丝，每次洗完澡都往头上插上一束木犀草。

18岁前，她跟过几个男人。有的是酒鬼，有的爱吵架，毫无责任心，她实在受不了了，打定主意再也不听信任何男人。最后一次离婚，她已经生了4个孩子。从那时候起开始伺候堂·卡门的妈妈堂娜·米格达丽娅·雷耶斯·德·孔特雷拉斯。

堂娜·芙洛拉婚后来到莱昂，厨娘作为婆婆借给儿媳的用人，正在尚未安置停当的家里等她。婆婆不赞成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儿子的家能够过得美满，于是就把自己最好的物件送给这位外国儿媳妇。过了一段时间，又想把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叫回来，可她却不想离开堂娜·芙洛拉了，由此引起一场家庭不和。

10月10日上午，几名士兵到家里来抓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手持燃着的柴棒挡住士兵，不得到女主人的同意，她就不离灶火。她盼着女主人快步走过来，自己也好免遭凌辱。前一天，在逮捕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时候，堂娜·芙洛拉就曾经两次出面拦阻。但是，这一次她没到厨房来，只是从卧室里传出话来说，官面儿上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用围裙边儿擦干了眼泪。士兵本想让她乘坐省军区司令部的小卡车，她一口回绝了，昂首阔步一直走到第21监狱。她心里气愤，倒不光是因为被人随随便便地关进监狱，脸上无光，更因为堂娜·芙洛拉竟然如此忘恩负义。她从此永远离开了这个家。

1933年10月17日，她在狱中作证时讲到了那对外国夫妇离去使全家人感到悲伤，这些读者已经知道了。现在再听一听她在证词中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发表的看法吧。

据证人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是她这辈子遇到的最快活、最风趣的人。每次他经过厨房上厕所，女用人们只要看见他走过来，不用他开口说话，一想起他那些一语双关的俏皮话，都禁不住哈哈大笑。他的话荤的多，素的少，特别逗乐。他总爱嘴里说着玩笑话，手上比比划划，交换声调模仿家里人，主要是模仿堂·卡门，学他讲话那副结结巴巴的样子。

她还说，晚上，他还裹着披风从后面蹿上来，吓着她。有时候，她正在切肉，奥利韦里奥一把抓住她，拉过她跳起他们国家的欢乐舞蹈。要么想尽办法从她手里夺过菜刀，教给她怎样做危地马拉菜，特别是炒辣子肉丁。赶上这种时候，他让她坐下来，给她讲在危地马拉发生的神秘的犯罪故事。她吓得直画十字，卡斯塔涅达就会笑她胆子小，边笑边用刀子把西红柿削成各种花朵，用煮熟的鸡蛋做成小兔子，拿胡椒做眼睛，拿小辣椒做嘴巴。

她补充说，有时候他又非常伤感，特别是谈到他母亲的时候。他14岁那年，母亲去世。死前，一连好几个星期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受尽折磨，最后死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直到临死前疼痛也没有消失。卡斯塔涅达说，每逢在梦中和母亲相会，就好像亲身经受病痛的折磨。醒来时一身冷汗，痛苦得蜷曲在床上。有几次，他眼含泪水问证人：“约伊塔，您能眼看着亲生母亲受这份罪吗？”

证人还说，卡斯塔涅达对家里年岁最小的女仆雷蒂西娅·奥索里奥特别亲热，给她跳令人眼花缭乱的踢踏舞，那是他从朋友那儿学来的，其中包括会让娃娃说话的魔术大师蒙克里菲。记得有一次他对那个女孩儿说：你的月钱才一个科尔多瓦连吃饭也不够，他们家专门剥削童工。可是，那个女孩儿听不懂，他只好捧住她的头，伤心地瞅着她。

这样看来，在餐桌上女用人总是先给他上菜，就不足为奇了。吃早饭的时候，给他榨上等橘汁，仔仔细细地为他烫平衬衣，还耐心地往袖口和衣领上上浆，他在这方面要求很严。然而，堂·卡门却老是抱怨他那杯牛奶太凉了。

1933年10月18日，法官下令释放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那正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出庭提供进一步调查证词的同一天。过了不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去到苏布蒂亚瓦区的贫民窟寻找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受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的委托，他去搜集某些必不可少的材料，以便在1933年10月25日的《记事报》上发表一篇由他署名的采访录。

这篇采访录引起极大的轰动，我们下面再谈。这一章里，主要是介绍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莱昂唤起的人们的情感，在用人中博得的明显的好感，这和他的社会关系是相当矛盾的。让我们看一看那位厨娘对记者谈的一些印象，下面是萨尔梅龙大夫在斯奎布笔记本上亲手记下的材料。

她根本不相信对奥利韦里奥提出的指控。她一口咬定逮捕奥利韦里奥是出于忌妒，有些人一向忌妒他，眼下他趴下了，别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敲打他。那些死去的人全因为发高烧，她有一个小女儿，几年前就是这么死的，也抽搐得很厉害。把她抓起来，她觉得很可笑，法官净向她提些又蠢又笨的问题。谁要是相信她照卡斯塔涅达的要求或是她自己起意往饭里放马钱子碱，谁就是疯子。大夫们都说，马钱子碱是苦的。谁能吃得下放了毒的饭呢？连狗都不吃。

自从她获释以后，天天跑到监狱的大门口儿，要求把衣服交给奥利韦里奥。她本想自己进去，可门卫根本不答理她。等到明天他能出监狱，她就自愿跟着他，给他当厨娘。要是他想把她带到危地马拉去，她也会跟着走。就因为这个，好多家请她，她就是不想给别人当差。

孔特雷拉斯家，她再也不会回去了，因为他们不讲信义。她在那儿累弯了腰。为照拂一个出生的孩子，夜里不得安睡，给她的工钱还是那么少，没人为她的事动过一个手指头。他们对奥利韦里奥也不讲信义。她从报纸上知道了，堂娜·芙洛拉撤回了从前的请求，给索摩查又发去一份电报，要求别放了他，让他彻底完蛋。过去，她鼓掌欢迎他，如今只想看见他的尸体。有钱人就是这样对待穷人，对待倒了霉的人。家里所有的女人都盛情款待过他，为他打架吵嘴。她看见过那些不堪入目的场面，看见过他们接吻，听到过他们做爱时的气喘吁吁，也听到过为争风吃醋而哭哭啼啼，知道女人之间不和。但是，她什么也不会说出去。只有奥利韦里奥提出要求，她才会全部抖落出来。请大家准备好吧。

这些材料都记在萨尔梅龙大夫的笔记本上，日期是1933年10月20日，正是采访那天。从笔记本上还可以看到她向罗萨利奥透露的有关布拉格圣婴像被盗的事。我们知道，后来在1933年12月1日，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证词中谈到这件事。

她想举个例子说明奥利韦里奥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她信奉圣婴，每年都要为圣婴举行九日祭。在她自己的神龛上从来没摆放过圣婴像，只有一张梅霍拉尔公司出的日历上的画像，根本说不上是张圣像。去年12月，九日祭祈祷开始了。奥利韦里奥得知这一情况，就说：“甭着急，约伊塔，多准备点烟火，分成几份儿，我去请一位真正的圣婴来，把九日祭最后一天过得热热闹闹的。”

她觉得好奇怪。是怎么回事呀？12月23日上午神秘的事就揭开了。他来到厨房，把所有女仆叫到一起，跟她们谈了自己的计划。他们要把孔特雷拉斯家走廊神龛里的布拉格圣婴像劫持一天。大家照办了。一个女用人大扫除，弄得尘土飞扬，谁也不能靠近，其他女用人帮着监视周围。奥利韦里奥用魔术师蒙克里菲教给他的魔术，不用钥匙就打开了神龛的门。他用毛巾裹好神像，放进堂·卡门的汽车后备厢里，然后运到苏布蒂亚瓦。这件事干得不费吹灰之力，坐上堂·卡门那辆破车一天打个来回。

她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庆祝圣婴九日祭最后一天。一尊身着绣袍、头戴宝石花冠的神像第一次进入贫民的陋室。他们把神像庄严地供奉在饰有野草莓花和用宣纸剪成的彩环的神坛上。爆竹的炸裂声十分悦耳。奥利韦里奥也在场。第二天，布拉格圣婴像又被放回神龛，还是不用开锁。他会用咒语开门，也是魔术大师蒙克里菲教给他的。

奥利韦里奥的魅力还不仅局限于那家没有窗户的住宅主人当中。他是2月的一天中午离开那幢住宅的，主人和用人都很难过。几个星期前，在莱昂的社交俱乐部举行过一次豪华舞会。欢迎胡安·包蒂斯塔·萨卡沙博士[15]。博士于1月1日就任共和国总统，就在同一天美国占领军撤出了尼加拉瓜。

1933年1月12日，《中美洲人报》发表了长篇社会纪实报道，署名是平皮内拉·埃斯卡拉塔，据说背后有一个女人插手，其中重要的一段是这么说的：

在来宾当中，有一位来自危地马拉上层社会的青年，特别光彩照人。他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不久前定居在尼加拉瓜。他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和蔼可亲，天生绅士风度。他一个人吸引住全场最俊俏的少妇，她们争先恐后向他大献殷勤。他年轻漂亮，富有魅力，挨个儿满足所有少妇的要求。菲利贝托·努涅斯大师的乐队开始演奏《晚会舞曲》中的第一支舞曲《阿布拉罕的爱情》华尔兹舞曲。这是我们早逝的音乐天才何塞·德·拉·克鲁斯·梅纳的灵感的产物。年轻的卡斯塔涅达与总统先生宠爱的女儿玛丽娅·萨卡沙小姐跳了第一个舞，周围的人发出轻轻的赞叹声。玛丽娅小姐是我们这次上等社交集会的女子花丛中一支芬芳无比的玫瑰。但愿所有来到这块慷慨的土地的外国人都能在我们的大厅里同样光彩照人。莱昂社交俱乐部的成员在这个辉煌的夜晚被映照得“宛如白昼”。但是，他们当中……哎！没有一位能与这位极其亲切的青年相媲美。

这篇纪实报道根本没有提到玛尔塔·赫雷斯。兴许她遵照达比希雷大夫的吩咐还躺在床上，未能参加这次盛会。但是，本市两家报纸的社会版在报道她丈夫参加各种生日聚会、到海边游玩以及出席其他宴会、舞会时也没有提到她。

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1933年12月1日谈到布拉格圣婴像失窃的那篇证词中讲到了一次出游，对卡斯塔涅达来说却不大有利。证人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犯人与证人之间发生了冲突，马诺洛·夸德拉在《新新闻报》中提到了这件事。

在玛尔塔还活着的时候，我妈妈组织了一次到波内罗亚的远足，卡斯塔涅达夫妇，还有我们家的其他几位朋友都参加了。这次远足当中，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讲，使用兴奋药，比如吗啡、可卡因，一个男人可以控制住任何一个女人，让她心甘情愿地听从你的摆布。这种事很好办，只要把药抹在她的嘴唇上或者抹在手上，或者放进酒杯或其他饮料杯里，就行啦，他想唆使我干坏事，讲得十分精确。我估计他准是干过这种勾当，谁知道干过多少次？每次到乡下或者到海滨去游玩，他老是不管人家是不是邀请，总爱挤进来，不知道有多少缺乏防人之心的女孩子身受其害。

堂娜·芙洛拉的大哥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45岁，已婚，系经销外国酒的商人，家住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在他妹夫猝死后曾来过莱昂。这次路过这里，他发誓要讲真话。尽管他与受害方有亲属关系，在1933年10月20日作证时，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情况。据他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对他讲过这类外出游玩的事：

今年9月，我妹妹和她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要回尼加拉瓜，一路上陪同她们的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我要把他们送到彭塔雷纳斯港，她们准备从那儿乘坐“阿卡胡特拉号”轮船前往科林托。在火车上，卡斯塔涅达走到我的座位旁，跟我交谈起来。交谈中，他向我讲了这么个意思。他说，我根本无法想象莱昂的社会风气能有多么腐败。一些被认为是品德高尚、完美无缺的男男女女行为放荡，净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例如，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的老婆，结婚前在纽约居住的时候，常去青楼。鲁文·达里奥在《马加丽塔，大海多美啊！》那首诗里歌颂的堂娜·马加丽塔·德瓦伊莱·德·巴利亚伊斯，在美军占领期间，深夜里与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聚会，她丈夫诺埃尔·埃内斯托·巴利亚伊斯也参加。大家先是喝一通酒，然后诺埃尔向军官们借美元，借了钱就撤身出来，把他老婆单独留给美国大兵。行啦，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问题了。

有些青年男女成帮搭伙到海边或附近的农庄去游玩，表面上有老成持重的妇女监护他们，可她们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让孩子们毫无约束地四散开来，跑到草原上、树丛里或者海滩上去。到那儿以后，这些青年男女在夜幕的遮掩下，仿照罗马帝国衰亡时期的格调，演出一幕幕纵欲狂欢的场面。

他还告诉我说，在波内罗亚的拉卡约旅馆有一间屋子，名叫“献身房”，许多首都上等家庭的童女一进去就失去童贞。她们如饥似渴地要找男人，我宣过誓要讲真话，如果法官允许我使用这个词儿的话，他用的词儿是她们急不可待地寻求男性生殖器。任何一位外国男人花上5美元，就能从她们那儿得到抚爱和快感。他有一个姓雷伊纳的洪都拉斯朋友，是旅行社老板，有几次他把一个姓德松的女青年关进他在大都旅馆租下的房间。这是他亲眼看见的，因为他也住在那家旅馆。

