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变期：文化研究等的间入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美国家，尤其是北美的汉学研究又出现了一重嬗变。诚如华裔汉学家李峰（Li Feng）所述：“当我们回顾过去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与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截然不同的学术环境之中。”[128]概而论之，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思想，即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新文化史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等对汉学研究的递相羼入，使范型的转型成为可能，由此使英美汉学与作为更大背景的国际知识与理论格局在新一轮的转换中紧密地勾连在了一起。
有关于此，许多学者都做过解说。比如孙康宜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提到西方“十多年来文学批评界虽走过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今日的‘新历史主义’”[129]。当然，这种风气影响到汉学研究还是要晚一些，并有一个渐次加强的过渡。尽管以上提及的数种潮流仍有自身独立行进的走向与影响的范围，不可概而论之，但相对于其他思潮，文化研究对学科改造的重要性，以及其汇聚各种思潮的能力尤显突出。
1993年，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界，由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执笔的学会报告即已提出，随着国际学术已然发生的重大转型，比较文学应当顺应时势，积极汲用文化研究的成果，在研究中加大对多元文化、政治、性别、阶级、种族、文化传播等维度的考量。[130]其报告不仅传递出了对近期研究趋势的敏锐反应，也宣示了一种朝向未来的研究姿态。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提出用文化研究等改造汉学的呼声可谓不绝如缕，成为学术界振聋发聩的强音。华裔学者王庚武（Gungwu Wang）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范式转型与亚洲观点：对研究与教学的影响》（Shifting Paradigms and Asian Perspectives：Implication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131]一文，从大的视角上归纳出了当前影响亚洲学研究的六种西方输入式模式，其中几种便属文化研究范畴。以研究现代文学擅长的学者李欧梵（Leo Ou-fan Lee）也在其著述中多次述及文化研究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如在《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设专节论述文化史与文化研究，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一书中设专节讨论“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132]当然，“文化研究”在精确的意义上，也有相对确定的意义边界，及与另一近邻概念“文化理论”之间于叠合关系中存在固有沟隙，与稍后出现的新文化史、新历史主义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在面对具体的研究时，也应当分疏不同模式与方法各自所属的脉理。然在不甚计较的表述中（学界也常如此），似也可权且将之视为一个融会了各种后学科思想，并以对“文化”的分析为核心目标的概念统称，或如学界经常概述的，将这一总的趋势称作一种“文化转向”。正是在这一新的理论视野的导引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中，那些曾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的学者差不多至20世纪90年代，已自觉地进行研究方位的调整。与之同时，新一代的学者也以不同寻常的姿态涌至汉学研究的前台，一同改写着汉学研究的图谱。
在这一时期，文学研究除了关注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以外，在学科的定位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跨学科的研究成为一种常态，另一方面是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已日趋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多偏向于从一些问题或话题的角度切入研究，或以“文化”的观念统合自己的研究，从而将一些文学事实与判断等包含其中，而不是过于计较何为批评、何为创作，在这些界义上做谨小慎微的防御，尤其是放弃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以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概念俯视与框构研究的思路。这种学术策略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得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的界限，文化与文学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尽管习惯上所称的“文论研究”仍有旧迹可循，但从者寥寥。在更多的情况下，即如果还可将之作为一种学术经验加以描述的话，大约可指两种情况。一是那种内在地带有某种明显的文化理论倾向，并指向“文学”，甚至是更泛化的“文本”的研究。这已不同于过去那种直接面向批评性话语史料的研究，而是在对特定话题的阐述中，通过新理论的援入使“文论”再次“赋形”。或如苏源熙所述，是“从历史文献中抽绎出文学理论”[133]。二是在重新设立的话题框架下（这个话题框架多会超出文学的范畴），将固有的批评性话语史料作为“例证”纳入其间。如此一来，原有的文论也就很难被视为具有独立学科属性的素材，而是成为多种论证材料中的一种。与之相应，由于受到新话题的牵引与调动，许多过去长期淹埋在文档深处，同时又处于更为泛化状态的批评性（评论性）话语史料，也就大量地被发掘出来了。
鉴于英美汉学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一重大转向在目前仍处于进行时态，而且也鲜有学者做过系统的梳理，因此也给我们在学术史层面上的把握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不可能对之做出面面俱到的介述与分析。下文作为尝试性的探索，从中选择并勾勒了几种比较显明的话题模式，以示对这种转型的一种确认。同时，根据“泛文论”倾向的出现及其特点，这些话题的选择也自然会超出那种传统意义上严格规范的学科界限。
（一）性别理论研究
从概念上看，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尽管比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所指要广一些，但由于使用上的习惯，常常也多以后者指称前者，或两者替换使用，从更为抽象的角度入手的相关论述，可称为“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在汉学研究范围内，另一个相关的名称“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虽然也受到一些学者（尤其是历史学专家）的推荐，企图以示研究的客观性，但由于后期这方面的研究多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从而显示出明显的话语构建特征，因此仍可将之归至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的范畴中。[134]从西方学术，尤其是英美学术的总体走势来看，作为一种框架性的描述，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少发生过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因此尚不能将所谓的女性主义都限定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来确认。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影响甚大，以至于其在性别维度上的研究也常被视为文化研究三个主要向度之一，笼统地归入后者的话语体系之中。如此看来，至少，对英语世界汉学领域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定位有可能出现两种分类，即既可将之看作一种独立的研究，又可将之设置为广义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
这种新型的女性主义研究在汉学界的兴起，似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已在理念上渐趋成熟与相对定型。像后来对美英汉学界中国传统女性研究产生示范性影响的一些学者，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费侠莉（Charlotte Furth）、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白馥兰（Francesca Bray）、孙康宜等人的初期著作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陆续问世。毫无疑问，这批学者对中国传统女性群体的研究有各自关注的领域，涉及社会史、医学史、家庭史、风尚史、文学史、身体史等多个方面，并表现出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与之同时，虽然在一些认识上存在若干分歧，但是她们的研究又都传递出了一些相对一致的观念，呈示出向后知识批评转向的比较强烈的自觉意识。[135]大致而言，一是表现出对普遍性话语的不满，试图从对中国传统女性的研究入手，提供一幅与西方女性世界有很大区别的多样化图幅，以证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二是在比较充分地兼顾对自然、经济与政治等复杂因素的考察的同时，将“文化”对性别与身体的建构作用置于观察与分析的核心。[136]她们也都采用了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所普遍使用的，带有话语因变量属性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来整合与操作自己的研究理路。[137]三是从研究的效果上看，将性别问题置于中国传统语境中，可以得出若干重要的结论：一是从宇宙论角度发现的男女同体，及与之承应的从社会论角度发现的男女伴侣模式[138]；二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非全然属于过去所认为的“受虐”的对象，而且也是具有某种主体的“能动性”（agency），或话语协商与微部抵抗能力的群体。[139]由于女性被看作既生活在男性话语所规定的秩序中，同时又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参与历史的建构，因此，通过凸显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构成作用（尤其是明清时期），也将改写一种由男性视角所完全主导的中国史的整体面貌。