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夫束的结构及其得利者

一、清末夫束问题及其弊害

嘉定县夫束的成立和编设，已有稻田清一为我们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研究。他和笔者同样使用《疁报》，以该报的报道内容说明“图”（明清时期田赋征收的基本单位）这一地方行政单位如何推动地方统合。^[9]笔者的关注点与稻田虽有交集，但笔者的问题是：清末民初士人对夫束的看法为何？对夫束的态度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关联，是如何反映到地方政治上的？以此为基础，本章欲弄清夫束问题及其发生的背景。

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三《赋役志·约法概要》的记载，夫束问题的起源与清初至雍正年间实行的徭役简化，有不可分的关系。在一条鞭法改革到摊丁入亩的过程中，嘉定县的徭役并没有完全被废除，而是被并到保正体系中，进一步再把税、役负担转嫁到按图编派的“夫束”之上。所谓夫束，原本是指专为疏浚河道而编设的一种劳役。按规定：田地多者充夫头，少者充协夫。后来，除水利外，“钱谷”与“刑名”两大行政经费，也一起推给承担夫束劳役的业主。这种不公的做法，时常引人非议。^[10]山本进也曾以嘉定县夫束为个案，分析同治、光绪朝督抚主持下的财政改革。^[11]夫束根据“夫册”底册中登记的所有田地或编户的资料来编派。有清一代，嘉定县对“夫册”虽做过局部性的修订，但未曾有釜底抽薪的改革行动，以至于夫束的弊害一直延续到清末。^[12]

接着笔者利用革除夫束期成会上呈给江苏都督的一份陈情书，观察清末夫束的结构及其弊害。陈情书里对夫束问题的指控，可谓包罗万象，有助于我们对其有深层的了解。^[13]根据陈情书，夫束的弊害结构，因下列原因而更加严重：（一）夫束编派本身就欠缺劳役分配的公平性；（二）行政费用又转嫁到夫束头上，让问题雪上加霜。至于劳役摊派的不公，还可细分：①“夫束”底册上记载的劳役负担者和实际上的田地所有者有出入；②因坐图、外图使得劳役负担人数减少；③乡绅免役。以下将分别讨论这三点。

第一，“夫册”上记载与实际拥有田地者不符的问题。夫束是按照每个图管下的耕地面积总额来分摊。耕地的所有状况、夫束劳役的分摊者、分摊数目都记载在“夫册”里。县衙的胥吏有需要时，便按着“夫册”去摊派劳务和经费。据称这“夫册”每10年作一修订，所以在这10年里，即便因土地买卖使得夫束负担与田地所有者之间出现实际上的偏差，但由于夫束的摊派记载并没有跟进，就常出现“役多田少”或“有役无田”者，因过重的负担而至穷愁潦倒。

第二，坐图、外图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出在夫束是按“图”为单位来编排的。一图的土地并不一定就是属该图（坐图）的业户所有，可能所有者是外图的人户。依照惯例，外图的田主可豁免土地所在之图的夫束劳役。于是利用这个漏洞，有些人就卖掉坐图的田地而购入外图的土地，如此一来，就得以免役。因此，原本按土地百亩以编列一夫的摊派原则，由于实存田地的减少，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按40～50亩或10～20亩的土地面积单位来承担一夫劳役。

第三，乡绅优免，造成负担不均。依嘉定县的惯例，乡绅向来对夫束就享有优免权。清末的嘉定县，不在地地主的现象日益频繁，不少土地归县城或上海、宝山富绅所有。这批富绅免役特权的替罪羊，便是本图的业户。由上可知，按底册应承担夫束的人与实际上应负担夫束的耕地数字互不吻合。夫束摊派伊始，已埋下劳役分配不均等各种隐患。

另外，夫束弊害之所以严重至此，是因为本地的业务经费也转嫁于夫束。行政费用负担如何转嫁到夫束头上？下面就透过征税的侧面来观察其结构。上述的陈情书中提到负担征税费用的弊害时，举出“陋规”与“捆垫”二事。关于“陋规”是这样描述的：^[14]