听了这些话，我很惊讶，马上站起来去找我妹妹。她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都在这节车厢里。我急匆匆地提请她注意，没有父母陪伴，千万别让自己的女儿参加这类远足或聚会。我妹妹对卡斯塔涅达说的这些话感到十分奇怪。

12月1日，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作证时，把1932年11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求他和妹妹藏起来的书籍交给了法官。这些书存放在一个盛特里科费罗·德·巴里牌罐头的硬纸箱里。都是些简装书和小册子，其中有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法兰克福反帝大会纪念册、埃米格迪奥·马拉博托写的《桑地诺，在巨人面前》、华金·特林卡多写的《通神论基础》，还有一本要求占领军从尼加拉瓜撤走的小册子，是由设在墨西哥的“不许干涉尼加拉瓜委员会”编写的。

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一份措词激烈的学生宣言的签名者当中。这份宣言我们看见过，它号召莱昂居民参加1931年7月19日举行的抗议美国干涉的游行。据《中美洲人报》报道，学生们戴着黑箍儿和口罩，抬着棺材穿过大街，队伍前面打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这里躺着被美国刺刀屠杀的尼加拉瓜”。

游行队伍走到大学礼堂前面才陆续散去。游行者焚烧了一个代表何塞·马里亚·蒙卡达总统的模拟人像。法律系学生会主席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后来成为审理卡斯塔涅达案的法官）正要发表讲话，一排海军陆战队突然出现，用枪托驱赶参加聚会的人群。许多人被打伤，有些人被捕，其中就有诗人阿利·瓦内加斯。

海军陆战队撤离后，国民警卫队的阿纳斯塔西奥·奥蒂斯上尉被任命为莱昂警察局局长。堂·卡门去世的那天，就是他在孔特雷拉斯家逮捕了卡斯塔涅达。1933年10月21日，他出庭作证。关于他的证词，后面还会介绍，同样，对本案关键人物奥蒂斯上尉，后面也会详谈。证词的部分内容如下：

一年多以前，有人以十分简慢的口吻要求美军撤离，为了煽起学潮，卡斯塔涅达专门到大学去教唆学生闹事。报告中已经提出是他编写了那份杀气腾腾的宣言并印成传单，是他出主意从罗萨莱斯殡仪馆租下一口棺材，抬着棺材上街游行；被烧毁的玷辱蒙卡达将军的模拟像是在大都旅馆他的房间里制作的。他妻子缝制了一件丑角衣服，穿在模拟像上。她还想给模拟像戴上个发套，可是卡斯塔涅达说：“别给这个老卖国贼装头发，他本来就是个秃头。他是个大屁股，最好把屁股那块儿填得满满的。”

游行队伍胡作非为，蛮横不讲理。队伍解散后，没能抓住卡斯塔涅达。他跳过梅尔塞德教堂的围墙溜掉了。他又是个外国人，我坚持一定要惩罚他一下。但是莱昂的海军陆战队情报处处长华莱士·史蒂文斯中尉对我说：“冷静点。就是在这么个小地方，大家还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这个卡斯塔涅达先生倒是我们在这儿的情报来源，他能提供有关学生和土匪活动的情报。不信，你就看着吧。”他给我看了一份秘密档案，上面有卡斯塔涅达属于什么组织、他的照片，还有一份按日期排列的他提供的机密情报。

1933年10月28日夜晚，也就是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在法官面前出庭作证那天，“圆球”奥维埃多乍着胆子，偷偷摸摸地来到科斯梅·曼索开的埃斯福埃索商店的后店，科斯梅正躲藏在那儿。自从《记事报》发表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采访录之后，直闹得满城风雨。当天下午，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圣体游行，向孔特雷拉斯家赔礼道歉。“长舌桌”上的人头顶上压着一块乌云，生怕被关进监狱。

“你那位牧师哥哥怎么知道要抓咱们？”躲在麻包苫布后面的科斯梅·曼索探出头来。他头戴一顶有红色宽带儿的帽子，随时准备逃跑，“八成他是想吓唬吓唬你吧。”

“准是奥蒂斯上尉本人说过这个话。我哥哥不会拿这种事闹着玩。”“圆球”奥维埃多坐在一条鸡爪凳上，尽量让屁股坐稳些，“昨儿晚上，他在电影院门口绷着脸提醒我。所以我才派人来告诉你们。”

“女教徒在大街上大吵大闹，您心里明白，报道里说的全是真话。”科斯梅·曼索试着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朝墙上照了一圈，照亮了硬纸板做的鳕鱼尾巴。那是摆在路边儿为斯科特乳化剂厂做广告用的，“你不会说你哥哥也认为玛蒂尔德是个处女吧，就像达比希雷大夫查出来的那样。”

“哪个倒霉蛋儿肯去说服他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的名字也签在道歉信上了。”“圆球”奥维埃多把凳子朝屁股底下拉了拉。他身子太重，凳子撑不住，直往后滑。“你们也闷得太过分了，报道一出来，在莱昂大伙儿饶不了你们。就是这样。”

“你跟法官说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信的事，你闹得不过分啊？那可不是兄弟之间的信啊。”科斯梅·曼索关上手电筒，又藏到麻包后面，在阴影里他的声音显得嘶哑，好像从破喇叭里发出来的，“你那么喜欢他，又要毁了他。他一口否认和孔特雷拉斯姐妹有恋情，总是有点儿原因吧。”

“他是吓坏了。信确实有嘛，他给我看过。”“圆球”奥维埃多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板凳叽里咕噜地滚到一边去了，“可他认为他是正人君子。就是枪毙他，他也要否认。”

“好风流的正人君子。你没有读过哥斯达黎加那位瓜迪亚的证词吗？连你老婆都到那儿去跳舞了。”科斯梅·曼索离开藏身之处，走了几步，又小心谨慎地退到麻包苫布前面。

“那是他信口胡诌。谁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想毁了他，把他说成是造谣分子。”“圆球”奥维埃多用手掌撑住地，想站起来，“他不会这么说小叶尔芭的。”

“奥蒂斯上尉说他给美国海军陆战队送情报，你是不是说这也不是真的？”科斯梅·曼索听到有人敲门，赶紧又躲了起来。其实敲的不是商店的门，是旁边那家的门。

“那离题更远了。像他那样的人不可能当特务。现在只差有人说他拦路抢劫了。”“圆球”奥维埃多总算站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给他送到监狱里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她觉得难过啦？”科斯梅·曼索把手电筒插进裤带里，爬了过来，“女用人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证词里说，随信寄去的还有鲜花和香水。”

“他没告诉我。”“圆球”奥维埃多弯下腰掸了掸膝盖那块儿的土，“我去探监的时候，他只说了辩护的事，说他没钱请律师。”

“他把箱子留给你，全部情书一定都在里边吧。现在这些信都不见了。”科斯梅·曼索爬到“圆球”奥维埃多脚边，拉了一下他的裤角儿，“我用你的赌债买下这些信。”

“什么信？你眼瞅着快进监狱了，真是本性难改。”“圆球”奥维埃多肚子太大，只好伸了伸脖子，看看科斯梅·曼索，“即便有信，我也绝不会出卖。瞧你出的这叫什么点子。”

“到此为止吧。”科斯梅·曼索抽出手电筒，用玻璃壳拂了拂嘴巴子，“堂娜·芙洛拉的信，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9.几张被人遗忘的照片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1933年10月15日《记事报》上发表的采访录中，一开头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外貌特征做了简短的介绍。如果读者肯费点儿事往前翻几页，就可以看到：虽然记者乌苏卢特兰承认犯人具有男性魅力，但是，显然他是按照隆布罗索[16]的形态模式描述犯人外貌的。这些天经他的导师和朋友萨尔梅龙大夫的指点，他喜爱上了意大利犯罪学派的理论，隆布罗索的理论认为，根据一个人头颅的大小、脑门的宽窄、上颌骨的长短，等等，可以把天生的罪犯划分成若干类型。

记者乌苏卢特兰还想证实另一种理论，虽然他研究得并不深入。萨尔梅龙大夫也主张这种理论，但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却颇有争议。根据这种理论，人们试图从犯人身上找到一种神秘的两面性，即“反社会罪犯”特有的两面性。此次出庭作证的人当中，不少人一致认为，在被告卡斯塔涅达的那副诱人的风度——他永远身穿那身奇怪的丧服，尤其引人注目——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恶人，他用来引诱、欺骗别人的工具正是他的交际才能，能说会道，总而言之，他全部与生俱来的魅力。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引用马诺洛·夸德拉就这件事发表的看法。

1933年11月28日，正式开始审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案子，他用毒药犯下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当天在档案上记录的登记表也提供了一些有关他的外貌的基本材料：

犯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的登记表

身高：6英尺4.5西班牙寸。

体质：一般。

肤色：白色。

头发：黑色、平直、浓密。

眉毛：浓密。

鼻子：一般。

嘴：小。

胡须：浓密，刮得很干净。

前额：窄。

眼睛：棕褐色（因严重散光戴一副玳瑁边眼镜）。

服装：黑色衣服，包括上衣和坎肩；蝴蝶结领带；使用拐杖和礼帽。

特点：面颊和下巴上有浅白麻子。

指纹：犯人左手拇指和右手拇指用不褪色印油留下指纹。犯人的档案中还有从不同角度拍摄的3张照片。

3张照片用浆糊贴在相关的纸页背面。自1933年10月9日堂·卡门去世后，日复一日地积累起的厚厚的档案里面存放着无数证人的证词、法医的检查报告、开棺验尸记录、化验室的化验结果、技术鉴定、剪报、信件，还有其他许多法官认为应该列入的证据和文件。1933年12月24日审讯突然中断，档案已经厚达1892页。

但是，没有一张照片可以让我们看出他是个神话般的美男子。1931年3月27日下午孔特雷拉斯姐妹看见他出现在大都旅馆的房间门口儿，刚跳完舞，直累得气喘吁吁。从那儿以后，他就以无法抵挡的诱人手段博得众人的欢心。

圆形玳瑁架眼镜给他那张洋溢着青春光彩的脸上平添了一股老成劲儿，不要忘记当时他还不满26周岁。眼镜架下面，鼻子显得又宽又扁。鼻子底下的那张嘴，按照法院存档的登记表上说，应该是很小。但是，从照片上看，他那张紧紧闭住的嘴却显得鼓鼓的。

阴沉沉的目光透过眼镜片盯住警察局摄影师的照相机。浓密的眉毛拢在一起，遮住那双黯然神伤的眼睛。许多人都说他剃过前面的头发，因此额头显得不那么窄。额头上，浓密的黑发朝后梳着。

马诺洛·夸德拉发表在1933年10月20日的《新新闻报》上的那篇题为《身遭不幸的面首》的文章，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帧照片。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带往法庭准备作进一步调查证词。他走在边道上，一直昂着像平日一样刮得光溜溜的下巴。中午，烈日当空，他还是极力不眨眼睛。他每天都要在监狱的院子里洗一次澡，所以显得面色滋润。他以军人的矫健步伐走在几名手持来复枪、威风凛凛、目光炯炯的警卫前面。要是不知道他是一名犯人，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手中紧握文件包去呈递国书的全权大使。

街上有记者问了句话，他撇撇嘴，露出轻蔑的一笑，算作回答。路上碰见个小孩儿，他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很有礼貌地让他走开。有的记者被警卫粗暴地赶开，从远处向他提问，他眼睛里倏地闪过一道亲切的光亮，显出心态沉稳，毫无倦意。许多人挤在门口，想看他一眼，他轻轻地点着头，向大家致意。人们感到惊讶，都在窃窃私语，有人还跟着他走出一段路。一种表情凝结在女人们的脸上，是惊奇？是无奈？还是幸福？“真是个美男子！”一个女人说。但是，这个昔日的面首已经无法听到了。“要不，我准会和他结婚。”另一个女人说，话音里不带任何嘲笑的口气，说得挺认真，还眯缝起眼睛，满脸如梦似幻的神情。

谁能解开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如此错综复杂的品格呢？至今还有许多人想一试身手。有人对他心怀敬意；有人对他感到陌生，心怀恐惧；有人脱口而出，骂得他狗血淋头；也有人吹牛拍马。总而言之，平时谈起他来，众说纷纭。人们企图根据最流行的精神病学理论把他列入这类或那类罪犯病理类型。为此，人们求教于外国学者；病理遗传啊，环境影响啊……主张“先天说”的相信遗传基因注定如此；主张“后天说”的相信环境的影响万能，不管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

从首都出版的《面孔和面具》杂志上，笔者选取了智利大学杰出的精神病学家阿里埃尔·多夫曼教授描述“反社会分子”的一段文字。许多人认为，这段描述中提到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生于杀人犯一身，恰好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勾勒出一幅画像：

“喜欢使用毒药这种无声武器的杀人凶手，总是对生活琐事表现出拳拳爱心，待人温文尔雅，衣着整齐干净，让人一看就喜欢。他的行为具有两面性，不知什么时候会变得十分粗暴；挖苦起人来，毫不留情；背后议论时，用语恶毒。因此，他喜欢采取令人作呕的狂热行径，热衷于造谣中伤，喜欢胡思乱想，不着边际，涉及桃色事件，尤其如此。他个人的性生活非常肤浅，乌七八糟。