无论以上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否直接与文学表征有关，它们提出的这些基本理念均具标杆性的意义，并对此后性别史研究的展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偏向于从女性主义话语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并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高彦颐、魏爱莲（Ellen Widmer）、孙康宜、曼素恩、李惠仪（Wai-yee Li）、马克梦（Keith McMahon）等。随着一批新的成果的发表，及新的研究观念在相互切磋的管道之间的快速流动，一些组合性的运作也开始出现，并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中思想的聚合与扩散。1993年，以魏爱莲与孙康宜为首的学者，在耶鲁大学召开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妇女与文学研究会议”（Women and literature in Ming-Qing China Coference），会议的论文后在1997年结集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女性书写》（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40]正式出版。如果说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群面还比较广的话，那么在2006年于哈佛大学举办，由方秀洁（Grace S.Fang）、魏爱莲发起的题为“由现代视角看传统中国女性”（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Through a Modern Lens）的学术会议，则将视角集中在对闺秀文集的研究上，偏向于对文本的文化研究。
与之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注重对女性书写材料的搜集与编选，孙康宜还特意为此撰写了《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采辑策略》（Ming-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1992）一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以明清女诗人为主的各种编集，其后又与苏源熙合编了《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141]一书。这些搜集与整理的范围逐年扩大，已相当周全，也包括了那些从“男性的凝视”出发进行记录与整理的女性素材。在后期则又出现了伊维德（Wilt Idema）与管佩达（Beata Grant）主编的有关女性书写的《彤管：中华帝国的书写女性》（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2004），收录范围超出了此前美国汉学界集中关注的女性诗词，而扩展至女性的散文作品、故事、书信、戏剧、弹词、宗教文献等多种材料，并提供了史传性解释与评注，试图借此展示更为多样化的女性生存与书写的面貌。[142]此外，近年为季家珍（Joan Judge）等主编的《超越楷模：重读中国女性传记》（Beyond Exemplar Tales：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143]，收录了曼素恩、贺萧（Gail Hershatter）等十几位美国汉学家对女性传记的发掘成果，包括对烈女贤媛、碑铭小说、史外遗本，口述历史等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有特殊的意义。女性书写史料的大规模开发，不仅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帮助，而且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叙述谱系，对过去公认的所谓“经典”范畴提出了挑战，使得长期处于哑声状态的“边缘性”书写被重新纳入文学研究的中心。[144]
在这些史料的开掘中，大量与女性书写相关的文论得以浮现，并受到关注。例如，孙康宜与苏源熙合编的《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就包含“诗”与“批评”两大部分，批评部分又分疏出“女性批评家与诗人”的评论与“男性批评家与诗人”的评论，大约占140页的篇幅。[145]孙氏早期所撰《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采辑策略》一文也很注重相关的评论。在介绍各种女性结集时，几乎在每条之下，她均会不失时机地摘引出附于书中的序言、评注等，以此标示、印证选家的编辑理念。在介述《众香词》时，孙康宜引用了吴绮序言中用“女性特质”来解释词的文类特征的言说，认为这也是女性更偏爱于词作，及能够写出好词的主要原因。在介绍钟惺选辑的《名媛诗归》时，孙康宜不仅有意提示该书对每首诗都有短评，更指出钟惺所撰的序言当为明代男性学者对女性作品认识的最佳范例。当然，源于女性的诸种评论也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她们在序跋中所展示的大量引文及诠释无异为一种提升女性书写的‘自我铭刻’（self-inscription）”[146]。茂林·罗伯森（Maureen Robertson）所撰《变换主体：序言与诗中的性别与自我铭记》（Changing the Subject：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147]一文，即对这一主题做了深入的阐释。
与之相随，各种相关的文论概念也被重新提取出来并获得了阐述。其中，“情”的概念最为引人瞩目。高彦颐即在《闺墅师》一书中设有专节，讨论“情”在中晚明文论中形成的过程，及这一概念是如何在男性的带动下贯穿到女性文学批评中去的，也包括男女在感受与评述“情”的含义时出现的一些差异。作为一种具例，高氏详细论析了在对《牡丹亭》一剧的接受过程中，许多女性受众是如何饱含激情地参与到对“情”的评说之中的。这不仅可以以《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这一记录文本为证，高彦颐还发现：“大量明清女性发表过对《牡丹亭》的评论”，并几乎不约而同地一致将“情”的价值置于首要的位置，而由此产生的文学阅读与批评实践，也促成了在实际情感生活中女性对平等与合作式的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148]孙康宜则积极地评价了钟惺对“清”这一传统文论范畴的阐述，认为钟惺明确地用“清”的范畴来概括女性诗歌的特点，可谓深契于女性与生俱来的性情特点。[149]而在另一篇论文《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中，孙康宜更对“清”的范畴做了文论史上的系统梳理，指出在钟惺那里，由于将对传统文论对“清”的解说转接到了对女性特质及其诗词的评价上，因此造成了一种意义的移位，可谓颇具只眼。[150]也有学者提出，只有将明清时期女性写作力量的获取放到传统儒家关于“文”的语境中去考量，才有可能理解受过教育的那些女性是在哪里重新定位自己的。[151]另如方秀洁等人，则提出有必要将晚明女性书写批评置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语境中加以识别，认为明中后期两个阶段（1550—1560和1620—1630）出现的女性诗歌选本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借助于对隐含其中的批评与编辑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与同时期的两大批评思潮，即前期的复古主义文论、后期的反复古主义文论（性灵派）均存在观念上的相应关系。由此可见，主导性文论思想及其转换均会显在或潜在地辐射到女性选集的编辑理念上。[152]很明显，以上所有这些论述的展开绝不等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论研究理路的重沓。如果没有女性主义的问题框架，不仅不可能出现对这一新的文论空间的开拓，同时也不可能出现对这些史料的富有新意的探索。
全面地回顾这一阶段性别研究的成果，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现，在女性书写的范围中，更多的研究还是集中在跨语域的领域，即在抹去创作与批评的界限（甚至于文学与文化的界限等）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是以女性主义的某一问题域或理论为出发点，重新寻求及组织探索的进路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学者们大量地取用了新近出现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资源，诸如权力与协商、文化资本与社会再生产、日常生活与消费娱乐、身份特征与文化建构、意识形态与表征模式、结构与能动性、话语策略与经典解构、公共空间与私性领域、阶级与性别等概念与理论话语，频繁与密集地将其织入关于女性文化文学分析的纹路中，以至于铸成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型。这也是一个颇富魅力的话题，许多学者均参与其中，并贡献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如取其大端来看，我们也能大致察知包含在这一研究中的一套写作策略与目标，及对固有的现代性话语，即那种将中国女性想当然地视为传统制度受害者的观念进行祛魅的强烈冲动。就后一点而言，尽管研究者之间仍存在某些意见上的分歧[153]，但无论是认为男女之间属于互补型、伙伴型关系，还是支配性结构中的差异性关系等，均赋予了传统女性某种积极的历史能动性，肯定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与文艺生活中所展露的丰富才性与智慧。而这点，也被学者们看作对普遍性西方话语模式的一种偏离，甚至抵制。或如孙康宜所说，这也是“中西文化研究的差异”[154]。如此而言，对中国女性文学及其批评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会比较全面地改变与提升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面貌，也会给西方的批评理论带来某些重要的启示。[155]
（二）传播理论的援入
在电子媒介诞生与普及之前，传统的文本传播方式主要是依赖纸本，或更早的简帛、金石刻本等介质进行的，至于落实到生产与接受等环节，又可具体分解为抄写（刻录）、出版（编辑与印刷等）、流通、阅读等活动单元。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因为主要采用的是带有某种封闭性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因此对其他诸环节的作用大体是忽略不计的。过去中外学界也有中国版本学、印刷术等的研究，并将之看作独立的学科分支。但是传统的版本学研究注重的是版本的样式、文字的准确性等书面要素，并未将之置于生产、流通及与社会互动的流程中加以考察。对中国印刷术的研究在英语国家汉学界也续有其人，比如早期美国汉学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所撰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56]，就是第一部系统考察该领域的专著，在国际学界影响甚大。其后，专治中国印刷术并成就突出的有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等。钱氏不仅受邀为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编的《中国科技史》撰写了有关造纸与印刷术的一章，而且也出版了大量有关于此的著述。更后一些的杜希德（Denis Twichett，崔瑞德）等人的研究，则同样显示出在实证意识指导下的某种努力。[157]这些研究多倾向于将印刷史仅视为一种物质技术上的表现，而未将之置于更大的传播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量。[158]
