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国语运动本以语言改革为旗号，却从文字改革的层面发端，颇具中国特色。事实上，文字乃是华夏传统中最引以为豪的表征符号之一。至迟在春秋时代，随着“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士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兴起，意在“行远”的文教便在非常实际的政治功能之外，具有了志在天下的文化象征含义。自汉以后，朝廷以儒经取士，地方官在理论上亦以化导民俗为己任，其重要手段即兴学。这些“循吏”为后世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效法的样板。因此，当18世纪的陈宏谋（1696—1771）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教化”的时候[163]，他不过是接续了一个悠远的传统而已。
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的中国人，不但通过“惜字会”这样的实践活动表达对文字的尊重，更生活在一个由文字构成的社会中。1907年，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阿列克谢耶夫（Vasiliy Mihaylovich Aleksyev，1881—1951）——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来到中国游历，他惊讶地发现，“在这里，人们不能忍受有哪一个空余的地方没有贴上对联”，以致中国几乎成为“一个楹联的国度”。这些对联虽然“并非出自贫困家庭居民、店铺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识一个的船夫之手，但他们对其表达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这些经典语录受到了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们的喜爱。中国的文化积淀在这里表现得尤其明显”。[164]而在此前一年，日本哲学家宇野哲人（1875—1974）也在中国观察到类似现象，不由得感慨道：“中国不愧为是文字古国。”[165]他们自山外看山，见出许多山中人习焉不察之事，颇堪重视。
不过，中国人所谓“教化”主要还在于一套道德人伦与行为处事的标准，识字仅是其手段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躬行践履的身教，以及宗法、习俗等一套有形无形的制度性文化的浸染。因此才有陆九渊（1139—1193）的那句话：“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166]此说乃极言之，当然不是真的提倡不读书；但也可看出，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相对于“做人”，“识字”终是第二义。因此，比起“识字”这一具体行为，“文字”的象征意义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对于塑造普通中国人的心灵起的作用更重要：识文断字，就自动承担了一份道义责任；不认字者，也有见贤思齐的义务。
因此，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文字文化的影响主要还在价值取向上，而不是“技能”层次上。识字当然是受到鼓励的，但在人们的实际认知中，文字具有两面性，它既代表教化，也可能是对教化的颠覆——后者可以从对女子识字读书的态度上看出：女子教育在中国历来受到限制，宋元以后尤甚，到了清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理论。[167]而这种态度并不只是针对女性的，实际上，陈宏谋就不得不去面对一个质询：夷性本来狡猾，令其识字，是否“适足长奸”？[168]
如是，中国传统社会对文字的态度其实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有些暗昧。文字来自圣人对宇宙秩序的省察，代表了优雅与秩序，同时也是行政与日常生活的必要运作手段；但对它的不当使用，又蕴含着一种失序的危险。同样，在不读书的人们那里，文字既受到崇拜（因其与上流社会和官府联系紧密），也被看作一种技能（因其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用的工具）。从实用角度看，读写能力是不可缺的，但如果不是为了出仕进身，光耀门楣，却也不必沉迷，只需学得一些初步技能，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可这也不等于说乡下人对文字是陌生的：哪怕完全不认字，他们也生活在一个文字组成的世界中，多少拥有一些和文字打交道的经验，这和一个“无文”社会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实际运作，必须注意到“文字环境”是怎样塑造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的。
在现代社会，萦绕着文字的这种双重性和暧昧性消失了，文字作为文明核心指标的观念被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得到深化。康有为就将文字之有无视为人兽之别的标志。[169]陈黻宸也说：人类的文明依存于文字的发明，“文明者，由文而明之谓也”。人种竞争中的劣败者并非败于其“种类”，而是败于其“一字不识，一书不知，故虽有见闻，而无以推阐此见闻之具，虽有语言，而无以变化此语言之资”。[170]与此同时，阅读能力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建构道德、政治秩序的关键。宋恕提出，讼师之所以难禁，皆因人民识字者太少。[171]1910年，刘照藜和陶柟在陈请资政院要求推广切音字的说帖中说：“近有一等素不识字之人，往往听人愚弄，胁为匪类，扰害地方。官长示谕而不知，父兄告戒而不听。”[172]“素不识字”四字，大有文章。
刘、陶二人绝非妄加揣测朝廷心事。实际上，湖北总督瑞澂（1863—1915）确实认为，“小窃”“流氓”“痞棍”“盗贼”等，都是“不识字，不明理，遂至不能谋生”之人。[173]并且，对于大力谋求政治改革的人士来说，“国民”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素质也非常令人担忧。1910年，陕西的《丽泽随笔》发表一篇题为《识字学堂之紧要》的文章，乃直接对老百姓说法，除了以“出人头地”为劝诱外，还特别强调：“现在国家立宪，把诸事要与我们百姓共的，地方自治，董事、议事二会，又要立的。如此不识字的顽民愚民，岂能任你混堂三教。这权不由绅士，不由官长，国家也是决不能宽纵你的。”[174]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晚清以来中国人识字观念的几个重要变化：不识一字、堂堂做人的道理可能并未被放弃，但已不再是重点，相反，“文盲”这样的字眼出现了，意味着不识字就等于头脑不健全。1910年，直隶建昌县县令尹崇山在一次演讲中悲叹道：“当此列强环伺，世变方殷，目不识丁是一瞽人，识字而不能联缀成文又一哑人。以瞽人、哑人竞生存于交通之世，其不堕入天演淘汰圈中者几希！”[175]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他意识到，瞽人、哑人一类说法乃是污名化的隐喻。实际上，这些表达方式至今仍存在于日常汉语中。另外，传统社会的地方官虽有教化义务，而识字基本仍属私事。但是，在现代社会，识字已成“国家”事务的一部分：针对学龄儿童进行强迫教育的同时，在成人中开展各种识字运动、“扫盲”运动，跨越了几次政权鼎革，始终是20世纪中国政府关注的要务。
