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宗个性与行为的透视

在上文，我们认为太宗之袭位，颇露出一些阴谋家的痕迹。但是此等微妙暧昧的事情，既不易拿出真切的证据，自亦不能武断地下甚么结论。因此，我想转换一个方向，就太宗平日所表现之性格与行为，作一番严密的考察，看他本身所具的素质上，是否有玩弄阴谋，做出“不义”的可能。我并不是说，如果发现了太宗有什么缺德，便断定他一定非法地干过不利于太祖的事情；而是说，他如果被我们侦察出本是一个不光明的人物，那么，他确有使我们增加对他怀疑的理由。

五代是一个混乱卑浊的时期，宋太祖由军士拥戴为帝，在位19年，政治渐上轨道；太宗继之，混一天下之业，乃告完成。由他们二人政治上的成功，其智能之优秀，不待烦言。但是太祖太宗虽系兄弟，个性上却有极不相同之点：譬如太祖度量宽宏，太宗心地狭隘；太祖坦白慷慨，太宗阴鸷深沉；太祖尚武，太宗弄文，都是显著的区别。

太宗在帝位，前后凡22年，综其行事观之，诸如精明、勤劳、节俭、恤民等德，皆足称为贤君。但我们如果述其缺失，亦可略言数端。

第一，忌刻。太宗亲身参加或策动过拥立太祖的运动^[9]，对于政海情伪，久已了了胸中。故在晋邸时，借其声势财力，行收买笼络之策，便是为自己异日作准备。及即位后，因为本身就是过来人，猜防臣下露骨特甚；对于降王，不留情地除去^[10]；对于臣民，则时时伺察其行动^[11]；至于武将出征，必须遵循其意以为进止，且往住不用宿将，而听任亲信。如淳化五年严重的蜀乱，统军前往者乃系宦官王继恩。太宗之所以如此防忌臣僚，与其热衷富贵、贪恋权势的心理，是极有关系的。《长编》卷四一载一事云：

先是太宗为（钱）若水言：“士为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金拖紫，跃马食肉，前呼后拥，延赏宗族，此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贞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所为也。”太宗然其言。及刘昌言罢。太宗问赵镕等曰：“见昌言否？”镕等曰：“屡见之。”上曰：“涕泣否？”曰：“与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大率如此，当进用时，不能悉心补职，一旦斥去，即泛滥涕泗。”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涕泗，盖镕等迎合上意尔。”吕蒙正罢，太宗又谓若水曰：“人臣当思竭节以保富贵，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复位矣。”若水对曰：“蒙正虽登显贵，然其风望，亦不为忝冒，仆射师表百僚，资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也。且蒙正固未尝以退罢郁悒，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如臣等辈但苟贪官禄，诚不足以自重。”^[12]太宗默然。

太宗把富贵权位的价值估计得过高，因此对于其帝位的保持，患得患失特别厉害。太宗征河东，吕端劝秦王廷美恳请从行，便是有见于此^[13]。至道元年八月壬辰，太宗以寿王元侃为皇太子，举行停废几及百年的立储大礼，中外都非常欢乐。《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云：“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对于自己的儿子，尚不能免除醋意，何况他人？其忌防臣僚，也略可推见一斑了。

第二，迷信。太宗性好交结僧道，以及星相方伎之士，其意不外在巩固政权，或图谋个己的福利。未得位前，借以储蓄阴谋；得位以后，则在防止他人的阴谋。因为这种缘故，他显示出非常矛盾的行为：一面大索天文数术之士及收系阴阳人，而一面自己却离不得他们。除上文言及的张守真、马韶等人而外，如侯莫陈利用也是以左道得幸之一员^[14]。淳化五年，西蜀王小波、李顺起义，王继恩率师往讨，久无成功；太宗命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入蜀平叛^[15]，然而随以峨嵋山僧茂贞之言，竟又中止其行。《长编》卷三六五云：“先是有峨嵋山僧茂贞者，以术得幸，尝言于上曰：‘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于是赵昌言行既旬余，或又奏言：‘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人蜀，恐后难制。’上亟幸北苑，召宰相谓曰：‘昨遣昌言人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盖蜀贼小丑，昌言大臣，不可轻动，宜令且驻凤翔，为诸军声援。但遣内侍押班卫绍钦，赍手诏指挥军事，亦可济矣。’昌言已至凤州，诏追及之，因留候馆。”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太宗广蓄僧道方伎的作用一斑。质实地说，太宗的迷信，也就是忌刻的另一种形态之表现。