“他头脑健全清楚，机智聪敏，具有敏锐的分辨力，但必须是理智不受奇思怪想的左右，而他偏偏常把幻想当成现实。他不会胡言乱语，也没有常发性思维紊乱，更没有发现他有神经机能病症。反复无常、言不由衷、不知廉耻、不知内疚，是其性格特征。他的社会行为动机不当，缺乏自我节制，不会利用经验。以自我为中心，感情冷漠浸透其全身心。他说他爱所有的人，其实他谁都不爱。他经过周密思考不动声色地暗中仇恨周围的人。他不想看到流血，因此我们从来未见过他手执匕首或火器面对面地进行暴力活动。需要杀人时，他使用伪装起来的毒药。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他毫无责任感，还使用多种伪装手段以掩饰其反复无常，而投毒就是他最妙的手段。”

他是戴着约翰·巴里穆尔、莫里斯·谢瓦利埃、查尔斯·劳顿的假面具的社会精神病患者？由仓库改成的梦幻工厂——好莱坞的巴比伦王国——里，这几位银屏明星在摄影棚里的高强度灯光照射下滴汗不出；我们这位外交使节、黑衣绅士、电影演员在放映影片的旺季——炽热的盛夏，也是滴汗不出。笔者向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看过《天谴》吗？有什么看法？他微微一笑，只说了一句话：“我压根儿不去电影院。想看丑剧，这一出就够看的了。”大街中央还响着人们的脚步声、惊叹声，记者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在这个服刑的面首发出简单的回答之前，记者手上的汗迹留在了纸上。

他妻子玛尔塔·赫雷斯怎么样呢？她出生于1913年，我们知道在1930年3月的一天晚上在危地马拉城梅尔塞德教堂侧厅神坛前举行婚礼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当时，主厅的半圆顶被1917年的地震破坏了，屋顶还没有盖上。我们知道，她在莱昂猝死时也很年轻。

1933年11月23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从狱中给他的危地马拉朋友费德里科·埃尔南德斯·德·莱昂写了一封信，信中追忆了那天晚上婚礼的情景：

我孤身一人困在牢房里，费德里科，陪伴我的是对家乡的思念、悔恨和遥远的幸福，就好似我忠实的朋友……您，我婚礼上的伴郎，是否还记得那天晚上有多么匆忙？至今我还怪您，是您和梅尔塞德教堂的教区神父负责把“一切”安排停当……婚礼上的宾客都是亲朋至友，玛尔塔不愿意大事铺张，露丝妈妈染病在床，不知道是否已经离去。关上大门，玛尔塔在阴暗的前厅等候。神父终于来了，是您亲自到牧师之家把他找来的，他已经睡下了。晚上7点钟念玫瑰经的时候，保险丝断了。没有电灯，真蠢啊，好像我们早就应该知道似的。就差再来一次地震，害得教堂坍塌，把我们都压在下面了……最后，我们磕磕碰碰地来到圣器室。到处都是泥瓦匠的工具箱、水桶、沙子、杂物，玛尔塔直担心把衣服弄坏了。您大概不会说，选择这座教堂的时候不知道主神坛还在翻修吧。大家去找蜡烛，点起烛光……最后，我们在黑暗中举行了婚礼。神父困得要命，他每打一个哈欠，我都真想给他一拳。我厌烦透了，玛尔塔直笑话我，她就是这样，有天大的不幸，她也不会难过。费德里科，您还有什么话说吗？我对您的回忆准确吗？

我确信一切都会查清的，待到这场灾难过去，不带上玛尔塔，我是不会离开尼加拉瓜的，我要将她刨出来，就是用手也要把她刨出来，让她高高兴兴地安息在故土上，而不是在这里，这里的人已经不爱我们了。等我在克查尔鸟的桀骜不驯的天空下将她安放在故国的墓穴时，希望您，费德里科，能和我在一起。

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唯一一张玛尔塔·赫雷斯的照片就是婚后一个月她在危地马拉城穆耶尔照相馆拍摄的结婚照。当时，她又穿上新娘的礼服，背景是用硬纸板搭起的，上面画着春意盎然、五彩缤纷的神奇花园。

不知是什么人一时冲动，剪掉了照片上的新郎，只在相纸上留下一块黑衣服、一只耳朵和一部分肩膀。玛尔塔把头倚在那只残缺的肩膀上，头发塞进一顶珠花绣帽里，帽子上面罩着婚纱。

在这幅照片上，玛尔塔·赫雷斯最大的魅力就是她的青春，也许时间永远不能使她青春凋谢。一对活泼的黑眼睛在丰满的苍白的脸上炯炯放光，脸上略带天真文静的微笑，橙花芳香消散，而她仍然沉醉在花香中。我们看见她把翘鼻子天真地贴近新娘捧花，花束的丝带在她手中有些凌乱，背后布景上花团锦簇的花园反而显得色调灰暗。

孔特雷拉斯姐妹的照片也在这里，凭眼睛看一看，我们的确不敢贸然肯定她们是出众的美人儿。

根据附在本案档案中的出生证，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出生于1911年12月28日，1933年10月2日去世时还不到22岁。

她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为本笃会修女开办的天主教教会中学学习了两年，参加会计和打字班。根据《中美洲人报》关于庆祝她回国的报道，她于1930年12月乘船回到尼加拉瓜。

1930年12月31日，她正式参加社交活动，出席了莱昂社交俱乐部传统的新年舞会。这一天，她和首次露面的其他少女合拍的照片刊登在报道此次社交活动的那期《中美洲人报》上。这张由西斯内罗斯照相馆拍摄的椭圆形照片，边沿已然模糊不清。后来，这张照片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又配合许多报道刊登过。在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祖父的印刷厂又将照片刊印在《痛悼集》的封面上。集子里还有流浪诗人利诺·德·卢纳撰写的挽歌。出殡那天下午，天上下雨，诗人未能在公墓朗读。下面是挽歌的开头几句：

玛蒂尔德啊，十月悄然离去，

是油，是漆，是海港的气息，

悄然飘进墓地……

芳香是你平生所爱，

松节油的淡淡气味却突然袭来。

暴雨啊，抽打着墓穴，声声不断，

可怜的姑娘，你可曾听见？

也许是残酷的手按住白色棺材，

将铁钉钉进死气沉沉的棺盖？

玛蒂尔德最具魅力之处可能是浓眉下那副忧郁的目光。她那张脸不大谐调，尤其是颧骨偏窄，嘴偏小，嘴角往下撇着，缺乏性感。她头发挽成一个高发髻，两侧梳成两个大发卷，这种过时的发式使她显得有些老气。衬衣领口别了一块宝石，那副样子更像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双颊没有修饰，没有涂胭脂，在那么多头戴奇形怪状的发箍、风度翩翩、满面含春、初次露面的姑娘当中，她显得神色惊惶，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我们看到的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照片是1933年9月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皇宫剧院附近的查乌塞乌尔照相馆拍摄的，当时她在妈妈的陪同下出外旅行，不久后就回到了尼加拉瓜。

她于1918年8月18日出生，当时刚满15岁。在哥斯达黎加停留期间，她过得很愉快，又很不幸。1933年10月22日，她舅舅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在出庭作证时谈到了这件事。后面，我们还会听到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以及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对这件事的说法。

照片上，她把一只手悄悄地伸向一根画着大理石条纹的木柱，似乎害怕打破柱顶上那只插着白色马蹄莲的花瓶。一只饰有箔片的小手提包挂在另一只手腕上，她正用手扣上皮大衣的领扣儿，大衣下面露着一双精巧的缎鞋，仿佛马上要跳舞似的。她背后的幕布上画着一道栏杆，再后面是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下的宫殿的高大窗户。

她的头发梳成密密的发卷，肉嘟嘟的丰满的嘴唇充满性感，这正是玛蒂尔德缺少的。她还是个孩子，却扮装成市井少妇，似乎穿上姑娘的衣裳只是为了玩一玩。一双金鱼眼里闪烁着惊奇、开心的目光。黑色的眼影使她本来就是圆鼓鼓的眼睛更加突出，谁都忍不住要看看她的眼睛。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她虽然极力用淘气的眼神掩饰内心的惊慌，可仍然流露出惊慌的神情。

最后是堂娜·芙洛拉·瓜迪亚·德·孔特雷拉斯的照片，那是1929年在莱昂市西斯内罗斯照相馆拍摄的。她于1889年出生于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当时正好40岁。到1933年，她仍然完完全全保持着照片上的姣丽的相貌。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对她赞美不已，说她比两个女儿加起来还俊俏。萨尔梅龙大夫和“长舌桌”上的其他人都有同感，我们只能相信罗萨利奥的说法。

她全身弥漫着现代气息。发型是现代的，头发用剃刀削得短短的，贴在头顶上。衣服随随便便，一件钩针编织的衣服长仅及膝，十分宽松，大领口处别着一支天鹅绒的玫瑰花。她坐在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跷起二郎腿，手指交叉，抱住膝盖，脸上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嘴唇半张半闭，露出几颗不整齐的牙齿，倒也招人喜欢。

1909年，莱昂最大的印刷厂商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拉赫斯帕达，派他儿子卡门到哥斯达黎加考察一种钱德勒牌新式电动印刷机，也就是勒曼印刷公司新近从美国进口的那种机器。在那儿，他结识了堂娜·芙洛拉。这位游子很快就宣布马上举行婚礼，他妈妈非常不高兴，气得卧床达一个月之久。

堂娜·米格达丽娅是她丈夫的表妹，她不允许有人破坏世代相传的家规。据《光辉时代》的记载，孔特雷拉斯家族是勇士熙德与圣母马利亚的后代。据孔特雷拉斯家族第一个从西班牙到达美洲大陆的贝利萨里奥·孔特雷拉斯·马里奥定下的规矩，只能在其家族内部通婚。虽然堂娜·米格达丽娅明知自己有权干涉儿子的家务，可以决定买什么家具、安排哪些仆人，可她到死也没再进这个家门。

1909年年底，堂娜·芙洛拉到莱昂与丈夫住在一起。婆婆余怒未消，以胜利者的口吻公开宣布她反对儿子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结婚，而且说这样做绝没有错。从堂娜·芙洛拉一进家门起，人们就认为她举止过于随便，莱昂的上等家庭很看不惯。她毫无顾忌地用烟嘴吸烟。虽然已经有了人家，在丈夫不愿陪伴的时候和其他男人在节日聚会上跳舞，或者独自一人观看演出，而且认为这没什么不可以。人们开始轻蔑地叫她“拉蒂卡”[17]。这些年来，尽管她姓氏高贵，人们还是把她当成外国人看待。

1933年10月25日的《记事报》上发表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那篇轰动一时的采访录之后，这种不道德的看法再次变本加厉，只是以道歉的形式掩饰而已，说到底，她是个外国人，她是向另一个外国男人打开房门的。

“她比两个女儿加起来还要俊俏得多。”就在10月25日这天晚上。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眼看着照片在“长舌桌”上而赞叹不已。为了把照片保存在档案里，他从《记事报》第一版上剪下这张照片——配合那轰动一时的报道发表的唯一一张照片。对那篇文章，他倒没多操心，打字原稿交到印厂以前，他就拿到了用复写纸打出的复印件了。

再说一遍，有关那位夫人美貌的话是罗萨利奥的创造。1933年9月26日晚上，萨尔梅龙大夫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喜欢上它了。当时，《记事报》为欢迎堂娜·芙洛拉在哥斯达黎加经过长时间的游山玩水做生意后回到莱昂，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这幅照片。那次，罗萨利奥还说，看见那张照片，他想起一位电影演员，不过没具体说是谁。

在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案件进展情况的那几个月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照片一直未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从马那瓜来的记者和莱昂的记者不同，他们都带着照相机，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拍下她的照片。事情出来以后，特别是那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报道发表以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进不去。家里的近亲和用人可以看见她，“拉法玛”商店的店员有时能见到她，除了他们以外，谁也见不到她。谣言开始流行，说她感到十分内疚，痛苦不堪，过早地衰老了；还说圣诞节前她要去哥斯达黎加，进一座修道院。在那里，她将为错误地爱上一个杀人犯向上帝赎罪，了此一生。后面，马诺洛·夸德拉还会讲到这件事。

因此，1933年11月12日她向法庭提供的证词（下面还要谈到）是应她家人的请求关上大门在家里记录的。地点就是玛蒂尔德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朗读法典直到凌晨的那条走廊。这样，可以避开吵吵闹闹的看热闹的人、记者和诉讼人。这些人常到法庭去，焦急地希望直接听到证人披露的情况。

10.奥利，奥利，你给了我什么呀？

昨日午后二时，尊敬的堂娜·玛努埃利塔·玛丽娅·卡斯塔涅达因恶性热病急剧发作，在莱昂市与世长辞。夫人系危地马拉人氏，前危地马拉驻尼加拉瓜使团秘书、尊敬的堂·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之妻室。昨日前，夫人身体健康。病情突发，未逾3时，猝然弃世。绮年早逝，呜呼哀哉！谨向博得本市人人爱戴的悲痛欲绝的丈夫致以深切的慰问。

（《中美洲人报》1933年2月14日）

玛尔塔——上面引述的悼文把她的名字误写为“玛丽娅”——死于1933年2月13日星期三午后一点，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匆忙忙地举行了葬礼。接下来几天，没人再说起她。只有市宗教事务所的《事实》周刊（1933年2月份第四周出版的第七期）发表了一篇短文。署名的是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即“圆球”奥维埃多的哥哥。

在那篇题为《好好查一查你的债务》的文章中，牧师赞扬那位年轻女性临终前表现出来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号召天主教信徒学习她的榜样。

你，愚蠢的信徒，企图昧着良心逃离尘世的泪谷吗？或许，哪怕是在封斋节，你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在最后反省的时刻你要详尽地讲述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你忘记了吗？倘若你不懂得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好自己的账簿，那就太不幸了，万分的不幸！在上帝面前清偿债务的时刻终将到来。