不过，这里的一个关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识字率有多高？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认为，若以“功能识字能力”为准，不考虑地区、职业、财产差异，当时中国大致有30%～45%的男性和2%～10%的女性是识字的。[176]伊维德（W.Idema）则认为，清代接受过一定形式的“学校教育”（scholling）的男性在35%左右，而真正从中“得利”、可被称为“识字”的，只有20%～25%；即使按照罗友枝所定的较低标准，也只有30%的人识字。[177]李伯重等则对罗友枝表示支持。[178]
其实，准确估算清代中国的识字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既是因为缺乏靠得住的系统普查，也是因为不同作者依据的数据和判断方法不免受到具体的时、地、人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同时，“识字”的定义不同，结论当然有异。[179]因此，更重要的恐怕是看时人怎么讲。前面引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位中国士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评述。尽管将他们的议论性语言换算成数据并不合理，但后者更为直观，亦不妨一试。在这些对识字率的估算中，最高数据是康有为给出的20%；接下来是杨曼青的估计——12.5%；再接下来是宋恕和汤尔和的推测，都在1%上下；最低的是陈黻宸，据他的说法计算，中国的识字率最多只有0.25%。此外，梁启超1896年、1897年两次谈及此问题，数字也都有变，第一次是不到20%，第二次是不到30%[180]，颇觉率尔。其余形形色色的论说甚多，无须一一罗列。很明显，这几位的估计简直可以说是天壤悬隔。显然，他们虽是那个时代的观察者，但面临着和今天的学者一样的麻烦。值得注意的倒是，康、梁师徒推测的数据最高，也不过与今日学者估计的下限持平；而多数论者的估计，简直惨不忍睹。其实，更准确的理解，是将这些数据视作一个心理指数，通过它们来探察时人对此问题的焦虑感。而这至少有部分是因为，识字率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81]：一个历来以文字为傲的民族，识字率却远不如人，岂不使人羞愤难当？
切音字运动就是这种社会、思想、心理因素刺激的结果。不过，这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切音字运动的逻辑。因为普及识字的方法不止一端，而且事实上，整个清末民国都有人在设想和实验不同的识字教育，那么有些人为什么要选择切音字的办法？要详细描写这个过程，又将是一部大书。此处只能做个简要勾勒。这些实验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教学方法的革新，一类着眼于文字本身的革新。后者又有三条道路：一是汉字改良，包括筛选常用字（如《平民千字课》）及各种汉字简化运动；二是汉语拼音化；三是注音识字，即利用拼音符号，作为识记汉字的辅助工具。[182]在某种程度上，这条道路可以看成是对前两种方法的结合。
不过，在切音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这三条道路，尤其是第二条和第三条道路之间，并没有明确界线，而切音字运动就同时存在向这两条道路分别发展的可能。把它们勾连起来的关节点，就在于语言或声音。正是言文一致的口号使其成为汉语拼音化，同时也是国语运动的起点。但是，这两条道路之间虽然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却还是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对汉字的态度：汉语拼音化是废弃汉字，注音识字则是为汉字提供一个助手。前者是走向西化，后者则是保留本土特色。随着切音字运动的开展，模棱两可的状态无法继续下去，势必要在其间做出选择。
实际上，虽然切音字运动者都认定拼音文字要更加先进，但对汉字也不无留恋。1905年，卢戆章将著作呈送外务部，希望加以“考验”。其禀文中云：“夫汉字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在日本因袭既久，尚难一旦更张。在我国累代相传，岂可反行废弃？特以字形繁重，施诸初等教育，实有劳而少功、博而寡要之患。”别制切音字，“以与固有之象形字相辅而行，亦今日不得已之举也”。[183]既是“不得已”，则只能是第二义。这里当然可能有“应付”官方的考虑，但细读相关文献就可以知道，切音字运动在批判汉字时调门虽高，可是的确没有提出废除汉字的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把他们的主张理解为汉字和切音字的共存。
不过，在西风劲吹之下，汉字的地位确实已经岌岌可危。这里有一小小插曲，或许可以管中窥豹。《盛世元音》在《时务报》刊出后，就有一位广东读者投书该报：“据贵报述沈君所云，《元音》能周通万国方言，兼赅文字，不禁有怀更切悬拟者。譬以有人焉，未曾学习英文英语，一旦假就沈君所撰之《元音》文法使与英人语，吾恐英人或有通解其《元音》，而英人所操之英语，彼听者能释然会解于心乎？英人所写之文法函件，彼阅者能了然熟解意事乎？”若果真如此，自己“宁典春衣游学，贻笑方家，亦所不计”。[184]沈书本为中国人拼切汉语所作，此君从中读到的却是轻松掌握英语的希望，真可谓南辕北辙。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文字的说服力的确是以国力为转移的，又有何足异？说起来，切音字运动本身就不免于此。
曾经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孙锵鸣（1817—1901）晚年曾有句云：“文字经艺本，所托体尤尊。”[185]其婿宋恕在挽诗中介绍了此诗的背景：“野说横行废六书，标宗妄为段、严徒。慨然思昔乾嘉盛，三复《说文统系图》。”[186]因此，包括宋恕本人在内的切音字运动的主流虽并不主张甚至坚决反对“废六书”，但沿着文字“工具化”与“记号化”的思路往下走，“废六书”实已是水到渠成之论。1908年，刘孟扬就宣称，自己所制音标字乃“横书左起”，形式上采取“英文字体”。“如谓我国之字，不宜效仿人国以贻忘本之讥，岂知字也者，记号也，取其适用而已，无所谓人己之别”[187]，将此逻辑和盘托出。由此反观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他们在把文字加以“工具化”的同时，其实心中仍有意无意地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文字观念。不过，整体而言，“废六书”的危险显然在增加（详见第二章）。
仅就文字学学理而言，“六书”是否可废，或另是一问题。但关键是，对切音字运动来说，“文字”虽被视为“记号”，在文化的层面上又绝不仅是“记号”，而是凝聚了诸多社会理想。因此，切音字是否一种文字，其与汉字到底是何关系，乃至文字与“记号”是一是二，在当时及此后都是聚讼不已的问题，成为贯穿国语运动的主线之一。
[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97年4月23日）、十一月二十六日（1897年12月19日），92、1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131～148页。
