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语运动研究诸面相
从学科背景看，有关国语运动的既存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从语言学角度入手，另一类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视角。不过二者有时也难以截然分异，至于知识和思路上的交互启发，更是理所当然，势应必至（然而遗憾的是，这一交流目前才刚刚起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相关研究的水平）。[42]
并不奇怪的是，最早对国语运动的历史产生兴趣的是语言学家。20世纪30年代初，黎锦熙（1890—1978）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都谈及了国语运动，特别是1934年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勾勒了国语运动早期的发展线索，收录了大量一手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阐释框架，成为一部经典著作。[43]此书虽是黎锦熙的个人作品，但有两个理由使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部“正史”：其一，他长期担任中央政府语言管理机构的要职，亦常以国语运动官方发言人的身份自居[44]；其二，是书出版后不久，便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国语讲习培训用书[45]，可看作官方认证的教材。
在专题史著作中，成果最丰富的应算是汉字改革史，尤其是拼音文字运动史。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主要出于汉字改革运动本身的需要，这方面的研究就始终未曾间断[46]，其中以倪海曙（1918—1988）贡献最为卓著。从40年代末开始，他就在广泛搜集整理文献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大量史料集，撰写了多部著作，对汉语拼音化的历史做了详细考察，筚路蓝缕，功不可没。[47]近些年来，有关研究更扩展到多个层面，其中最热门的是词汇史，而语法史、书面语的变化、标点符号等议题也都有人关注。[48]
这些著述出自专业语言学家之手，知识权威性毋庸置疑；其早期作者也大都是现代语文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他们现身说法，极具参考价值。但也正是“身在局中”的状况使得他们的论述具有较强的倾向性，其意图更多地是为了服务于语言文字改革本身的需要，近距离的考察多，大背景下的反思少，对于反对派的意见更是严重忽视。出于专业敏感性，他们常常本能地加入往昔的战团，反对“错误”看法，维护“正确”主张。这也许是一个语言学家的本分所在，但若从史学立场出发，想要了解国语运动在社会各界和不同地区引发的“实际”反响，就必须采用更加平等的眼光，即使那些明显站不住脚的言论，也自有一番价值：它们所蕴含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诉求意义，足以弥补其在学理方面的“过失”。
同样，这些论述也很少将国语运动放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大脉络中，考察它和整体历史局势的互动与后果。然而，霍布斯鲍姆早已道破天机：“无论如何，居于语言民族主义核心地带的，乃是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沟通问题，甚至也不是文化问题。”[49]仅把它当作一个语言问题，难免有遗珠之憾。国语运动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危机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萦绕着诸多非学术的关怀；除了学理之外，许多政治和社会因素也都对其走向起着或明或晦，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一部分敏锐的语言学家早有觉察。倪海曙早就呼吁一部“根据当时社会发展情况作了深刻分析的正式的清末文改史”的出现。[50]然而，这个呼吁至今仍停留在呼吁阶段，多数论者只是把政治、社会、文化因素视为语文改革的浮泛背景，而在这方面，历史学的视角或许可以提供一臂助力。
不过，美国语言学家和汉学家约翰·德范克（John De Francis，1911—2009）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完成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的语言改革》一书，已经对国语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维度做了深刻揭示。德范克在华游历多年，与中国左翼文化人颇有交往，对语文改革抱有高度的同情。[51]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像他在中国的同行们一样，他的著作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化”立场，对于那些不大“进步”的观点缺乏足够的重视。另外，德范克虽然主张政治因素在国语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仍强调，对政治因素的分析“必须放在对语言因素的估计之后”。[52]
遗憾的是，此书出版后的几十年中，相关主题几乎乏人问津。直到最近三十多年，这种局面方才有所转变。20世纪80年代，王尔敏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从“知识普及化”角度，系统梳理了语文改革的史实与线索，打破了这个课题上的长期沉寂。唯其提供的线条仍嫌粗略，留下不少有待更为细致地探索的空间。之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围绕此课题发表多篇论文，探索更为详密。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依据德范克的研究，把国语运动放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种声音”的形成线索中，所论篇幅不长而极具价值。[53]
