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子为祖：子与经之出于史而变于史

前引章学诚之言，谓“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文字之道……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此说之所谓古者若指孔子以前，则未有“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者，诚是；若谓“夫子未尝著述”，则待商榷，上章已论之。至于章氏又指出“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之学术发展趋势，则大抵可信；只是若谓著述至战国而大盛，则更近真相。盖此种变化，与子学（含孔子）在春秋时之出现及发展有关。

按：上古无私学，学术与教育皆掌于王官；然自孔子以降，此格局乃出现变化。孔子感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其所处，正是天下无道，政在大夫，庶人兴议之时代。当孔子汲汲遑遑游说列国之时，其目的是欲将学自王官之学施于应用，以使天下恢复有道。及至其愿不果，乃退而以其所学——王官之学，即后之经学，以及己学——即以《论语》为代表之儒学——以教人，并对世道有所论议。此例既开，诸子继起，亦各以己学教人，于是官学下降民间，言辩纷起，私学大兴而庶人有议矣。

此学术之流动转型，刘向、刘歆父子于整理群书时，辨章其学术，考镜其源流，分诸子为十家，谓皆出于王官之学，复将六艺之学与儒家诸书分开，并将儒家列于十家之首。十家之中，直谓“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其理由为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至于谓“儒家者流，盖出於司徒之官”，理由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为高”。此说见于《汉书·艺文志》，盖已为研究中国学术史者所宗。

刘氏父子皆是西汉大儒，之所以如此分类，盖因六艺为孔子所编次之书，是儒家之经，复又将传经之传亦附属之，而皆列为“六艺略”；至于《子思》《曾子》以下儒门诸子之书，因其不能同圣传经，以故皆列入“诸子略”之儒家类。是则如此分类，实与其在独尊儒术后之尊圣宗经观念有关。根据《周礼·地官司徒》与《礼记·王制》所载，司徒确为内政之官而兼掌教育，刘氏父子或因孔子退而以所学教人，而儒家子弟亦率多从事教育，甚至为帝王师，以故从职业判断，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不过，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尤其从古史学发展史看，刘氏父子所论恐仍未全得真相。儒家既为诸子之首，兹先从儒家之学切入，以论此时期学术之变，以及史、子、经之关系。

按：刘氏父子所论之所以仍值斟酌者，厥因有二。

第一，姬周王官教国子以六艺，是指保氏所教之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是也；^[1]至于孔子以所编之六艺教人，则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盖出于史官。前者之学，是国子切身实用之技艺学术，而后者之学则是学者持以待用赞治之古史学。

第二，“孔子所学”是王官之古史学，即后之经学；而“孔子之学”始为具有私议性质之儒学，《论语》即其代表。因此，儒家弟子传孔子之六艺，即是传义蕴王道之古史学；传孔子仁义礼智之说，则是传儒家之子学。前者偏重治国平天下，故为赞治之学，后世儒者所谓“外王”是也；后者偏向修身齐家，故为正本之学，后世儒者所谓“内圣”是也。^[2]

近世胡适撰《说儒》一文，谓“儒”在孔子以前已有，而将儒之职业解释为相丧礼生，至孔子始改革之。^[3]其说无疑是附会基督教将摩西旧教改革为耶稣新教之翻版。退一步而言，若由儒家正本之学看，言礼生对丧家之需诚心正意，尚略有可通之处，然而却仍将孔子及其弟子讲得器小了。盖因孔子以及儒门弟子，汲汲于游列国以求用，显非仅为延续丧葬相礼之学也。作为孔子晚年弟子而为王者师之子夏，曾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语，盖深得孔门讲求教学之旨。在齐三为祭酒而最为老师之荀子，更“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4]书中继劝学之后畅论大儒之效，末了强调“君子之所以骋志意於坛宇宫庭也，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5]是则儒家教学之宏旨可知。至于孟子所论“诛一夫”以及“继三圣”之辩说，^[6]抑且已是逾“大儒”而上之矣，难怪后世儒家弟子许以为“亚圣”。此皆显示以教育为职志之先秦儒家弟子，仍能秉持孔子当初以六艺教人之宗旨与目标，或从政，或为师，或修身，一以贯之而又多所发挥，盖“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正是儒家教学之本衷故也。至于是否有小儒为或仍为相丧礼生，则史文有缺，当慎言其余。