[3] 早在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等为了学习中文的方便，就曾对此做过尝试，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更直接启发了一些中国士人对汉字拼音化的联想。参见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3分，1930年，267～338页。
[4] 当时各种切音字方案名目不同，如“快字”“切音字”“拼音字”“合声字”“简字”“新字”“音标字”等，为表述方便起见，本书从众，统称为“切音字”。唯征引时人论述，则一律保持原貌，请读者察之。
[5] 佚名：《统一语言说（续）》，载《中外日报》，1906年9月24日，第1版。
[6] “意符字”一词系接受聂鸿音教授的建议而用。此处涉及汉字的定性问题。前人一般认为汉字是“象形字”，并不准确，但今天学界也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概念。我在陈述自己的看法或者叙事的时候，统一使用“意符字”的称呼；但转述前人意见时，仍用“象形字”或时人惯用的说法。
[7]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1892年印本）。需要说明的是，此文与本书征引的另一些资料均被收入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的《清末文字改革文集》。该书收录清末资料70余篇，颇便利用，亦常为学者所征引，唯文字与原书时有出入，故本书在可能情况下，尽量征引原书。
[8] 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15811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9] 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10] 沈学：《盛世元音》，4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时务报》本）。
[11] 王炳耀：《拼音字谱》，12～1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不妨一提的是，王炳耀名煜初，以字行，系民国政治家王宠惠的父亲，也是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最初创制者之一。
[12] 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见《宋恕集》上册，16、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康有为全集》第2集，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4] 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见《孙延钊集》，30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黄绍第此说其实是“想当然耳”。英国的识字率在西方国家中长期以来并不很高。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的工厂在有些农村地区招工，仍不得不降低识字标准。（G.Kitson Clark，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London，Routledge，1991，p.140.）根据霍布斯鲍姆提供的一个表格，1850年的英国还属于“中度不识字率”（mediumilliteracy，不识字者为国民总数的30%～50%）国家，而同一时期的丹麦等国只有不到30%的人是文盲；不过，其文盲人数也的确是在稳步下降，到了1913年，英国就已经跃升为“低度不识字率”（low illiteracy，不识字者不足10%）国家。（E.J.Hobsbawn，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London，Weidenfled ＆ Nicolson，1987，p.345.中译本删去了这个表格。）其实，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中就已经说过：“英国固自称为文教之邦者，然观其国中之事，每与文教不能相符，尚介于半文半野之间。盖其民之不读书、不能文者甚多，即其识见聪明亦未必即出野人之上。”（傅兰雅：《佐治刍言》，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当然，黄绍第即使读过此书，恐怕也没有留意这段话。
[15] 陈黻宸：《经术大同说》，见《陈黻宸集》上册，552～5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6] 杨曼青：《看画报之益》，见《旧京醒世画报》第12期，1909年12月13日，1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17] 汤尔和（汤调鼎）：《公教育说》，载《新世界学报》壬寅年第1期，1902年9月2日，113页。
[18] 刘光蕡：《改设学堂私议》，见《刘光蕡集》，637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9] 佚名：《沧州高等小学堂内教授官话字母现已毕业请批示立案禀并批》，载《直隶教育杂志》第1年第13期，1905年9月29日，14页。
[20]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2页。
[21] 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
[22] 沈学：《盛世元音》，5页。
[23] 汪荣宝、赵炳麟、劳乃宣：《“简字研究会”启并章程》，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1页。
[24] “格致书院壬寅十二月课题（壬寅十二月一日）”，转引自李叔同：《李叔同和上海格致书院征答题》，见《李叔同集》，13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25] 佚名：《论宜增造华文》，载《大公报》，1905年9月16日，第2页。
[26]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3～4页。
[27] 蔡锡勇：《传音快字》，2～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光绪三十一年湖北官书局本）。蔡锡勇在洋务运动中甚为活跃。他不仅是切音字运动的参加者，也被认为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方借贷复式簿记”的人。（有关情况参见王建忠：《蔡锡勇的〈连环帐谱〉》，载《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30～36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知识的专业界限尚未建立起来，而百业待兴，一个人发展的面向是可以非常多元的。“切音字”和“记账法”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领域，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展示出那一时期各种西学知识的关系较后来更为亲密。它们是成长中的“一家眷属”，尚未到“分家”之时。
[28] 佚名：《开通民智的三要策》，载《大公报》，1904年3月26日，第4页。
