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卫生观念传入中国
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卫生观念曾是宗教和巫术的混合体。例如禁食猪肉源于对猪肉是污秽的认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人们开始采用理性和科学的方式向自然寻找疾病原因，由此将近代卫生的理念建立在卫生学的基础之上。卫生学是近代才产生的科学，其社会根源是工业革命对人和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机器大生产对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及传染病的流行；其学理基础在于18、19世纪西方的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不断进步和成熟。根据近代知识分子的梳理，最早的卫生学著作是1752年普零格氏（Pringle）著的卫生学，其引申司丹汉氏（Sydenham）的流行病学说，讲述在医院及兵营中管理肠胃病之方法。[1]在此之后，1858年德国卫生学创始人之一的拍腾科斐氏（Pettenkofer）发表的Hygiene一书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卫生学著作，日人译作卫生学。[2]
近代的卫生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系统科学，具有科学性，同时作为维护公众群体健康的科学，具有社会性，因此“卫生学的现代，应为实验卫生学与社会卫生学的总称”[3]，在英美国家通常用Public Healthy（公共卫生）来表达卫生学。在一些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也应当以公共卫生学代替卫生学，如陈方之就主张将Hygiene重新界定为公共卫生，以明确这个新事业，并清楚地区分其与当时流行的各种个体卫生的重大差异。
近代的西方国家将开展公共卫生作为国家的基本责任，这源于社会契约论的影响。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政治产物，对外要求国家富强，对内要求天赋健康权，劳动力的健康是保持国家工业发展的必要前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19世纪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卫生运动，英国是这场运动的先驱。
作为第一个开展并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在享用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的同时，也在承担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城镇的环境卫生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埃德温·查德威克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通过济贫工作的实践和全国性的卫生调查，认识到提高民众健康水平才能切实地减少贫困，由此发动了公共卫生的改革运动。在查德威克等人的推动下，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设立中央卫生部，制定全国性的卫生健康标准，并推动地方卫生的改革。1866年，英国议会通过约翰·西蒙改进制定的《公共卫生法》。其后英国又陆续制定和通过几个卫生法案，直至1875年《公共卫生法》的颁布，持续近30年的公共卫生运动才告一个段落。英国自此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环境卫生状况、人民健康水平都得到了切实地提高。[4]
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在沿袭地方自治传统的同时加强中央集权，以说服和教育手段为主。德国则作为另一种模式的代表，成为近代西方公共卫生运动的又一典范。德国的公共卫生行政主要建立在行政官僚与警察的基础上，实行较为严密的卫生警察制度。[5]1883年德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强制性医疗保险体系，规定年总收入在某一水平线以下的人群必须参加，而水平线以上的人群可以自主选择，这一体系成为很多国家设计本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标杆。[6]
当西方的卫生出现了从偏重个人体验到国家与社会积极干预的转变之时，中国历史也走入了近代，但这种变化并未直接而立刻地在中国产生影响，近代卫生的含义经历了复杂的转化过程。
“卫生”一词在中国自古有之，“卫生”最早的文献出处是《庄子·庚桑楚》，其中记述了老者南荣趎求见老子，希望能获得“卫生之经”：
南荣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趎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南荣趎曰：“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能乎？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7]
在这里，老子所说的卫生之道是顺应自然规律，休养身心，与养生的含义很接近，而“养生”一词最早也出现在《庄子》中。在近代以前，卫生与一系列的饮食起居和养神调息等行为有关，用以保持健康、延长生命。
在近代早期，卫生一词仍然与养生基本一致，但随着西方知识的传入，有些著作开始将西方的养生方法和卫生知识囊括其中，传统的行为方式和西方的实验科学并存。这种特点在19世纪末江南制造局译书处主持翻译的一系列卫生书籍中最为突显，如《化学卫生论》《卫生编》系列和《居宅卫生论》等。
在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杂志上，1880年连载的由嘉约翰校正、尹端模笔译的《医理略述》中写道：“免病之法，保人无恙，其学其艺，谓之卫生。而卫生之道，显然本于确认体用之学。……又一免病之法曰防范。此则不止于卫生，更于致病之由，予为避免克制矣。”[8]1890年重印《化学卫生论》一书时，傅兰雅在书前加“叙”中说：“愿读者从此有得精明卫生之术，咸登仁寿之域。夫卫生者，最切于人身者也。近之侈谈格致者，动曰……人当讨论。殊不知此皆身外之学，犹其末也。而寻常日用之端，无非大道，居处饮食之事，要有至理。由其道，则人强而寿；违乎理，则人弱而夭。于此诸事，知所趋避。即所谓卫生之道矣。”[9]直至90年代郑观应所著的五卷本《中外卫生要旨》，仍主要是中外养生方法的辑录，不仅有“慎起居、节饮食、寡欲清心、存神养气”的保身之法，也包含了西方医学为基础的个人卫生内容，“曰光、曰热、曰空气、曰水、曰饮食、曰运动”[10]。
相比之下，邻国日本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积极以西方为师，直接借鉴了西方公共卫生运动的成果。明治政府成立了医疗保健的机关，其局长长与专斋在为这个机关寻找合适的名称时，认为卫生一词“字面高雅，且朗朗上口，遂用‘卫生’表示医药保健事务，本局名称也改为‘卫生局’”[11]。由此赋予了“卫生”这一中国传统词汇以新的含义，既包含个人的养生防病行为，又强调国家护卫个人生命的职责。[12]1887年，清政府总理衙门选派兵部郎中傅云龙赴日本和欧美游历考察，傅云龙到日本内务省卫生局访问时在长与专斋的导引下游历了卫生试验所，其问傅云龙，“卫生之目当否，愿论定之”，傅云龙作《卫生论》解其疑虑。全文如下：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案《说文解字》：衛，宿卫也，从韋、币，从行。行，衛也；币之言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以卫洁。赝者，真之贼也，辨赝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目以卫生，谁曰不宜？[13]
虽然并未看到日本的“卫生”具有国家主导的强制力，但傅云龙“勉然之功”的解释，已使其论述的“卫生”与传统顺应自然的概念相区别，由此将卫生从养生之中剥离出来，肯定卫生的有意为之，也就为国家这种外部力量介入个人的身体提供了理由。但傅云龙的游记在回国后并没有立即出版，其对日本卫生局的考察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反响。直到1898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正式成立，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在京津等地设立殖民统治机构，新的“卫生”概念才开始以西方输入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中。
由此可见，“卫生”虽是中国的传统词汇，但在近代经由传教士的翻译和日本对“卫生”一词的再利用实现了与西方知识的对接，并在外力的作用下真正嵌入中国社会。在1900年以后，“卫生”在中国已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用以对应翻译英文的hygiene。其融汇中、西、日的解释，既与传统发生了“断裂”，又在含义整体转换后实现了传统的延续。[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