孔子以及儒家弟子如此，继起竞争之诸子亦步亦趋，但立说之方式以及所取之义则不相同。孔子之学有“所学”与“己学”两端，前已言之。孔子所学，取材于史官所掌之学，本文献主义编次为六艺，并以此教学，虽不免内有其个人之教学宗旨，但所传的仍是内蕴王制义法之古史学；至于孔子己学，则是来自六艺之菁华凝结，随机而散教弟子者，亦似无空言立说之意，所以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之言，谓“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而诸子则不然，他们大抵上先思辨建构其学说，然后依其学说立论所需，取材于各种王官之学，尤其是古史学，其方法与目的皆是为了以所取之材料证成其学说。换句话说，包括孔子在内之诸子，皆取材或多取材于史官之学，但孔子之态度与方法，是尊重历史文献，故将之系统编纂为书，然后依书之内容讲论，以阐述原有之王道义法，其所谓“述而不作”当作如是解；而诸子取材虽或相同，但却是径采其中适用之史事，用以作为其学说成立之注脚，俾能确立其学说。因此，儒家六艺学——即后之经学——之成立发展，是古史学之宗子，而儒家学说——即儒家子学——则是古史学之别子。至于诸子学之成立发展，虽也是古史学之别子而自为宗，但却是古史学之质变，颇有“应用史学”的色彩。

诸子用古史材料证成其学说，即是“用史立言”，为子书所常见之事。兹以稍晚于孔子，而在孟子时其言已盈天下之墨家为例。

墨子祖述尧舜，称引诗书，但所祖述称引者未必即为孔子所编之《诗》《书》，故《淮南子》谓“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可也；若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则尚待进一步商榷。^[7]要之，此仍表示墨学亦源自王官乃至史官之学。同理，《汉书·艺文志》序论九流十家，谓“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云，殆亦仅能解释为九流十家各据王官专业司存之学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罢了。彼等所据的专业司存学术，既出于王官之学，是以谓彼等“皆修先圣之术”可，若谓皆“受孔子之术”，因而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则仍需进一步商榷。^[8]盖孔子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化，源于王官之学，而以孔子为大宗，但却殆非全出于孔子及其六经之一元故也。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以及“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则可知即使在尊圣宗经气氛之下，也不宜以政治大一统之观念，以概论学术文化亦是大一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盖谓务为治而已，决不宜以天下学术文化皆出于一元；纵使天下学术文化初始皆出于王官，但王官分司守职，故各有司存，决难谓全出于某官之一元，更难解释谓是大一统于“孔子之术”。

如墨学之中心为“兼爱”，以此推言“尚同”，以至上同于“天志”，是为其学说之核心系统，而后始旁及他说。然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则云：

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按清庙之守为何与三老五更诸事有关，以致能成就墨学，刘、班父子对此无所论议。余读《墨子》书，知墨学之核心主轴为兼爱—上同—天志，并屡借史事以为论证。例如，墨子论兼爱，是观察其近世大夫相乱、诸侯相攻之历史发展，认为天下乱起于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则圣人可以治天下，因而鼓吹“兼相爱、交相利”，并引晋文公好恶衣、楚灵王好细腰，使臣下起而效之等史实以为助证，说明“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顺此而上，众人“兼相爱、交相利”则可上同於天，盖天志在“兼相爱、交相利”也。为了证成其说，墨子强调“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为此，墨子又引史实以为见证，谓三代圣王禹、汤、文、武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用以证明是得赏者；反之，得罚者是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故天“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云云，其所以如此运用史事，目的全为用以证成其说。^[9]据此，可见墨子亦称引诗书，祖述尧、舜，宪章禹、汤、文、武，举证近世诸侯士大夫，然而其目的却是为了其学说找注脚。

此类方法——从史官之业中征引史事以证成其说——当时广为诸子所运用，虽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但其于《老子》五千言简练之文，仍不免一再称言“圣人之治”，用以证成其“为无为则无不治”之说，难怪谓“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实则诸子引史立说，其方法亦是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皆为证成其学说，只是有省不省而已。要之，子学具有“应用史学”之色彩，主观性甚强，是古史学质变之别子，其故在此。