[29] 沈学（原文未署名）：《沈子新字书自叙》，见《知新报》第66期，1898年9月26日，91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30] 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见《新字瓯文七音铎》，10～1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1903年温州利济丛书）。关于陈虬与切音字运动，参见温端政：《陈虬和他的〈新字瓯文〉——纪念陈虬逝世六十周年》，载《文字改革》1963年第Z1期，32～34页。
[31] 陈虬：《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见刘时觉主编：《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上），24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2] 孙金铭：《绪言》，见田廷俊：《拼音代字诀》，24～25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33] 刘照藜、陶柟：《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3页。
[34] 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1页。
[35] 杨琼：《杨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影印本（据1905年日本东京云南留学生编辑社本）。
[36] 陆费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1909年2月15日，1页。
[37] 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16页。
[38]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3页。
[39] 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15814页。
[40]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小航文存》，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后来他将这句话改为“能言之年即为通文之年”（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官话合声字母》，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据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1906年版影印），对切音字的价值估计更高。按：《官话合声字母原序》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收《小航文存》，一收《官话合声字母》，《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则两文皆收。
[41] 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见《简字谱录》，67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42] 佚名：《论言文合一与普及教育之关系》，载《时报》，1906年3月10日，第1版。
[43] 一个可以作为对照的例子是，聂鸿音教授指出，历史上汉字系统中笔画最为烦冗的西夏文在某些地区一直沿用到明代，而20世纪50年代由语言学家为十几个少数民族设计的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尽管是以政府之力推行的，却在20多年之后就被人遗忘了。可见，“在文字的使用和推广方面，文字本身笔画的多少并不是决定的因素”。参见聂鸿音：《从文字发展史看汉字的现状与前途》，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5期，13～14页。
[44] 杨琼：《杨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1～2页。
[45] 程先甲等：《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0页。
[46]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83页。马建忠文亦转引自此。
[47] 王炳耀：《拼音字谱》，23～25页。事实上，电报的采用对中国语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晚清时候已经出现文风质朴、简洁的“电牍”文体。详论参见孙藜：《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72～7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48] 吴樵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464、4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9]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50] 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1] 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就说：“汉语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最难学的一门语言。”但他同时指出，也有个别人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参见M.G.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杨德山译，2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52] 雷孜智（Michael 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134～1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3] 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29～30页。
[54] 李提摩太：《救世教益》，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1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5] 韦廉臣：《著书弁言》，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215页，标点略有改动。
[56] 这话不光是对中国人说的。1872年3月，美国哈华德大书院（今通译“哈佛大学”）校长欧理德（Charles W.Eliot，今通译“艾略特”，1834—1926）在给日人森有礼（1847—1889）的信中就说：“贵国在兴学之始，当别求一种文字，以为写字印书、学习新法之助。”[《哈华德大书院监院欧理德复函》，见森有礼编：《文学兴国策》，林乐知（Young J.Allen，1836-1907）、任廷旭译，5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此函作为《文学兴国策》的一部分，被收入1896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中，流传广泛，对晚清改革影响甚大。
