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帅的时代
乾元元年（758）初，在两京得以收复，玄、肃之争也以肃宗的胜利告一段落后，肃宗开始对全国的军政体系进行调整[1]，这一年也成为帝国在乱后确立其新政治格局的开始。河南是此次军政体系调整的重点地区，考虑到两年以来地方军阀逐渐坐大的现实，以及河南即将成为朝廷经营河北的行营所在地，这一年年中，河南开始设置多个节度使辖区。由于这些节镇在很大程度上又同时是为配合战局发展而设置的，因此其建置与节帅人选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的特点。[2]自宋代以来，学者对于包括河南在内的藩镇建置与节帅任命已有相当系统的考证与梳理[3]，但除去由于原始资料的问题导致这些基础性工作仍存在不少错讹外，这些研究或是表地，或是表人，而且均以单一的藩镇为立目对象，因此对于理解建置、人员、藩镇与藩镇间的关系都急剧变化的河南政治形势提供的帮助相当有限。而有关安史之乱后期河南政治形势的研究目前仍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力图将节镇建置调整与人员变化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同时，当原本统辖数十州的河南节度使退出政治舞台后，河南的问题将不再由一个节镇所主导，对所有这些节镇都给予一定的重视，尤其是重视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将成为我们考察的重点所在。[4]另外，安史之乱在此时还没有结束，而河南仍将是与叛军作战的前沿阵地。但与安禄山南下的时期不同，此时的唐廷毕竟已经回到了长安，在与叛军的对峙中不会像叛乱初期那样被动。事实上，回到长安的新政府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制定讨叛策略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河南组建行营。于是我们将发现，这一时期河南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动将与行营的组建和调整有很大的关系，而行营调整的标志就是元帅的任命与更迭。于是，依循着元帅的设置来探讨此时河南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就将成为我们论述的主线。
一、九节度的时代
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第一次调整发生在乾元元年五月至九月间。如上所说，这年五月，崔光远代替张镐出任河南节度使，而张镐则调任至荆州。与此同时，原荆州长史季广琛被诏赴河南行营会计讨贼事宜。八月，河南方面的战略部署基本完成，这就是《旧唐书·肃宗纪》所载的：
壬寅，以青徐等五州节度使季广琛兼许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兼汴州刺史。以青州刺史许叔冀兼滑州刺史，充青滑六州节度使。
（九月庚午，以）贝州刺史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
庚寅，大举讨安庆绪于相州。命朔方节度郭子仪、河东节度李光弼、关内潞州节度使王思礼、淮西襄阳节度鲁炅、兴平节度李奂、滑濮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豫）节度使季广琛等九节度之师[5]，步骑二十万，以开府鱼朝恩为观军容使。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河南政局的调整明显是针对即将开始的相州之役而进行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即使《实录》这样的原始资料，在关于这一时期河南地区几大节镇领州的记载中就已经存在不小的矛盾。[6]事实上，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统军较辖地更为重要，而分镇是为统军服务的。如以上述许叔冀的情况来说，旧纪既称其为青滑六州节度使，又称其为滑濮节度使。实际上，许的势力范围只是在滑濮一带，甚至可能仅限于滑州，其之所以还被冠以统辖青、密等州的名号，只是说明许此时统辖由青、密诸州抽调赴河南行营讨贼的士兵，这才是滑、濮与青、密、登、莱这两块在地理上毫不接壤的地区会被安在同一个节度使名号下的原因。因此，称许为青滑六州节度使可，称其为滑濮节度使亦可。所以，虽然史料提供的有关这些节度使的名称或辖区的记载也可能存在错误，但我们也大可不必对此作咬文嚼字似的考证或理解，否则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
如果对上述史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一番辩证地挑选，那么三位节度使的刺史号将是值得注意的内容。许叔冀在当时被任命为滑濮节度使，治滑州，其军事辖区在河南中北部，与此次讨伐对象安庆绪控制的卫、相、魏等州仅以黄河相隔。就实力和战略地位而言，许都是河南这几位节度使中最强也是最重要的。况且滑州是许的根据地，差不多与张巡同时，许在滑州也曾经与叛军对峙了一年左右[7]，培养了相当不俗的部曲，所以肃宗特意让许统领青州方面来的军队，自然是有这方面考虑的。崔光远以河南节度使的名义继承了张镐原来的军队，理所当然驻屯汴州，但其势力范围较先前的河南节度使已小不少，但河南中部一带还是理应在其控制范围内。季广琛为郑蔡（豫）节度，治许州，其军事辖区是河南西部紧邻东京的地区。季广琛的身份比较特殊，其是一年前随永王李璘南下的大将，后来率领了一大批军队离开了永王，这是导致此后“永王之乱”很快被平息的一个重要原因。[8]在几经调任后，季广琛此时来到河南，其此前的军队可能随之一起调任。其实我推测襄邓节度使鲁炅名下的“淮西”之衔应该是属于季广琛的[9]，不过既然《实录》称季广琛为郑蔡（豫）节度，又明记其治所在许州，本就说明唐廷此时战略部署的重点在河南。
上述安排显示出，河南政局的此次调整，重点在中、西部，这当然与这一地区紧邻安庆绪盘踞的相卫一带这一地缘因素有关。因此唐廷在九月任命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便只是一个具有策应意义的任命。不过能的实力也不能小觑，他是安庆绪曾经委任的北海节度使，在他于乾元元年初以所部投降唐廷后，立即被委以“河北招讨使”[10]一职。其实在当时的河南东部，唐廷除了对能元皓有所任命外，对另一些将领，如李铣、殷仲卿、孙青汉等人可能也有所安排。在其时郭子仪向肃宗所上的《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中，就对当时的战略形势有过以下这番陈述：
臣伏请平卢兵马及许叔冀等军郓州西北渡河，先冲收魏，或近军志避实击虚之义也。伏惟陛下图之，遣李铣、殷仲卿、孙青汉等军逦迤渡河佐之，收其贝博。贼之精锐，撮在相、魏、卫之州，贼用仰魏而给。贼若抽其锐卒渡河救魏博，臣则请朔方、伊西、北庭等军渡沁水收相、卫；贼若回戈距我两军，臣又请郭口、祁县等军蓦岚驰，屯据林虑县界，候其形势渐进，又遣季广琛、鲁炅等军进渡河，收黎阳、临河等县，相与出入掎角，逐便扑灭，则庆绪之首，可翘足待之而已。[11]
叛军的主力不在贝、博，因此李铣、殷仲卿等人的“渡河佐之”自然也只是一种策应。而与能元皓一样，他们虽然可能也被赋予讨贼之职，但同样也不在九节度之列。
二、郭子仪的元帅时代
九节度围攻相州的战役在三个月后遭遇失败，到了乾元二年（759）三月，河北南部已落入取安庆绪而代之的史思明之手，史兵锋所及甚至已迫东京。于是，郭子仪以唐军主力朔方军断河阳桥南保东京，其余节度则大多溃归本镇。在这种情况下，唐廷改变了不设统帅的局面：
