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史久矣，其有史学则晚，先有此事而后有此学，斯乃学术缘起之常。历史、史书与史学，人往往混一而不易明辨。孟子谓“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斯则对历史、史书与史学三者，关系显已有所理解。

历史与天——今谓之宇宙——同生共起，原未以人为主；自人类出，历史乃以人为重，于是人在过去特定时空所施行之事，遂为世人所谓之历史，即齐桓、晋文是也，亦即司马迁所谓之“故事”。

历史初无文载，而有口传语说，初民此史学形式，至春秋战国日愍，然犹有《国语》、瞽者，可以考见。口传说史之所以亡，盖因文字发明而书籍兴起。秉笔之官古称为史，其所记行事设施，乃今谓之历史者也。及所记日积渐备，编而为书，此即所谓经籍，后之所以知古，遂有确实有形之凭借，于是诗亡而书作矣，孟子之言乃可解。7世纪中期唐修《五代史志》（即今《隋书》诸志），其《经籍志序》述论经籍缘起，言之颇备，殆即引申变化孟子之说以成，隐然有经籍皆史说之意。

史官所记行事设施，其文则史，是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百国春秋等经籍者，亦即史书。史官记何行事，记何设施，凭何如此记录，为何有此书法；既积备矣，如何分类编策，为何如此分类？虽为之至简，而思想观念、方法创意岂能无于其中？其义则孔子窃取之矣，此之谓也。近人或谓先秦无史学，真的史学，应该从司马迁作《史记》以后说起。甚矣，其人之拘今绳古，无得于史义也。

抽象言之，历史乃时空之流变，而人物行施随之以变，故史公特重述论“古今之变”。史公所开创的史学，确与先秦有大差异，但绝非于传统史学无所因藉，平地突起者。史公对先秦史著，颇分散述论之，自此以降，如荀悦、杜预等，更是发扬古者国史策书之常——包括史学精神理念、史料方法等——的功臣，于是促成二体竞争，古史与今史二分确立，是则史学有“古今之变”，至晚7世纪已然大明。^[1]据此而言，谓古、今史学不同可，谓古代无所谓史学则不可。论述先秦古史学，原非本书初旨之所在；而秦汉迄今，史公所创新之史学，主宰史坛凡二千年，故初旨自史公“新史学”始。

所谓古、今史学，即先秦上古史学与马、班以后的中古史学是也，其间差异多方，若必一言以蔽之，则以记录性与论述性为分野。《尚书》《春秋》，所谓记言、记事之史，盖记录史学之代表。由此以降，渐趋论述性，爰及三传，以至《太史公》而成熟。史公主宰二千年，其间亦非不能再分期者：史公之论述史学尚有诸子遗风，其书命名即可知之，由此经班固、陈寿等以降，则渐趋向于叙述性。

故史公以后，史学盖亦可分为中古史学与近古史学，即论述史学与叙述史学是也，而刘知幾为其转折点。史学包括事、文与义，迟至孟子而倡言之，至史公而登峰造极。论述史学之所以以论述为特色，盖因文有情而事有理也，若此义不明，则必流于文尚美而事尚实。文尚美之流弊，已有刘知幾之长叹深论，惜其仍亦不免拘时。至于事须尚实，原为史学之核心，扬雄、班彪之徒，推崇《史记》文直事核，盖为此也；而作者论马、班史学之境界则曰“实录”，论其方法则曰“实证”，盖亦本于此。史公《报任少卿书》，自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此建立其新史学。是则此种学术之成立，必须经此广搜史料、考证事实、稽论道理之三段法，始克善之。事需稽理究通以为一家之言，故特色在其论述性，而又不失其实证与实录，下章将深论之。

史公云亡，此旨日息，史官史家，日渐沉耽于网罗史料，考实行事，然后属辞叙述，编纂成书，此即叙述史学。刘知幾承此风气潮流，批评总结，以成学理，影响于后。彼于《史通·人物》论云：

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於人伦大事，亦云备矣。^[2]

中国史学恒与政教结合，以彰其经世致用。虽如此，亦不必将相大臣，必然重于隐士小民也；而知人论世，也毋庸汲汲乎求备。此义《史记》多方申论之，而《伯夷列传》所示之史学意义，更复杂而丰富，夹论夹述凡千余字，其叙夷、齐行事者什二三而已。知幾以陶、尹等居将相有功烈，史料事迹较多，故论史公首传夷、齐为龌龊；即就表彰政教、发扬功用而言，知幾尚知史公何以推崇许由、务光“义至高”，谓其历史价值与意义大于吴太伯及夷、齐之理由乎？知幾所以有此议此蔽，盖本世俗现实眼光出发做选择，本完备主义以牢笼一代大事而已，于是王朝将相，必然史料富事迹多，搜集考证皆易进行，并便于编纂成书也。^[3]