从传播的角度介入中国各种传统文本、书籍、图版等制作与流传的研究，大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首先与媒介的进展、传播对当代社会生活及全球信息流通等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与之接应，随着新的传播理论的兴起，学界对各种文化与文本制品的认识开始改变。尽管从不同视角出发而展开的传播研究所选择的立足点与切入侧面有所区别，但大体上均会认同整体“循环”（circuit）系统对文本的影响这一看法，即文本不再被看作孤立的现象，而是在传播的循环系统中产生与构造其意义，或使意义发生某种移位，因此有必要从传播的过程重新考察认定文本及其意义的生成状况。鉴于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将媒介视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不仅将循环论有力地纳入自己的研究系统[159]，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将“文化”与“社会”相结合的分析模式，并能够将对传播技术、图书贸易市场、大众消费、阅读反馈等的考察作为分析文化变迁的一个补充性或对话性视角，因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备受学界的青睐。而其也与20世纪70年代后在法国及美国等地相继出现的阅读史、书籍史、印刷史研究一起，共同推动着这一思潮的蔓延。[160]
就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受到传播理论与“文化转向”的启发，其关注点有了新的调整，所涉包括跨国文本的流通与对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播现象的研究。[161]以后者为例，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魏爱莲、贾晋珠（Lucille Chia）、周启荣（Kai-wing Chow）、苏珊·切尔尼雅克（Susan Cherniack）等人，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投身于中土文本与书籍的传播史研究。1996年，美国《明清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又有其他称名）杂志设立的特刊“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收入了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贾晋珠、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启荣、白恺思（Chtherine M.Bell）撰写的6篇文章[162]，可看作北美汉学家引入新的视角，并借助集体的力量来推动传播学研究的起锚之举。1998年，包筠雅牵头举办了一次以出版传播为主题的会议。许多与这一议题研究相关的学者都参与其内，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进展（稍有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直到2005年才正式面世）。[163]在此之后，各种精深的研究叠相生发，触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层面，以英语写作并陆续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贾晋珠的《印刷的利润：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11世纪至17世纪）》（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11th-17th Centuries］）[164]，周启荣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165]，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6]，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167]，英国学者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的《发现印刷术的女人》（The Wome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168]等。也有一些学者，如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季家珍等人，更将注意力集中于对近现代以来的书籍与报刊等传播介质的勘察[169]，马兰安（Anne Mclaren）、包筠雅等人对传播环节的后端，即阅读经验与“阅读大众”做了饶有意味的探索。[170]尽管这些研究相当注重实证方法的采用，考据功夫做得很细，由此而发掘出了大量曾被掩蔽的史实，但以这些学者所采用的叙述框架来看，已非所谓的客观研究能够涵括，而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较强的理论意识，即借助于文化研究及传播理论的一些新观念来重构史实，树立起阐释的新方向。这也多在作者为自己著作所撰的序言及一些相关论文中做过交代。
这种渐次展开的思路，当然会波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并进而影响文论阐释的方向。从文本传播的意义上看，一方面，鉴于“文学”概念在传统语境中的泛化状况，因此有时不易将之从各种混杂的文本或文类中区分出来；另一方面，文学的传播一直也是明清以来出版的大宗，并很深地介入到整个出版、印制与阅读等活动过程中。既然如此，上述的这些著作也多将文学传播的内容包含在内。当然，从现代的学科界义来看，也可做适当的分疏。由此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美英汉学中，在“文学”这一名义下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十分丰富的，并与整个思潮相一致，表现出了以新的理论视野梳理文学经验的取向。其中，高彦颐便是最早涉入这一话题的学者。在1994年出版的《闺墅师》中，她就在首章大篇幅地探讨了晚明以来出现的繁荣的出版业对构成“阅读大众”所起的作用及二者的互动关系，从而将女性读者与作者彼时的激增、“才女文化”及文学交际圈的构成，置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来考量，由此摆脱了传统的就文本分析文本的旧式。在此之后，将“文学”置于传播方式中予以探察的各种研究开始蔚兴，萨进德（Stuart H.Sargent）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手写、印刷技术等出发对宋词特征所做的探索即为一例。[171]魏爱莲也是较早关注文学与传播关系的学者，撰有大量这方面的论文，如《杭州和苏州的还读斋：17世纪出版活动研究》（The Huang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A Stud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Publishing）[172]。她的近著《红颜与书籍：中国19世纪妇女与小说》（The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从其擅长的女性主义研究入手，结合对几种小说（包括弹词）创作、接受、传播的分析，考察了17—19世纪女性作者与读者、印刷文化之间的关系。[173]儒莲奖获得者何谷理（Robert E.Hegel）撰有《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的阅读》（The 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174]，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构了清代小说文本的生产与阅读的意义。何谷理对小说插图的研究也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影响，柯律格（Craig Clunas）等人都曾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探索各类出版物中出现的图文现象与商业消费之间的关系等。[175]而上述周启荣的著作，虽然标题显示的是对一般出版状况的讨论，但这种状况事实上又被他界定为一种“文学的公共空间”（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社会”（literary societies）、“文学文化生产”（the production literary culture）的场域。[176]这种把握当然也是与当时相当泛化的文学观念对接的，而作者也正是在这一语义范畴下来讨论晚明时期日益扩张的商业出版、文学精英群体与帝国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关系的。另如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等人的研究，也涉及晚近以来的同类话题，即新兴媒介报纸、杂志、广告等对文学场域的重塑[177]，不一而足。
除了汉学家密集投视的明清时代，即为他们充分概念化了的所谓“中华帝国晚期”之外，唐宋及更早时代的文学传播特点，尤其是“前印刷时代”的“写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手抄本文化”）现象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其中，宇文所安的一些讨论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在他看来，在印刷术发明或普及之前，口传与抄写是记录下创作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无法判断“原本”的形态，因此异文与变体事实上便是文本的常貌，文本也因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实，而是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中的。[178]沿着这样的思路，不少学者对抄本现象做了深入的阐释与发掘，比如田晓菲（Tian Xiaofei）所撰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 Manuscript Culture：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179]、倪健（Christopher M.B.Nugent）所撰的《发于言，载于纸：唐代中国的诗歌制作与流播》（Manifest in Word，Writen on Paper：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180]等，均是近年问世的该方面研究的力作。它们借助具体的研究阐发了由手抄本文化引起的大量理论问题，从而对既有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形成了不可回避的冲击。[181]