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河南等道节度、防御兵马元帅，权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12]
而河南的军政格局也因之进行了新的调整，这波调整发生在当年的三月到六月间。据《旧唐书·肃宗纪》载：
（三月辛卯，）以滑州刺史许叔冀充滑、汴、曹、宋等州节度使[13]；以郓州刺史尚衡为徐州刺史，充亳、颍等州节度使。
（四月）甲辰，以邓州刺史鲁炅为郑州刺史，充陈、郑、颍、亳节度使[14]；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州刺史，充青、淄、密、登、莱、沂、海等州节度使[15]；以商州刺史、兴平军节度李奂兼豫、许、汝等州节度使[16]……贬季广琛宣州刺史。崔光远为太子少保。
（五月，）以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以平卢军节度都知兵马使董秦为濮州刺史。
（六月己巳，）以右羽林大将军彭元曜为郑州刺史，充陈、郑、申、光、寿等州节度使。
许叔冀现在由滑濮节度改为滑、汴、宋、曹等州节度，其势力范围已经由河南中北部渗透到中部。这主要是因为崔光远在去年唐军暂时攻克魏州后被任命为魏州刺史，魏州寻为史思明所得，崔光远南逃，不久被贬为太子少师。与许叔冀的任命相关的还有以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平卢都知兵马使董秦为濮州刺史。《资治通鉴》将刘展与许叔冀二人的任命置于同日，并且明言刘是许的副使。[17]史思明重新占领相卫等地后，滑、濮二州自然成了唐军的前沿阵地，因此要配以副使或曾为九节度之一的董秦这样的人物率兵出任方才合适。刘展很快就被调往稍南的宋州，于是这一前线地区后来与史思明对抗的主要是许、董二人。
除了中部外，在河南的这次调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即对尚衡的任命。如上文所说，尚衡是在安史之乱伊始就起兵的义军统帅，也是河南的一大实力军阀。在几经换任后，尚衡在这年四月出任青、密等州的节度使。也就是说，青、密的军队现在正式脱离由来自中部的节度使许叔冀的统辖，真正回归属地。唐廷也在继能元皓统辖兖郓诸州后，于胶东半岛附近设立节度使，统辖更为东部的地区。
最后来说一下西部。西部的变化最为复杂，在相州兵溃的九节度中，来自郑蔡（豫）的季广琛是唯一真正受到贬惩的节度使[18]，他被贬为宣州刺史。季广琛遭贬应该是因为在九节度谋议不同的相州之役中，唐军最后采纳的是季广琛与郭子仪提出的引安阳河水浸城的方案，但该方案并未给唐军带来胜利，因此季广琛就自然成了唐军失利的主要责任人。[19]在季广琛之后，河南西部的节镇划分经过了一些调整。到四月，鲁炅以襄邓节度使的身份兼领了临近的淮西及陈、郑、颍、亳节度使，徙镇郑州。与此同时，豫、许、汝等州则由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领。按兴平军节度本管商、金、均、房四州。[20]《资治通鉴》胡注对此解释为：“李奂时在行营，统豫、许、汝三州。此皆临时分镇，非有一定规模也。”[21]当月，前往郑州途中的鲁炅饮药而死，所以唐廷又不得不以右羽林大将军彭元曜为郑州刺史，充陈、郑、申、光、寿等州节度使，统辖原属鲁炅的河南西部与淮西地区。
三、李光弼的天下兵马副元帅时代
与唐廷调整战略部署同时，史思明在成功控制了河北南部后，重回范阳稳固其根本，朝叛双方暂时处于僵持状态。到七月，郭子仪因鱼朝恩之诟被罢职，肃宗以李光弼代为出任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师，知诸节度行营，赴镇东京。与此同时，河南方面的节帅也略有调整，这次小规模的调整主要集中在西部，即《旧唐书·肃宗纪》所称的：
（九月丁亥，）右羽林大将军王仲升（昇）充申、安、沔等州节度使，右羽林将军李抱玉为郑州刺史、郑陈颍亳四州节度使。[22]
鲁炅原来的辖区现在正式分成两块，彭元曜可能已经去世[23]，接替他的王仲昇和李抱玉都是早征疆场的将领。王仲昇现在主要负责淮西部分[24]，而河南西部的郑、陈、颍、亳诸州则由原鲁炅部将李抱玉出任节度使。[25]
九月，史思明率大军分四道南下，其南下过程与当年安禄山大致相似，即先夺滑、汴，次谋东京。首当其冲的许叔冀、董秦诸人很快力屈投降，史称：
思明至汴州，叔冀与战，不胜，遂与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为中书令，与其将李详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长芦（沧州属县）为质；使其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宫（冀州属县）人也。思明以为平卢兵马使。顷之，神功袭德信，斩之。从谏脱身走。神功将其众来降。[26]
史思明厚待董秦诸人，乃是因为出身平卢军的董秦与史思明一样都是原先安禄山河北集团的人物。不过董秦之将田神功此后并没有遵从史思明令其南徇江淮的命令，而且成功袭杀了南德信，并率其众投降唐廷。田神功的投降阻止了叛军向河南中东部的扩展，当然更不用说南徇江淮了。而跟随史思明西进的董秦后来也投降了李光弼，并在随后被任命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改名李忠臣。许叔冀投降史思明后，汴州落入叛军之手，原来由许统辖的河南中部势力至此解体。
叛军在攻克汴州后，乘胜占领了郑州，并向洛阳逼近。此时，李光弼果断放空了无险可守的东京，固守河阳。因此虽然史思明在当月就占领了东京，其实意义并不大。而唐军主力始终在河阳、怀州一带与叛军激战，双方对峙了一年多的时间，叛军并未占到多大便宜。在河阳等地的战斗中，身为郑、陈、颍、亳节度使的李抱玉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旧书本传称其“固河阳，复怀州，皆功居第一”[27]。正因为朝叛双方的主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集中在洛阳附近，因此在河南其他地区，战斗只是零星地进行[28]，影响并不大。到上元元年（760）十一月的时候，
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29]
战况有所扩大。不过李光弼已在此时收复了怀州，唐军尚保有与叛军在东京一带周旋的实力。不过这种局面没有维持更长时间，到上元二年（761）二月，李光弼被迫出兵邙山，官军败绩，河阳、怀州重新丢失，唐廷大惧，只得益兵屯陕，而河南局势也真正倒向了叛军一边。
四、李光弼的河南副元帅时代
邙山之败无论对于唐廷还是李光弼，都是一次重大的转折。败后，李光弼率朔方军进驻河中，不久，李光弼又被调离了河中的朔方行营：
（上元二年）夏五月十有一日复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帅，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出镇临淮（泗州）。[30]
李光弼的都统之职看似风光，不过正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李光弼调离朔方出镇临淮，其实是中央不信任朔方军及其统帅的一种体现。而丧失了对唐军主力朔方军指挥权的李光弼，也只得带领少数人马去泗州赴任。[31]所以史书中会有“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32]的记载。
如上所言，肃宗对李光弼的这次调任，其实是明宠实贬。不过，帝国东部现在也的确需要一位重臣出镇。这不仅是因为史朝义已“乘邙山之捷，围逼申、安等一十三州，（并）自领精骑，围李岑于宋州”[33]。同时史料中还称：