假如你和我一样有幸站在小玛尔塔的床前，听她向“至高无上的审计”讲述自己的债务，你一定会获益匪浅。她远离家庭，远离家园，远离看见她出生的土地，却镇定自若地手捧着全部账册：现金出纳账、分类总账、账目全部结清，该付的项目誊写得一清二楚。“伟大的收款人”没有告诉她何时收款，而她却把一切准备停当……认真负责的付款人总是信守约言。当她的年轻生命的守护天使鼓动双翼，带着她的肉身飞向永不干枯的天上草原时，她已分文不欠，脸上绽出幸福的微笑。

她给我们留下多少教益啊！让我们为她祈祷。假如你怀着卑劣的侥幸心理，认为可以蒙骗上帝，让我们为你祈祷吧！上帝会拒绝你的花账、你伪造的单据、你在账目上做的手脚。上帝要把你作为卑鄙的窃贼和拙劣的骗子直接送入地狱的牢房。

安息吧。阿门。

在莱昂，人们喜欢把丧葬仪式拖得很长。因此，天刚亮就举行葬礼，的确不大合乎常情。在1933年10月14日第一次出庭作证的时候，堂娜·芙洛拉说，这件事是她的主意。据她说，奥利韦里奥需要尽快搬回她家，好好休息休息。几天前，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夫妻占用的房间一直空在那儿。

在第一次出庭作证的时候，堂娜·芙洛拉亲口对我们说，在参加葬礼回来后，而不是在安葬之前，他们收到赫雷斯家发来的一封无线电报，签署者是死者的弟弟贝里萨里奥·赫雷斯。电报要求奥利韦里奥尽早把尸体空运到危地马拉，以便安葬在马萨特南戈。

证人说，有人把没有按照赫雷斯家的合情合理的愿望办事归罪于奥利韦里奥，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电报传过来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奥利韦里奥绝对没有违拗亲友的打算；相反的，他连忙向在场的人打听能否在第二天将棺木起出来。大家都劝他不要自找麻烦，手续太复杂了。就奥利韦里奥本意来说，他绝对没有匆忙下葬、草草了事的意思。正如证人亲口说的，是她拍板定案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都愿意承担责任。当时，奥利韦里奥十分悲伤，根本无法料理任何事情。

证词有好几份。尽管证词是过了几个月才提供的，但是通过这些证词还是可以重现当天发生的事情。当时，除了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外，谁也没有对实事多加注意。在一些证人的记忆中，事情和时间相当混乱，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些证人显得失去客观性，他们预先对犯人有一股敌对情绪。证人之一，即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在1933年10月17日出庭作证的时候，回避了一些基本事实，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另一章中看到。

在所有证词当中，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证词最为完整；然而，对法官来说，可信度不高，理由当然是不言自明了。那么，我们可以听一听堂娜·芙洛拉的证词，几乎从一开始她就待在玛尔塔的身边。但是，在她1933年10月14日提供的第一次证词和当月31日提供的第二次证词（是她本人提出再次作证的，她说比第一次作证时她头脑更清楚，心情更镇静）之间，却有着天渊之别：前一次，她极力要解脱奥利韦里奥，现在又想使他陷入泥潭。

应法官的传唤，出庭作证的还有医生、邻居、奥利韦里奥夫妇的挚友，还有一名女仆。虽然在诸证词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我们还是打算依据证词理出个头绪。

1.根据“圆球”奥维埃多的妻子叶尔芭·德·奥维埃多在1933年10月16日提供的证词，我们知道了玛尔塔在去世的头天晚上还去看过电影，当时她感觉良好，只有轻微的偏头疼。

下午，我们商量好一块去冈萨雷斯剧院，我们特想看看罗伯特·蒙哥马利和诺尔玛·希勒主演的《亲密的伴侣》。好几位朋友对我们说过这部片子。博士生考试快到了，我丈夫正在做准备，可最后还是陪我们一起去了。他也挺喜欢看电影的。奥利韦里奥不想去，因为离考试还只差两天。

临出门前，玛尔塔说觉得偏头疼，疼得挺厉害的。我从装在皮包里的一个小瓶里给她拿出一片“拜耳牌”阿司匹林。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谈，她说要为奥利韦里奥获得博士学位举行一次晚会。她对小小的晚会想得特别多。家里地方太小，她打算把卧室的家具搬出来，把卧室也当作客厅用，把床铺什么的存放在乌利塞斯·特朗博士家里。

我们谈起请哪些人，她提出一大串名单。主考人、奥利韦里奥的老师、同学都不能落下。我答应她在家里做几大盘俄式沙拉。我们还要到科斯梅·曼索那儿买肉和维也纳灌肠，可以省不少事。我丈夫说，堂娜·芙洛拉肯定会送来好酒，其他朋友也会送东西来。玛尔塔打算做几个危地马拉菜，让客人吃一惊。桌子的摆法也照危地马拉的习惯，把吃的喝的都摆在桌上，每个人自己动手。她还说，不想上太多的烈酒，怕客人喝得醉醺醺的，又没人往外抬他们。

电影看得挺开心的。玛尔塔头也不疼了。不过，片子讲的是离婚的事，她不大喜欢。出来的时候，我丈夫请我们到普里奥酒家吃点儿蜜饯水果冰淇淋，她同意了。然后，我们把她送到家门口儿，我们没瞅见奥利韦里奥，他在屋里学习呐。

2.据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1933年10月11日提供的证词，当天夜里过得很平静，没发生什么意外。玛尔塔醒来的时候，一个劲儿叫唤月经疼，阴道又是血流如注，把睡衣、被单、床罩全弄脏了。她还嚷嚷着肠胃不舒服。奥利韦里奥走到卧室门口，叫女仆把放在饭厅架子上的装小苏打的瓶子拿来。玛尔塔自己动手，用一杯水把小苏打化开，用勺子搅拌了一阵。那大约是上午8点钟。

堂娜·芙洛拉在10月14日证词中肯定说，她看见在挂着圣心像的卧室里的小桌子上有一只空杯子，杯里有把小勺儿。

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未婚，32岁，不在主人家中过夜，每天一大早赶到主人家里干活儿）在1933年10月17日的证词中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法官：请您说一说，您是否把小苏打送到卧室，还有一只盛水的杯子和小勺儿，好把药化开。

证人：我没送小苏打，我不知道卧室里有没有。堂·奥利韦里奥跟我要的是装药丸的小瓶子，堂娜·玛尔塔每天都要服用。他从卧室门口儿吩咐完，我就从饭厅架子上拿来小瓶子。我把瓶子和一只装水的杯子交给他，上面盖着一个碗。不过，没有小勺儿，他没要我拿勺子。

法官：您是否记得瓶子里有多少药丸。

证人：只剩下3粒儿，够一次吃的。堂·奥利韦里奥取出药丸，把空瓶子交给我。我把瓶子放回厨房了，要么扔掉了。想不起来了。

法官：把药丸交给卡斯塔涅达的时候是几点钟，您记得吗？

证人：我估摸着在8点钟以前。我每天7点钟开始干活儿，干了有一个钟头了。

3.根据卡斯塔涅达那天的证词，他趁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准备早餐的时候出去了一会儿，去找他的同学埃德加多·布宜特拉戈，对方答应过借给他几本书，让他复习第二天考试的科目。他说，他在边道上等了好大一会儿，女仆又出来告诉他布宜特拉戈没在家。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

回来以后，他得知玛尔塔把带血的衣物收起来，自己动手洗干净，然后挂在院子里的绳子上。为这件事他大为恼火。他觉得玛尔塔身体虚弱，干这种事实在太冒失。他叫了声玛尔塔，她从浴室里应了一声，这下子他更火了。当时，他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洗完衣物又去洗澡简直太不慎重了。谁都知道，在子宫出血的情况下，剧烈活动也好，沾凉水也好，都会引起致命的后果。

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又和卡斯塔涅达发生了矛盾。

法官：您看见堂娜·玛尔塔从卧室里拿出沾了血迹的东西，比如被单啦、床单啦，自己去洗吗？

证人：她要是洗东西，我很容易发现。可她没洗。洗衣池在院子里，就在厨房旁边。当时我正在厨房里给他们准备早点。再说，床单是笨玩意儿，特别还有血，洗起来可耽误工夫儿啦。我没看见绳子上挂着被单一类的东西。

法官：那天早上，堂娜·玛尔塔确实洗澡了吗？

证人：是的，她倒是洗了个澡。浴室也紧挨着厨房，我听见了水声。后来，堂·奥利韦里奥回来了，敲了敲门儿，催她快点洗，该坐下来吃早点了。他还得集中精神看书学习呐。

法官：您走进卧室打扫房间的时候，看没看见床上或者便盆里有血迹？

证人：便盆里只有尿，我倒在厕所里了。床铺嘛，我没管，平时都是堂娜·玛尔塔自己收拾，可我没看见有什么血迹。我进去的时候，床铺已经收拾好了。3天前我倒是从卧室里收走几条内裤，让月经弄脏了。我拿去洗了洗。

4.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向法官表示，他走到浴室门口儿，催玛尔塔马上出来。她在墙里边嘟嘟囔囔地说自己感觉非常好。可他知道玛尔塔历来不注意身体，又明知道这事很危险，只好坚持要她出来，最后还是没洗下去。他给她围上毛巾被，把她送回卧室，看见她脸上红扑扑的。那是洗了那么多衣服，累得脸发红。

证人说，玛尔塔穿衣服的时候，他坐在饭厅里等她一起吃早饭。为她的莽撞心里还很不痛快。玛尔塔走到桌旁，他仍然火气未消。边吃早饭，边谈起她阴道出血。证人对她说，这样月复一月地折腾下去，他很担心。又说，他要出去一会儿，把堂娜·芙洛拉和小叶尔芭·德·奥维埃多找来陪陪她。可她不同意。证人只好动硬的了。尽管玛尔塔一个劲儿地说她没事儿，感觉十分良好，他根本不理。刚一吃完早饭，就去叫上面提到的那两位太太了。

对多洛雷斯·洛伦特关于是否出血的证词，堂娜·芙洛拉提出了相反的说法。在10月14日的证词中，她说，她应卡斯塔涅达的紧急呼唤，和两个女儿一起来到他家。玛尔塔亲口说，她又闹大出血了，另外还嚷嚷说神经太紧张了。堂娜·芙洛拉给她喝了一点儿帕克-戴维公司出产的镇静药酒，名叫“夸德拉利纳”。瓶子是加封的，是证人亲手打开的瓶盖。

5.1933年10月18日，在接受法官的询问时，正在学习律师专业的埃德加多·布宜特拉戈学士说：卡斯塔涅达的确到家里找过他，向他借一本书。他没在家。卡斯塔涅达对他妈妈说，那本书他有急用，是尤金·帕蒂写的一本关于《罗马法》的书。不过，据证人讲，那次来访不是在2月13日早晨，而是在3天前的一个星期日。当时，他正好去望弥撒，所以能说出准确的日期。

假如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早上8点到9点之间离开家以后没去借书，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是知道他的真正去处的。但是，她没向法官透露。不过，还在事情发生之前，商人科斯梅·曼索就开始了调查。他揭露事实真相以后，我们才弄清个中奥秘。

6.将近上午9点钟的时候，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刚吃完早饭，确实出门去找过他的至交，请他们到家里去。多洛雷斯·洛伦特说，这一点她记得。

法官：请您说一说，早饭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是不是又到街上去了？如果是这样，堂娜·玛尔塔是不是躺在床上？

证人：他是出去了，他说要到堂娜·芙洛拉那儿去。不过，堂娜·玛尔塔没再回卧室。她从厨房拿走一只喷壶，在院子的水龙头底下灌满水，然后到走廊上去浇花。一边往花盆里浇水，一边哼一首她家乡的歌，她挺喜欢这首歌的，过去我听她唱过。歌词好像是“月亮啊！银色的栀子花，在我的小夜曲里，你化为一支歌……”嘴里还学着木琴的声音，为歌伴奏。

乌利塞斯·特朗博士——律师，已婚，43岁，火炬印刷厂老板，是卡斯塔涅达的邻居，和他家仅一墙之隔——在1933年10月14日的证词中说：

大约是上午9点半过一点儿，我正在门口把几包电影票交给冈萨雷斯公司跑外的伙计，看见卡斯塔涅达神情激动，急急忙忙地走过去。我拦住他，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他妻子情况很严重，早晨醒来子宫大出血。

我想劝他安静安静，就说女人出现这种生理混乱现象是正常的，子宫出血死不了人。可他急赤白脸地一个劲摇头，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说完就慌里慌张地走了。

卡斯塔涅达说得那么凶，我也慌了神儿了。过了一会儿，斯科特乳化剂厂的广告宣传队朝我们住的那条街走过来。我拦住领头儿的，说这儿有个危重病人，求他们别在这条街上大嚷大叫。领头儿的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不声不响地带着那支常跟他在一起的乐队走远了。一群孩子跟在后边，走出几个街区才又吹打起来。

7.在10月14日的证词中，堂娜·芙洛拉肯定说，上午10点钟左右，卡斯塔涅达来的时候，她正在商店的柜台前面。卡斯塔涅达跑过来求她快到玛尔塔身边儿去，说玛尔塔又觉着不好了，大出血，还不想躺下。还说，病人听她的话，只有她才能劝住病人别再干活儿，好好休息。这样，他才能静下心来，全力以赴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证人又说，她觉得两家人关系密切，没觉出这个要求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也没有看出卡斯塔涅达的声音或表情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但是，在10月31日提供的第二份证词中，她的说法完全变了。