从以上绍述可以看到，汉学界对文学的理解被再次理论化了，即借助于传播理论，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理论所提供的新的视角，将“文学”置于更大的流通场域中，从而视之为由一条持续循环的活动链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提前地将文学文本假想为封闭的、不可变动的意义之源。随着这种视野的展开，也必然会涉及诸如文化工业、印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技术制度、社会身份、阶级分层、阅读大众、殖民旅行等一系列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概念。所有这些都与某种确定的“观念史”一起，被看作在文学的“制造”过程中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与作用。当然，这也将有别于一般性的理论阐释。汉学研究主要还是将这些理论融合在对史实的考察之中，将理论与史实安置于相互证明、相互生成的关系中的。
另一方面，大量的批评性或评述性话语史料也被重新调动出来，置于话题的演绎与论证过程中。这大致可以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新的传播话题下将某一确定的文论题材作为直接研究的对象。在近期的英语出版物中，王宇根（Wang Yugen）所撰《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Ten Thousand Scrolls：Reading and Writing in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182]大致可归入此类。该书围绕宋代印刷术对阅读与写作的影响，对黄庭坚的“诗法”论进行了新的探索。撰者以为，黄氏的诗学主张其实是基于印刷术导致的书籍的大量增长而提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围绕传播的主题所进行的研究虽然不是一个整体对应的文论对象，但却是将文论——在传统的语境中事实上更可称为各种“评论”性的语言——视为文化传播的一个相当核心的塑造功能来加以处理，周启荣所著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即属此类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周启荣在审视新一代文人的写作与出版的过程中，集中探索了作为晚明商业出版物的多样化“评注”（commentaries，主要是针对“四书集注”的）是如何对官方钦定的解释形成挑战的。他认为正是这些“副文本”（paratext）的大量生产，并成为科举考试中炙手可热的用书，改变了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方向；进而，也由于职业批评家在晚明时期的兴起及参与到各种民间出版之中，尤其是通过撰写序言、评注、点评等，促使文学权威逐步从政治中心转移到由商业市场所构建的社会空间。周启荣由此认为，过去的文学史与批评史研究尽管都积极地讨论过明中期以后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如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唐宋派等，但同时又都忽视了这些流派与文学领袖在科举考试与商业出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新一轮的考察（有专门的列表说明），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从嘉靖到万历后），不仅批评家参与出版的频率在不断提高，而且不同的批评流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当时的大众出版趣味，并对科考的技术、风格与思想等的取向起到显在的引领作用。[183]
第三种情况是，在对文学传播的某一话题的研究中，评论性或批评性的史料多数是作为一种论证的依据被引述的。这些评述性话语源于各种诗话、序跋、题记、凡例（编辑体例说明）、文章、评注、批注（行间注和页下注）、评点、哲学著作，甚至于诗文与史著等。[184]这些做法在上引的汉学新著中是十分普遍的，以至于常与对文学史文本的考察一起，共同支撑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话题叙述。但是这些混成性的评论或批评话语的使用一般都不是现成获取的，而是由于新话题的出现，才使得大量非常见性的，甚至非标准化的批评性史料得以被重新发现，并围绕一个新的论述重心被拢聚在一起。另有一种情况虽然不一定必然与批评性史料密切相关（当然也会涉及），但也值得一提。这便是对隐藏在某类文本生产活动中的观念模式所进行的研究。这些观念模式也可称为“编辑方针”“编辑理念”等，是由各种批评意识组成的。既然如此，通过对这些编辑思想与策略等的剖析，便可揭示出蕴藉其中的特定时期与编者的批评观。[185]当然，如果从规范化的文论概念出发，这种研究所包含的理论取向相对要弱一些，如田晓菲的所撰《尘几录》。
总起来看，并借助以上这些描述，我们似乎又再一次遭遇同样的问题，即文论是怎样在当代的研究进程中被重新表达与塑形的。至少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文论”这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一代时尚的概念，在这一逐渐成型化的新研究模式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这与整个后学科、后理论试图消弭各种人为强化的界限的理路或趋势，也有所关联。
当然，目前对明清时期传播状况的研究也还是存在一些缺口，这是因为学者们更多地将目光投诸更为机制化的印刷与出版等环节。而事实上，除了那些整体性较强，同时也便于成书的文本（尤其是小说戏曲、科举指南、史学著作等）之外，许多在思想史、文学史、批评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篇章（如书信、赠序、志铭、题记、论文，以及许多诗歌等），在一开始仍是多以单篇与零散的手写方式出现的，故也常常在较小的规模中被传看。正如我们所知，大量的微文本（小型篇章）均是在撰者晚岁或去世之后才被结集并印刷成册的。这也可称之为“机制化之前的传播形态”。因此也需要相对顾及此类文本的传播特点，将它的流播落实到对更为具体的时地等要素的考察，不只是笼统地将印刷与出版文化视为“传播帝国”的唯一形式，以致忽视这一时期文化生产与循环的多层次性。
（三）书写理论
“书写”（writing），虽然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用语，但将之作为一个理论命题予以聚焦性的阐述，进而在植入大量新的含义后被整合至当代主流知识话语之中，当首先归功于法国文化理论学派的工作。早期学者巴特、德里达、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书写”（écriture）做了超出常义之外的解释，并视之为一种能够对思想史、观念史施予重大影响的编码活动。仅以上述学者的论述来看，大致而言，至少包含三种有所差异的思考方向：一是将书写视为一种携有根源性意义的、形式化伦理的表征方式（巴特）；二是用书写来对指与表音意识形态相别的一种更具心灵自主性的铭记方式（德里达）；三是将书写看作被以特定的方式组装起来，从而也会给外部世界秩序的运行予以赋权的“神话”模式（德·赛都）。虽然这几个方面的用义有所不同，但又均在各自的论述中将书写这一概念涂抹上了鲜明的“文化政治”底色。这固然与法国20世纪中叶伊始的理论风尚有密切的关系。
与之相随，书写的概念被快速地接引至诸如民族志、后殖民等自反性研究之中，也渗入了此期在各领域中出现的向识字史、写作史、印刷史、阅读史、书籍史、翻译史等转向的潮流中。以后者为例，夏蒂埃、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 罗萨琳德·托马斯（Rosalind Thomas）、亨利·马丁（Henri-Jesn Martin）、布莱恩·斯托克（Brian Stock）、沃尔特·奥恩（Walter Ong）等人，在对西方古典与中世纪等时期相关活动与事件的考察中，便颇涉“书写”的概念，由此而渐次垦拓出新的研究空间。
就以上而言，尚能发现一个从理论向历史楔入的步骤，即以理论为先导，逐渐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多个分支领域。而理论与历史的接合又形成了互为受益的效果，恰如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显示的，在理论神启式地点亮了历史的探寻之路时，历史也在大幅度地修订、充实、改装着理论的法则，并以无穷延异的方式为书写的概念填充丰厚的含义。
正是受到以上这些趋势的影响，在当代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汉学领域中，约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以“书写”为名的著述乍然增多，尤其是将这一概念挪用、结合到对中国传统文献与文本的考察中，试图借助于这一新的概念化工具重新诠解中国文化构成的特征。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其他新的研究多集中在“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变迁，以探索独特的现代性展开进程，汉学界对书写史的研究则一般多偏向于以“早期中国”（Early China）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并试图凭借这一与西方世界有着较大差异的历史语境，从异文化的起源处来重新鉴别书写的功能与特点，扩充对书写含义的多样化认识。
当然，如从中国的传统表述来看，书写的概念其实早已有之。诸如泛义上的“文”也属书写概念的题中之意，或倒过来看也一样，因此，也可在此意义上将之归入文论史的论述范畴。书写研究与文论研究的关系，也可从“书写”与另一文论概念，即“文本”之间难以驳分的关系中得到明证，因为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无法脱离文本而讨论书写。关于这点，艾布拉姆斯等人所编纂的《文学术语辞典》，便是将“text and writing”放置在同一个词条中来注解的。[186]这自然与受到新的学术走势的影响有关，从而不仅印证了文本与书写两概念实际存在的某种孪生关系，进而也将文本化（textualization）看作书写的一个操持过程与结果。而取“书写”与“文本”的并置，也就打开了文本理论原有的设限，更新了文本研究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书写或为其带动的文本的概念均具有跨文类的属性，已不再为狭义的文学概念所限定，因此也可为文化人类学、新史学等研究所共享。而对之的探索或理论描述也就自然与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文化理论交融在了一起，并导向一种泛文论的趋向。[187]
从总体过程来看，后知识语境下的书写与书写史研究，一方面会不断地征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如文化传播学、解构主义、权力理论、新历史主义等成果，以扩展自己的话语容量；另一方面在美国汉学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则是会承继那些传统学科研究的轨迹，比如接续长期以来汉学领域中有关中西比较语言学、文字学等的研究与话题论争，并将传统文献学、注释学、版本学，当然也包括将狭义文学与狭义史学研究等学科发展中原有的议题兼容在内，进而通过将历史重新概念化的方式，引申出一个新的，同时也是边界并不十分确定的学术话域。当这些研究共同簇拥与纠缠在书写的概念之中，或机遇性地与书写的概念发生邂逅之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某种向“大汉学”回返的征兆。就特定的学科而言，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之下，20世纪90年代之前通行的那种专门化的文论研究已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并逐渐地撤离到人们的视线之外。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基于此，本文希望以此概念为聚焦的中心，从近年汉学研究浮现的多种研究材料中抽绎出一些近似的议题，并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呈现出在书写的名义或意识下所展开的新的努力。