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于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轻骑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阙。[34]
李光弼当时都统的淮西、山南东、荆南三道由王仲昇、来瑱、吕
三位实力派节帅坐镇。这三道离李光弼的东部驻地较远，同时它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作战区，因此李光弼于这三道，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控制可言，最多也只是协同配合而已。这三道中，与叛军作战压力最大的是淮西[35]，而因地缘与传统的关系，淮西节度王仲昇在当时还统辖着河南西部部分地区[36]，尽管这些地区可能已为叛军占据。
由于河南中北部和西部现已大多落入叛军之手，所以李光弼在当时实际能都统的地区和军队其实仅限于河南中、东部一带。事实上，当河南中西部的节镇随着史思明的这次南下，尤其是邙山之败而瓦解后，能在河南与叛军继续周旋的其实就只剩下来自东部的能元皓、尚衡，以及此时投降唐廷的田神功的军队了。所以虽然这批将领很早就在河南，但直到这个时候，关于他们的记载才在史料中活泛起来，比如：
（上元元年十二月，）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史思明兵，破之。[37]
（上元二年四月）乙亥，青密节度使尚衡破史朝义兵，斩首五千余级。丁丑，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破朝义兵。[38]
六月，甲寅，青密节度使能元皓败史朝义将李元遇。[39]
不过正如前引史料所显示的，在李光弼来到河南之前，这些东部将领并不安分。因此李光弼的这次出镇河南，除了肩负与叛军作战的职责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稳定已让朝廷感到担忧的东部诸侯。
我们看到，随着李光弼的东来，河南东部这些将领的命运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走向。在为中央平定了“刘展之乱”后逗留江淮的田神功现在被要求回到河南[40]，但尚衡和殷仲卿则被要求入朝。显然，唐廷对待河南将领的策略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策略背后的动因，当是这些将领在身份上的差异。
尚衡是借安史之乱而崛起的地方实力人物，这在上文已有交代。殷仲卿的出身史书没有留下记载，但从上文所引杜甫的状文来看，他应该也是河南东部的一位实力人物，其出身很可能与尚衡相似。据《旧唐书·肃宗纪》的记载，在上元元年十月，中央曾有以青州刺史殷仲卿为淄州刺史、淄沂沧德棣等州节度使，以兵部侍郎尚衡为青州刺史、青登等州节度使的任命。[41]但我们知道，在乾元二年，尚衡已经被任命为淄、青一带的节度使了，因此，唐廷对山东半岛的这次节镇辖区的新调整很可能是导致此后尚、殷二人互相攻击的根源。鉴于二人不合的现状以及可能都出自地方的身份，朝廷很可能已有所不满和顾虑，而李光弼的到来，使得朝廷调其离开地方的用意终于得以实现。[42]
田神功的身份则与尚、殷二人完全不同。田是来自河北的平卢军大将。作为安禄山集团后方基地之一的平卢军在安禄山叛乱伊始分为勤王和叛乱两派。据日野开三郎教授的研究，到王玄志出任平卢节度使的时代（756—758），支持唐廷的他派遣兵马使董秦率大将田神功等人，以精锐三千渡海至河北南部德州一带，目的是想恢复因颜真卿的败退而断绝的平卢军的补给。董秦在至德二载末从德州调往濮州之前，一直保卫着以德州为中心的地区，他也是继颜真卿之后黄河流域勤王军的著名将领。所以在九节度围攻相州的战役中，董秦是唯一一位来自河北集团的节度。相州之役失败后，董秦被正式任命为濮州刺史，移镇杏园渡。此后在史思明攻陷汴州之际，被敌擒获。董秦被史思明所厚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史本人原先也是出自平卢军的将帅，并且他所统领的将卒，很多是平卢的战士。[43]董秦后来逃脱了叛军的队伍，但也失去了旧部，遂加入神策军，而继董秦之后成为南下军首领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田神功。[44]田神功所部精锐，在此前的郑州之役[45]与平定“刘展之乱”的战斗中已经显现出来。因此，田的力量就成为此时与叛军对峙的唐廷和李光弼不得不依赖的对象。而在尚衡与殷仲卿被调离淄青一带后，这一地区很自然就被授予原本并无固定势力范围的田神功了。[46]
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在当时的河南东部还有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的军队。能本人的情况史书记载不多，但他出于将门之家则无疑。因为其孙能政的墓志铭中就记载能元皓的父亲能昌仁曾经担任过沙州刺史、豆卢军使。[47]能氏如何由西师辗转至河北我们不是很清楚，但他在河北担任的很可能就是平卢军的将领，因为在“刘展之乱”前，肃宗曾命游移于河南的田神功所部暂屯任城[48]，而任城正是兖州的属县。使田神功的军事补给能在能元皓的兖州获得，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考虑到田和能之间较为亲密的关系。
于是我们看到，河南东北部现在将成为很有实力的一个地区，因为它集中了两位实力人物——田神功和能元皓，而这两人可能都是来自平卢系的军阀。到了次年（762）春天，河南东北部的实力将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提升，因为位于河北本部的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将率领整支平卢军浮海南下。平卢军的这次南下，无论对于河北、河南还是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是一次重要事件。[49]史称此次南下的平卢军军人约二万[50]，而总人数据有学者推测将在八九万左右。[51]肃宗元年（761）建寅月，来自河北的这三大节度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相会于兖州，对于时任河南元帅的李光弼来说，这三支军队将成为其此后用以与叛军作战的主要支柱。[52]
至于李光弼其时还都统的淮南道，军事意义其实并不大。江淮诸镇养兵不多，前此不久还刚遭“刘展之乱”的重创，因此李光弼的都统淮南，更大的意义可能是借其威名令此前流连扬州不返的田神功所部遽回河南。不过到了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由于浙东袁晁以及宣歙一带方清、陈庄等起义的爆发，致使浙东、浙西、江西十多州被攻克，持兵甚少的当地官员几乎无以应付。这样一来，李光弼的军事辖区就真的要深入江淮一带了，因为中央不得不依靠李光弼的力量去平定这些起义。
不过对于与叛军作战尚处于敌众我寡局面的李光弼来说，另要分兵南下，无疑会使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对此，李光弼采取的策略是，以嫡系部队留驻河南讨伐史朝义，其本人更是坐镇徐州。而委任其幕僚、时为河南副元帅行军司马的袁傪率领偏师南下，中央方面则派以宦官马日新为监军随军前往。[53]李的嫡系将领据史料可考的有薛兼训、郝廷玉、论惟贞三人。薛兼训时任河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54]据出土的薛兼训残志来看，薛氏出身簪缨门第，安史叛乱伊始，即已从事于李光弼。[55]乾元元年九月，在九节度围攻安庆绪于相州时，薛氏已任河东兵马使，奉命讨伐安庆绪[56]，此后一直跟随李光弼四处征战，乃是其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郝廷玉“骁勇善格斗，为光弼爱将。及保河阳，禽徐璜玉，功为多”[57]。时从光弼镇徐州[58]，破贼于宋州等地[59]，亦为其兵马使。[60]论惟贞出身吐蕃贵族，武后朝时其曾祖、祖父两人率部众归附唐朝，此后其家族成员历任朔方节度（总管）副使之职，是朔方军所统蕃部中的重要力量。[61]史称惟贞在肃宗即位灵武时，曾于绥、银间募兵数万。[62]后从李光弼转战河阳等地，屡立战功。李光弼赴镇河南后，“贼将谢钦让据陈，乃假惟贞颍州刺史，斩贼将，降者万人”[63]。可见这些将领不仅是叛乱之初即随李光弼征战者，而且出身、地位、战功均颇显赫。
