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刘恭冕“广经说”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直接批判了段玉裁的二十一经说。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晚清以降，学术界继续出现伸张段玉裁经数增衍论，最明显的应属扬州刘氏家学。清代扬州有两脉的刘氏家学最为显赫，一是仪征刘氏，指刘文淇（乾隆五十四年—咸丰四年，1789—1854）、刘毓崧（嘉庆二十三年—同治六年，1818—1867）、刘师培一脉；一是宝应刘氏，指刘台拱（乾隆十六年—嘉庆十年，1751—1805）、刘宝楠（乾隆五十六年—咸丰五年，1791—1855）、刘恭冕一脉。

刘台拱和段玉裁是挚友，不仅是学问之交也是生活之交，在《段玉裁遗书》里有大量与刘台拱的书信，谈的都是很琐碎的家务事，可见两家交情紧密。同时刘宝楠也与段玉裁的弟子沈涛为学问交。道光二十四年（1844），刘宝楠为沈涛《十经斋文集》撰写序文，发扬沈涛十经说，尤其赞美沈涛对纬书的重视。赞言如下：

嘉兴沈匏庐先生少以神童受知仪征阮相国，入诂经精舍，贯通经术，旁及金石，皆有著书。其文章典册华贵，诚巨手也。……自汉末禁纬书，其学寖微。唐人疏经，或疑或信。故纬书多佚而不传。《汉书·哀帝纪》云：“建平二年，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学者据此遂谓纬起哀、平。^[47]

接着刘宝楠引《史记》等书证明纬书不仅早于秦汉，甚至孔子之前已有纬书。可见纬书并非全系伪书，内含古代典籍之遗，不可尽废。所以说：“先生之文，发明纬书以求合六书之旨，古书仅存，学者当择善而从，不必尽斥其非也。”刘宝楠的意思显然是对当时经学界拘泥于十三经的狭隘感到不满，也对古书辨伪提出新的看法。

咸丰四年（1854）刘宝楠之子刘恭冕写了一篇《广经室记》。广经室是刘宝楠教子恭笏、恭冕、恭絇兄弟读书的地方，^[48]取名“广经”，可以想见刘宝楠的用心。清人学术传承和家族内部父子相承、兄弟互为师友的教育型态关系十分密切，最著名的有江苏嘉定钱大昕家族的钱门九子、安徽当涂夏銮（乾隆二十五年—道光九年，1760—1829）父子一门五杰；宝应刘氏三代传经，更是美谈。这篇《广经室记》就是刘恭冕说明乃父与其共同的“广经理念”。文章先赞扬段玉裁二十一经说和沈涛十经说，接着刘恭冕则提出了自己的二十一经：

广经室者，家君授恭冕兄弟读书之所，既以所闻，思述前业而旁及百氏，凡周秦汉人所述遗文逸礼，皆尝深究其旨趣，略涉其章句。欲撰为一编，以附学官、群经之后，而因请于家君为书以牓之，复私为之记，曰：

今世治经者，言十三经尚矣。金坛段若膺先生谓宜益以《国语》、《大戴礼》、《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为廿一经。嘉兴沈匏庐先生又以五经合诸纬书，取周续之之言为十经。若膺先生为之记。

冕谓纬书杂出附会，不足拟经，而《史》、《汉》、《通鉴》又别自为史，不比《国语》之与《左氏传》相俌以行也。冕则取《国语》、《大戴礼》、《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说文解字》而益以《逸周书》、《荀子》入焉。《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此明是百篇之遗，与张霸、枚赜书不同。^[49]

刘恭冕虽然赞成段玉裁的广经态度，但对段玉裁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纳入经则不表同意，所以他主张应该去掉前三部史书而加上《逸周书》和《荀子》。唯稍早刘恭冕在另一封《致刘伯山书》曾清楚揭示过自己的二十一经说：