1.“文本”与“权威”
从总的趋势来看，在书写或书写史的话域之中，尚难确定是谁铲出了最初的那把新土，我们宁愿将之看作一个渐次性递进的过程。其中，尤其需要关注的还是在传统学科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某些意识，有时也会为下一步的探索搭建出渡越的津梁。就较早的情况而言，值得一提的是鲍则岳（William G.Boltz）的研究。鲍则岳1994年出版了《中国书写体系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一书，其标题已明确地将“书写”的概念囊括其中，尽管内文看似主要讨论汉字的早期情况，但意图却是将汉字视为书写的呈示方式来加以思考的，并非受限于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这项研究当然是基于大量的实证性考察，但仍裹挟了一些明显的理论上的冲动，呈现出向新范式移进的痕迹。其中，至少有两个方向的论述具有示范性意义。一是，汉字的书写属性究竟是否可归为“表意性”（ideographic）的范畴，从而可将这一前殖民时期十分流行，并争论不休的命题重新置于后殖民的言说语境中加以重估。[188]从后来的研究看，这一视角也辐射到了相继发生的口语与书写语关系的历史争论上，并与这些争论一起激发了从语言、字词等所谓的“语文学”（phiology）的角度重新考察汉语书写问题的热情。二是，也是更具启发意义的是，鲍则岳将汉语书写变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点置于秦汉时代，提出了秦汉时代其实是汉字同时也是汉语书写被重构（reformation），进而被标准化（standarization）的关键时期。“《说文解字》便是在秦始皇时期帝国的政治统一之后，由李斯启动的为了使书写标准化而施行的正字法改革的终极成果。”[189]虽然还不能孤立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但汉字的标准化毕竟透露出秦帝国所实施的统一化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190]，由此而使这一重塑活动镌刻上了国家权力意志的鲜明属性。这样的推理路线，自然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再次挂连到一起。[191]对文本“权威”或权力作用的考察，在鲍氏后来的论述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维度[192]，并且引起了汉学界的积极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出现的两部著作，几乎不约而同地将“书写”与“权威”的概念标目在书名中，即1998年出版的由康奈利（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撰写的《文本的帝国：早期中华帝国的书写与权威》（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1999年为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撰写并出版的《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书写史研究的一种观念走向。
陆威仪在20世纪90年代初撰有《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193]一书，提及中国战国时期发生的权威过渡或转换的问题，即所谓的“弓箭到文本的历史”，以为这是与从以世袭为基础的血缘契约而至以法律为约束的国家体制演化相一致的过程，进而导向一种身体仪式的“文本化”。但是作者并未对“文本”的概念进行必要的分析、限定与展开。[194]此后，或是受到新的学术理念的影响，陆威仪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投聚于对文本演变与政治作用的关系上，随后出版的《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权威》一书即在此方面所做的一项较大规模的实践。陆威仪对研究的目标先有一个限定，即关注的仅是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上如何制造与运演权力的那些文本类型，在这一可控的范围内检测各种群体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目前西方有关书写与权力的理论，基本上都可用于对战国时期“权威转换”的观察。通过对诸文本及其用义与功能的探索，人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书写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作用，便是在文本中创造出一个“平行的现实”，并声称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195]随着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在“前帝制时期”被普遍信赖的征战原则与思想独立传统均遭到明显的削弱，书写上的一致性至汉武帝时期达到了巅峰。从书写者身份位置的替换看，此时出现了一种兼具官僚与教师双重身份的，同时也为体制所收编的新一代精英。一方面因为经济上的依附，另一方面也多少出于内心的真诚，“国家”成为他们进行文本书写的最为权威与卓著的样式，而学术性的书写也开始沦为制造财富与名望的机器。陆威仪的研究涉及多种文类，如行政文献、诗赋杂文、哲学论著、史学著述、政治散论、历法舆图、百科全书等，而这些也都可以用泛义的“文学”或“文学文化”的概念加以括述。[196]这一共名当然有独特的意义，除了含有对传统的有关“文学”的概念的重新调用之外，更在于就作者看来，这些文类尽管体例不一，然而却通过书写（“去自然化”），共同为构制出一个史无前例、包罗万象并跨越多个世纪的“世界帝国”提供了想象性认知。同时，这也是一种反事实性的模式。[197]陆威仪最后还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中关于“Uqbar”的描绘来说明他的寄意，即汉代书写所建构的这段历史，就像在一部冒名的百科全书中才能查阅到的虚幻之地“乌克巴尔”一样，不过是一个假想性的“文本之梦”。[198]陆威仪的论说也隐在地涉及对文学与史学两种传统设定的书写边界的质疑，因此也与其他学者在另一分支话题上所展开的问题串联到一起。很显然，后一方面的讨论在北美汉学界一直也是很活跃的。[199]另如史嘉柏（Daivd Schaberg）在其所撰的《模式化的过去：早期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形式与思想》（A Patterned Past：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2001）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也阐述了类似的看法，并对早年在抒情传统研究中提出的直呈式结论进行了质疑。[200]
康奈利的著作，聚思于一种政治表象的构建方式，不仅涉及对西方当代书写史/文本史研究多种著述的评价，更涉及对多种后理论资源的借鉴。书名中措出的“权威”一语，按其所述，大致类似于“霸权”（霍尔）、“权力”（福柯）的概念，也可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概念相互替指[201]，甚至也可用“主体性”的概念附述之。而作者也是怀有这种高度的理论意识谋划自己的著作的，故比之于陆威仪一书，会更多地在叙述中凸显被有意强化了的文论色彩。康奈利的研究同样集中在秦汉书写方式转型的问题上，然仍与陆威仪主要从国家权力变更、政治身份移位的角度考察这一转型有所不同，康奈利更倾向于将文本书写看作帝国权威构成的一个逆向性的动因。关于这点，著者认为可从多个角度加以论证。首要的当然是作为书写介质的统一化。例如，现在所说的“文言文”（literary Sinitic）便是秦汉帝国文化一体化政治的产物之一，除了字形以外，文言文也包含一整套词汇、句法、文类（子类）等的规范性习则。很显然，文言文的词语并不是与体验所试图表达的对象相应的，然而其书写规则却预先提示了表达的内容，因而带有法典性与强制性的效果。[202]尽管秦汉在大一统的威权格局中也保留了自战国时期延续而来的地方传统的多样性，比如存在各种口语与方言，但是在书写语言之中，目前唯一被发现使用的却仅仅是文言文。其次是汉代出现了为官方意志所主导的，同时也是高度发达的编辑系统，以致我们能够看到在对经典的构造与意义转化的背后，实际上会存在一套特定的叙述法则与特殊的意识形态，以权威的方式指导着其他各种书写活动（比如“纯文学”的书写[203]）。从传播的视野上看，帝国的实践便常常依赖于这种文本的循环，使得权威自身能够在这组文本转换的线路上获得授权，并借此造成一种“文本整体性”的效果。以同样的逻辑推断，汉代的“士”阶层虽然也可看作由社会地位构成，并且是文本书写的主体，但是由于他们对文本官僚政体的隶属，因此还是更适合将之看作文本政体（textual regime）的一种“效果”（effect）。[204]如此一来，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流行的所谓社会与政治对主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便由于插入了一个新的中介而发生了程序上的偏转，即更偏向于被认为是文本的权威（及生产这些文本的机制）构建出了作者所谓的主体性。与之相关，康奈利也会不断强调：“文本性并不是一个表征社会的工具，它自身便是表征的权威。”[205]因此有必要超越传统认为的“它是那样”的解释，而取向一种“去自然化”的解释。
上述学者聚焦的这一“权威”论题，还将在这一时期有关书写的其他研究中被不断触及。这些研究自然依托于丰富的史料，所涉议题也不限于以上的简短绍述。但在这些颇富新见，并且也将有重大开拓意义的阐述中，也存在一些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证上均难以牢固立足的纰漏。康奈利与陆威仪的相通点，在于不管他们曾经有过多少补充性的说明，均很明显地将“早期中国”做“整体抽象主义”（totalizing abstractions）的架构，也就是从一种被整体打造过的理论假设出发去拢聚史实，并最终获取一种自我循环式的结论。[206]就此而言，也可以将此类研究看作后理论驱动下的一种结构主义尝试，或后殖民批评语境下所做的另类东方主义的冒险。[207]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需提出来辨明，即所谓的“文本帝国”的提法，也就是将文本看作权威建构的几乎是最为重要的介质。尽管，两汉时期留存的文本数量较大，与其他古老的文明的“废墟”性相比，中华文明依然有赖于它的“文本”性而始终能够保持历史记忆的延续性。[208]但是这些文本的实际流动状况，以至于与影响权力塑形的作用，并非如上已述。这是因为，在纸张尚未发明，并主要是以竹木简为书写的物质前提的情况下，备份（尤其是大的备份）的制作必然是十分困难的。同时，大量首次书写而成的文本更是仅为皇室或官方据有，或仅滞留在少数私人的手中，无法成为广泛传播的读本。就目前所能发现的两汉时期的版本来看，许多的文本往往也只是留下了一个或数个备份，而且多为后人重新录制。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为此，我们应再次重视口述语言在信息传递以及政治构型中的特殊意义，以免过度放大书写的功能。[209]
2.注释学研究