与这些李光弼的嫡系将领不同，据考，当时由袁傪率领的南下部将有张伯仪、柏良器、李自良、王栖曜、李长荣、陆渭、辛孜等人。[64]史载张伯仪，魏州人，以战功隶光弼军，随袁傪讨袁晁。[65]柏良器，魏州人，其父为叛军所杀，遂弃文从武，依从事于李光弼之父友王奂，奂荐于光弼，遂授以兵，使平山越。[66]史料均不载他们之前随李光弼征讨之事。李自良，兖州人，安禄山叛乱，其往从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多立战功，后从袁傪讨袁晁、陈庄。[67]李自良既出于能元皓麾下，可见也不是李光弼的嫡系。王栖曜为濮州人，安禄山叛，与兄及义军首领尚衡等共起兵于濮州，尚衡以栖曜为牙将，征战兖、郓诸州。李光弼至河南后，其随尚衡入朝。[68]李长荣，陇西敦煌人。[69]宝应元年袁晁陷山越，节度使杜鸿渐罢守，王玙出镇浙东，署王栖曜与李长荣为将相随，后应袁傪之奏，均随之讨“贼”。[70]可见他们多为讨伐安史之乱的义军将领，与李光弼本无多大关系。另从有关他们的史料记载推测，这批将领其时颇为年轻，如柏良器还不满二十岁。因此，论地位与资历，他们均不能与李氏的嫡系将领相比。
正因为这种差异，使得这两批同出李光弼麾下的将领，在宝应、广德年间，在南北两个战场各自进行着不同的征伐。当宝应元年冬，唐廷以新任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诸军统帅，联合回纥，兵发陕州大举进讨史朝义时，作为东部统帅的李光弼亦以论惟贞留守徐州[71]，而以薛兼训、郝廷玉、田神功、侯希逸等人会合诸军进收河南、河北诸州。[72]广德元年（763）春，史朝义走投无路，穷蹙自缢，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而在南方，因袁晁起义而聚于袁傪麾下的将领，也与当地官员一起迅速镇压了江东的起义。广德元年四月，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悉平。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对身为河南副元帅、都统五道的李光弼实际统辖的军队可以通过下图予以展示：
五、李光弼元帅时代的终结
广德元年春，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但新即位的代宗却遇到了新的麻烦。这年秋天，吐蕃大举入寇京畿，这迫使代宗不得不逃往陕州。而由于惧怕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的加害，此时的李光弼拥兵徐州，不肯勤王。待吐蕃退后，代宗“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辞以就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73]，其在河南的威信就此不复存在。史称“诸将田神功等不复禀畏”[74]。按田氏实力本就强大，且又不属于李光弼之嫡系，其在此前之所以受李光弼的节度为中央效命，与李氏“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75]多有关系。此时李的威信既已不存，田等不受其节度自然可以想见。李光弼也因此愧恨成疾，遂于广德二年（764）秋病逝于徐州。
据《新唐书·论惟贞传》的记载：“光弼病，表以自代”，李光弼在病逝前，很可能是想以同出朔方军的论惟贞为其继任者。但代宗显然不想在河南再留下李光弼的影响了，所以新书关于论惟贞此后的命运记载是：“擢左领军卫大将军，为英武军使，卒。”论惟贞当是被调往京师担任宿卫。李光弼死后，中央任命宰臣王缙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行营[76]，并加东都留守[77]，故而王缙实际是在东都任职。而据《旧唐书·郝廷玉传》，光弼死后，“代宗用为神策将军”。永泰元年（765），郝廷玉率军参与平定了“仆固怀恩之乱”，其时所领可能仍为李光弼此前在河南的军队。[78]王缙在永泰元年八月被加为河南副元帅[79]，史称：“诏以廷玉为其都知兵马使。”[80]不过郝廷玉并未因此再回河南，其最终的归宿应当是“入备宿卫，出镇河陇”[81]，并于大历八年（773）卒于秦州刺史任上。[82]至于李光弼的另外一位大将薛兼训，则在讨伐史朝义的战事结束后，就被委任为越州刺史、浙东节度使[83]，以应付“东越仍师旅饥馑之后，三分其人，兵盗半之”[84]的局面。而在大历四年（769），已领河东节度使的王缙表让副元帅、都统、行营使。[85]同年底，中央又以宰臣裴冕担任是职，裴冕拜职未盈月即去世[86]，中央遂于第二年（770）停设河南等道副元帅之职，并以其所管军隶东都留守。[87]随着李光弼嫡系将领的调任、军队的调属，以及河南副元帅的最终停设，李光弼的势力至此在河南被彻底抹去了。
虽然对于副元帅之职的停废，代宗在制文中称：
以天下征伐之重，方镇之大，宜有总一，则以元老抚和之。乃者国家平定之后，□理之始，与其休息，则以诸侯训缉之……何必更有□属，适重其烦，军书取决，又失要会。息人罢镇，□亦便之。[88]
但其实，李光弼之死与副元帅之职的停废却使中央很大程度丧失了对河南的直接控制。大历年间，这一地区已基本成为河北将领的辖所，其中三股出自平卢系的势力尤为强大，他们分别是淄青节度李正己（李怀玉）、汴宋节度田神功、淮西节度李忠臣（董秦）（参见图3）。同时，实力稍弱的其他军阀势力也充斥其间，比如同出平卢系的许杲的军队就是其中一支。
图3 李光弼去世后的河南藩镇图
大历三年（768）左右，身为平卢行军司马的许杲将卒三千驻濠州（属淮南），窥视江淮，后在淮南大将张万福与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李栖筠的压力下东溃。[89]虽然这支来自河南的军队实力并不强，但仍对江淮一带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也迫使代宗召见淮南守将张万福，除以其和州刺史以追讨许杲。这支游走在河南边缘地带的平卢军队尚且已经给代宗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到大历晚期，当河南的这些平卢系军阀开始变得倔强难治时，中央又将以怎样的策略来应对这一危机呢？显然，这些河朔军人不比当年河南的地方军将那么容易对付，以李光弼的威望尚且不足以弹压，况且此时，河南已无李光弼。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李光弼曾经派遣了一批年轻的将领南下江淮，虽然在李光弼的时代，他们再没有回到河南，也没有参与对叛军的讨伐，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此后一直留在江东，并且一直参与对这一地区农民起义等的征讨。在经历了整整一个大历时期，这一批原本不显山露水的将领已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将在德宗的时代迎来重回河南的契机，并成为帝国应对平卢系危机的重要砝码。或许，这正是李光弼留给未来河南和帝国最大的遗产。