叙述史学之表现，常有芜秽烦冗之弊，知幾于《史通》亦一再批评之，但终无以救其弊，大体知幾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故也。盖叙述史学诸史官史家，所实践者乃史公新史学之前二段方法，而忽略或舍弃其全部三段法之终极程序步骤。就此言之，章学诚谓“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或虽过分，但并非无道理。至于又谓“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虽不尽然，要之大体有此分别。^[4]知幾史学批评，奠定叙述史学理念方法，此下史家多奉而为之，遂有由网罗史料、考之行事再下降的趋势，乃至有崇拜事实，以及于崇拜史料之倾向。于是，史学目标与性质，先由著书立说如《太史公书》及《汉书》，寖寖然变为记典制、述故事矣，“书”由是变而为“史”，《五代史》《宋史》的命名法，遂于知幾身后出现。及其再降者，更有以上天下地网罗史料为职志，以考据事实为目标，非书非史，如蚕食终日，虽偶吐丝而不能连结成茧焉。至于胪列史料，聚编成书者，斯可谓勤矣，然于史学宗旨，相去日远，更毋庸论之。要之，刘知幾承论述性之新史学，日渐走向叙述性的趋势，树立其理念方法，终定大势，是以作者下限止于此。

※ ※ ※

孔子以前，有史官而无史家。孔子以后，官、家并作，而诸子学说，均多与史学有关。刘知幾谓“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5]此特就家学、经学传统而言耳。盖孔子所学，本乎王官，王官史学，在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焚于一旦，后司马迁作《太史公》，官史仅剩《秦记》。秦于列国以暴虐落后见称，其国史盖亦然，史公所谓“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也。列国官史之所以被烧，史公谓其书于秦“刺讥”“尤甚”云。^[6]由是官学不明，待荀悦、杜预、干宝以后，始能重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

诸侯史记有“刺讥”也者，盖谓其史书有理念义法，不为被书当事人的理念意识所接受及能接受。史公一再述论孔子作《春秋》，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推孟子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旨，谓其“为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书见也”。《春秋》有此史学理念之表现，盖与孔子约文辞，制义法，备王道，浃人事之宗旨有关，^[7]其承于史官之学而下兴史家之道，盖亦由此。是则先秦史官与史家之修讲历史，必有所学，而其中亦必有所理据思想，不待辩明。

本书原初论述史公以来，至于知幾止，对其间学理思想、观念意识之影响于史学发展及特色者，颇详言之。孔门史道，至汉已有变为“空言”“空论”之势，下文析引史公思想已颇论之矣。然而史公、知幾之学术，向以“实录”被推及自许，与孔子损讳之一面略异，是则其学理观念之所承，殆有直继于先孔之史官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盖其明例。

“董狐笔”于孔子出生前五十六年（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其咎实先起于晋灵公。赵盾被灵公攻杀不果，遂有逃亡，而赵穿杀其君于桃园，盾未出山遂复还。《左氏春秋》该年述其事云：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此事件于春秋时代之政教意义姑不论，就史学而言，颇有可讨论者。

首先，君死兵变，太史不得不书，此为《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孔子所示，而君子韪之的“守道不如守官”的原则。史官有其职守，故不得不举职，举职书事则必须及时而宣示之，此即本书下文所称之及时主义，汉以后之起居注，北魏之制左右史，北周柳虬之论，唐初朱子奢、褚遂良之言，建制言论，其背后所蕴之思想学理皆源于此。^[8]

及时记录而宣示之，并非遂令残君贼臣感觉可惧之充分条件，其条件在史官必须“书法不隐”。记录有定法理据，此即“书法”。就弑君而言，其事则灵公、赵穿，其文则赵盾弑君，是则其义何在？孔子同意董狐所据法理根据及价值判断，论责任所归，而断以“春秋责帅”。史官必须依据法理，独立判断，以使史学能经世致用，此即孔子推崇董狐为良史之意义。