孔子修六艺以教弟子则不然。

孔子所学学自王官，《论语·述而》篇自述其学习态度与方法有三语，谓“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按：游于艺之所谓艺，盖指六艺而言，以故所好之古，即指六艺此古史之学，而其学习态度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且是“好古敏以求之”。此种对历史文化尊重，基本上述而不作、敏以求之之态度与方法，相对较为客观，与诸子从史官之业中，拾取史实以为我用，以证我所言之态度方法显然大有差异。

孔子学自王官而以阐述王制义法为己任，因此选取史官之六艺，编而成书，用以教弟子。也因所编六艺为孔子教而弟子学之所本，以故遂各订有教学宗旨与目标，《礼记·经解》载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

此所谓“孔子曰”之言，犹如孟子之谓“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殆起于儒门后起弟子之传闻。儒门弟子传习之方式，可分为见而知之、闻而知之以及所传闻而知之，^[10]犹如当今史学之分有第一手、第二手以及第三手史料。孔子所亲教者，为司马迁所称之“仲尼弟子”，是见而知之者；其再传则为“儒家弟子”，世近于孔子则闻而知之，世远已是所传闻而知之者矣。按：既然见而知之的七十子之徒，口受孔子传指，而仍“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则《经解》此闻而知之或所传闻而知之之说，自可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11]只是此为儒家弟子最早完整记载孔子六艺之教学宗旨与目标，则可无疑。

据此，可知孔子所编次所教学之王官六“艺”，原无所谓经或不经之意；而弟子游于此，以期学成后有能力为仕，此即“学而优则仕”。盖谓学者学而优则可以发挥其学，用以入仕，而治国平天下也；相对的，既仕之后，官愈大则愈须学问，因则遂有“仕而优则学”之必要。孟、荀之徒，各本所学游说诸侯，盖先求从“学而优则仕”开始也；及至言之不用，乃著书立说各申己意，盖退而冀己意之日后能大行经世而已，岂能与安于相丧或安于修身之儒者相比哉。

然而，“仲尼弟子”既已“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是则后之“儒家弟子”，闻而知之或所传闻而知之者，自是更各怀异端，而更各安其意失其真矣，因此才被墨子“非儒”，征引齐景公与晏子论孔子之言以及孔子之行，严厉批评孔子是“贼天下之人者”，“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以致乱，最后谓“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12]不仅此也，当孟子反辟墨子之后，荀子尚不理会于同仇敌忾之义，撰文“非十二子”，批评子思、孟子“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是则子思、孟子之罪也”。^[13]由此可知，“儒家弟子”各怀异端，而各安其意失其真竟至如此，遂使六艺之教出现许多繁复别说，司马谈所谓“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殆即指此儒门后学之现象而言。为此，战国晚期作为荀子弟子之韩非，对此早已提出质疑。《韩非子·显学》篇载其辞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所谓孙氏之儒，盖指其师荀子之学说。是则儒、墨二家流变至此，其内部流派遂必须有所折中，此即二家学说有“经”之所由始。

按：《礼记》有《经解》篇以论六艺之教，复有《中庸》篇，内有“经纶天下之大经”之句。章学诚《文史通义》取《经解》之名亦撰《经解》上、中、下三篇，但却不是论六经之教，而是解说经之原义与流变，以及于经、传之别，其主论据即是据“经纶天下之大经”一文而发挥。章氏《经解》上篇开章即云：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於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乎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皆谓之传。……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庄、荀皆出於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14]

《经解》下篇又云：

墨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

其说于精辟之中，恐仍有斟酌之余地。

盖《说文》云：“经，织从丝也。”《段注》释谓“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而《广雅》则云：“经，成也。”据此，则从丝曰经，横丝曰纬，织作时先由经丝开始，然后再事纬丝，渐以成织。引而申之，则所以成学成事之先始即是“经”；既是成学成事，以故也有综要、经理、经纶等引申义。荀子所谓“学始於诵经”，正是取其先始综要之义；而《中庸》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之经纶，则含有经理、经营之意。按《礼记·中庸》原文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则“经纶”正有经营处理之意，而《郑注》解“大经”，则谓“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大经是否谓六艺而专指《春秋》姑无论，要之，《中庸》将大经与大本并提，表示此时“经”已有“常”之义，以故与根本之“本”并提。此义另见于《中庸》所载之“九经”，原文谓“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按其意，此所谓为天下国家之九经，有需先“行”以及必须“行”、需先“为”以及必须“为”之义，引申而言即是应行之常道。因此，“经”之为义，在周、秦间已由先始而引申为常必。