[1] 《旧唐书》卷10《肃宗纪》称：“（三月）乙亥，山南东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节度使……（五月）壬午，诏：‘近缘狂寇乱常，诸道分置节度，盖总管内征发、文牒往来，仍加采访，转滋烦扰。其诸道先置采访、黜陟二使宜停。’”《唐会要》卷78《诸使中·采访处置使》载此诏文时为“乾元元年四月十一日”[（宋）王溥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现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乾元元年五月壬午日为五月十一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7页），故疑《唐会要》“四月”当为“五月”之误。
[2]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条胡注在论述当时河南地区的节镇划分时就说：“此皆临时分镇，非有一定规模也。”
[3] 如宋代学者欧阳修的《新唐书·方镇表》、民国学者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以及当代学者赖青寿的《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4] 因此在史料的选择方面，我们将以《旧唐书·肃宗纪》为核心资料，因为这份资料很好地将以上所说的人、地、关系三者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旧唐书》本纪的资料来源是《实录》，其时间又可精确到月，甚至是日，因此其可靠性也有一定的保障。（参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页。关于《旧唐书·肃宗纪》的史料来源，可参见[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0页）
[5] 豫州要到代宗李豫即位后，因避讳才改为蔡州，故而此时应仍为豫州。
[6] 见《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八月”条《考异》。
[7] 实际上许叔冀在滑州抵御叛军的事迹也是值得肯定的，元和初年吕温在《代李侍郎论兵表》中就提到：“许叔冀之保灵昌，李光弼之全河阳，李晟之收复京邑，皆以兵少将一，而建大功。”（《全唐文》卷262）许叔冀同时代人贾至的《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疏》中亦提及许叔冀的功绩。（参见《新唐书》卷119《贾曾附贾至传》，《全唐文》卷432误“贾至”为“李至”，现据新传改）
[8] 有关季广琛与李璘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考述。
[9] 《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八月”条，《考异》曾记：“实录称（季广琛）郑蔡节度使。汾阳家传称淮西、荆、沣。”而据《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来看，传中称鲁炅为“襄邓节度使”、季广琛为“荆南节度”。按原淮西节度使来瑱在两京收复后已被唐廷安排重回河西任职（见《全唐文》卷44肃宗《收复两京大赦文》、《旧唐书·来瑱传》和《新唐书·来瑱传》，虽然实际并未成行），所以此职势必得由他人接替，而接替他的最佳人选便是原与来瑱同出西部军团、此时正担任荆南长史的季广琛（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论述）。由于季广琛在相州之役后被贬，临近淮西的襄邓节度使鲁炅兼领了他的职务，所以《实录》编撰者以为鲁炅在相州之役前就已经领有“襄邓”、“淮西”两职，其实并不正确。至于《旧唐书·鲁炅传》和《新唐书·鲁炅传》中关于鲁炅在相州之役前后的职衔与事迹记录则极为紊乱，不能作数。
[10] 《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二月”条。
[11] 《全唐文》卷360杜甫《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
[12] 《旧唐书》卷10《肃宗纪》。《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条略有不同：“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
[13]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条的记载在时间上与旧纪有所不同：“五月壬午，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
[14]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甲辰”条：“置陈、郑、亳节度使，以邓州刺史鲁炅为之。”
[15]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甲辰”条：“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密等七州节度使。”
[16]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甲辰”条：“以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豫、许、汝三州节度使。”
[17]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五月壬午”条。
[18] 崔光远的改为太子少保，《旧唐书》卷111《崔光远传》称：“肃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19] 参见（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9页。郭子仪在此役后没有受到责罚，应该是与其作为九节度中地位最高的朔方军节度使这一身份有关。
[20]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条：“（是岁，置）兴平节度使，领上洛等四郡。”胡注：“领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凤翔郡。方镇表止著三郡，余一郡当考。凤翔郡郿县东原先有兴平军，因置为节镇。”胡注此条误，按《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南阳》至德元载条：“置兴平节度使，领上洛、安康、武当、房陵四郡，治上洛郡。”又据《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载，京兆府兴平县，“本始平，景龙四年，中宗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改曰金城，至德二载更名”。同卷商州：“有兴平军，初在郿县东原，至德中徙。”按郿县属凤翔府，比邻京兆府之武功县。据《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载，东原位于京兆府武功县周近。那么史料称郿县东原亦未尝不可。兴平军可能最早确是设在郿县或与郿县所在的凤翔府有关，比如《旧唐书·王难得传》和《新唐书·王难得传》中就说王难得在至德年间曾以兴平军使兼凤翔都知兵马使。其实兴平节度初设之时，商州尚未收复，所以《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月壬子”条称：“兴平军奏：破贼于武关，克上洛郡。”胡注：“时王难得领兴平军。”《新唐书》卷6《肃宗纪》亦称：“（至德二载十月）壬子，复东京，（安）庆绪奔于河北。兴平军兵马使李奂及庆绪之众战于武关，败之，克上洛郡。”兴平军由郿县徙至商州其实就在至德二载。但《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条胡注又曰：“兴平军本置于雍州始平县。”从上引新志言始平县至德二载改名兴平县一事来看，兴平军与始平（即金城）县似乎确存在某种微妙的关系。其实我认为，兴平军最初应当是设置在凤翔府郿县的，而就在兴平军将领王难得、李奂克服商州之前不久，长安收复。我推测始平县的收复就是由兴平军实现的，所以始平县就改名为兴平县了。而在王、李克服商州后，兴平军也正式从郿县徙屯商州了。