所谓“不隐”也者，乃就撰史者的基本态度而言，牵涉后世史德之思想理论。然而董狐与齐太史略不同，董狐之“不隐”未必就是“直书”，也非“婉”笔，如刘知幾等人所论者。董狐所记，表示了史官不能抹杀隐讳事实之要旨，至于此事实如何判断确认，则为另一回事。后者为确认事实与正名主义问题，前者为守职举笔的职守原则与道德自觉之问题，而并包含传真之史才问题。要言之，即董狐依法理而对此事判断正名，并举职不隐，如实记之。由求真而传真，由确认事实而稽明义理，董狐在实践此古史学之精神原则与思想学术，及至孔子，则在半个世纪后，表扬此古史学。

“古之良史”所示如此，“古之良大夫为法受恶”，尊重史官职守又如此，是孔子慨叹于“今”之史官与大夫焉，史学有古今之变，于此亦可知。

孔子四岁时，“在齐太史简”发生（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弑于崔杼邸，事实明显，不需史官据理考论而判断确立之，故太史书“崔杼弑其君”，是及时举职，“直书”其事。此据实直书问题原本单纯，不如董狐复杂，盖二史皆守职而记事——董狐“如实”书之，齐太史“据实”记之，于此略不同矣。在史学意义及理论上，如实书事牵及求真传真诸思想方法问题，而据实记事则仅及存真问题。不过，崔杼为此杀太史，其弟嗣书又杀之，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而还。此后续发展，于是内含严肃之史学精神理念，有大造于后世史家，意义转居董狐之上，请略论之。

首先，齐国史官之表现，乃“守道不如守官”的充分表现，可以无疑。董狐判断牵涉才学识，且其研思过程为继发性，是以所书若触赵盾怒而死，乃是咎由自取或求仁得仁。齐国此四史则不然，齐太史在最直接情况下记事，却付出生命之代价。典型在目前，其两弟、南史复不畏死而嗣书前赴，此即职守意识之际，人格道德亦已内自觉而扩充之——安于仁而行，虽死不悔——乃史德的极致表现，文天祥先颂“在齐太史简”，刘知幾常南、董连称而南在董前，其故在此。

其次，此思想意识的内在自觉而充足，乃为保证历史信实性之基本，亦即关系史学成立之第一原则——历史必须是真的事实。盖述故事而不足征即流为小说，论义理而不本乎事实则流为空言，而史学之成立，在其所论述为真实——即所述为真相之事，所论为真理之义。或谓中国人过分相信历史，其义当由此中寻找。齐国四史官殆非好名哗众者，其所以赴死，乃班彪所谓“杀史见极，平易正直”也，^[9]由此可证史德之极则及见史学之极致，盖真之可存然后乃可信，据可信之真而后始能讲求传真之道。

再次，古、今史官环境际遇不同，即促成史学思想精神及其行为之变。孔子对此四史未见推崇致意，而表扬于董狐之笔，盖怵于今之环境而有祸患意识耶？史公谓《春秋》“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书见”，班固引申谓“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10]史学之有隐讳，乃孔子时代之悲剧，孔子不免染此风而传之后世。为亲者隐、为贤者讳，所谓对国家亲贤抱温情与敬意，实大伤于上述的第一原则，反令亲贤之人格行为有可疑，而真相真理不可尽信。此义孟子初言之，王充继论之，而至刘知幾疑古惑经，论直书曲笔，终能返于实录之要旨，以建立史学批评。

相对而言，孔子所阐扬之董狐笔，经孟子之倡揭，乃成所谓春秋褒贬精神，蔚为影响中国史学最大的主义和学派。然而古之良史依义法、据职守而记，不可妄书的情况，自家学史道兴起以后而鲜复睹。孔子表扬史学之经世致用，孟子倡述而成史学功用论，此下史家不免蒙受影响，而有偏于主观及求用的倾向，一者趋向徒托空言而离事言理，另者各是其理而借事伸论，遂使史学有丧失独立自立，沦为政教工具之弊，汉儒谓孔子为汉制一王大法，此其例也，故有司马迁之兴。

班固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1]按善叙质辨，盖指其论述史学之传真而言，董狐乃如实传真的例子。文直事核，盖谓据实直书以存真，齐太史等乃其典范。至于不虚美、不隐恶，则关系史德，董、齐诸史皆与有焉。据此特征，故谓史公之史学精神理念，殆有直继于先秦，乃至先孔之官学者。

