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语言与历史

《庄子·大宗师》曾借孔子之口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说的是“道术”，但道理显然不只适用于“道术”。凡人所借以生存而须臾不可离者，皆如鱼之于水，是很容易“相忘”的。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工具和形塑人群组织形态的重要力量，也为界定一个人的身份与认同提供了可能和限界，同样属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物。但与庄子所倾心的不同，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无事生非”，将那些被遗忘之物重新唤回我们的意识之中，使其成为我们审视的对象。20世纪晚期，随着“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的兴起，语言也和身体、姿态、衣着等日常事实一样，引发了学者的浓厚兴趣，催生了一个被称为“语言社会史”或“语言文化史”的领域。^[1]

语言仿佛空气一般，弥漫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它将物质与心灵、群体与自我、过去与未来串联衔接，使世界成为一个可被我们认识和利用的整体。人受制于世界，也受制于语言。借用一个曾经时髦一时的比拟，语言乃是人的“牢笼”。^[2]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1925—2018）曾说：一个人使用何种语言，取决于他“是谁”。^[3]当然，一个人“是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来”的事实，不能全由自主；而且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其实也未必具有自由选择自己语言的权利和能力。人一旦丧失了“表达自己的‘真正’所指”的能力，就会使“真理”趋于“模糊”，同时也丧失了通过行动而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似是而非”的支持者。^[4]

可是，这的确并不等于说，人在语言面前是纯然被动的——即使受到很大限制，他还是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同样是韩礼德说的：“当讲话人宣称他讲哪一种语言时，实际上他是在界定一个语言社团。”也就是说，他试图界定那些自认为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5]与此同时，他也界定、塑造乃至“发明”了一个“自我”。埃德蒙·利奇（Edmund R.Leach，1910—1989）在对缅甸克钦地区族群和语言状况的分析中也指出，“一个人说这一种语言而不说另一种语言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它是个人身份的一种声明”，或者表示“团结”，或者表示“社交距离甚至敌意”。^[6]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多个语言频道之间顺利转换的能力，但如此种种仍然表明，人在语言面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7]而事实上，人的行动能力比这还要积极得多：他可以改造语言，进而改变世界；同样，世界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着语言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社会变革并不只是物质和组织的变革，也是更深层次的语言、情感与认知的变革，而后者并不只是前者的被动结果，也常常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的角色。从这个特定角度看，历史在语言和世界的互动中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