第三，矜骄。太宗向臣僚的谈话，《长编》里所载颇为不少。他的措辞表面似乎谦抑，实则往往不胜矜骄！太宗御下严刻，而又自负，故一般臣僚多只将顺迎合，像吕蒙正辈之能侃侃立言者，颇不多见。《长编》卷三五：

上语蒙正曰：“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主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荣如此。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殛者甚众，未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咸多其亢直。

同书卷三八又云：

（至道元年）十二月癸酉，上以时和年丰，寇盗剪灭，顾谓宰相曰：“国家近岁以来，钟兹艰运，水旱作珍，连年不顺，河西蜀川，相继叛乱，飞刍挽粟，千里骚然；而又京邑之中，霖雨弥月，百物涌贵，道馑相望，于兹时也，百姓嗷嗷然。朕为其父母，居亿兆之上，位尊责重，莫遑宁处。每日与卿等相见，虽不形于颜色，然心中忧念，无须臾之安。由是内修政纪，救万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边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职，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遂至上天悔祸，否极斯泰，巴蜀余妖，窜伏黔水；继迁丑类，穷蹙沙漠，而又普天下九谷咸登，塞北江南，红粟流衍，朕岂望才经灾欠之后，便都睹兹开泰，深自庆慰也。”吕端等相率称贺。

太宗自矜之语，类此者尚多。如同年同月丙申顾侍臣谓：“卿等以朕今日为治如何也？虽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绝奸幸，固亦无惭于前代矣！”又曰：“朕自君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细微者，朕亦常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故无壅蔽陵替之事。”^[16]其踌躇自满之情，不难想知！实则就我们后代人来看，太宗时代的内政，虽较那纷乱无法的五代进步得多，但还够不上与历史上美满时代如成康、文景、贞观之治等相比！若就对外说，削平诸国，多是太祖的功绩，太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仅仅收下了一个人户35220、兵3万的北汉^[17]。讨伐契丹，反吃了大败仗；李继迁跳梁于西北，也始终没有办法。所以我说太宗的自炫，有名无实，正表示他本人修养的不足。

第四，护过。矜夸自炫的结果，对于自己的过失，必然要掩饰。《长编》卷三四载有如下一事：

（淳化四年七月）庚戌，雍邱县尉武程上疏，愿减后宫嫔嫱。上谓宰相曰：“程疏远小臣，不知宫闱中事，内庭给使不过三百人，皆有掌执，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济世为心，视妻妾似脱履尔，恨未能离世绝俗，追踪羡门王乔，必不学秦皇汉武，作离宫别馆，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贻万世讥议。”

观其言多么冠冕堂皇！但热衷富贵荣华的太宗，果能言行一致吗？只要看同书卷四一的另一记事，便知虚言之暴露：

（至道三年五月）甲申上（按真宗即位方两月）谓辅臣曰：“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闵，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吕端等曰：“陛下践阼之初，首行此令，实哲王之懿德也。”

两事相距，时仅4年，何以“皆有执掌，不可去者”的宫人，而今又是“颇多幽闭可闵”而须“放出”呢？太宗言不符行，竟至如此。相传太宗有逼幸江南小周后的故事^[18]，此事若实，这位自称“视妻妾似脱履”的皇帝，未免下流得无聊已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