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代“经数”与“经目”的变化及其学术史意义
今日学界言“六经”，经的数字为六，已是共识。殊不知这是刘师培（光绪十年—民国八年，1884—1919）在1905年《经学教科书》中提出的重要定义。
其实，经的数字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增减，同时经目在历代也每有变迁。秦、汉时有六经、五经、七经之说，唐宋以后有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到了清代更有十七经、二十一经云云。“经数”与“经目”的变易，是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从这当中不仅可以发现所谓正统其实乃一不断变迁之概念，更可以观察出历代经学其性质亦屡屡变迁，所谓经学其一统性亦频频改写。
“六经”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天运》，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礼记·经解》所列六经，其经目也与《庄子》同。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1]，可见汉兴之时，乐经已经失传。所以汉武帝（前156—前87）所置五经博士，没有乐经。到东汉章帝（57—88）时，《白虎通》所述五经的经目是：《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不含乐经。至于“七经”之说，大约起于东汉。盖汉代崇尚“孝治”，又推尊孔子（前551—前479），故将《孝经》、《论语》与五经并列共习，称为七经。[2]在此我们看出，因为政教需要，经的内容渐次扩大，无论经数与经目都在变化。
南北朝时，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更形剧烈。刘宋时，设国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经”。所谓十经是把五经中的《礼》分为三（《礼记》、《周礼》、《仪礼》），《春秋》也分为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再把《论语》、《孝经》合为一经，称为十经（其实是十一经）。
唐初陆德明（南朝梁简文帝初—唐太宗贞观元年后，约550—约627）撰《经典释文》，把经数减为九，去除了《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但值得留意的是他在《序录》里叙述经学源流时，把《老子》和《庄子》都列入经典，位置还在《尔雅》之前。显然，其背后的文化原因是唐初“上承六朝盛谈玄学之后，而唐初又昌言道教，故老、庄二子，亦与于经典之列”[3]，再次反映了时代与学术思想变迁之间的紧密关系。唐太宗（599—649）贞观时令孔颖达（周武帝建德三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574—648）、贾公彦（生卒年不详，活动期7世纪中叶）依汉魏旧注撰定《五经正义》，颁布全国作为科举考试依据，其后又增撰《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部经疏，皆成为明经考试的教科书。宋朝建立后，经学复兴，太宗（939—997）、真宗（968—1022）相继诏令邢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932—1010）等校定刊刻唐代诸经正义，又为《孝经》、《论语》、《尔雅》义疏，科举考试一律以官方正义为准。顾炎武（明万历四十一年—清康熙二十一年，1613—1682）言唐宋取士皆用九经，所谓九经是指三《礼》、三《传》、毛《诗》、《尚书》、《周易》，这九种义疏。五经扩张成九经，涵盖的学术议题极为丰富，经学界也略有议论。此处无法详说，可参看多种经学史。唯今日吾人所见唐文宗（809—840）开成二年（837）所刻“开成石经”十二种：《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后三者列入经，则十分值得探究。盖顾炎武所言九经是指科举考试的经目，《孝经》、《论语》则自汉以来就是小学的初级读本，治经之初步阶梯。[4]因此开成石经最令人重视的应是《尔雅》被正式纳入经，立于长安国子监内。《尔雅》堪称是中国最早的字典，包含丰富的训诂知识、鸟兽虫鱼草木之名、六亲九族礼制；是汉魏以来一直被视为解经的重要工具书。唐代刻入石经成为十二经之一，虽然雅学在唐代并不发达，但纳入经并成为宋代科举考试科目，确实为宋代以后科技文化、动植物知识史的蓬勃发展开启了典范的重要基础。[5]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十二经实际上已经粗具了今日所谓十三经的规模。
宋代所谓九经是指《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然后加上《孟子》，遂为宋代九经。这当然也是因为理学家“孙奭及二程子表彰孟子之学也”。[6]到宋光宗（1147—1200）时，经数与经目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则结合开成石经的十二经和宋儒推重的《孟子》，并为十三经，二则因为当其时刻版术已经盛行，遂有“合刻本”之十三经注疏，流传于世。从此，十三经之名遂一定不可复易，至今仍为学界共识。经数与经目在宋代的变化，其要义不仅是十三经之名的建立，更令人注目的是《孟子》被纳入经。《孟子》入经是经学史上的大事件，它转变了汉唐经解的注疏型态，开启了孔孟道统与理学型态的儒学传统，尤其和《四书》相结合之后，自宋至清延续八百年不断。
《孟子》入经，学术界以“升格”称之。[7]《孟子》入经乃一新学术的开展，始于唐代，成立于北宋晚期。北宋时有两股力量上承唐代韩愈（唐大历三年—长庆四年，768—824）“原道”之说推动孟学：一是学术界程颐（宋明道二年—大观元年，1033—1107）、程颢（宋明道元年—元丰八年，1032—1085）领导的儒学复兴运动，一是王安石（宋天禧五年—元祐元年，1021—1086）熙宁变法。后者借由官方的力量把《孟子》定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和《论语》并称“兼经”。《宋史·选举志》载：