一曰陋规之害。官之征粮倚库总为左右手。库总责之仓差，仓差责之粮差，粮差者即夫束所出之现年也。粮差不能直接于官也。而仓差之对于夫束遂巧立种种名目，以为敛钱之地，约而举之。若报现年费，若保结，若认状，若谕话，若仓规鞋袜，若板上钱，若封银，若看洋，陋规之名，析之不下数十种。一岁所需，每图率有数十元之巨。……近数年来需索尤巨。奸胥猾吏视为生利之大宗，而民间之生计乃大受其影响矣。此为大害之一。

“库总”相当于嘉定县的胥吏头目，从管理金库的库吏里推选。^[15]与库吏同具举足轻重地位的是管理仓库的仓吏。^[16]以库总为龙头的库吏、仓吏等胥吏集团，派仓差带领衙役，前往管辖该图的粮差处征收钱粮。粮差在地方承办催征钱粮的役务，和地保的情形一样，现年夫头不是雇人代征，便是自己充当。所以不论如何，现年必须承担陋规的结果是不变的。另外，有人经年累月包揽地保或粮差役务，为的是从中获利。这种专业化的现象，也是江南一个很显著的特征。^[17]话说回来，他们在遭仓差百般勒索后，仍能从承揽的差保之役中获得利益，想来必定是他们背后和胥吏群体结成了私人关系。在这种情形下，现年夫头得咬着牙关，扛下重担。综合上述讨论，我们脑海里隐然浮现出一道需索的食物链。库总-库吏、仓吏-仓差、衙役-保正、粮差-现年，名目繁多的地方行政经费，推诿给现年业户的需索体系，顿时浮现在眼前。

除了种种“陋规”，包括上缴机关的费用都转嫁给现年以外，让夫束在征税业务之弊害更加不堪的原因，则出在“捆垫”。“捆垫”又是什么呢？^[18]

二曰捆垫之害。捆垫者，勒令夫束现年赔垫钱粮之谓也。现年举办之粮差，官无俸给以养之，势不能枵腹从公也，乃不得不仰给于夫束之协贴，此垫于俸给者一也。一粮差之报充于上下两忙，必需现年预为垫缴若干，其数视图之大小以为差，大者百余元至数百元不等，小者数十元至百余元不等，此垫于起卯者二也。及粮务将竣，而富绅大户往往拖滞不缴，仓差不敢追也。荒田绝产又多，无从追索，仓差不肯问也。惟向粮差催迫结账，不结则缧绁随之。于是粮差不能垫，则责现年，以分任之。现年窘于追呼之吏之络绎其门。非向仓差认重利以贷钱，即变卖其田产以应之。甚至无产可卖，而卖妻鬻子，流离失所者，岁必数起。此垫于结账者三也。

名目繁多的行政费用重担，源于夫束劳役摊派的不均，迫使现年夫束为筹措经费，终至倾家荡产，甚至“卖妻鬻子”。仅从征税业务也可看出，现年被迫承受着过重的负担。不仅如此，连刑名、水利业务中也出现同样的转嫁现象。先看刑名业务，当所属的图发生杀人或强盗案件，县衙门派皂隶来调查案情，这时皂隶就向保正索取经费，保正转向现年索取各种经费。^[19]另外也有现年充当保正或职业化保正来包揽。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一连串地方行政经费如何转嫁于现年的过程。再看水利业务，这原来也是夫束的分内工作，因水利事业系“官督绅办”，所以除了胥吏的需索，复加以“绅”中饱私囊，这虽与钱谷、刑名业务不同，但是对夫束强加的压迫则没有区别。