[21]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条胡注。
[22] 《资治通鉴》卷221关于李抱玉任命的时间与旧纪有不小出入，其系李抱玉的任命时间为乾元二年四月戊申。本文采用旧纪的记载。
[23] 《金石录》卷7：“第一千三百六十六 唐郑陈节度使彭元耀墓志李潮撰并八分书。乾元二年十一月。”[（宋）赵明诚著，刘晓东、崔燕南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64页]
[24]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九月丁亥”条：“以陈、颍、亳、申节度使王仲升（昇）为申、沔等五州节度使，知淮南西道行军兵马。”有关王仲昇此前的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四月”条载：“上（指肃宗）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将兵赴凤翔。庚寅，李归仁以铁骑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使其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昇）、浑释之、李若幽等伏兵击之于白渠留运桥，杀伤略尽，归仁游水而逸。”则王仲昇可能原为朔方军的将领。
[25] 两唐书《李抱玉传》、《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条都以为李抱玉曾为李光弼裨将，其实不然。据本传，李抱玉与鲁炅一样，都是出身河西陇右集团的将领。《新唐书》卷138《李抱玉传》曾言：“禄山乱，守南阳，斩贼使。”《旧唐书》卷114《鲁炅传》亦载李抱玉为鲁炅“兵马使”。所以李抱玉成为李光弼裨将还是自这次被任命为郑、陈、颍、亳节度使后的事情。
[26]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九月”条。
[27] 《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28] 如《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六月”条：“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于郑州。”《全唐文》卷338颜真卿《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载：“（田神功）袭敬
于郓州。”
[29]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30] 《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道五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上柱国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五月”条作：“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另《唐会要》卷78《诸使中·元帅》载李光弼任元帅之时为上元二年七月，均略误。
[31] 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3、417页。
[32] 《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五月”条，《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又云：“监军使以袁晁方扰江淮，光弼兵少，请保润州以避其锋。”黄永年先生已指出此段记载不可信。（见《两税法的实施》，《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389页注）但此记载所透露出来的李光弼兵少的状况却是一个事实。
[33] 《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道五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上柱国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
[34]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相攻于兖、郓”疑为“相攻于淄、青”之误。
[35] 《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道五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上柱国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时史朝义乘邙山之捷，围逼申、安等一十三州。”
[36] 刘长孺《唐故鸿胪少卿贬明州司马北平阳府君（济）墓志铭并序》称：“元帅李公光弼领河南，御史大夫王仲昇领许蔡（豫），咸请佐幕，以公力焉。”（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而从另外一些史料看，王仲昇对河南中西部的影响可能早在李光弼尚未担任河南副元帅前就已存在了，如《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称：“御史中丞李铣、宋州刺史刘展皆领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节度使王仲升（昇）先奏铣罪而诛之。时有谣言曰：‘手执金刀起东方。’仲升（昇）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强不受命，姓名应谣谶，请除之。’”宋州刺史刘展既为淮西节度副使，则王仲昇的影响当已及于宋州。
[37]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能元皓可能已于此前由防御使升任为节度使。
[38]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四月”条。
[39]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六月甲寅”条。该条胡注曰：“按上卷五年冬书兖郓节度使能元皓。详考本末，‘青密’恐当作‘兖郓’。”《册府元龟》卷359《将帅部·立功第十二》所载此事稍详：“能元皓为青密等州节度使，上元二年六月破史朝义之将伪骠骑大将军李元遇等马步一万人，擒贼将马登封等十人，斩首五千余级。”不过亦误作“兖郓”为“青密”。[（北宋）王钦若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40] 刘展是曾握强兵的宋州刺史，在上元元年底到上元二年初这段时间，也就是朝叛对抗在河南中东部尚不明显的时期，刘展曾引兵南下江淮，引发了对江淮地区影响甚大的“刘展之乱”。关于“刘展之乱”的详细始末，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论述。