大抵姬周王官之六艺，原指礼、乐、射、御、书、数而言，及至孔子本“官学”而创“私学”，于官学众多书文之中，删撮诗、书、礼、乐、易及史记之材料，以编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用以方便其教以及弟子之学，而亦谓之六艺。由此可知，孔门“私学”虽出于“官学”，但却与“官学”之教学宗旨、目标以及学科并不尽相同，是则孔子之私学，实述中而有作也。两相比较，官学所重在立即实用，而孔门私学则重于学以致用。

稍后儒门之徒子徒孙，如子夏、孟子之徒，虽常称引《诗》《书》，但对孔子所论次之诸书均未称为“经”，即使孟子大力推崇孔子作《春秋》，但仍未称之为经，“传”则更无论矣。至于传，《孟子》书载其见齐宣王，“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按：《尚书》所载以及儒门弟子所言，的确未闻将“武王伐纣”说成是“武王弑君”，是则孟子之所谓“传”，盖泛指书传而言，犹之如其答齐宣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之问时，孟子亦对曰：“於传有之。”故孟子之所谓“传”，显然并非指儒门子弟“依经而有传”之“传”。章氏谓经、传是相对之名，“依经而有传”，“因传而有经之名”，恐怕是儒门较后起之事。并且，章氏又谓儒家者流针对诸子“私家之言”，故“尊六艺而奉以为经”，而且因“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其说更难经得起质疑。

然则儒家为何称六艺为经，如何称六艺为经？

按：章氏引荀子“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之言，出于《荀子·劝学篇》，原文云：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15]

荀子是晚于孟子之战国时人，著此书首以劝学，论六艺之教，而此篇犹未称六艺为六经，只是劝人为学，应重视上述之先后次序而已。此篇之所谓数与经，杨倞注云：“数，术也；经，谓《诗》《书》。”盖先秦儒门弟子之言六艺，其中以《诗》《书》最常被称引，表示此二书是先读、常读之书，是则杨注所谓“经谓《诗》《书》”，而未以他艺入列，诚近真相。儒门弟子入学之进途，需先由《诗》《书》经始，此所以称之为“经”；而所谓“学之经”，盖亦如谓学之始、学之要，盖指学之优先而已。因此，六艺有“经”之名，始于《诗》《书》二艺，大约不晚于战国中期。

然而，当战国中期之时，墨翟之言既已盈天下，而《墨子》书中已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之篇。至于法家之《管子》，信徒集其书为八十六篇，亦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管子解》《管子轻重》等编。是则此二家各以其入教求学之进途，订立经与非经之篇，方便其徒先读、后读或主读、从读之前后轻重次序而已，此外其他非经诸篇则无疑是其传。至于《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内篇》显然也有是其书之经，而《外篇》《杂篇》则是其书之传之意，名异而实同。由此言之，诸子学术有“经”之名，或许先见于墨家或法家者流，未必为儒家所独先，以故章氏所谓“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说甚是。

“经”既然有此学术意义，所以儒家者流稍后遂将六艺统称为六经。原因盖是自孔子之后，弟子人人异言，降至战国之时，诚如韩非所言，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孔子“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以故诸派需要有共同先读、必读，以资折中异端群言之书。

既然如此，则儒、墨诸家学说，不仅有将本身之书篇分为先读、后读之需要，抑且更有将其中最合本家宗旨者，列为必读、常读之必要。为此，墨经可能就是当时墨家三流派所共同必读之书，以免三派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同理，儒家因分化更甚，于是继《诗》《书》之后，干脆将孔子所学、亲手所订之六艺，一并皆列为经，作为以后“儒家弟子”先读、必读之书；否则即使是“圣人”之言论，如《论语》，也不列为经。经此变化，以后不管弟子从学儒家何派，六经皆须先读、必读，以为儒家学说之定准。因此，孔子书有六经之名，而六经有先读、必读，渐定于一尊之义，其故在此。章氏所谓儒家者流为针对诸子私言，“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云云，恐怕并不尽然；反而司马迁撰《太史公》书，将孔子列入“世家”，而直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此言始得六艺何以称经之实。