[57] 李提摩太：《分设广学会章程》，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265～266页。
[58] 李提摩太：《新字述略》，见《万国公报》第114册，1898年7月，17844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59] 花之安：《自西徂东》，16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0] 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1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61] 实际上，西文也远没有达到“一字一音”的程度。比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就认为英语的拼写体系不合逻辑，故积极倡导改革英语字母，期望制造一个字母表，使“口语中的每一种声音都与表中的一个字母符号形成对应关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样一来，“所有用来区分‘enough’‘cough’和‘laugh’的无谓精力都会被节省下来”，以获得巨大的“回报”。这看法正好可以和切音字运动相比照。但是，据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观点，萧伯纳的努力方向就是错误的。从发音的工作原理看，“字母不能也不应该和声音形成对应关系”。有意思的是，他还以汉字为例，表扬了“语素拼写体系”的优势。详论参见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192～19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62] 事实上，这些评论所说的“难学”，主要还是指文字而言，至于语言本身是否容易学习，倒很少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时人对此一问题的关注似乎不是很多，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亦严重不足。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沈国威的《日语难吗？——以近代初识日语的中国人为说》（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3辑，2010年4月，119～130页）。
[63] 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见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后序，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4] 裘廷梁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625～26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在《无锡白话报序》中，他再次表达了这个意思，不过说明这是无锡的情况，然“由一县而推之天下，度不甚相远”。[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见《时务报》第61册，1898年5月20日，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与《强学报》合刊）。]
[65] 文廷式：《罗宵山人醉语》，见《文廷式集》下册，803～8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66] 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
[67] 廖平：《中华大字典序文》，载《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2期，1915年5月20日，419页。廖平的论证风格当然还带有他一贯的夸张性，不过，强调汉字形声兼具，确是很多维护汉字地位的人的共同思路，实际也是和废汉字论者斗争的结果：既然废汉字的一方强调汉字无法表音，那么拥护汉字的一方就要想办法把音给包进去。
[68] 易顺豫：《江西易大令顺豫上瑞抚禀（续）》，载《时报》，1907年7月21日，第5页。
[69] 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此段文字出自顾燮光之手），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70] 佚名：《论汉字不可废》，载《亚东时报》第19号，1900年2月28日，12～13页。
[71] 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10页。
[72] 陆以湉：《冷庐杂识》，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73] 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4]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4页。
[75] 1909年，湖南提学使在一件批文中说：“近世之创造新字者，最初为曾惠敏公（即曾纪泽——笔者注），惟未有专书。”（《禀呈天籁识字办法》，载《大公报》，1909年6月30日，第2张第2页。）此说未见他证，唯出自湖南官场，或亦别有所据乎？待考。
[76] 卢戆章：《中国切音字新说》，见《万国公报》第93册，1896年10月，16355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更详细的介绍参见白涤洲：《介绍国语运动的急先锋——卢戆章》，载《国语周刊》第10、11、12期，1931年11月7日、14日、21日，均在1～2页。
[77] 姚锡光（1857—1921）说蔡锡勇系“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出身”（姚锡光：《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不知何据。
[78] 有关蔡锡勇的生平介绍，参见陆胤：《张之洞学人圈名录（1884—1907）》，见《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2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9]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沈学：《盛世元音》，4页。
[80] 李提摩太：《新字述略》，见《万国公报》第114册，1898年7月，17845页。
[81] 沈学：《盛世元音》，6～7页。
[82] 严复（1854—1921）也强调，学习西学必通其语文：读历史而欲知其人之姓氏，读舆地而欲知其国之专名，“其在本文，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弗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汉译则不然，“一名之转写，辄聚佶屈钩磔雅俗互有之字以为之，少者一文，多至八九，羌无文义，而其音又终不相肖”，加上“名不一译，字不一音，谓能融合贯通，了然心目者，欺人而已”。历史、地理犹是西学中之“粗者”，尚“扞格”如此，“遑问其精者哉！”（严复：《〈英文汉诂〉巵言》，见《严复集》第1册，153～1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严复注意到的现象与沈学所述相似，但严意仅在强调通习西语的重要，并未要求另造一种汉语切音字。