综合来看，以下几个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的重点。
一是对国语运动中某些重要人物与事件的考索。前者如对卢戆章（1854—1928）、王照（1859—1933）、吴稚晖（1865—1953）、沈学（1873—1900）、钱玄同（1887—1939）、赵元任（1892—1982）、白涤洲（1900—1934）、魏建功（1901—1980）等的研究，后者如对1913年读音统一会、20世纪20年代初的“京音与国音之争”（简称“京国之争”）的考索，都有著作问世。[54]不过，仍有一些基本史实有待澄清，如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短暂公布和推行过一段时间的简体字，但较为深入的专论似乎只有前揭村田雄二郎的一篇论文；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围绕着语言文字的各种斗争，也尚未引起足够充分的注意。[55]
二是把国语运动放入其所赖以发生、发展的观念和社会文化脉络中，探寻它和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主题（国粹观念、国家观念、科学观念等）以及文化事件之间的关联互动。除了前述王尔敏、村田雄二郎的著作外，罗志田、彭春凌、周质平、张仲民等考察了清季国粹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废除汉字、采用万国新语问题上的交锋；程为坤对清末语言改革的研究，拈出了“启蒙”与“统一”两条主线；程美宝通过对粤语文学在近代的命运的追索，思考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地方观念与国家观念的辩证纠缠。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具有明确理论意识的学者的成果：汪晖把国语运动与中国现代科学话语的生成联系起来；刘禾从国际公法体系形成的视角解读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的定位，揭示出语言学史与国际关系史的隐性呼应；程巍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消长出发，对“汉字革命论”做了具有跨国视野的再考察，提出了“谁在写作‘世界历史’”的问题。[56]
第三个研讨方向是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后者一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线索之一，相关成果汗牛充栋，几无剩义可寻。而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白话文就常常被叫作国语，在不少情况下，二者成为可以互换的词汇（详后）。然而，从历史发生的轨迹看，白话（白话文）和国语、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具体勾连是什么，却一直停留在“想当然耳”的阶段。直到最近几年，这些问题才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对它们的讨论，既深化了我们对国语运动的认知，也为白话文运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57]
四是语词文化史的探讨。中国近代语文变革的一个最直观表征，就是大量“新名词”的涌现，或如井喷爆发，或如细水长流，而始终持续不绝，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的面貌。最近十多年来，探讨这一现象的著作大量面世。[58]与语言学家的词汇史研究不同，这些成果更侧重政治、社会、文化视角。从理论来源看，它们受到多种学术思想的启发与影响，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H.Williams，1921—1988）的“关键词”、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德国的“概念史”等。[59]一般说来，这些研究意在借助对词汇语义流变轨迹的描摹，追踪一些重要观念或知识的变化迁移过程，与本书立意不同；不过，大批新语词对现代汉语的形塑，既是国语运动的背景，也是其组成部分（如本书第八章和第十章的研究所揭示的，今日的“方言”和“国语”这些词汇本身就是新概念），细致勾勒它们的来源与流变，有助于对本书论旨的深化。实际上，如果语言对认同的建构深入“价值”层面，那么，语言中的每一个细小变化，也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刷新其使用者的认同取向和结构。[60]在此意义上再去思考“新名词”出现的历史后果，对此问题想必会有更深入的洞察。
第五种取向是把国语运动放进国际视野中，透视其来源和影响。现代汉语变革的主要动因是西学东渐，其实际发生过程，更是受到日本因素的直接影响。离开“国际动力”，它也许根本无从想象。对此，学界早有注意，至今已积累大量成果。[61]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比如，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在土耳其推行的文字改革，就曾被致力于类似使命的中国人反复提及，然而至今也还缺乏一篇翔实的论文。[62]当然，强调国语运动的外力因素，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汉语的演变完全化约为外来现象。沈国威教授指出：“外来词语在融合进目的语的过程中要进行体系上的调整、重组，每一个词都必须成为词汇体系中的一员。在重组之后的词汇体系中，外来词在意义、用法、价值取向上都反映了本语言的特点。”[63]这种“归化”当然不限于词语层面。不过，外来因素究竟如何“中国化”，仍需细致描述。