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另有几种与书写相关的研究也颇值关注，其一便是对“注释体”（注疏体，commentary，exegesis）/注释学的研究。注释学在当代频获学界青睐，当然首先与解释学，特别是解构主义提供的新的解码理论有关，由此成为一种甚为迷人的视角，并出现了“中国解释学”这样一种提法。而注释学之所以能置于书写的范畴之下，是因为它与其他书写活动一样均基于同一种介质，甚至于往往被嵌入正本书写之内，并一般会被看作正文书写的附属品，因此也类同于“副文本”的概念。过去对注释的研究多偏重于论证其与正本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也不甚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看待，而新的研究则更多地有意识地发现其与正文之间的缝隙与驳离，以及如何以另类书写的方式移动经典的意义，由此而大大地增强了该文类的独立性。与之同时，尽管直接面对的仍然是“文本”，但一些新的研究却注入了“再次书写”的意识，与书写史的研究产生了微妙或难以割舍的关联。
在一个宽泛的区域内，叶维廉等人的研究也可归入此中[210]，并相应地会对同一话题下的其他研究有所影响。而具体地落实到“注释”这一环节，北美汉学界中较早的研究可溯自余宝琳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一书。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范佐伦（Steven Van Zoeren）的《诗与人格：中国传统中的阅读、注释与阐释学》（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1991）、韩德森（John B.Henderson）的《经文、正典和注释》（Scripture，Canon 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1991），以及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1993）等著作。世纪之交出现了韩大伟（David B.Honey）所著的《顶礼膜拜：汉学先驱与古典汉语文献学的发展》（Incense at the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2001），周启荣等编纂的旨在从长时期的历史阶段阐述经典注释流动性的《想象的分界：变动中的儒家教义、文本与阐释学》（Imagining Boundaries：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Text，and Hermencutics）[211]，涂经诒主编的从西方阐释学角度出发处理儒释道等经典解释的论文集《经典与解释：中国文化中的阐释学传统》（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212]，余宝琳等编辑的试图参与对几种古典文本解读与注释的《文词之路：早期中国阅读文本的书写》（Ways with Words：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ealy China）[213]等，其后的研究则更有细化与扩大化的趋势。[214]
从方法论视野看，余宝琳早先的著作还仅涉及对一些注释（《毛诗》的序注）的研究，也尚未涉足更新的理论视野。范佐伦的著作则明确提出，要用阐释学这一源自西方的文论概念与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注释学，但又认为其所定义的阐释学不同于西方早期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阐释理论，这也是由中国阐释学（或“经学”，“Classics studies”）自有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后者的核心是将“经典”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终极意义的权威性文本，其解读的目的是内化地造就与经籍意义相一致的人格。以《诗经》解释学为例（尤其是毛诗学派的注释），解经学的宗旨即体现在“诗言志”这一核心表述上。具体而言，“志”是一个固定在文本中的，并且单一与不变的中心意义，但对它的解释又是丰富的，会随社会场景的变动而发生变化。[215]以此来看，虽然也需要关注意义的变动，然而从中国注经学中呈现出的理论方式看，其又与“解构理论”（deconstructive theories）的旨向似无甚关联。
韩德森的著作处理的是儒家经籍中正典与注释的关系，尤其偏重于“注释是如何面向经典的”[216]这一问题，特别是它们制造了什么样的假设，以及是怎样处理与经典文本所存在的冲突与矛盾等成分的。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讨论这一问题，韩德森选取了中国儒家以外，印度吠檀多、犹太教、基督教（《圣经》）、希腊（《荷马史诗》）与伊斯兰教五个不同的正典与注释传统加以比较，认为其间存在共同的基本假设与诠释策略，同时又因这些假设与策略存在应用方式上的差异而有分岔。[217]在他看来，尽管注释会与原典存在意义上的通达，但是几乎所有的注释又都会基于一种假设而介入对经典的读解中，必然造成与经典含义之间的某种剥离，而这也将是我们重新研究儒家经典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218]从上可见，韩德森的研究显然已经比范佐伦更递进了一步，即更强调注释学所带来的对原初经典的解构性功效。既然注释活动是一种再书写，那么意义的延异便会发生在文本间的传递与交接之处，从而使原典的确定性无法着落。这与此期在手抄本文化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较为相似。而韩德森这种以全球史视野为坐标，从而对多种文明注释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方式，后来在韩大伟那里又有了结合汉学史经历所做的更为绵密的展开。[219]这无疑也将是未来汉学研究与比较文论中的一种颇值得借鉴的路径。
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设定了一些明确的论辩对象，首先集中在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余宝琳、宇文所安等人对中西文论二元差异（真实与虚构、模仿与非模仿）的固化性解释上，并通过对“隐寓”（allegory）这一概念的辨析，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跨文化理解的模式。苏源熙选取的主要文本是毛诗的评注（诗序与注释），并在一开始就表明其思路中携入了保罗·德曼、雅克·德里达与杰弗里·哈特曼等解构主义大师的深刻影响。他不是沿过去学者的旧径，即总是试图通过寻找各种文本论据以求得一个真实与自然的“中国”，而是有意地避开对真实性的质询，去发现在那些文本书写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手法与若隐若现的修辞策略，以及它们如何决定了后来的人们对原典的理解。在苏源熙看来，相对一个“自然”存在的文本的观念，我们毋宁将这些评注视为用“非自然”的方式改变语义的“操作”（work）[220]，也就是通过人为的诠释置换原有的意义。由此再来看毛诗的评注。尽管后来的学者都以为评注者用特定的意识形态对《诗经》进行了过分的同时也是不合原义的曲解，但是这在评注者自己那里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出在后来的人们如何看待其评注的态度上。以苏源熙的视角来看，注释的本义，具体而言即我们所说的毛诗的评注，主要的目的是要将原初的文本进行“主题化”的操作，借之塑造一个守礼的理想之“王”，从而生产出一个合理的“帝国”的概念。因此，对评注的判断就不应当局限于它离真实性有多远的距离，而是需要在将“言意”剥离开来的前提下，首先关注它是如何运用“隐寓”等修辞性手法来达到诠释之效验的。如果我们不反对这样一种解释的存在，对真实性的辨认也就转化为一个“美学”上的问题，或一个伦理上的问题。继以毛诗的评注为例，具有最终申诉权的便是作为“元美学”（meta-aesthetic）的“礼”。[221]于此情况之下，苏源熙所得出的结论与陆威仪、康奈利的论述是可以相互链接的（比如文本权威的想象性建构）。正是这种延续不息的对经典的重新注释，使得原典的意义，甚至于“中国”这样的概念的所属意义被不断地延宕，而不是像余宝琳等人那样将之固化在一个基础主义的概念上。
在此之后，苏源熙仍主要将中国传统书写与评注问题，包括早期汉学以来“他者”的评注史及汉语书写语文学作为研究聚焦点之一，出版了《话语的长城与文化中国的他者历验》（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222]一书，并与其他学者一起合编《汉字字形：书写中国》（Sinographies：Writing China）[223]，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型的有关中国书写的多层次研究的言述模式[224]，可与其时其他一些汉学家在汉语书写史范围内所做的研究形成一种叉合性的互动。
3.在“历史”中书写
以下的话题，几乎均被归在了由北美汉学界所发明的“早期中国”这一带有“全史性”的学术命名中[225]，以至于恰如柯马丁（Martin Kern）所述，近年来急剧加速的学科跨域进程，使明晰地区分原有的学科界限变得很困难。以文学为例，“严格地说，可以游离于早期中国研究的体系之外，并且可以清楚界定的‘早期中国文学’是不存在的”[226]。这种现象也已为上述研究所证明。
此外，则是在这一命名之中，近来两种趋势的激发已将“早期中国”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同时也是前程叵测的境地。这两种趋势，一是中国考古学在最近几十年的重大发现，二是在另外一些研究领域，如在经典学（包括各分支）、宗教学、圣经研究、近东研究或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等之中所产生的新的学术向路。[227]从前者看，中外学者之间多有沟通与交流，并围绕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一起举办过数次国际性的研讨会，在欧美多国也均涌现出一批以简帛文献等为专治方向的学者。[228]从后者看，汉学领域也明显地受到了当代西学各路研究的影响（也可从许多汉学著述的引述中见出）。然而最为突出的，并与本命题相关的现象之一，便是围绕“文本”这一概念展开的多种探索。“文本”的概念在这一确定层面上处理的首先也是一种“文献”，但已不同于旧的文献学概念，而是同时也被转义为文论意义上的“文本”，被看作一个有所建构的对象；当然也不同于传统思想史、文学史等在进行内部自足式分析时所认定的意义载体，而是在被“书写”这一命题重新照亮与激活的新的叙述范畴，即将文本置于一种在书写“行为”的导向上所产生的对象中，更偏重从符号生产与传播方式、书写的物质前提、被书写注入与表征的权力观念等视角对文本予以重新检审，及由此而与泛义的文论研究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撰者在这些著作中论述“文本”的时候，惯例性地用“书写”的概念替指文本被“操作”的活动状态。尽管“早期中国”研究所包容的范围要更为广泛一些，然贴近书写/文本话题所展开的各种研究却担当了“发掘机”的作用，使各种理念上的创新能够在此沟渠中有序地流出。这也涉及几个不同的面向，我们将在下文有选择性地介绍几例。
其一，是关于文本/文献的不确定性问题的讨论。文本的不确定性，也是与早期文献的生产与传播的特征密切相关的。这又大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研究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一是认为文献在物质表现层面上就呈示出了一种不稳定性。二十多年来地下文献的大规模发现，使早期书写的本原状态，或者说是物质性得以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这在仅仅倚仗于后世通行刻印本进行研究的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通过中外学者的密集考订，已可充分地证明早期文本在抄写、编排等方面存在诸种差异，进而也造成了文本表述的多样性与意义的流变。这首先与早期书写条件的匮乏，因而意义的传递主要还是与口头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而口头传播下来的文本又总会因人而异。除了手抄的方式以外，在当时也不存在其他书写手段，这也使得每一次书写都是自我单元化的，因此我们也无法确证哪一文本是最初的，或最为可靠的。加之，在秦汉之前，汉字及其书写形式也未曾有任何标准化的规定，这当然也会使文献之间呈现出微巨不同的差异。[229]