[41]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月”条亦载：“丙子，置青、沂等五州节度使。”
[42] 据《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五月”条《考异》的记载，唐廷可能在李光弼东来前就已诏尚、殷二人赴阙任职，但两人皆未肯入朝。
[43] 《旧唐书》卷200上《史思明传》：“思明将卒颇精锐，皆平卢战士。”
[44] 参见[日]日野开三郎著，唐华全摘译：《安史之乱与唐朝东北政策的后撤》，《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95～101页。此文译自《史渊》91所载《安史之乱引起唐朝东北政策的后撤与渤海占领小高句丽国》一文的第一部分。
[45]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六月”条：“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于郑州。”《旧唐书》卷124《田神功传》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于郑州破贼四千余众，生擒逆贼大将四人，牛马器械不可胜数。”
[46] 《新唐书》卷144《田神功传》：“俄而禽展送京师，迁淄青节度使。”
[4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长庆024”李退思《唐故朝散大夫试光禄寺丞谯郡能府君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75页。
[48]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49] 参见[日]日野开三郎：《安史之乱引起唐朝东北政策的后撤与渤海占领小高句丽国》，《史渊》91；孙慧庆：《唐代治理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孙慧庆：《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50]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建丑月”条。
[51] 孙慧庆：《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第74页。
[52] 如《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卯月”条：“戊辰，淮西节度使王仲升（昇）与史朝义将谢钦让战于申州城下，为贼所虏，淮西震骇。会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义召钦让兵救之。”又“宝应元年五月”条：“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城中食尽，将陷，刺史李岑不知所为……（李光弼）遂径趣徐州，使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大破之。”
[53] 《全唐文》卷315李华《登头陁寺东楼诗序》有“太尉公分麾下之旅，付帷幄之宾，与前相张洪州夹攻海寇，方收东越”之语。太尉公指李光弼，而所谓“帷幄之宾”当指袁傪（参见宁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第52页注）。黄永年先生在论及此事时也称：“案安史乱后财赋所入颇赖于江淮地区，袁晁在浙东反抗赋敛，当然会给政府打击，但斗争只持续一两年，虽‘聚众近二十万’，占领过若干州县，而派去平乱的仅是李光弼的部将所率的偏师，李光弼本人仍在徐州防御安史余孽，足见对政府的打击并不太大，决不会达到‘震撼唐皇朝的统治基础’的程度。”（《两税法的实施》，《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389页）此论允当。
[54] 《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一月”条或据《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仆固怀恩传》称“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误。
[55] 赵振华：《唐薛兼训残志考索》，《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7～490页。
[56] 《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月”条。
[57] 《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郝廷玉传》。
[58] 《旧唐书》卷152《郝廷玉传》。
[59] 《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道五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上柱国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
[60] 《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一月”条或据《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仆固怀恩传》称“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误。
[61] 关于论氏家族的事迹，可参见《全唐文》卷413常衮《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卷479吕元膺《骠骑大将军论公（惟贤）神道碑铭并序》；（唐）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9《唐朝臣振武节度论惟明鄜坊观察使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2～274页；《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论弓仁传》等。又《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试太子詹事兼晋州刺史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李公墓志铭并序》中有“时朔方节度副使论公遇公而置之幕下”之语（《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10”，第1767页），此处之论公当指弓仁之孙惟贞。据《论惟贤神道碑》载，其祖论躬（弓）仁于高宗朝时以所统部落七千余帐归降唐朝，而《新唐书·论弓仁传》则明言归唐时间为武后圣历二年（699），此处从新传。
[62] 《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论弓仁附论惟贞传》。
[63] 《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论弓仁附论惟贞传》。