现在证人可以回忆起，卡斯塔涅达是故意四处散布他妻子身染重病的消息。证人想把上次说的再补充一下：卡斯塔涅达从商店出来，又去找小叶尔芭·德·奥维埃多。这时候，证人回到家里，想准备准备，顺带把事情告诉给自己的女儿。来到卧室的时候，她丈夫神色慌张地回来了。卡斯塔涅达在边道上碰见他，对他说这回玛尔塔没救儿了，当天准死没跑儿。后来，她才知道卡斯塔涅达把这些话说给好几位朋友听。他挨家挨户地跑，预先通知玛尔塔的死讯。

当时，她没想到后来会发生的事，对这些话也没当真，只把它看成是卡斯塔涅达神经紧张的反映。碰见类似的事情，他总是那么紧张。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劝他静下心来。

另外，证人还表示，过了20几分钟，她和女儿一起来到卡斯塔涅达家中，也没看到什么值得惶惶不安的事。她们看见玛尔塔静悄悄地坐在走廊上，吩咐女仆准备午饭。玛尔塔挺过意不去的。卡斯塔涅达走进家门后，她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唉，奥利，你干吗去麻烦堂娜·芙洛拉？我不是说过了吗？没事儿。”证人好说歹说，最后总算劝得她躺下休息。

8.还是在1933年10月14日作证的时候，在法官提问当中，堂娜·芙洛拉矢口否认死者当着她的面儿曾经责备过卡斯塔涅达半句话，绝不像外面广为流传的谣言说的那样。据传言，玛尔塔躺在灵床上曾经高喊了几次：“奥利，奥利，你给了我什么呀？”

但是，堂娜·芙洛拉的哥哥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在1933年10月22日出庭作证时说，那不是谣言。堂娜·芙洛拉曾经告诉他，在将近下午1点钟的时候，玛尔塔又抽了3次风，在最后一次抽风前，她亲耳听到玛尔塔说过这句话。

堂娜·芙洛拉在第二次作证的时候，没再涉及这件事，法官也没再查问。不过，1933年10月14日，乌利塞斯·特朗博士在证词中说，在最后一次犯病前，玛尔塔只对她丈夫说了几句话，原话是：“奥利，奥利，我的心肝儿，我的宝贝儿，为了你，我把什么都丢下了，我的母亲，我的家，我的祖国……”

接着，她又抽起风来，这次来得特别厉害，时间又长。最后，她咽气了。

11.在朋友的怀抱里哭了一场

1933年2月13日上午，“圆球”奥维埃多进行了一场自我考试。他穿着裤衩儿，在5把摆在走廊上的空摇椅之间踱来踱去，每把摇椅代表法庭的一名成员。叶尔芭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按照放在身边儿的那本打开的书向他提问题。“圆球”奥维埃多每说错一个字，她就停下来，毫不客气地加以纠正。“圆球”奥维埃多不高兴了，停下发表演讲的姿势，说他回答的正确无误。于是，两个人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叶尔芭在1933年10月16日作证时说，有一次他们正在争吵，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走进来，说是玛尔塔得重病了。他十分着急，不想多等他们。过了一会儿，他们俩才穿好衣服，走到街角想找辆车。可是，一辆车也没过来，叶尔芭说还是走着去吧，“圆球”奥维埃多只好气喘吁吁地在后面紧跟着。那时候快到上午10点半了。

我们穿过马路来到雷科莱克西翁教堂的门厅前，还差半条街就要到了。这工夫，在寂静的上午，我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像是随风吹过来的。我马上听出那是玛尔塔的尖叫声。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听差了音儿，可我的丈夫赶上来，告诉我他也听到了喊叫声。于是，我加快脚步，简直是跑了起来。我闯进他家，直奔卧室，只见玛尔塔在床上蜷曲着身体，抽搐得很厉害。

这声喊叫肯定会惊动左邻右舍。但是，当时乌利塞斯·特朗博士正在办公室里修改印刷品清样，与玛尔塔的卧室只有一墙之隔，却什么也没听到：

上午，一直很平静，我几乎完全忘记了和卡斯塔涅达的谈话。我正在办公室里修改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的散文诗集《莱昂的圣周》的清样。我妻子送来冷饮，我甚至忘了跟她提起这件事。隔壁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异乎寻常的迹象。10点半以后，我又出去活动活动腿脚，这才发现卡斯塔涅达家门口拥着很多人，还看见达比希雷大夫的马车系在墙壁的铁环上。我决定过去打听一下出了什么事。

我看见客厅里乱哄哄的，还没等别人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只见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焦急地从卧室里走过来，给我看一瓶叫作“夸德拉利纳”的糖浆，还对我说：“玛尔塔吃了这种药，像是中毒了。”她既没说病人是几点钟吃的药，也没说谁给她吃的。

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在1933年10月17日的证词中说，应堂娜·芙洛拉的请求，大约在12点15分他来到玛尔塔家。那天，他的学生和同事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偶然来到诊所，也陪他一起过来了。因此，10点半以后乌利塞斯·特朗博士不可能看见达比希雷大夫的马车，他看见的是菲利贝托·埃多希亚·阿当斯大夫的母马。大夫是“圆球”奥维埃多叫来看护病人的。

埃多希亚·阿当斯大夫——已婚，36岁——在1933年10月15日作证时说：

我骑着自己那匹母马从我家门洞出来，到几个老病号家里去巡诊。当时，听见街角上有人大声叫我。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走过来，原来是他在叫我，催我陪他去看一位危重病人。他只告诉我说病人是卡斯塔涅达夫人，正在抽风，没提到更多的情况。他在前面步行，我骑着马跟在后面。就这样，我们来到卡斯塔涅达家。

我看见病人躺在床上，说起话来十分正常，只是有点儿头疼，下肢无力。我对她丈夫和在场的堂娜·芙洛拉说，很可能是神经性疾病发作。为了让堂娜·芙洛拉放心，我还对她说，她给我看的那个小瓶子里装的是帕克-戴维公司推出的一种镇静性药酒，专利商标是“夸德拉利纳”，不可能引起中毒。

可是，过了20分钟，病人提醒我们说，她又要犯病了，她觉得两腿发僵，要求别人按住她的腿。其实，四肢都开始发僵，接着颌骨僵硬，最后遍及全身。随后，就剧烈地抽搐，身体在床板上弯成弓形，眼球明显外突。由于胸肌强直，呼吸十分困难，面部呈青紫色。

第二次发作后，又恢复了正常。病人可以回答各种问题，甚至能说出某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不过，伊希德罗·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来到卧室的时候，她的病情更让我担心了。病人听到了他的声音，可是坚持不见他。因此，我修正了原来的诊断，告诉她丈夫我认为她患的是尿毒症。病人又一次犯病的时候，塞盖拉·里瓦斯大夫也看见了，倾向于同意我的诊断。但是，达比希雷大夫在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的陪同下来了以后，经过给病人听诊，果断地诊断为恶性热病急剧发作。我只好同意他的诊断，在场的以及后来到场的其他同事也同样倾向于同意他的结论。

阿莱汉德罗·塞盖拉·里瓦斯大夫——未婚，27岁——在1933年10月20日作证时讲到病情发作的情况。他说那是一种逐渐升级的间歇性抽搐，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估计最后两次发作间隔时间为半小时，病人出现衰竭迹象，腋下体温上升到38度。

另一方面，他还想起根据在场医生们的建议，对病人进行了如下处置：肌肉注射浓缩硫酸奎宁、硫醚和樟脑油；口服一片泻药，通过直肠使用灌肠剂，最后这项措施是达比希雷大夫提出的。证人最后说：

临近中午1点钟的时候，现代药典向我们提供的手段全部用尽，病情最后又发作了。当时，我到卫生间去了一会儿，正在忙着，她家的邻居乌利塞斯·特朗博士跑过来敲厕所的门，对我说：“快点儿，大夫，那位姑娘要不行了。”等我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她憋闷得十分厉害，脸色紫青。最后断了气。

根据前面引用过的达比希雷大夫的证词中的说明，他毫不犹疑地认定玛尔塔的死因是恶性热病急剧发作，这不仅可以从病人的症状上看得出来，而且他还知道病人患有疾症，一个月前就发现了。我们已经知道，其他医生也同意他的看法。不过，萨尔梅龙大夫根本不同意这种意见。

中午1点，玛尔塔最后抽搐了一阵，终于一命归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床边。“圆球”奥维埃多用颤抖的双手拿着被泪水浸湿的手帕，跟在他后面来到走廊，想拥抱住卡斯塔涅达，和他一起痛哭一场。但是，他发现卡斯塔涅达走到缝纫桌边。他十分惊讶地看着他在一堆破布条烂布块当中寻找什么。

“我朝他跑过去，生怕他会干什么蠢事。”“圆球”奥维埃多掏出手帕，似乎又要哭上一场。此时是1933年10月20日晚上。普里奥酒家“长舌桌”的客人围在他身边。

“是找手枪吗？”科斯梅·曼索嬉皮笑脸地盯着“圆球”奥维埃多，等着看他真的痛哭流涕。

“是的。”“圆球”奥维埃多咬着手帕，“我赶上去一把夺过手枪，求他把枪交给我。”

“他没有极力反抗？”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抚平笔记本的纸页，准备记录。

“根本没有。”“圆球”奥维埃多一脸扫兴的样子，“而且还说了些话，我听完吃了一惊。”

“说什么啦？”萨尔梅龙大夫沉着冷静地等着记录。

“他说，他想把枪藏起来，免得让人偷走。”“圆球”奥维埃多把手帕攥成一团，塞进衣袖里，“他说，家里出贼啦。”

“这种时候啦，还有人偷东西？”萨尔梅龙大夫不动声色地笑了笑，“你那位朋友真可谓是天生的无声电影喜剧演员。要是可以告诉我们的话，这个丧尽天良的小偷是谁呢？”

“就是在场的诺埃尔·帕亚伊斯。”“圆球”奥维埃多也想挤出个笑来，可笑得很难看，“出事前，他和其他许多朋友一样到那家儿去了，他妻子也在场。”

“是啊，想起来了，在人群当中我确实看见了诺埃尔·帕亚伊斯。”萨尔梅龙大夫稍停片刻后说。

“可他为什么认为诺埃尔·帕亚伊斯会偷他的枪呢？”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碰了碰“圆球”奥维埃多的胳膊，催着他回答。

“因为他乘乱偷了300美元。”“圆球”奥维埃多也不相信自己讲的话，他想抬起胳膊，最后又改变了主意，“据他说，是女用人看见的。”

“300美元？”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戴上帽子，好像了解这件事以后就不想再听别的了。

“我不过是重复别人的话。”“圆球”奥维埃多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大家正从打开的衣柜里给病人拿毛巾和床单，他从里面掏出了钱包。摆弄了一会儿，假装要把钱包往上扔，顺手放进口袋里。”

“这会是真的吗？”“班头儿”普里奥从钱柜那边儿发出吃惊的声音，“就是这位诺埃尔·帕亚伊斯提议所有在场的人在那份电报上签字的呀。”

“不知道，我现在真是不知道啦。”“圆球”奥维埃多扭过头看了看“班头儿”普里奥，显得有些焦急慌乱，“当时我信他的话了。那时候他不会撒谎啊。”

“班头儿”普里奥提到的电报是指在玛尔塔去世那天下午2点半通过“热带电台”发往马萨特南戈的那份电报，电报把玛尔塔去世的噩耗通知给赫雷斯家。从莱昂国家电报局查出了电报抄件，并已收进档案里。

1933年10月17日，“圆球”奥维埃多在证词中说，他手拿笔纸走到朋友身边，准备记下他口述的电报内容。

证人说，卡斯塔涅达几次打算向他口述电文，最后还是放弃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也没有心情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因此恳求证人代他草拟电文。证人坐在他身边，按照朋友的愿望动手起草电报，卡斯塔涅达只提出一条要求，要他写上玛尔塔大出血后故去，作为丈夫他一直待在她身边，关怀照料她直到最后一刻。他看完电文之后签了字。

根据乌利塞斯·特朗博士1933年10月14日提供的证词，诺埃尔·帕亚伊斯确实建议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电报上签字，为的是让赫雷斯家毫不怀疑卡斯塔涅达对妻子怀有一片爱心，对她悉心照料，直到最后一刻。大家接受了这个建议。“圆球”奥维埃多在证词中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丝毫没有提及提出此项建议的诺埃尔·帕亚伊斯偷钱的事。

“先把偷钱的事抛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摘下帽子，挠了挠脑袋，“卡斯塔涅达是不是挺难过啊？看样子不像要开枪自杀。你看他难过吗？”

“是的。”“圆球”奥维埃多神情庄重地低下头，“我看他很难过。我把手枪放进上衣口袋里。最后，我们互相拥抱，他不住抽泣。”

“有人过来安慰他吗？”科斯梅·曼索狡猾地凑近“圆球”奥维埃多耳边说。

“当然啦，大家都表示哀悼。”“圆球”奥维埃多离科斯梅·曼索的嘴很近，斜睨一眼，都能数出他镶了几颗金牙。

“不是，我指的是孔特雷拉斯姐妹。她们干了些什么？”科斯梅·曼索又是流里流气地低声说。

“我不记得看见她们离开过卧室。她们和妈妈守在遗体旁边。”“圆球”奥维埃多讨厌科斯梅·曼索那股酸臭气，躲开了他。

“知道信上说的那些话，还有什么猜不到的。”萨尔梅龙大夫叹了口气，把那支红蓝铅笔直冲着“圆球”奥维埃多扔在桌子上。

“什么信？”“圆球”奥维埃多吃了一惊，下巴肉轻轻地抖动了一下。

“就是那天上午吃早饭前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让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送去的信。”萨尔梅龙大夫拣起那支离“圆球”奥维埃多肚皮很近的铅笔。