二是文献制度的变化也会使同一文本之间出现微妙或明显的差别。这可借助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对比予以发现。[230]关于这一问题，一些汉学家认为既与秦汉时期对汉字的改型与统一有关，又与“西汉时期重塑中国书面文化传统的努力”有关。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等人就认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书写方式（文学书写抑或历史书写）规范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人对上古史的理解。更有甚者，则因于刘向、刘歆父子对秘府文献的系统性重造（以今文重录，并删汰、改编原本，重新分目等），造成了一大批与原初文献面目大异的所谓“定本”，而我们后来所见的所谓先秦文献主要依据于此。[231]再如鲍则岳的研究，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各自的结体方式的对比指出，两者不仅在字句与内容上有差异，而且内部的构成秩序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早期的文本往往多由小的片段组成，在后来才以特定的方式及根据某种意图被组合在了一起，形成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混成”（composite）式的集子，即“文学化的类散文式文本”（literary essay-like texts），或称为经典集（classical corpus），又最后在刘向、刘歆父子的重构性活动中得以定型。[232]也有学者在具体某一文本的研究中，借助对地下发掘文献（郭店楚简与上博简）与现存《诗经》（毛诗）一些片段与引述的细致对比，认为在《诗经》被经典化以前，这一整体化的文本其实并不存在，文句与意义也因使用的差异而未曾确定。[233]尽管近年来不同领域，如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中外学者等，均参与了以上讨论，对大量的秦汉之前的文本均做了重新考订[234]，然汉学家们的研究明显地偏向于对文本及其意义做“不稳定性”的解释，及企图将研究的结果做某种再理论化的尝试。如果考虑到在书写这一话题下存在于英美学界的一个更大的语境，这自然也是与文化理论的一般性讨论与接受的进程具有步调上的一致性。在这样一种言述方式下，“原典”（原始文本）的假象似乎也就不攻自破了，对“经典”（一种确定的、可信赖的权威文本）的解构也由此成为某种可能。[235]
其二，是有关文本构型问题的研究。虽然在该名目下的研究几乎很难不带有结构主义等旧文论模式的影响，比如柯马丁在其精心结撰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Text and Ritual in Eea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一书中对石刻文本篇章所做的考析，即认为从对早期一批跨度较大的青铜铭文、石磬铭文以及秦始皇石刻铭文等的对比分析看，可以发现这些文本之间在韵律、修辞、用语、格式与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可判定该文类的内在的模式具有明显的因袭性特征。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停留于此，而是进而探讨形成这种一致性的操作机制，比如“仪式”的表演模式，口述的形式是如何平行化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被嵌入后续的书写化机制之中的，等等，由此而开辟出重新理解书写/文本的一个新的探索维度。[236]
这种研究思路也延伸到后来的一些汉学著述中。柯马丁在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所撰的篇章中，即以《诗经》的四句式为例，考察了从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格式向《诗经》格式转化的规律，并认为两者所保持的这种结构与规范上的一致性也源自更早的先民仪式语境以及对历史记忆的某种复现。[237]与之同时，一些集体性的文集，如柯马丁编辑的《中国早期的文本与仪式》（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等编辑的《治国经纶与经典学习：周代的仪式》（State craft and Classical Learning：The Rituals o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238]等，均不同程度地演绎或呼应了上述看法。《中国早期的文本与仪式》一书是200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一次同名会议所递交的论文的汇编，尽管收入的篇章并不全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但也大致反映出了当时学者对这一议题的思考进程。在诸多学者看来，同时也可以确定地认为，早期文本的书写有与仪式活动互相建构的特征，或从仪式到文本，或从文本到仪式，其内在的结构具有互通性的关联，故也可以取之做相互的印证。从文本的角度来看仪式，尽管不应将所有早期的汉语书写归之于仪式的需求，但是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至少大部分的书写都呈示出了仪式化文本的征象。[239]甚至于在第二级的层面上，比如在那些经典文本总是被置于墓穴之中的现象上，也能晓知仪式与文本的又一层关联。[240]从仪式的角度看文本，二者具有一种共生性的关系，就好像是文本被引入了仪式性的活动，使仪式带有一种程式化、神圣化文本演示（perfomance）的属性。[241]总起来看，早期最为宽泛的“文”的概念包含仪式与文本的双重含义，两者混溶一体，都具有视觉化展示的含义，并且与政体威权、历史记忆等诉求密切相关。直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文”才主要用来指称“书写”，这也象征着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迁移。[242]当然，对这些总体化阐述的认识，也会落实到具体的案例分析中。柯马丁对《诗经》文本等所做的一系列分析就颇富代表性。他如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对“错金鄂君启铜节”文字及书写样式的分析，阐明了这一书写是如何介入早期王权仪式演示系统的；根茨（Joachim Gentz）对《公羊传》深层书写结构与解经策略的分析，证明了这一文本背后潜伏的仪式化演示的意图；史嘉伯通过始于东方朔的汉代劝诫文体之用于宫廷表演情况的分析，试图证明弄臣的“解码性游戏”（game of decoding）所具有的特殊的仪式化效果；白瑞旭（Kenneth E.Brashier）以东汉时期石刻铭文为例，指出这种书写方式是如何仿制早期诗歌中的历史记忆仪式的，等等。[243]
如果说对前一种现象，即文本不稳定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在物质与技术介质的层面上解决文本意义延宕的问题，那么对文本的仪式化、程序化的研究则希望从内部为书写体制的确立寻找到某种稳定性的根源，两者代表了书写史研究的不同层面。当然，在研究者看来，这种体制上的稳定性也并不是自我封闭的，或“形式主义化”的，而是仍然可与外部沟通，从而与“非文本性”（非书写性）的社会政治活动方式构成结构性内嵌与影响等有关系。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会对我们未来的文论研究带来重要的启发。当然，这种文本与仪式之间间接性对应的思考方式，也可能会引起某种拟测性推理的嫌疑，比如过度放大对应性的逻辑。再一需要提醒的是，在取用这些中心概念的时候，似也有必要适当区别“仪式化”与“程式化”两种构式在意义上实际存有的某些差别。
通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汉学界的新面相，有几个方面的突出变化也还需要再做勾描。首先，是旧有的“文学”界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趋于模糊与难辨，或与其他学科边界互渗，或为新的理念所重造，比如可与书写、文本、想象、符号、表征等更为宽泛的概念化含义相替指（从而也更接近于早期的“文”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在旧的、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业已沦陷之际，狭义的文论的概念自然也难保其可固守的边界。它的合法化命名不再取决于习惯性的默认，而是更多地取决于研究者对之的态度。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则是在被重新概念化之后用以指称一种更为泛化意义上的，可涵盖如书写、文本、想象、符号、表征等活动或事件的理论化陈述。也正因此，顺便说一句，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文论（literary theory）的概念也能为文学研究以外，如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所共享。随着“文化转向”趋势的急速展开，那些与旧有的文学和文论研究有所关联的各种研究，也差不多被纳入“文化”的研究范畴。例如，这些研究多会以文化的某一话题、问题为出发点，进而将狭义上的文学与文论作为论证的对象或引述的材料裹挟于内。20世纪中期以来，在学科细化浪潮中出现的，以文学为己业的汉学家身份也在发生悄然的转变，即朝向一种能够兼具更宽泛领域的学者的身份靠拢。就此而言，汉学研究的面貌在整体上也开始呈现出一种向19世纪“大汉学”回返的趋势。
其次，从方法论模式来看，两种意识，即理论与场域的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这一时期研究中，一方面，是对新的理论的兴趣愈加浓厚，随着哲学降为理论的趋势，大量新的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理论被用于对现象的观察，若加重一点来看，便往往是理论建构的冲动支配着一些研究活动；而放轻一点来看，则会在对材料的梳理中贯穿理论的发现与发明。另一方面，文论材料不再被看作可以任意抽取的那些条理，而是需要在多重语境（文学史、历史、文化史、政治史、知识史等）中加以确证的“观念”，对文论的研究也就与对具体的文本实践、历史实践等的研究交融在了一起，原来被一而再地抽象出来观察的“文论”获得了具身化的形貌。
最后，从研究的目标来看，这一时期的汉学多非将对传统中国诸方面的研究视为过去那种相对封闭式的“汉学研究”或“区域研究”，而是怀有更大的抱负，即试图由对中国的研究培育与发展出一批为国际知识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参与到全球学术工程的对话之中，由此而对新的国际知识共同体的建构有所贡献。而这当然也隐示着“被看”对象的大幅度转换，即这些成果在撰写之初就不是仅仅为提交给研习中国的学者观看的，而是希望同时也能引起更大区域内学者的兴趣与关注。既然这样，汉学研究或汉学的文论研究的自我定位也悄然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从区域研究演变为一种超区域的学术模态。结合以上这些现象，似乎也可用“新汉学”这样的术语对覆盖其下的各种分支研究做出新的定义。
[1] 参见Robert Morrison，Horae Sinicae：Translation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London，Black and Parry，1812.