余论述史公以后、知幾以前，史学思想观念与史学发展，盖由此出发。至于所谓史观也者，乃指广义言，凡精神意识、思想观念诸心灵活动者皆属之；虽下潜意识，如能从其言行推考以知者，亦在论究之列。若乃文献罕阙或难征，不便成章节者，则在相关处论述及之而已。

※ ※ ※

余欲研究之范围断限既如上述，探索之层次取向又复如此，则面临者遂以史料方法为先。

史之能成为学术，然后始有史学。“史学”一名的确立，始于4世纪初期之石勒，百余年后宋文帝继之而立史学，^[12]于是梁陈以降，乃置撰修史著之“学士”焉。史成学而后有专门之学士，既有专门学者，于是至唐乃有一史、三史诸科。马、班以后，其书与五经相匹亚，推为正史，而师法相传，代有研治者，^[13]至此六七世纪，乃成学术大国。

魏晋六朝以《史》《汉》为“正史”而传习之，当时所谓正史也者，犹今所谓标准典范也。适2世纪以降，“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绝所闻，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14]是则由研习《史》《汉》，而至扩充为独立学部，契机可知。

史学虽至六七世纪独立成部，蔚为大观，而以马、班史学为正，学者至今则之。然而，自马、班以降，国史鲜将史家汇类为传，如《儒林》《循吏》等，至于独立单行成书，以论述史学发展者，更未曾睹。及至刘勰雕文，《史传》始见专篇，知幾通而论史，由《史官建置》而《古今正史》，于是史学之史乃有具体。前此以往，史学专门研究大体阙如，至近世始渐渐而盛，佳者间出；然如本书取向，系统以作解释者，大概尚少。

国人忽略史学，史家复未讲究之，以成专门之业，由是史料往往随代散失，上述汉、魏以降甚众之作者，为刘知幾所论述者已少，遑论当今。中国史家，完成其名著之后，复自述其思想方法、构意体例者盖少，于其序论、叙传述及者亦不多，若如《太史公自序》、刘知幾《史通·自叙》者，更如凤毛。是则研究中古史家及其思想方法，史料之难盖可知。

中古史家身名与著作俱灭，不能自传于后者，所在多有。著作幸存，而能自表其思想方法于叙传之中，散述其构意理据于篇章之内，如太史公之著书者复极鲜。于是，研究之进行，除有著作迄今可阅者外，不得不以管窥知——及由正史或他书转引其原著片段，据此以窥见其史学，推论其思想；或假途以进——据正史或他书之论述其人其书以推论焉。径读原著为直接论证，则管窥者遂为不完全直接法，必须极尽分析证据之能事而始克善之。至于假途，必为间接以知，是以首重批判，而后分析较论，以印证其言。

古者史学言事合一，章学诚论之已审。史家若对其书其学有所言，推言以见思，由思而论学，则是直接易为之快捷方式。可惜史家此类言论向为少见，而其他方面之文辞则多。不过若能由彼以综其思想人格，由彼推此，亦将有所得，否则流于断章取义、武断偏失。至于由他人之言，可以略证其时代思潮，由此而论其思想人格，能如是者则必将更周延。若能据片言以作起点，从大处推小，由他方及此，是则不得不讲究综合、分析、比较诸法。

试以此下篇章所论班固为例。班固于《汉书·司马迁传》，批评史公“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云云，是论史公价值思想有偏失也。然观桓谭反图谶之言论，几以谬圣非经而为光武所杀，则知班固观点，不仅单受其父言行所影响，抑且拘于政教之势。桓谭之言及其后果，足征光武、明、章之世，官方政教力量干预主导下，是何种时代思潮矣。盖班固曾有被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几死之前例，何敢拂逆此官方思想意识？于是，复顺明帝之旨作《典引》，批评史公及其书，谓“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较司马相如虽无行，而至死称颂汉武功德的“忠臣之效”远逊，伏下《史记》蒙受“谤书”之名的理据。是则班固思想观念中，司马迁于教于政皆失，价值系统颠倒，史观史法俱有问题，然而正因其对史公如此批评，故其自己的思想亦因之明显。