（熙宁）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士多乡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8]
当时科举取士分成经义、诗赋两科，两科皆须试经。诗赋科除于《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六经传中选试一科之外，还得兼考《论语》、《孟子》，之后再考赋、律诗、论、子、史、时务策。而经义科则需试两经，经又分“大经”、“中经”，可兼考一大经与一中经，或两大经，但不许选考两中经。同时在初试时兼考《论语》，次试时兼考《孟子》，之后则试论、策。因此无论应试经义科或诗赋科，都得兼考《论语》、《孟子》。《孟子》已脱离了原本的“子学”之列，转而成为经试的一部分，虽然尚未有经之名，但已是入经的开端。熙宁八年（1075），科举试法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令士子专意经术，罢诗赋、帖经、墨义，《宋史·选举志》记载此一变革：
（熙宁）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
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并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义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所增知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改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9]
至此，官方明确将《论语》、《孟子》与其他诸经并列，称为“兼经”。到了南宋陈振孙（约宋淳熙十年—景定三年，1183—1262）作《直斋书录解题》，遂将《论语》、《孟子》列入经部。[10]虽然是私家目录，但却清楚交代了《孟子》的入经过程。并言：
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岐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11]
显然，《孟子》入经表示道统思维下的孔孟学说逐渐建立。与六朝以来儒释道思想交融、唐代以来的排佛思想、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甚至政治文化上的华夷之辨都有密切关系。
然则，宋元以后理学大盛，影响经目变易甚重，不可不言。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四书的出现和纳入科举。南宋光宗淳熙年间，朱熹（宋建炎四年—庆元六年，1130—1200）取程颐之意编纂“四书”，取《论语》《孟子》，加入《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中庸》，编成《四书章句集注》，且欲将其与五经并列。光宗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尝私论科举，提出大幅度的改法建议，《宋史·选举志》记载此事，并言：
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史、子、时务之年，其《私议》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今《乐经》亡而《礼经》阙，二戴之《礼》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经之为教，已不能备，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一旦岂能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诗》、《书》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又使治经者各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史，而皆可用于世矣。”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12]
无论应试哪科，朱子都认为必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此一举措实则是大大提升了“四书”的地位，尽管并未列入正式选举制度之中，但已为天下人所传颂。[13]《四库总目》“四书类”亦尝论及此事，并言：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14]
据此，“孟子入经”与“四书五经”列入科举考试实为两件事。早在北宋中期，《孟子》已逐步列入经的行列。“四书”成于南宋，虽是理学家最重视的文本，但真正与五经并列为考科，则要到元代了。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立德行明经科取士，并于延祐二年（1315）会试京师，[15]正式将“四书”纳入科举第一场明经经问的出题文本，且规定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元史·选举志》载：
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16]
宋代还以《论语》、《孟子》为兼经，但到了元代，“四书”反客为主，成为试经之首。“四书”的地位大大提升，优于“五经”之前。此后，“四书”与“五经”，敌体并立。自此，以“四书五经”为取士的制度沿用至清末。
至于《孟子》入经后，何时始有十三经之名？据顾炎武言：
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云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17]