[83] 孙毓修：《图书馆》，载《教育杂志》第2年第9期，1910年10月12日，42页。
[84] 文廷式：《罗宵山人醉语》，见《文廷式集》下册，814～815页。
[85]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沈学：《盛世元音》，第3页。
[86] 宋恕：《宋平子新字》，见《宋恕集》上册，438页。
[87] 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1900年9月16日），1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另外，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1899年4月8日），他在绍兴中西学堂，亦曾以“切音简表教蒙学斋诸生”（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107页）。不过，这里的“切音简表”是否一种切音字，难以悬断。
[88] 林辂存：《请用切音呈折》，见力捷三：《闽腔快字》，3～1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所录亦此本，题为《上都察院书》。此外，孔祥吉等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查到林辂存条陈原件，并在《最早上书倡议实行拼音文字的林辂存》一文中全文抄录（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266～267页，成都，巴蜀书社，2004），经核对，不无小异。整体来看，似以力书所录为长。
[89] 黄遵宪：《日本国志》，见《黄遵宪全集》下册，1418、14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90] 卢戆章：《三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2册，1895年11月，15607～15610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91] 云窝：《教育通论（节录）》，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5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92] 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93] 吴汝纶：《与张尚书》，1902年10月12日，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436页，合肥，黄山书社，2002。
[94] 何凤华等：《十一月十一日上袁宫保禀》，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78～80页。
[95] 王炳耀：《拼音字谱》，1页。
[96] 劳乃宣：《简字全谱序》，见《简字谱录》，237页。
[97] 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7～88页。
[98] 杨琼、李文治：《形声通》，24页。
[99] 沈学（原文未署名）：《沈子新字书自叙》，见《知新报》第66期，1898年9月26日，927页。
[100]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113页。
[101] 林辂存：《请用切音呈折》，见力捷三：《闽腔快字》，7页。
[102] 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见《新字瓯文七音铎》，12、13页。
[103] 蔡尔康：《书传音快字后》，见《万国公报》第99册，1897年4月，16837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104]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1卷，1906年4月5日，10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0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1897年10月20日），140页。
[106] 沈学：《盛世元音》，6页。
[107] 蔡元培：《〈国文学讲义〉叙言》，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390～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8] 蒙启谟等：《读音统一会会员蒙启谟等提议》，载《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5期，1913年5月15日，33页。
[109] 胡适致顾颉刚，1923年2月24日，原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4号，1923年4月，8页（栏目页），转引自罗志田：《整理国故与文学史研究——跋胡适的一封信》，见《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114～1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0] 沈凤楼：《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见劳乃宣：《简字谱录》，205页。
[111] 李文治：《李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5页。
[112] 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见蔡锡勇：《传音快字》，79页。
[113] 许慎：《说文解字叙》，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808～809页，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0。
[114] 关于文字在早期政治中的运用，参见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途径》，郭净、陈星译，66～7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字崇拜的习俗，参见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语言社会学札记》，38～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177～20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33～5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阮元文亦转引自此。
[116] 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见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后序，2页。