陈情书进一步抨击夫束弊害时，把焦点聚集在夫束体系的一个面向。稻田清一对夫束体系的分析极为透彻，他认为：以充当现年业户为首的群体性纳税的面向，和职业性的粮差来承包征收税粮的面向，是同时存在的。此一见解极具说服力。顺着稻田的见解进一步推断，对这难以截然划分的两个面向，废除夫束推动派集中炮火抨击夫束的包揽征收，但对群体问题——亦即达成地方统合的一种“合理性”问题，却等闲视之。^[20]因此，凡触及革除夫束弊害的实质性行动，最后竟动摇了切实完成征税业务群体的根基。

二、夫束之得利者

很显然，高踞在夫束这一需索体系顶端的得利者是胥吏集团，他们通过差保执行实际的县政业务。由夫束所建构起来的此一利益群体，具体属于什么性质的势力？对于这一疑问，辛亥革命后担任民政长的许苏民（1867-1924），在南翔镇出版的《寥天一鹤》中，有一段值得琢磨的记载。当时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则“黄绅戴吏”的谚语，^[21]说到嘉定县的胥吏集团，“戴吏”也就是戴氏一族的代名词，家喻户晓。^[22]戴氏族人中戴思业，从清末至民初长年担任库总，也是县民政署的重要职员，充当胥吏头，把持行政中枢要职；只是到了民国初年，因涉嫌亏空正税而锒铛入狱。^[23]另外，戴氏有11人在民初的县民政署担任职员。^[24]他们下面有个胥吏“同业工会”，组织力强大，这应该是戴氏倚重的政治筹码，^[25]戴氏一族不仅是胥吏，也是典型的地方精英阶层。戴思恭（1872-1958）就是一例。他有生员的身份，辛亥革命后在县政府身居要职，如嘉定军政分府副民政部长、县民政署总务课长等。1912年与1918年分别被推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在嘉定县组织共和党分部，是共和党、进步党阵营的骨干力量，对县政有极大的影响力。^[26]从戴思恭表面的经历看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地方精英，但发生在清末的一起事件，则启人深思，让我们得以一窥他政治行动的本质。事情是这样的，戴思恭本来担任禁烟局总董，后因挪用公款而下台，连同选举权也被剥夺。^[27]我们不难想象：在他挪用公款的行动背后，实际代表着一个将参与行政或接近权力视为发财良机的集团的痕迹；进言之，县衙里纵容贪污的人脉关系也发挥着作用。

图2-3 《寥天一鹤》

那么，透过需索体系而拥有既得权益的这一群体，支配他们行动的规范又是什么？我们不妨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胥吏或保正：他们分布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外围，试图斩断随着国家力量渗透在地方社会上的各种纽带；他们滋生蔓延，成为一中间团体，以获利为目的，即以功利之有无作为行动标准。^[28]但柏佑贤认为：胥吏或保正等这种需索体系下的得利者，他们的行动可以从经济活动多层次的包揽结构——“包”伦理脉络中来理解。的确，柏的解读对于上述集体行动规范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解。根据柏佑贤的看法，所谓“包”是一种“以物为对象时难以确定化的成果，以人为对象时得以确定化”的社会秩序。所以他表示：“在（包的秩序中）中国人的行动，特别是在社会上人与人的交往出现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社会之所以特别被称为人伦社会之缘由。”另外，柏对“包”伦理的见解是：它是“人际交往中所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借由引入第三者的包揽，以保证其稳定性”的一种规范。^[29]

田地资料是税、役负担或行政经费负担的根据。当田地资料在管理上失去真实性时，此时的对策并非对物——即从技术层面下手，而是官方找胥吏或差保，由他们找现年业户去收拾。夫束问题就蕴含着这样把问题转嫁到“人”身上的结构。在这一转嫁结构中，也有不少胥吏或专业化的差保，靠着在县衙内或当地的人际关系包揽业务，赚取收益。这些人所承揽的业务，是倚仗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源，即动用关系来解决问题。但随着地方自治渐行发达，“包”这种伦理或其得利者，对有权参与政治的新一代精英来说，已成为眼中钉，是必须拔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