“我压根儿不知道有什么信。”“圆球”奥维埃多猛然间热汗直淌，他从上衣袖口里掏出手帕，轻轻地一下一下擦干嘴巴子。

12.情人再次相会

1933年2月21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提交了律师和公证人学位考试论文，比原订日期推迟了一个星期。考场主考官是法律系主任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后来在此案审理中担任原告律师），经过投票一致通过。在我们看到的档案材料中标有“优秀、很好”的评语。毕业论文由孔特雷拉斯印刷厂用亮光纸印成，题目是《论人权的始创》。

妻子出殡当天，奥利韦里奥又搬回他原来在孔特雷拉斯家的住房。考试的当天晚上，大家在客厅里关上门庆祝了一番。也是在关上门的大厅里，玛蒂尔德应奥利韦里奥一再请求，弹奏起钢琴。一开始，奥利韦里奥话很多，又开起了玩笑，逸趣横生，后来就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1933年10月14日，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作证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据证人说，堂·卡门让人从“拉法玛”商店拿来几瓶“莫斯卡特尔牌”葡萄酒，大家坐下来听玛蒂尔德小姐弹钢琴。后来，一起上桌吃了一顿特殊的晚餐。按照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的吩咐，桌子上铺了带花边的桌布，摆上一只中国瓷花瓶。据证人回忆，堂·奥利韦里奥喝下好多杯“莫斯卡特尔牌”葡萄酒，还喝了一种特别制造的白兰地（平时堂·卡门把这种酒锁在柜子里），结果直喝得酩酊大醉，用手抓住堂·卡门，嚎啕大哭起来。老堂·卡门和卡门少爷只好架着他去睡觉。

宴会就此结束了，大家都很难过。听到他说要回自己的祖国，永远不想再回尼加拉瓜，因为他在这里失去了生活中的慰藉——心爱的玛尔塔，玛蒂尔德小姐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也都伤心地哭了。他的话同样感动了堂娜·芙洛拉。证人难以摆脱那种悲伤场面的影响，喉咙也哽住了。

让我们听一下证人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证词。据他说，那天晚上，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做了一场噩梦，边睡觉边说梦话。1933年12月1日，法官进一步询问证人，犯人有没有其他奇怪行动，他回答说：

妻子死后，他又和我们住在一起。妈妈让我搬进他的房间，说他一个人睡觉心里害怕。在他取得博士学位的那天晚上——我应该说是考官可怜他丧妻之苦才把证书送给他的，他喝过了量，他从来如此，没有什么奇怪的。爸爸和我看见他喝得烂醉如泥，不愿意让他卧在桌子上，就架着他去睡觉了。

大约半夜时分，他开始在床上翻腾。过了不久，我就听见他焦急不安地讲了一些胡话，好像他十分懊悔，在梦中请求某人原谅他，似乎没有得到对方的谅解，他就进行自卫，抬起两只手，捂住脸。我翻身起床，轻轻地走过去，想听清他说些什么。起初，我以为听到他说和死去的妻子有关的事，他好像大声呼喊：“玛尔塔！玛尔塔！”但是，后来仔细一听，才听出他喊的更像是“妈妈！妈妈！”

我姐姐和妹妹睡在隔壁房间，听到喊声点起了灯，敲了敲隔断墙，要我把他从噩梦中叫醒。我只好叫醒他。卡斯塔涅达醒过来后，出了一身冷汗。定了定神，很奇怪，他一再问我：“米托，米托，我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我让他安静下来，说我什么也没听见，意思是让他接着睡，看他是不是还喊叫，因为我已经怀疑是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喊自己的母亲都那么害怕，我就更有理由怀疑他了。可是，后半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第二天，我直埋怨姐姐和妹妹，干吗强让我把他叫醒。不然的话，兴许一下子就可以把情况弄清楚，他也不会有机会杀害别人了。

在关上门庆祝专业考试那天晚上，奥利韦里奥向孔特雷拉斯家讲的话真的付诸实现了。他办完学位证书手续，清理了在莱昂的未了事项，就动身去马那瓜了。1933年3月17日，他乘泛美航空公司每周一次的航班前往危地马拉。“圆球”奥维埃多知道他不会一去不返。根据他在“长舌桌”上讲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卡斯塔涅达把一些东西留给他照管，包括一只箱子、打字机和“维克托牌”留声机。

他搬到马萨特南戈，在岳母的特立尼达庄园住了3个月，这段情况我们不大清楚。他在作证时说，就在那时候，乌维科将军独裁政府的警察局胁迫他离开祖国。在狱中接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采访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上面有一章讲到他乘火车去彭塔雷纳斯，当时对堂·费尔南多·瓜迪亚也是这么说的。

1933年10月22日，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在作证时就此事提供了如下情况：

他先是痛痛快快地把莱昂社会攻击了一番，随后向我透露了一件事，还要我保密：他的一些对堂·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政府持反对态度的朋友们正在收集武器，准备在当年12月举行起义，到时候会血流成河。作为阴谋计划的一部分，要刺杀总统先生。从计划的制订和他所谈的参加者的情况来看（他没有透露这些人的名字），不难推断出那是一场布尔什维克式的残酷革命。

有几个头目秘密来到他尽情享乐的特立尼达庄园，要求他参加谋反活动，他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他还交给他们几封信，是写给在萨卡帕的几个联络员的，这些人过去支持过查孔将军，信中请他们加入叛乱队伍。另外，他还答应他们亲自前往奇基木拉，帮助他们将武器从洪都拉斯边境偷运进来，因为他在那儿学习过，认识一些有名的走私犯。后来，他真的去了。

他对我说，可以肯定乌维科将军的秘密警察知道这些活动，7月中旬，一位名叫阿布罗拉的上尉从首都匆忙赶到庄园，通知他必须在10天之内离境，不然就把他当作黑人处理。但是，第二天，他被叫到马萨特南戈省政府，在那儿通知他说，当天凌晨接到电报，要他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境，当天在一名士兵监护下必须到达危地马拉城。到了危地马拉城以后，他要求发给他回尼加拉瓜的护照，但被拒绝了，没有讲是什么原因，只允许他去哥斯达黎加。

综上所述，本人可以负责地推断，我们面对着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人物，他会冷不防地打黑枪，也会参加反对当局的非法活动。本人不排除他坚持要拿到去尼加拉瓜的护照和他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阴谋有关。众所周知，他反对萨卡沙博士，认为他是个一无头脑二无权力的傀儡，这也是他在火车上对我说的。

1933年7月22日，他乘坐“乌苏马辛塔号”轮船抵达彭塔雷纳斯。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从5月份起一直待在圣何塞，从那儿赶到港口去接他。第二天，他在给“圆球”奥维埃多的信中说：

信风把我平安地带到这里的海滩，亲爱的蒙戈尔费埃[18]，一路见闻，我会告诉给你。内弟到港口去接我，这是他应尽的义务。那个女人和夫人一起待在这儿，我事先知道吗？还是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撂在这儿，让你用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去猜测吧，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胃口一样难以满足。还是让我们相信信鸽吧，完了。昨晚见面之后（下面再向你介绍），我可以向你保证说，我真的幸福。有机会重新安排生活，使“调情”具体化，返回尼加拉瓜理清头绪，这一切都以彩霞的红艳艳的色彩描绘在天边的背景上。你怎么说啊，蒙戈尔费埃？你要在我的婚礼上当伴郎吗？请预先告诉叶尔芭，也许我们很快会欢聚。我们可以相信岳父不会太疼钱，我只允许给大家喝“克利科寡妇牌”香槟酒，绝不喝国产劣质烧酒。

我住在拉萨瓦纳附近的巴塞罗那膳宿公寓，又干净，又便宜。女主人堂娜·卡门·纳兰霍很有教养，爱写诗，食客都爱读她的诗。我也是诗人，心里有底，也给她念我的作品。正如莱昂人说的，你读我的，我就读你的；你扔我的，我也扔你的。

我正要打开行李，接到紧急电话。夫人请我吃晚饭，要我尽早搬到她哥哥家里住。男人不能摆架子，道理十分明显。当差的走了，堂娜·卡门亲自动手要给我烫衣服。我对她表示由衷的感谢。

特请你老兄乘坐自己独创的空气动力“圆球”飞到我这儿来。请你拿起望远镜，从九霄云外的观测椅上看我穿过大街。我急于赶到拉萨瓦纳机场对面的电车站，就像个走运的瞎子手拎装满爱的施舍的布袋，用雨伞顶端的包头敲打着铺路的石板。你看见我走近空无一人的车厢。欢乐的路灯把简陋的小窗框染成黄色。我上了车，成了电车的主宰。连接杆咔咔直响，怎么还不开车？司机先生，还差谁啊？

现在，有些人上车了，一个个儿身穿防寒服。成双结对的情侣和夫妇不像您的朋友那么幸运。我真想问一问那些坐在最后几排光洁座席上的伴侣们：先生们，女士们，小姐们，什么是幸福？你们能不能告诉我？看起来你们这么高兴，要上哪儿去？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吗？马戏团、综艺晚会、电影院、冷饮店……？在那里难得的幸运在等着我，也在等待着你们。但是，怜悯之心阻止了我一时的冲动。不，这种幸福，只能藏在内心深处。

电车起动了，穿过拉隆大街，车铃叮叮当当。电车沿着中央大街迅速前进，两侧已经打烊的商店一掠而过。我向橱窗里的灯光致意，向人体模型道喜，时髦的装潢妙极了，妇女时装万岁！发明妇女时装为的是突出那个女人的魅力。电车啊，往上爬，爬上莫拉斯山，最后把我丢在阿蒙区优雅的别墅之间。

请你解下“圆球”的压载，向右舷移动移动，这样能更好地看见我。你看见我打开雨伞，在小路两侧的湿漉漉的柏树下朝前走。你最忠实的老友来到一栋两层木结构别墅前，花园里的合欢树掩遮住小楼的侧影。我推开大铁门，大门两边的墙上爬满九重葛。松散的碎石铺成的小路把我带到门廊的台阶前。大雨滂沱，直砸得别墅的锌板屋顶不住震颤，仿佛要迸裂开来，飞上云霄。留神脑袋，蒙戈尔费埃！

我合上雨伞，按了按彩色玻璃门旁的门铃。里面有人急匆匆地走过来，踩得地板砰砰直响，宛如踩在我的心坎上。大门打开了，只见那个女人站在那里，灵肉俱在。我来给你形容一下：身穿一件粉红色毛衣和一条粉红色锯齿边儿的裙子，颜色比毛衣更为鲜嫩；额头上系着一条精美的天蓝色丝带，把那头香气四溢的卷发衬托得十分优雅；黝黑的脸庞受到圣何塞冷空气的抚爱，显得更加健康；她的眼睛，啊，她的眼睛！火热的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正在寻找我。我总算见着她了，蒙戈尔费埃，她也瞅着我，现在我相信上帝了！

她笑了，羞怯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她迟迟疑疑的，上下打量着我，随后才投入我的怀抱。她闭上那双乌黑的眼睛，踮起高跟鞋——穿上高跟鞋，她比任何时候都富女性美——她要吻我了，我……我把全部爱献给了她，任其享用，我甚至可以献出生命。

是的，她紧紧闭上涂着蓝色眼影的眼皮，踮起了脚。在梦中，她时常看到你的朋友在绵绵细雨中来到这扇门前。她想从梦中醒来，她又不愿惊扰这个美梦。可是，你的朋友悄悄地后退了两步，蒙戈尔费埃，你从云端上看见了吗？就在这当儿，里面又响起一阵脚步声，又急促又轻快，直朝外面走过来。我这才闻到屋里散出一股热黄油味儿和地板上的消毒剂味儿。没有接吻。她的拥抱，我的又黑又俏的姑娘，好似缠在我身上的绳索，变得冷冰冰的。因为……夫人出来了。

回到左舷吧，蒙戈尔费埃，你再费力也看不见屋顶下面的东西。晚餐吃得很亲切，来客谈吐高雅，不时发出准确无误的信号，十分机智地向大家表明坐在桌旁的只有两个人是主角，如果一个人跌倒，另一个人会把他搀扶起来……其他人，像舅舅、内弟……夫人都是配角。我强使他们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让他们交谈、说话、发议论，他们的话都记在我的小本子上。我不愿意含糊其辞，不愿意无端推测，也不对任何女人抱有空泛的希望。好好听我说，蒙戈尔费埃，任何女人，无论是在场的还是不在场的。

晚饭吃完了。我们有机会单独待了一会儿，我把我的毕业戒指戴在那个女人的手指上。她紧紧攥住我的手。任务完成了。您的朋友要告辞了。他告别了众人。明天，就是你的今天，他要回去了。这封信是在再次登上电车以前写的。事情很多，日程很紧张。临走前，我绝不会放过与那个女人待在一起的机会。到了走的那天，也要一起去尼加拉瓜。

1933年10月1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进一步的调查证词中也提到了他在哥斯达黎加停留的情况。法官问及此事，他的回答如下：

法官：您说过，年轻的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彭塔雷纳斯港等您，这是不是意味着您事先通知过他要到那儿去？