[117] 沈学：《盛世元音》，4、13页。
[118] 林辂存：《请用切音呈折》，见力捷三：《闽腔快字》，4页。
[119] 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见《新字瓯文七音铎》，9页。
[120] 慈石（高旭）：《惜字辨》，见高旭、高爕、高增原编，高铦、谷文娟整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17～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21] 席上珍：《文字非学问说》，载《妇女时报》第12期，1914年1月10日，77页。
[122] 吴汝纶：《答国字改良部干事小岛一腾》，1902年7月25日，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398页。
[123] 谷山人：《易字通音以伸教化说》，载《中西教会报》第16期，1892年5月，5页。
[124]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上册，25～26页（卷页），北平，文化学社，1931。
[125]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第六”，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126] 劳乃宣：《简字全谱序》，见《简字谱录》，273页。
[127] 温灏：《拼音字谱序》，见王炳耀：《拼音字谱》，3页。
[128] 刘师培：《论文杂记》，见《刘申叔遗书》上册，71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29] 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1901年3月3日），157～158页。按：高平叔撰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亦收入此条（第197页），而文字微有不同，“文学”作“文字”，于义为长。
[130]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2页。
[131] 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见蔡锡勇：《传音快字》，76～77页。
[132] 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31页。
[133] 沈毓桂（古吴居士）：《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见《万国公报》第15年第708卷，1882年9月30日，13605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1889年《万国公报》改为月刊后，此文又重新发表在第52册（1893年5月）。
[134] 王炳耀：《拼音字谱》，12页。
[135] 王炳堃：《拼音字谱序》，见王炳耀：《拼音字谱》，7～8页。有趣的是，该书影印本所据原书系一位佚名读者的批阅本。其在“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数字旁大加圈点，并于全文后批云：“此序大合我心，为之一快。”虽然无从判断批点者的身份，但这几句也透露出当时或后世某些读者的观感。
[136] 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15816页。
[137] 加拿大历史学家格力高利·布鲁（Grogory Blue）就注意到，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兴起的中国停滞论“被特别关连到对中国文字与地理两者性质的评断上”。（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想》，见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91～92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38] 王韬：《原学》，见《弢园文新编》，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39] 此据王韬在《弢园著述总目》中的说法，参见王韬：《弢园文新编》，374页。
[140]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沈学：《盛世元音》，2～3页。
[141] 戴克敦：《论识字》，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1909年3月16日，27页。
[142] 王东杰：《“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28～47页。
[143] 许慎：《说文解字叙》，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798页。
[144] 魏业镇：《拼音代字诀序》，见田廷俊：《拼音代字诀》，11页。
[145] 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6页。
[146] 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6页。
[147] 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见《刘申叔遗书》下册，1441～1442页。
[148] 以上两段参见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见《刘申叔遗书》下册，1439～1440页。
[149] 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钧、江莉译，10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0] 详论参见艾田蒲（Rene Etiemble）：《中国之欧洲——从罗马帝国到莱布尼茨》上卷，许钧、钱林森译，280～2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不过，自19世纪以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上最早的语言”或“原始语言”的价值在进化的原则下被负面化，成为落后的标志。（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253～256页。）这和前引王炳堃所谓“中国之所以得成为中国者”和“中国之所以仅成为中国者”均在“文字”一语，可以对读互证。
[151]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汉字字体的变迁，先圣造字精义已失的说法，也不是近代的产物。清初周亮工（1612—1672）已云：“上古文字朴简，立象以尽意，故两仪八卦而外，则有虫文鸟迹，以经纬天地之形，错综人事之纪，莫不粲而有理，条而有章，与日月星云同其烂漫也。其后篆籀变为分隶，分隶变为行草，遂纷纶悠谬，莫可纪极。”（周亮工：《广金石韵府序》，见《赖古堂集》，31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52] 沈学：《盛世元音》，6页。
[153] 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5～6页。