根据顾氏说法，十三经当于明代始立。但李遇孙（生卒年不详，嘉庆六年［1801］优贡生）《日知录续补正》引盛百二（柚堂，生卒年不详，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世）则谓：
盛柚堂云：亭林谓“十三经”之名至明始立，殊未然。盖唐所谓“九经”者，《礼记》、《左氏传》为大经（文多故也），《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穀》为小经（《选举志》），《论语》、《尔雅》、《孝经》附于中经（《百官志》），名为“九经”，实“十二经”也。太和石刻九经亦然，故晁氏《石经考异叙》即云十二经。及蜀相毌（音贯）昭裔取唐九经本刻于成都，未究而国灭，但有《易》、《诗》、《书》、《左氏传》、《周礼》、《仪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十经。（遇孙案：赵清献《成都记》“毌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盖因竣工之次第而叙，故列《孝经》、《论语》、《尔雅》于先。晁公武《石经考异序》可证。当依本文为叙次，不当从今所定也。）宋皇佑中，田况（元均）补刻《公》、《谷》二传。宣和中，席益（叔献）又刻《孟子》参焉。《孟子》于汉文时已立博士，唐皮日休有《请孟子为学科书》，至宋时又为之疏，遂升九经之列。（王伯厚《玉海》云：“国朝以三传合为一，去《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并《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今所谓九经也。”）故晁氏《读书志》直云“石室十三经”，则其名固立于宋时也。唯以三传合为一，分《大学》、《中庸》并列为十三经，自明代始有此说。（遇孙案：宋思陵御书石经，曾宏父《石刻补叙》云：“《易》、《诗》、《书》、《春秋》、《礼记》、《论语》、《孟子》凡七经。”而《元史·申屠致远传》言：“高宗所书九经石刻，是已分《学》、《庸》为二经，故曰九经。”《学》、《庸》并列为经不自明始也。柚堂先生，名百二，著有《柚堂笔谈》）。[18]
据此说法，唐的九经分成大、中、小经三类，而将《论语》、《尔雅》、《孝经》附于中经，故实际为十二经。而后，后蜀相毌昭裔（生卒年不详）取唐的九经石刻于成都，但未完成而后国灭，但留有《易》、《诗》、《书》、《左氏传》、《周礼》、《仪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共十经。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田况（宋咸平六年—嘉祐六年，1003—1061）补刻《公羊》、《穀梁》，成为十二经。到了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席益（生卒年不详，活动期公元12世纪中叶）又刻了《孟子》，于是“石室十三经”完成。故十三经之名，当起于北宋年间。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经”和“经学”在传统学术的发展中，并非铁板一块不曾改变。其实它是随着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价值需求，而不断改写。历代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正反映着学术内部的张力与革新，一代扩及一代。
到了清代，变化更加剧烈。康熙朝御纂的七经是：《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显然，礼学在清代极度受到重视。乾隆初专门汉学渐兴，四世传经，志在存古学的惠栋（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所提出的《九经古义》是：《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公羊传》、《论语》。相较于康熙皇帝，惠栋更推崇春秋学，尤其属意公羊大义；把春秋和礼结合起来阐释，不能不说是惠栋经学的另一特点。[19]纳兰性德（顺治十年—康熙二十四年，1653—1685）编纂《通志堂经解》，亦取九经之数，但经目不同于惠栋，乃：《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基本规模还是承袭宋明旧制。至于戴震（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23—1777）的《七经小记》，则是取《诗》、《书》、《易》、《礼》、《春秋》，外加《论语》、《孟子》；相较于惠栋的析礼为三、特举公羊、不取孟子，显然戴震的经学视域仍具有浓厚的徽学气息，异于吴学、常州二脉，当然吾人也可据此证见戴震学术理念的关怀范畴与独特进路。到嘉庆年间，沈涛提出“十经”说，他上取南朝周续之所言“五经、五纬”，号曰十经。沈涛把经数缩回为五，但却信取秦汉以来的纬书，并称其为经，不仅企图改变经的观念，也企图扩大解经的资源，令学术界对经有了较新的意图。乾嘉间，因为《夏小正》、《曾子》等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阮元等甚至推崇曾子为孔学真传，所以《大戴礼记》地位升高。王昶（雍正三年—嘉庆十一年，1725—1806）[20]有拟纳之入十三经而为十四经者。[21]同其时，又因为《说文》、天文、历算研究已有相当成就，遂有提议纳《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经》而成为十七经者。其中最特别的是段玉裁，这位戴震的大弟子、龚自珍的外祖父、沈涛的老师，竟然在他78岁高龄提出了“二十一经”的主张。段氏主张除了十三经之外，再加上《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经》等八种，共为二十一经。[22]
虽然，近代经学家多认为这些经目增衍都只是“私人拟议，未成定论”，故不予讨论。[23]事实上，这里面的含意非常丰富。以下就针对清儒经数与经目的增减变化，从学术史角度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