犯人：我打电报通知他要去哥斯达黎加，不过没有告诉他是什么情况迫使我突然离开。他心思细腻，才到港口去接我，陪我乘火车直到首都。

法官：您是想说您和年轻的孔特雷拉斯保持书信来往，所以知道他的通讯地址？

犯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莱昂结下亲密的友谊。他能够实现到圣何塞继续攻读法律专业的愿望，全是因为我对堂·卡门做了耐心的工作。圣何塞的法学院聘请了欧洲的教授，还拥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但是堂·卡门对花这笔钱犹疑不决。

法官：因此，您不是不知道几个星期之前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在她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陪同下来到了哥斯达黎加。

犯人：我根本不知道。我知道卡门的通讯地址，并不等于我可以随便写信打扰他，分散他对刚刚开始的学习的注意力。我们在港口寒暄了几句，他才告诉我堂娜·芙洛拉已经到了圣何塞，要住一段时间，准备探亲，还要做一些生意，小女儿是陪她一起来的。听了以后，我感到又惊又喜。

法官：邮局负责人罗莎乌拉·阿基卢斯小姐在1933年10月17日作证时说，您在危地马拉期间，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下面我引用她的话：“她多次亲自到邮局来，取走盖有马萨特南戈邮戳的航空信，发信人是奥利韦利奥·卡斯塔涅达博士。同时，又把寄给卡斯塔涅达博士的信发出去。从信的分量来看，证人估计页数很多。孔特雷拉斯小姐事先打过招呼，说不要像往常那样让邮差把信送到家里去，因为她会时不时地自己来取信。”引语完。现在，我问您：通过这些信您知道了堂娜·芙洛拉外出旅行，不是很合乎逻辑吗？

犯人：法官先生，请您注意，阿基卢斯小姐出庭作证是她主动提出的，因此，她说的话纯属多管闲事。如果您仔细斟酌一下她说的“多次”、“页数很多”，不能不说这是她讲的“许多”流言蜚语。我们之间的确通过几封信，那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对于这种交往，玛蒂尔德根本不必像阿基卢斯小姐别有用心地说的那样搞得那么神秘。在为数不多的几封信中，玛蒂尔德也没有告诉我她母亲和她妹妹出门旅行的事，也许原因很简单，她写信的日期和这次旅行根本没碰在一起。

法官：您到了首都之后，就住进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家了吗？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也住在那里。

犯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住进堂娜·卡门·纳兰霍的巴塞罗纳膳宿公寓的一间住房，公寓位于拉萨瓦纳公园电车站的对面。到了圣何塞以后，我在火车站就和堂娜·芙洛拉的儿子分手了。

法官：您到了圣何塞以后，第一次见到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是什么时候？

犯人：当天晚上。我到那儿后不大一会儿，就在膳宿公寓接到了堂娜·芙洛拉的电话。她邀请我到她哥哥家里去吃晚饭。我甚至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取出必需的东西，换换衣服，讲究一下作客的礼节。

1933年10月20日晚上，“长舌桌”上的客人们在普里奥酒家聚会，认真分析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上述回答。

“这些话就是到天国法庭也没人会相信。”科斯梅·曼索把载有上述证词的《记事报》还给萨尔梅龙大夫。

“什么事？”“班头儿”普里奥刚洗过几个杯子，一边擦手一边从柜台走过来。

“有几件事。”萨尔梅龙大夫打开报纸，使劲儿地摇晃着，把报纸送到“班头儿”普里奥眼前，“首先，他参加谋反，被赶出了危地马拉；第二，他根本不知道孔特雷拉斯家的女人到了圣何塞。他要去找她们当中的一个。或是去找她们俩。”

“这有什么不好？”“圆球”奥维埃多一直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地说，“他是自由人了，不承担任何义务。”

“情人再次相会。”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做了个拉小提琴的动作。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萨尔梅龙大夫用一把袖珍小刀削尖铅笔的两头儿，“他从玛蒂尔德的信中知道了那两个女人出来了，紧跟着跑了去。”

“他急于向那两个女人问安，才乘船出来。”科斯梅·曼索咀嚼着这几个字眼儿的含义，好像嘴里含着块糖，“地道的骑士，不浪费时间。”

“请想一想《天谴》这部片子。”“班头儿”普里奥回到柜台，放好洗干净的杯子，“莫瑞恩·奥沙利文给投毒者查尔斯·劳顿寄过信。波士顿的警察一直没有查获这些信件。他们是大海捞针，什么也没捞到。”

“对啊。”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兴奋地摇动着手指，“他的密友雷·米兰德为他保藏那些信。这一点直到结尾才弄清楚，是在神父遭到嘲弄离开以后他们俩在狱中说的。投毒者非常傲慢，不愿意接受精神上的帮助。”

“对查尔斯·劳顿，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圆球”奥维埃多趴在桌上，下巴颏儿支在胳膊上，“既然无罪，他干吗要忏悔？”

“什么查尔斯·劳顿，什么没有证据。他们对可怜的玛蒂尔德，愿她安息，干的那些事为的是通过信件把她霸占住。”科斯梅·曼索咧了咧嘴，似乎嘴里的糖变成了苦味。

“没那么简单，曼索，我的朋友。”萨尔梅龙大夫按照职业习惯举起刚刚削好的铅笔，“人心难测。那些信咱们永远甭想看到。”

“歌剧《科里奥兰》的序曲开始了。贝多芬作品第62号。”“班头儿”普里奥冲着亮光检查杯子，然后朝杯子里哈了口气，“两位朋友分手了。像是谁说的，九泉之下再相会。”

“‘班头儿’，在这个鬼地方，只有您懂得歌剧。”萨尔梅龙大夫把嘴伸到桌子上，吹了吹铅笔屑，“对所有这些信，您有什么要说的，尊敬的法学家？哪天能给我们看看吗？”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圆球”奥维埃多两眼望着广场，轻轻咬着手指甲，“不要灰心。”

他两眼望着广场，悲伤地瞅着小路两侧的电灯照不到的暗幽幽的印度桂树。已经是第三次放映《天谴》了。查尔斯·劳顿同他的亲信雷·米兰德在死囚牢里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此时，在强烈的白光照射下，电椅在幕上断断续续地闪过。电椅好似理发馆的靠背椅，唯一的不同是电椅上有几条捆绑犯人的皮带。

天快亮了。行刑的时间快到了。雷·米兰德向查尔斯·劳顿提起那些信件。查尔斯·劳顿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又转回来。他请雷·米兰德永远保存那些信，作为永恒的友谊的证明。他再次发誓说，他是清白无辜的。两个人互相拥抱。

在监狱附近佩恩伯爵领地上，各家住户里的灯光暗淡下来，快要熄灭了。查尔斯·劳顿身受电刑。此时，伯爵领地的农民跪下来祈祷，雷·米兰德裹着雨衣朝远方走去。在黎明灰蒙蒙的暗光中，他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儿。

13.是电影故事情节吗？

1933年2月13日聚集在玛尔塔·赫雷斯卧室里的所有医生当中，只有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是不请自到的。那天下午，他偶然到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所去造访他的老师。正赶上孔特雷拉斯家的女仆急急忙忙地来找老医生，要他去给病人看病。萨尔梅龙大夫虽然不大愿意，还是接受了老医生的邀请陪他一起去了。

在整个过程中，萨尔梅龙大夫一直和病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同行们匆忙发表的看法没敢插嘴。达比希雷大夫做出最后诊断时，尽管他不同意，也没有表示意见。

病人去世后，老医生邀他一起乘车，送他回家。他家在圣塞瓦斯蒂安区，诊所也在那儿。在路上，他才鼓起勇气第一次讲出他的看法，表示不同意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断，理由是病人缺少恶性热病造成的昏迷状态的某些特有的征候：不住呕吐、发冷、抽搐，尤其是发高烧。这位刚刚去世的病人体温从来没有超过38度。他认为，这种热度只是由于肌肉痉挛引起的。

达比希雷大夫手执缰绳，很有礼貌地注意听他说话。马车到门口时，达比希雷大夫停住车，让他的学生和同事下车，同时邀请萨尔梅龙大夫晚上到他的诊所去，以便能静下心来听他没来得及展开谈的各种理由。这样也许会得出对两个人都有科学价值的结论。过去，遇到类似病例，他们经常这么做。

“您是否认为是某种生理机能紊乱？比如说，像埃多希亚·阿当斯大夫提出的尿中毒？”达比希雷大夫拉紧缰绳，萨尔梅龙大夫已经下了车，正从后座儿上往下拿一只小药箱。

“我想平心静气地和您讨论一下我的疑点，老师。晚上见。”阳光耀眼，萨尔梅龙大夫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望着达比希雷大夫。

“您大概不会说怀疑有人犯罪吧。”达比希雷大夫也冲他笑了笑把头扭向另一边。

萨尔梅龙大夫只是用手碰了一下帽檐儿表示告辞。

马车启动后，达比希雷大夫在驾驶座上抬了抬屁股，把披风的皱折弄平。2月常见的大风突然刮起来，卷起灰尘和垃圾，扑打到他脸上。马车轻快地跑起来，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他昔日的高材生具有高超的医学眼光，但是过热的想象力却大大害了他，脑海里总是塞满不合时宜的色彩。

他知道，萨尔梅龙大夫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毒物学，喜欢阅读各种有关罪犯的病态心理的小册子，特别注意投毒案件。以前他几次来访，都是就这类材料提出一些新话题。

应该承认，那天中午，在病人的卧室里，情况紧急，不允许做出冷静的诊断。那么多医生同时围在危重病人的床头，这是本市有钱人家的一种恶习。他们从来不相信单独一位医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越是有钱，越希望更多的医生围在床边。

那个外国女孩子临死前也享受了这类毫无益处的荣誉。事先未经商量，就请来三四位医生。他带着过去的学生也去凑热闹，看来学生不同意他的诊断，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尽管有这么多不利的情况，他仍然认为自己的临床诊断是正确的，根据就是病人有患疟疾的病史。

那天晚上，和往常一样，达比希雷大夫在那几只阿尔萨斯狗的陪伴下吃了晚饭。位于走廊尽头处的饭厅有一面淡蓝色的隔断墙。花园多年无人照管，已然荆棘丛生。果树的枝杈顺着隔断墙的断裂木板的缝隙伸进饭厅。一株柠檬树的树叶穿过活动的窗户直伸到饭桌一端的椅子背上。

达比希雷大夫心中憋闷，很不痛快，吃的很少。他用叉子把食物分成几等份儿，送进狗的尖牙利齿里。嘴里吆喝着，要几只狗别着急，按着顺序来，反正剩饭多得是。甜食他从来不吃，全都喂狗，干脆直接倒进狗食盆子里。爱吃甜食的狗都死了，特别是“医神”，几个月前有人使用狡诈的手段把它毒死在边道上。

每日三餐都由他的义子“班头儿”普里奥用木托盘托着送来，木盘上面盖着餐布。自从第二个妻子死后，他没再雇用女仆，厨房废弃不用，从来不生火。他只有一个仆人，名叫特奥多西奥，是从马里亚诺·杜邦神父主管的孤儿院领来的小哑巴，负责打扫诊所。

他的第一个妻子在萨尔佩铁雷医院当过护士。他是在巴黎的医学院毕业后同她结的婚。在莱昂待了不到两个月，她就回法国去了，连箱子里的嫁妆还没拿出来呢。原因是她受不了这份儿罪，房间像火炉一样热，睡觉还支起蚊帐，肥大的蚊子整天围在身边嗡嗡叫，她害怕后半辈子老得靠拍死蚊子过日子。第二个妻子是他的表妹，婚后没几个月就死了，得的是恶性热病，当时还怀着身孕呐。

他和他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但是都是孑然一身，都是诊所的单身房客。他呢，两次成为鳏夫，法国妻子离开的当天，他就宣布她已经死了；他的学生呢，到了结婚的年龄，和恋人相处很久，最后还是没有结婚，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列入受骗的丈夫的名单。

听到有人敲打门环，达比希雷大夫站起来开门，竟然忘记摘下脖子上的餐巾。那群狗不愿意中断晚餐，汪汪乱叫，一直跟着他来到门口。萨尔梅龙大夫来得很准时。师生俩互相拥抱，老师把学生带到走廊上，找来两把他们常坐的摇椅。

快到晚上7点了，天边还残留着几抹红色的晚霞。萨尔梅龙大夫坐下来，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等着他的老师点燃起挂在走廊廊柱上的几盏煤油灯。达比希雷大夫总爱用一根火柴点所有的灯，也不怕烧着手指头。

萨尔梅龙大夫一边紧张地理清自己的论据，一边观察老师点灯，不禁想到：与其用火柴一盏一盏地点煤油灯，还不如使用蜡烛形电灯呐。把圆形烛台安在天花板上，插上烛形灯泡，岂不省事？特别是像他老师那样只肯用一根火柴。

从上大学时起，老师就准允他在这条走廊上学习，还经常睡在这儿。一来二去，他就熟悉了老师那套古怪习惯。有些习惯不是老师独有的，而是医学院的同事们、学生们的通病，比如发“r”音特别夸张。上临床课时，劲一上来就大讲法语，惹得大家经常背后发笑。

老师每次上街，总要披上一件科尔多瓦人穿的斗篷，用一条金链子在脖子处系住，他并不觉得这个习惯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古怪的是他把狗当成终身伴侣，跟狗也大讲法语。每逢星期六，他把狗放在马车上出去兜风。上厕所也让狗在后面跟着，对着狗脸大行方便，连厕所的门也不关。要是那些狗表现不佳，他就会生它们的气，甚至一连几天不和它们说话。