另外，语文改革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仅以东亚和东南亚来说，日本、朝鲜、越南等被视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在历史上就一直和中国存在频繁且密切的交流，形成了不少可以在彼此间流通的文化因素，其中又以汉字和儒家经典为共同的管道。正是这种情形，造成了沈国威所观察到的现象：“近代新词的形成并非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之内的事件，而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何用‘汉字’这一超语言的书写符号来接受西方新概念的问题。”[64]不过，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鲜明，甚至可能更重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几个国家在相似动因的刺激下，先后开展了语言文字变革运动，而它们所针对的正是构成其共同传统的汉字。[65]用滨下武志的话说，这个问题涉及近代东亚和东南亚诸国历史的核心：代表“文化中心”的“中华”和代表“现代国家形式”的“中国”之间的“相互碰撞”。[66]在此视角下，对汉字的处置就是对“中华”秩序的处置。但即使在这个一起拆解共同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东亚、东南亚诸国仍是彼此启发、相互推动，“互为背景和资源”[67]，具有明显的联动关系。当然，“同”中仍然有“异”：对“中国”来说，“中华”的意义和它对其他诸国来说完全不同；而日本、朝鲜、越南也各因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情境，采取了不同的取舍策略。从比较视野观察东亚、东南亚诸国共同的以及各自的语文改革运动，应是值得花大力气考求的。
与上述第四、第五两种路径皆有关系的，是考察“翻译”在现代汉语形成中的作用。最近若干年，国外学者对“翻译政治”的研究兴盛一时，其中也不乏对中国的关注，但仍属凤毛麟角。[68]何伟亚（James L.Hevia）曾指出，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一种通过另类手段进行的战争”[69]。尽管他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怎样通过“翻译”形塑中国，但也提示了国语运动中一个可能的面相：如果外力对于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是无法忽略的，那么“翻译”就是国语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国语运动也就成为一个“另类”的战场。[70]可是，这意味着什么？“战争”在何种意义上发生？胜负如何？
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向了刘禾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论。她把现代汉语新词汇的创生放在汉语“与外文词语的跨语际交流”中来理解，指出这些新词汇的目的乃是“同时表述和取代外国的词汇”。但这些新词汇不能被当作不同语言的对等词的“翻译”，而是“兼具中外于一身”的建构，实际是在不同语言间“创造”了一种“假设对等关系”。[71]把这一认识与何伟亚的论断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种“假设对等关系”内部隐含着一种特殊“暴力”。然而也应提醒的是，语言“战争”绝非单向暴力，在很多情形下，抵抗与屈从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刘禾似乎过于强调了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霸权位置，低估了中国人抵抗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不过必须承认，她的论述为我们处理“翻译”的政治性和国语运动的“跨语际实践”属性提供了启发。
最后一种倾向是对国语运动的措施与实践的考察，其中既包括官方的举措，也包括民间的努力。就目前看来，我们对此问题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宣言、决议、法律、文件、条令、规程的发布及各种宣传运动方面；对于它们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落实情况，就不甚了然；至于民众如何理解它们的意义，又做出怎样的应对，则基本处于认识盲区。[72]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应是将眼光下移，更加贴近“基层”，充分考量各种实际因素及其运作方式，并通过对各种微观和动态话语情境的工笔细描，来理解其多元意义。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学术理想。不过，既存研究中也有一些成果，为下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尤以下面三个论题最为重要。一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包括政府在内）对方言及方言文化的“压迫”。在这种脉络下，国语被视为权力的倾轧工具，而其背后通常有一层非常具体的含义：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73]第二个论题是国语运动和边疆建设、民族政策的关联。中国是个多民族共生的政治体，不同的民族在国族建构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此论题下，语言民族主义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74]第三个方面是国语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开展，目前以台湾最受注目，其他地区也在逐步进入研究视野，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成果的平面描述多过细致辨析，且很少考虑“地方性知识”的作用。[75]
通过上面的粗略描绘，我们不难想见，近些年来，语言是怎样激发了研究者的学术热情。就总体情况看，以词汇和概念的研究最为丰富（除了前文所谓词汇史和词语文化史之外，其他各种研究路径也多聚焦于此），其他语言文化现象的讨论则相对较少，至于“语言”在历史中具体扮演了何种角色，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塑造了历史进程，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讨论（其中不乏语言学家的努力），但仍留下大量可以开垦的空间。实际上，到今天为止，黎锦熙、德范克的著作仍是我们了解中国国语运动的基本参考书。继踵其后，拓展知识疆域，乃是后学无可推卸的职责，亦是本书奢望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