[64] 参见宁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第52页。
[65] 《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张伯仪传》。
[66] 《全唐文》卷638李翱《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8”郭捐之《唐故中散大夫卫尉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魏郡柏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大中054”张台《唐故青州司户参军韦君夫人柏氏墓铭并序》，第1007页。
[67] 《旧唐书》卷146《李自良传》。
[68] 《旧唐书》卷152《王栖曜传》；（唐）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卷16《唐故鄜州伏陆县令赠左散骑常侍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征战兖、郓诸州”疑当作“征战淄、青诸州”。
[69] 潘孟阳：《祁连郡王李公墓志》，引自《唐方镇年表》卷4《河阳》所引《孟县志》，第358页。
[70] 《册府元龟》卷359《将帅部·立功十二》。《旧唐书》卷152《王栖曜传》作“（袁傪）奏栖曜与李长为偏将”，“李长”当为“李长荣”之误。
[71] 《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论弓仁附论惟贞传》：“光弼讨史朝义，以惟贞守徐州。”
[72] 《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二月”条：“（仆固）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与田神功、辛云京会于下博，进围朝义于莫州，青淄节度使侯希逸继至。”又“广德元年正月”条：“于是仆固玚、侯希逸、薛兼训等帅众三万追之，及于归义，与战，朝义败走。”
[73]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二月”条。
[74]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七月”条。
[75]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
[76]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八月丙寅”条。《新唐书》卷6《代宗纪》同。《旧唐书》卷11《代宗纪》作“八月丁卯，宰臣王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淮南、山南东道节度行营事”。时间与都统道名均略有不同。又《新唐书》卷62《宰相表中》广德二年条：“八月丙寅，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道行营节度事。”所统诸道名同旧纪。
[77]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条、《新唐书》卷62《宰相表中》均载加王缙东都留守时为“八月甲午”，而《旧唐书》卷11《代宗纪》则作“八月癸巳”。
[78] 《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九月”条称“河南郝廷玉”。
[79] 《新唐书》卷6《代宗纪》。
[80] 《旧唐书》卷152《郝廷玉传》。
[81] 《全唐文》卷785穆员《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
[82] 《旧唐书》卷152《郝廷玉传》。
[83] 赵振华：《唐薛兼训残志考索》，《唐研究》第九卷，2003年，第477～490页。《唐刺史考全编》卷142《江南东道·越州》考薛兼训于宝应元年至大历五年任越州刺史、浙东节度使（郁贤皓著，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04页）。按宝应元年薛兼训尚在河南讨伐史朝义，其至早亦要到广德元年归义之战败史朝义后才任职浙东。
[84] 《全唐文》卷783穆员《鲍防碑》。
[85]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四年六月”条：“戊申，王缙表让副元帅、都统、行营使，许之。”按王缙表让副元帅等事可能前后发生过两次。据《旧唐书》卷108《杜鸿渐传》载：“（大历）三年八月，代王缙为东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平章事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从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新唐书》卷126《杜暹附杜鸿渐传》略同，《全唐文》卷369元载《故相国杜鸿渐神道碑》亦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按大历三年（768）八月正是唐廷因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薨而以王缙领河东节度使时，故王缙可能于此时表让东都留守、副元帅等职，代宗遂以杜鸿渐代王。但据《旧唐书·杜鸿渐传》和《新唐书·杜鸿渐传》来看，杜氏实际上并未赴任，所以《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八月”条会作“以王缙领河东节度使，余如故”。也就是说，王缙其实并未正式解职。所以到大历四年六月才会有王缙第二次表让副元帅等事的发生。又（宋）王谠《唐语林》卷5《补遗》曾载：“杜鸿渐为都统并副元帅，王缙代之。”（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6页）这可能就是指王缙第一次“解职”后，因杜鸿渐实际并未任职，所以唐廷还是不得不以原都统、副元帅王缙代之一事。
[86] 《旧唐书》卷11《代宗纪》、《全唐文》卷369元载《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
[87]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88] 《全唐文》卷410常衮《停河南等道副元帅制》。
[89] 许杲一事，见《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1～712页）、《旧唐书·张万福传》、《新唐书·张万福传》、《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二月”条。又《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然自肃宗已来，河南及诸道立功大将，如王元忠、田神功、董泰（秦）、侯希逸、李正已（己）、许杲卿等，初皆是公（指颜真卿）自北海迎致之者，终无私谒焉。”许杲卿当即为许杲。殷亮既然将许氏与田、董、侯、李之辈并列，则许氏当亦为南下平卢军之重要将领，况且许氏职为平卢军行军司马，可见绝不是泛泛之辈。我们尚不知许氏是汴宋田神功还是淄青侯希逸的下属，不过从其剽掠路线上来看，主要是在沿淮与沿江的东部地带，尤其是淮南东北部。而与淮南东北部交接的河南南部一带正是原先李光弼直接统辖的地区，而这一地区对于汴宋与淄青来说，又相对因远离其治所而很可能控摄不宜，故许杲得以在这一地区专肆游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