最后，萨尔梅龙大夫还有一点个人的看法。老大夫作为圣墓会常任会长每年都要手执小旗，头顶着日头，不辞劳苦，甘心情愿地领着为耶稣送葬的队伍四处游行，他认为这实在太好笑了。但是，尽管老师有这些怪癖，他一直尊重老师的专业能力，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临床大师，是城里最好的外科医生。其他人也是同样看法。

萨尔梅龙大夫年纪在四十上下，但是头发中已经夹杂几缕银丝。头发粗硬，很难梳理。眼睛又细又小，肤色泛青，外貌酷似印第安人。他母亲是圣塞瓦斯蒂安区的烫衣女工。为了让儿子取得医生的证书，她不顾关节疼痛，起早贪黑为人烫洗衣服，经常干到后半夜。本市有钱的病人都知道他出身贫寒，还知道他是“长舌桌”上的带头人。因此，他就只能为那些骑着牲口、坐着大车来诊所的区里、乡镇的病人看病。他没有马车，也没有马，而同行当中大多数人都是骑马出诊。

他坐在摇椅的边儿上等着，让摇椅跷板的一头儿悬在空中，唯有如此，才显得不那么随便。进入像老师这样的家，他总是保持这种姿态。对老师就得这样，和老师在一起，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说话，显得又恭顺，又寡言少语。

等到达比希雷大夫准备停当，想听听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从卡其布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带斑纹的蓝色硬皮笔记本，那是斯奎布社赠送的礼品。他整天把本子带在身上，揉搓得发旧了，上面还沾了些白花花的油迹。他把胳膊撑在膝盖上，还是不敢把摇椅完全摆平。

“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老师。”萨尔梅龙大夫用唾沫沾湿手指，翻过笔记本上带格的纸页。

“来啊，来啊，开始法庭审讯吧。”达比希雷大夫轻轻地擦了擦悬在亚麻上衣翻领上的夹鼻眼镜，似乎是他要亲自念笔记本上的记录。

“您说过，一个月前您第一次给卡斯塔涅达夫人看病。”萨尔梅龙大夫从笔记本上抬起目光，“当时叫您去，是因为她的经血不调，而不是患疟疾。是不是这样？”

“是月经大出血。子宫出血不止，持续疼痛。”达比希雷大夫拿着夹鼻眼睛，不慌不忙地在空中划了一下，“我给她开了阿匹奥林药片。我注意到她的发烧症状，让她去查一查血。我怀疑她患了疟疾。”

“检查结果证实了您的怀疑。”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又把手放在笔记本上。

“通过显微镜，发现疟疾原虫。”达比希雷大夫把夹鼻眼镜放回上衣口袋，两手捂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前后摇晃起来，“在莱昂，所有人血液里都有这种原虫。”

“您让她服用石榴碱丸，她丈夫要求换个处方。”萨尔梅龙大夫在衬衣口袋里摸索了一下，掏出一支红蓝铅笔，“这是今天上午在回家的路上您对我说的。”

“后来，他来看我，表示他不相信那种成药。”达比希雷大夫发现短袜上有个米粒，就弯下腰去用手指轻轻弹掉，“他想要我的药房配制的药。我给他弄了些药丸：1克硫化奎宁、1克安替比林、2克苯甲酸盐或苏打。要服用1个月。”

“今天，病人快死的时候，药正好快吃完了。”萨尔梅龙大夫用红蓝铅笔划了一道，“如果她按时服药，疟疾的症状应该消失了。说到底，服用大量奎宁，不可能出现恶性热病致死现象。”

从提问一开始，达比希雷大夫一直面带宽厚的笑容。一听这话，马上停止前后晃动，绷起了脸。

“您怎么说，老师？”萨尔梅龙大夫用铅笔敲打着笔记本催问道。

“有可能。”达比希雷大夫轻轻地点了点头，“只是不知道她是不是天天都服用我开的药。我对您说过，后来我没再去看她，直到今天才去的。”

“嗯，老师，今天又来请您去给这位夫人看病，并不是因为疟疾恶性发作。”现在轮到萨尔梅龙大夫舒舒服服地坐在摇椅上前后摇动了，“闹得这么热闹，还是一个月前的月经紊乱。”

“是这样。”达比希雷大夫抓住摇椅的扶手，神情有些慌乱。

“我们查一查日历，就会知道这些天她该来月经了。”萨尔梅龙大夫晃动着摇椅，头轻轻地碰击着藤编靠背，“因此，她丈夫十分着急，这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但是，病人是不是告诉过您，她又闹子宫大出血了？”

“没有。我到那儿的时候，她正在抽搐，我只顾得给她瞧这个了。”达比希雷大夫不耐烦地搓了搓摇椅的扶手，“嗯，您正好在那儿嘛。”

“是啊，当然啦，我是在那儿。”萨尔梅龙大夫又迅速地看了看笔记本，“我听她丈夫一再说，他妻子洗了个冷水澡，简直不要命了。”

“这类外行的看法，您这一生当中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达比希雷大夫拍了拍摇椅的扶手，然后把手抬起来，“家属什么也不懂，心里一着急，就说些蠢话，咱们也只好听着。”

“老师，”萨尔梅龙大夫又欠起屁股，挪到摇椅边儿，他倒不是怕什么，而是情绪激动，“所有卡斯塔涅达夫妇的朋友都说是卡斯塔涅达亲自把他们叫来的，说是他老婆闹大出血，快要死了。这话您听见了，我也听见了。”

“这个小青年儿好像挺有点神经质似的。”达比希雷大夫的双手轻轻地抖动了一下，“我第一次给他妻子看病的时候，就发现他十分激动，神经质的人总爱夸大病情。”

“但是，这个神经质青年的妻子不是死于大出血，而是在剧烈的抽搐中死去的。”萨尔梅龙大夫几乎全身都离开了摇椅，为了强调一下他的话，举起笔记本要往老大夫的膝盖上拍下去，不过，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达比希雷大夫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转动着戴在手指上的第二次结婚时的白金戒指。

“如果说有人怀疑这位夫人今天患的不是月经病，”萨尔梅龙大夫几乎要站起来，用手往前一拉摇椅，离着老大夫更近了，“谁是最好的见证人呢？是您，老师。”

“这有什么要紧？”达比希雷大夫继续转动着戒指，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您想想，调查这种事，未免不合时宜吧？”

“不过，咱们可以设想一下。没有您来担保，那个神经质的小青年咋呼一阵也没有用。”萨尔梅龙大夫合上笔记本，手上的汗水把本子上的墨迹洇湿了，“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虚惊，一个骗局。”

“您这么说，是想把我引到哪儿去啊，我的同行？”达比希雷大夫放下戒指，陷入沉思，“请您原谅，我这个人太迟钝。”

“首先，请允许我先说点儿题外的话。”萨尔梅龙大夫在裤子上擦干手背，又打开笔记本，“如果年轻的卡斯塔涅达把出血看得那么严重，而您过去又给他妻子看过病，马上跑去找您不是更合乎情理吗？据说，她从早上8点开始犯病，可到了中午才去叫您。”

达比希雷大夫不眨眼地瞅着他，用嘴咬住银白色八字须的柔软的梢头儿。只见他板着脸，点了点头。

“他找了堂娜·芙洛拉，他相信，过一会儿工夫，不会太快吧，她会派人去找您，事实上果然如此。”萨尔梅龙大夫想看看老大夫眼睛里的表情，但是没有看到，“他也相信，其他朋友也会去请别的大夫，果然不错。医生越多越好。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说。现在，关键还是在您身上。”

“在我身上？”达比希雷大夫一直在咬着胡子梢儿。他的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放在全部事件的关键位置上，惹得他很不自在。

“是的，在您身上。”萨尔梅龙大夫急不可耐，似乎要把笔记本扔在一旁，不再需要它了，“原因是您过去给病人看过病。可以把您看作是私人医生。不管她得的是什么病，您的诊断最有权威。在您之前，埃多希亚·阿当斯大夫说是尿毒症。您来了以后，说是恶性热病，他立刻表示同意。从那以后，不管什么不同意见，都变成次要的了。”

一只阿尔萨斯狗朝达比希雷大夫的摇椅跑过来。老大夫伸出手，等着狗过来，好摸摸它的头。其他几只狗也从半明半暗的角落里跑了出来。

“就算是这么回事吧。可我还是没听明白。”达比希雷大夫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现在一群狗围在身边，他似乎觉得安全了。

“她丈夫大惊小怪，眼里含着泪水，东奔西跑去告诉亲密朋友们，说他妻子又得了重病。”萨尔梅龙大夫使劲攥住铅笔，举给老医生看，“大家会说，这种病，死不了人。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到他家去了。病人真的死了，一次又一次抽搐，最后抽风抽死了。您给她治过疟疾，您诊断说是恶性热病，谁也不会觉得奇怪。”

“她确实得的是疟疾啊。化验室的检查可以证明。”达比希雷大夫非常激动，两手在脸的两侧不住挥动。

“就算我们认可您用大剂量的奎宁也没能治好她的疟疾。”萨尔梅龙大夫把铅笔放在耳后，用手势让医生安静下来，“可是，请您记住，她丈夫大呼小叫并不是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承认她大出血。您看见床单上有血迹吗？”

“难道说我是侦探吗？”达比希雷大夫突然站起身来，一不小心踩着了一条狗的尾巴，疼得它惨叫了一声，“人家告诉我说病人大量出血，我的任务不是去查看床单上有没有血迹，而是赶快治病。”

“请您原谅，老师。咱们走进房间的时候，您要治的可不是这种病。”萨尔梅龙大夫想摸一摸那只挨踩的狗，那只狗不但不感谢他，还冲着他汪汪直叫，吓得他赶快把手撤回来，“当时她怎么样？她正在抽搐，闹得很凶。而且那天上午已经发作了几次。”

尽管达比希雷大夫心里很不高兴，出于礼貌，还是又坐下来。那群狗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瞅着萨尔梅龙大夫，又围在达比希雷大夫的四周。

“结论嘛，老师，您要是想听的话……”萨尔梅龙大夫把笔记本装进上衣口袋里。

“该听听了。”达比希雷大夫戴上夹鼻眼镜，强挤个笑来，“痛痛快快地说吧，我洗耳恭听。”

“那位神经质的小青年儿给他妻子下了毒。他算计好了，要赶在她可能犯月经不调的那天。”萨尔梅龙大夫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看样子是想掏出笔记本，可他又放下了，干脆凭记忆往下说，“这样，他跑到大街上去找那些知道他妻子患这种病的朋友们，理由就很充足了。”

“下毒。我一直等着，您到底把话说出来了。”达比希雷大夫满脸愁苦地摇了摇头，“您真是不可救药啊，我的同行。”

“是的，老师，是下毒。”尽管老师的挖苦话很刺人，萨尔梅龙大夫还是说下去，“牙关紧闭、脸色青紫、憋闷、抽搐。症状很像恶性热病。您来了，下了诊断，说是恶性热病。正好中了他的意。”

“是什么毒药，可以告诉我吗？”达比希雷大夫摆出满脸瞧不起人的样子，差点儿打出个哈欠来。

“马钱子碱，老师，就是这么回事。”萨尔梅龙大夫心里颇不高兴，尽量显得不在乎老师言语伤人，“就是几个月前毒死‘医神’的那种马钱子碱。”

那群狗哀叫了几声，突然骚动起来，朝主人的腿更贴近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达比希雷大夫抓住摇椅扶手，好像刚闹地震，地板抖动了一下。

“那天晚上，卡斯塔涅达和他的同伙奥维埃多在一起。”萨尔梅龙大夫看到老人吃了一惊，觉得很开心，“他们到这儿来，毒死了狗，又一块儿走了。您要是不信，我可以把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叫到这儿来，他可是亲眼看见了。”

达比希雷大夫糊涂了，拍了一下巴掌，想把狗赶走，可那群狗就是不走。他把狗斥骂了一顿，它们才别别扭扭地走开了。

“您伤透脑筋，在研究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达比希雷大夫又前后摇晃起来，一用力，摇椅乱动了一阵，“只有进行解剖，才能真相大白。”

“那您就提出要求吧。您是他家的私人医生嘛。”这次是萨尔梅龙大夫站立起来，动作很急，弄得摇椅晃个不停。

“我没有任何权利。那将是一桩丑闻。”达比希雷大夫面色阴郁地站了起来，师生俩面对面站着，“而且，您也听见堂娜·芙洛拉说过了，一大早就要举行葬礼。”

热风开始猛烈地吹过荒芜的花园中的树叶和荆棘。萨尔梅龙大夫十分失望，用目光寻找挂在墙上的帽子。旁边悬挂着达比希雷大夫的第二个妻子的照片，照片镶在一个沉重的椭圆形镜框里。

“如果这个小青年儿留在莱昂，别的女人还会出事，老师。”萨尔梅龙大夫气呼呼地把帽子扣在头上。

“这是怎么说的，我的同行？”达比希雷大夫开心地笑了，边笑边陪他走到门口。那群阿尔萨斯狗又从各个角落里跑出来，在老大夫两条腿之间窜来窜去。

“您甭管我了。”萨尔梅龙大夫在黑糊糊的小路上走在前面，连头也没回。

“不要满脑子里都是电影故事。”告别的时候，达比希雷大夫热情地用胳膊搂住萨尔梅龙大夫，“看起来，您受了《天谴》里的悬念感染了。但是，现实是另一回事，我的同行。在这个城市里，什么也不会发生。”

“您请回吧，晚安。”萨尔梅龙大夫走下台阶，最后，干巴巴地向老大夫伸出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