[154] 沈颐：《论小学校之教授国文》，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1909年，5页。
[155] 汉字已不象形，也是废汉字论者后来不断重复的理由之一。乐嗣炳（1901—1984）在193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就因此提出，方块汉字还不如篆文好认。（乐嗣炳：《国语学大纲》，94页，上海，大众书局，1935。）对比前引章太炎说，此论尤可见出废汉字一方论点不断扩展的过程。
[156] 严复：《英文汉解》，见《严复集》第2册，2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其所谓“四象”，乃象形、象意、象事、象声。
[157] 田廷俊：《拼音代字诀》，27页。
[158] 卢戆章：《变通推原第二章》，见《万国公报》第81册，1895年10月，15541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159]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6页。
[160] 谭嗣同：《仁学》，见《谭嗣同全集》下册，3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1] 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24页。
[162] 廖平：《文字源流考》，见《廖平全集》第8册，175～1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按：前揭廖氏《中华大字典序文》明言，此说来自其师王闿运（1833—1916）的启发，而廖平曾命门人李尧勋作《文字论题三十论》，阐发此义。王树枏（1851—1936）对廖言，“非有古用字母之实迹，不足以厌服人心”，廖“当时无以应”，后“与二三同学研究，共得十六证以应之”。（详论参见廖平：《中华大字典序文》，载《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2期，1915年5月20日，419～420页。）
[163] 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李兴华、胡玲等译，586～60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64] 米·瓦·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中国纪行》，阎国栋译，2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65] 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1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166] 陆九渊：《语录下》，见《陆九渊集》，4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7] 徐秉愉：《正位于内——传统社会的妇女》，见杜正胜主编：《吾土与吾民》，17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当然，具体的实践则复杂得多，反例并不少见。
[168] 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604页。
[169]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25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70] 陈黻宸：《辟天荒》，见《陈黻宸集》上册，617～618页。
[171] 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见《宋恕集》上册，4、120页。
[172] 刘照藜、陶柟：《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2页。
[173] 《示谕普及学堂》，载《大公报》，1903年10月22日，第4页。
[174] 佚名：《识字学堂之紧要》，载《丽泽随笔》第1卷第1期，1910年5月9日，8、11页。
[175] 尹崇山：《建昌县官立简易识字学塾十月初一日开学尹崇山邑尊莅学训词》，载《大公报》，1910年12月29日，第2张第2页。
[176] 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pp.140，17.
[177] Wilt Idema，“Review of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T’oung Pao，Vol.66，Livr.4/ 5，1980，p.322.类似的意见参见张朋园：《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455～462页。
[178]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1～14页。
[179] 需要提到的是，海外汉学界围绕清代中国识字率问题，发生过两场争论，本章所说的是其中的一场。关于此事的详细讨论，参见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96～110页；温海波：《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10～12页。
[180]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沈学：《盛世元音》，1页；《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第一”，44页。
[181] 法国语言学家克洛德·海然热（Claude Hagège）已经强调，具有“否定性”含义的文盲概念，是“有文字的社会”的特征。参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祖建译，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82] 20世纪30年代有人总结识字教育的方法，谓有重形与重音两派：重音派主张推行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重形派主张简化字。（参见樊縯：《识字教育的基本问题》，载《乡村改造》第2卷第22期，1933年11月1日，8页。该刊为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研究部编，我查看此文，是受到黄文记的提示。）该作者可能认为汉语拼音化是另一套东西，与识字教育无关。
[183] 卢戆章原禀未见，此处引自《学部咨外务部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68页。
[184] 罗载乾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31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85] 孙锵鸣：《〈说文统系图〉，为杨石卿司马铎题》，见《孙锵鸣集》上册，177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86] 宋恕：《外舅孙止庵先生挽诗》，见《孙锵鸣集》下册，708页。
[187] 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