班固既有此认识，故于《典引》之赋，力颂汉德“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此赋颇见班固顺从官方思想意识，及有刻意阿谀取容之嫌。事实上，班固本其时代流行思想学术及家学，未必有伪，故同赋亦批评其通家友好之前辈，谓“扬雄美新（王莽），典而亡实”；加上生于“明章之治”，参与驱逐匈奴之役，于大时代中孕生国家主义、本朝意识，可以理解。《汉书·叙传》申论五帝三代之盛——扬名后世，冠德百王——必藉于典谟，焕乎有文。在此诸思想认识交集之下，故其力评史公撰史，将本朝“编於百王之末，厕於秦、项之列”为极不当，于是欲突出汉朝，使单独为书。其所作《两都赋》，强调当今论者但知古事，讲论经典而已，而其志所在，则为“究汉德之所由”。据此诸言词，可以表见班固思想史观实前后一贯，非纯为取容作伪之徒，而中国之有断代为史，与此大有关系。傅玄批评“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云云，据之以检论《汉书》的价值系统、史观特色则可，若谓其人格思想卑下则不可。盖就史学史言，班固若非如此，则绝无后世遵行之马、班史学，也绝难有此下官方正史之发展，以及诸正史所表达之政教意识也。后世正史或其他史著，史观思想同于班固者多，同于史公者少，宁不值得由此深思耶？

推言以见思论学，较直接易为，至于由事以推其思想学术，则较为不易。特殊情况外，凡人必然有思想，而思想或将落实于行事作为，故论行为以推思想，乃是逆推之法，且易隐晦失准。孔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行能相印证，则易使历史确定，否则解释常所不稳。如有刘秀才者，移书责史官韩愈，“教勉以所宜务”，意谓应振笔直书云，是则韩愈居史官而举职未直，其行事可见。韩愈何以如此？据其《答刘秀才论史书》，知其有浓厚之史祸意识，故一者惧直书褒贬以惹祸，一者不敢草草属文，有乡愿苟且，因循观望之意。余初读其文，期期然不敢苟同，后读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遂是柳而非韩，撰文以论史德。^[15]然而，迄今十年，余所论史德或未后悔自非，要之对韩愈则颇有历史之同情。容或韩、柳行为及其所思，在史学理论上有高下之别，要之，其人以其行事展现其思想，忠于其观念，则可见而可悯，较言行不符者远胜。刘知幾高倡“直书”而厉斥“曲笔”，至喻以“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标南、董为典范，有鼓吹史德理论，黾勉史家随时作烈士之意。^[16]及其受挫史馆，却引身自退，著作《史通》。或许知幾有史公《报任少卿书》，所谓“死有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故隐忍苟活，“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末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之旨，然而察其后行事及所以免官，似又不尽然。是知子玄的思想理论，对一般史家史官或其自己而言，颇窒滞难行，有内不足而不能一贯者。由此以推，前述史公、班固谓孔子作《春秋》，而使之不可书见，以免时难的行事若真，则知孔子已思及此义，亦有史祸意识焉。相对者，史公《自序》述其祸患意识，因而满口推崇汉君臣大夫之业，而实际上《史记》却一再论述汉君臣之过恶，致有专篇论平准，特章评封禅，是则其史须直书不隐、中正评论的实录史学思想，岂是口倡学理者所能笃切彰明耶？

古人谓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皆行事也，立言亦事在其中，是以古人常以行事表彰其思想理念。《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所谓“吾欲载之於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义在此。由事以论义，由行以推思，常为研究思想史的要径，但需审慎为之，始能有效。否则，以中国史家自述其思想之少，则史学思想史殆无由进路与进行焉。

余所论史料方法既如是，则知余之主据，乃两《唐书》以前诸正史，人人而皆可读之书。至于总集、别集、诸子、类书、经传、政典，以及近人论著，俱在搜讨之列；反而当世考古出土，则鲜少引用。非不欲追新爱奇，网罗一切，盖以研究史学思想，不必如此，且行文之时，国禁未开，不能如此。复加精力所限，则此书之有疏略，概可想见；不过略人之所详，于通论性著作乃属合理。

或有人劝余用索引等以速其功，然依上述所论史料方法，绝不可能为之，盖史料零星广布，索而未必可得；纵有助手佐之，悉其构想计划，读之亦未必知孰可引而孰可用，抄录网罗遂不免有吞舟漏网之虞。是则若不能一手一足之烈，则绝不能善养其功力，尤以读正史为然。无功力或浅之，则学问必不能深，世间学问绝无唾手可得者，如此速成之得，虽得奚以为？