荀子劝人“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时《礼》《乐》《易》《春秋》尚未列为经，是则《诗》《书》之被称为经，应是指其是儒学入门所先读始学之艺。然则儒门为何以《诗》《书》作为先读、始读之书？

按：《诗》《书》原为古史，以故为秦火所指定必焚。此外，《左传》载述春秋世士大夫之言，常见他们称引诗、书（含佚诗、佚书），连墨子也如此，可知诗、书广为士大夫以至学者所读，是思想观念沟通之最大交集，以故孔子将诗三千删而为《诗》三百，俾便学习，并曰“不学《诗》，无以言”。^[16]此情況起码自春秋以来即然，所以荀子才劝人“始乎诵经”。另外，《经解》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可见《诗》有多识事物、变化气质之功能，《书》有多知正确的历史、开阔眼界以通达变化之效用，且不似其他诸艺般专业深奥，故是最佳之入学先读、必读之读物，荀子《劝学篇》所谓“《诗》《书》之博也”，即指此而言。因此，虽降至汉代，略有家世之士女也仍被先教以此二艺。^[17]

无论如何，包括孔子在内，诸子所创之私学，皆与王官尤其史官之学有关。只是孔子以外之诸子，利用史事以证成其说，态度较为主观随意，如墨子引晏子之言以批评孔子及其弟子即可为例，其目的是“用史立言”，而古史学仅是其立言之工具而已。因此，诸子之私学无异可得被视为“处士横议”，对追求古代历史文化之真相，不免大有伤害；欲了解真正之古代历史文化者，甚难由其学说以及其所举事证，可以得而知道古代历史文化之真相。此“应用史学”之特色，使子学虽从古史学别出，而各自成“家”，但却是古史学之质变，变成与后世史学完全无关，自成一类新学术体系，而被名之曰“子学”。不过，子学之原为古史学的学术流变，与刘知幾所论六家之为体例流别有所不同。前者盖为古史学外部及本质的变化，而后者则属古史学内部方法论变化之范畴，此则不可不予留意。

相对于此，孔子之学习态度与方法已如上述，并且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下，尚讲究文献足征与不足征，^[18]遂使其学自史官之“所学”，得到较忠实客观之承传，以故中国言六艺者皆需折中于夫子。此为孔子直接承传古代历史文化之一端；至于其从古史学“好古敏以求之”所形成之“己学”（孔子之学），则开另一端子学性质之“儒家”，且是第一个别子为祖之子学。据此可知，孔子原本“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所谓“志於道”“游於艺”即是学于六艺而教以六艺，所谓“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则是实践为人之道而教以为人，是为早期儒学之两端，而统绪则皆在“志於道”。前者较偏重外王，于后世发展为经学；后者较偏重内圣，于后世发展为儒学。由于二学之统绪均由“志於道”发展，因此当时此两端分别得尚不甚清楚，盖经学仍为儒学所依本所重视，不若宋以后之舍五经而重四书。

因此，由学术发展史角度论，孔门六艺之学本是古史学之宗子，也是经学之头绪，儒学则是古史学之别出，而别子为祖。不过，由于六艺成为六经以后，儒家弟子渐将之由折中之学术，转变为绝对真理之学术，复且受其他子学，如墨家、阴阳家等影响，致使六经之学也有了质变现象。约在秦亡十年后，向汉高祖“时时前说称《诗》《书》”，并上所著《新语》之陆贾，于其首篇《道基》，即论及后圣“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本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以匡世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云云。^[19]可知周、秦之间，儒家弟子继《诗》《书》之后，又将其余诸艺皆列为经，因而乃有五经（《乐》已失）、六经之名，以为儒家先读必读、学说准绳之经典，至于弟子传经之说，殆已称为“传”矣，^[20]此为儒学之一变。其次，六经由儒家折中之学变为绝对真理之学，则是儒学——尤其经学一端——之重大变化，此为儒学之二变。不仅如此，稍后董仲舒等儒者出，于五经已是“承天统地，穷本察微……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之言说基础上，再发展为天人灾异之学，无异将已是载道之书的经学，带往神秘妖妄之方向发展，则更是儒学——尤其经学——之重要质变。六艺经学化、经学真理化以及经学灾异化，是为周、汉之间儒家学术之三大变化，也是六艺古史学之三大变化。至此，不论真理化之经学或灾异化之经学，皆与六艺古史学渐行渐远矣，于是乃有新史学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