窃思段懋堂先生拟以《史记》、《汉书》、《说文》诸书与五经并列学宫，惜当时之读书者，咸囿于所习，未克行先生之意。冕尝推其意而论之，以为今之列学宫者，当有二十一经，不当仅列十三经。

《大戴礼》中多记孔子、曾子之语，其精言粹义多与《表记》、《大学》相出入，故《汉志》、《隋志》咸以《大戴记》与《小戴记》并列。今人只知习《小戴记》，而读《大戴记》者千不得一。此当补列为经者一也。

荀子亦传孔门之学，遍治群经。西汉之学，皆荀子一脉之传，其功不在孟子下。后儒徒以其反悖孟子，遂并弃其书，不使与孟子并列。此当补列为经者二也。

太史公作《史记》，备列古今兴废之迹，以论其得失，而《八书》尤足与《礼经》相辅。盖史公本治《易》、《书》之学，俨然西汉之经生，班氏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斥之，非通论也。此当补列为经者三也。

孟坚《汉书》，乃断代作史者之祖。后世史家，咸秉其法。故后世皆以马班并称。此当补列为经者四也。

温公《通鉴》，备列古今之政事，乃古代论治之书也。其所论断，悉取法于《春秋》，足以善善恶恶，儆戒百世。此当补列为经者五也。

《楚辞》为词章之祖，然讽一劝百，怨而不怒。史公称《离骚》一篇，兼有《小雅》、《国风》之旨，可谓知言。此当补列为经者六也。

《说文解字》集小学之大成，古今以来，欲通经学，悉从小学入手，而此书实经学之津梁，故近代治经之儒，咸先从事于此书。此当补列为经者七也。

《九章算法》亦为西周旧籍，乃商高甲以授周公者也。古人书数二端，列于六艺，而此书实为算法之祖。此当补列为经者八也。

以此八书与十三经相合，共成二十一经。倘能家弦户诵，则人人皆可为通儒矣。^[50]

这是刘恭冕写给刘毓崧的信。若与之后的《广经室记》相较，先前赞成史书入经，写成《广经室记》时则改变观点，反对史书入经，《广经室文钞》不录此信，大概也是他的广经说立场改变之故。刘恭冕新二十一经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加入了《荀子》和《楚辞》。前者改写了儒学的性质——从孔孟转向孔荀，后者则在诗经之外建立起新的文学典范。

荀学在清代兴起，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件。清儒最早研治荀子并有具体创说的是汪中（乾隆九年—乾隆五十九年，1744—1794）。汪中提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51]他通过考证古籍证明《毛诗》、《韩诗》、《左传》、《穀梁传》都是荀子所传，礼经更是荀学的支与流裔，因此他认为六艺流传不绝，荀子居功厥伟。汪中一生主要的学术活动地区在江南，他的许多学术主张都广泛的影响了扬州地区的学者。他的好友凌廷堪（乾隆二十二年—嘉庆十四年，1757—1809）撰写《荀卿颂》，赞美荀子传经之功，也为荀子的性恶说辩驳，极力为荀子正名。^[52]稍后，严可均（乾隆二十七年—道光二十三年，1762—1843）甚至主张荀子当从祀孔庙。^[53]刘台拱正是汪中的少数好友之一，两人论学观点最相近。刘台拱精研《论语》和三礼，开启以礼研究《论语》的先河，在诸子学上也有重要贡献，撰《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梁启超称其书极有“发明”。^[54]虽然清代很多学者都致力提高荀学的地位，但刘恭冕是第一位把《荀子》纳入经的学者，说明荀子对儒学的贡献不在孟子之下，是很突破性的主张。

另外，还有《楚辞》入经。刘恭冕称《楚辞》是“词章之祖”，认为楚辞的文学功能和诗经不相上下，楚辞并不兼具庙堂礼颂的目的，完全是诗人风谏情怨的表述，开启后世诗人之词。刘恭冕这个主张的特点，是他和段玉裁一样改写了经的定义，令史书有其经、文学有其经。

最终，刘恭冕广经说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通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