隔于所限，余所网罗，未尽天下放失旧闻，但对余之所欲论著，文献概略称足。史料不在多而在足，犹如兵贵精而不贵多也。据充足之文献史料，考事稽理，厥以独断为尚，而不以博雅泛知为能。是书容或有疏略未周、主观偏失之处，然慎思明辨以至独断之间，盖已尽其天而不敢先存益以人，其失者乃力有未逮耳，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 ※ ※

此书之成，初乃集结余八年所为文，前后凡十六篇，^[17]约五十万字，重行调整处理，修改删补，融冶以成。其间若有抵牾，或不可免。其所以遽即集结出版者，盖有由焉。

首文发表之时，适吾师朱剑一际镒教授七秩荣庆暨荣休。先生清守儒雅，意气轩昂，善为人师。余入大学，始受启发，谆谆然善诱之，霭霭然善抚之，或漫步论学，或促膝议道，使不能自已，尤以思想观念之开导激荡为多，于是学问竟为何事，日渐以明。

先生导论史学，兼及教法，而专治魏晋六朝。其研治讲论，不尚细节烦琐，不贵训诂考据，而能从其大体，亦以是论文较少刊见。学不为人，人不知而不愠，吾师所谓古之学者是也。先生能动人者，尤在其人格精神：其志存中国，意在中华，温良俭让，节操自持，欲毕生为顶天立地之男儿。余论学相处日久，但感即之也温，仰之弥高，思之油然，向慕不已！故决意陆续钻研汉唐史观与史学，发而为文，俟后集结成书以上寿。

研究数年，常得《华学月刊》主编邓景衡姊鼓励，复常蒙“国科会”奖助，信心益增，而治学益勤。其后余承乏东吴历史系主任，始觉力分。又稍后，龚鹏程兄以其论文略备，邀请出版。余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一文已可完成发表，则此书内容断限颇已完整，复以朱师当年七秩晋七，庆诞将至，遂即整齐为十二章，盖无以为寿，而颜以献寿云尔。自是又经二十余年，思论史公“新史学”则不宜缺先秦“古史学”，以免论述有缺头之憾，而失辨章会通之义，是以补论古史学以塞其缺，易原书名，颜曰《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并略修改原序论，以论其意。

---

[1] 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第四、第五节。

[2] 《史通通释》（以下或简称《史通》），卷八，台北，里仁书局，1980年9月版，页238。

[3] 刘知幾此方面的理念及史学之完备主义，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第二节，第十二章第五节与末章。

[4] 详见《文史通义》之《家书二》《家书六》（外篇三，页365、页369），与《和州志隅自序》（方志略例一，页398），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9月初版。

[5] 《史通》，卷八，台北，里仁书局，1980年9月版，页238。

[6] 详见《史记·六国年表序》，卷十五，台北，东华书局，1968年10月影三版，页199上～199下。

[7] 引文详见《史记》，卷十四，页161上～161下。本书第四章对此另有详论。

[8] 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第十三章第四节。

[9] 班彪言见《后汉书》本传，卷四十上，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页1327。

[10] 班固之言或本于刘向、刘歆父子，详见《汉书·艺文志·春秋序》，卷三十，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页1715。

[11] 详见《汉书·司马迁传赞》，卷六十二，页2738。

[12] 据《晋书·石勒载记》，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谓勒设经学、律学、史学、门臣四祭酒，其时约在4世纪10年代，较宋文帝于5世纪30年代立玄、史、文、儒四学为早。

[13] 详见《五代史志·经籍二·正史序》，参见《隋书》，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卷三十三，页957。

[14] 详见《五代史志·经籍二·杂史序》，参见《隋书》，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卷三十三，页962。

[15] 详见拙文《中国史家的史德修养及其根源》，发表于《华学月刊》一一四期，台北，文化大学，1981年6月。

[16] 详见《史通》，卷七《直书》《曲笔》两篇。

[17] 此十六篇文章之前十二篇，皆在《华学月刊》发表，由一三六期（1983年4月）至一三九期、一四三期至一四六期、一四八期至一五一期，末期出版于1984年7月，自后该月刊停刊。1985年3月，余出席中兴大学历史系主办之中西史学史研讨会，发表《四至七世纪“以史制君”观念对官修制度的影响》一文（见该会出版之论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6年1月初版）。1986年8月，余在东吴大学《东吴文史学报》第五号，发表《汉唐之间二体论与古今正史之争》。1987年6月，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十五期，发表《唐初官修史着的基本观念与意识》。复于1989年3月，在《东吴文史学报》第七号，发表《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都为十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