[2] 参见John Francis Davis，“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Chinese Miscellanies，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p.57.也可参见马礼逊的原件：Robert Morrison，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Macao，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7.
[3] John Francis Davis，“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Chinese Miscellanies，p.62.
[4]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也将家规、世范、劝善、省心等文字列入“小说”名义之下。其他分类混杂的情况就更多了，不再一一列举。
[5] 最为彻底的例证见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该书共按时代分8章，每章的标题都用“Book”一词来统说。
[6] 关于20世纪时“literature”的意义，及此概念的演变史，可参见Peter Widdowson，Literature，Routledge，1998.
[7] 参见［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文’的各种涵义”，8～11页。
[8] 此种论述最有代表性的可参见艾约瑟的《中国在语文学上的地位》，Joseph Edkins，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London，Trübner & Co.，1871.另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金丝密等，Thomas William Kingsmill，“The Aryan Origin of the Chinese”，China Review，Vol.2，No.1，1873；Thomas William Kingsmill，“The Mythical Origin of the Chow or Djow Dynasty，as set Forth in the Shoo-king”，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vii，1871 &1872.
[9] 参见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Miscellanies，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p.iii.另在“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一文中，德庇时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学习汉语文学、中国知识对英国商务活动等的重要意义。参见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pp.1-9.
[10] 参见James Summers，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3.
[11] James Legge，Inaugural Lecture：On the Constituting of a Chinese Chair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Oxford and London，James Parker and Co.，1876.
[12] 这个提法在初期最有影响的表述，见于欧德理1872年发表的同名文章。Ernest John Eitel，“Amateur Sinology”，China Review，Vol.2，No.1，1973，pp.1-8.对这种转换过程的富有卓见的论述参见Norman J.Girardot，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td.，2002，Chapter 2，pp.122-191.
[13] 参见Timothy Hugh 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London，Wellsweep，1988.“Singular Listlessness”一语则源自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p.2.
[14] Joshua Marshman，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14.有国内学者将该书译为“汉语语法要素”，然其原书出版时在书面上印有“中国言法”四字，当从其原名。
[15] Robert Kennaway Douglas，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p.60.
[16] Robert Kennaway Douglas，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p.61.数年后，道格斯又撰《华语鉴》一书，对汉字的来源、“六书”法及汉语语法有扩展性的论述，尤其是从西方语言学的各种词性概念出发，分析了汉语的词汇，可结合之而了解道格斯的整体汉语研究思想。参见Robert Kennaway Douglas，A Chinese Manual：Comprising A Condensed Grammar with Idiomatic Phrases and Dialogues，London，W.H.Allan & Son，1889.
[17] 参见James Legge，Inaugural Lecture：On the Constituting of a Chinese Chair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p.21.
[18] 参见Herbert Allen Giles，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p.144-145.
[19] 韦利之论，可参见其为《汉诗170首》所撰导言。Arthur David Waley，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18.
[20] Ezra Pound，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Together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By Ernest Fenollosa，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1920，p.360.
[21] 例如，关于汉字的字形特点与若干造字方式，苏谋事、道格斯等在自己的论述中即有展示，两人都详细论述过汉字最基本的特点是单音节词（monosyllabic）与象形文字（hieroglyphic）。苏谋事的论述参见James Summers，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p.6-7，9-10.道格斯的论述参见Robert Kennaway Douglas，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pp.10，15，59.另外，道格斯对“六书”也有详释，参见上书17～20页。后来的艾斯珂，循费诺罗萨对汉诗的语言特征的详析，可参见Florence Wheelock Asycough，A Chinese Mirror：Being Reflections of the Reality behind Appearanc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5.Florence Ayscough and Amy Lawrence Lowell，Fir-Flower Tablet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1；Reprinted 1926，“Introduction” by Florence Ayscough.
[22] 例如，费诺罗萨在谈到自己的研究时就指出，此前已有德庇时、理雅各、德理文、翟理斯等人的研究。参见Ezra Pound，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Together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By Ernest Fenollosa，p.359.更重要的是，他又明确地，甚至常常指出，其研究是建立在对前代语言学者对汉诗的曲解与贬低的翻转式思考上的，因此对先行者做了多方面的批驳。有关意象派诗论与19世纪英美汉语语言学关系的较为透彻的论述，也可参见Robert Kern，Orientalism，Modernism，and the American Po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3] Ezra Pound，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Together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By Ernest Fenollosa，p.362.
[24] Ezra Pound，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Together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By Ernest Fenollosa，p.363.
[25] 参见Ezra Pound，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Together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By Ernest Fenollosa，pp.365-366，371-372，380.后来的学者如刘若愚，多指责费诺罗萨不知“六书”等，所以对汉字构成多有曲解，参见J.Y.Lu James，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p.3，6，18.然从费氏的叙述看，其对前期如道格斯等人的汉语语法（包括“六书”）的论述却是很熟悉的，只是不想遵循此严格的“逻辑”来解释汉字与汉诗，故有意颠覆之。由此可见，刘若愚此论尚显轻率，并未察知费诺罗萨的用心。继费诺罗萨之后，鲍瑟尔在《中国艺术精神》中也花了大量的笔墨讨论“六书”，参见V.W.W.S.Purcell，The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Singapore，Kelly & Walsh Lid，1929.
[26] 关于汉诗的声韵问题，各家持论仍有些区别。例如，费诺罗萨以为，汉诗是通过“陪音”弥补其声乐感的不足的；庞德以为汉诗的音韵有自己的特长；而稍后的鲍瑟尔则认为，汉诗虽然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但不仅阻碍了悦耳与丰富效果的发挥，而且几乎不能被看作有音律之美。
[27] 这一论断在德庇时《中国杂著》的序言中即已奠定，他认为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结成的同盟对中国的入侵是“文明反对野蛮”之战。参见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Miscellanies，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p.iv.其他汉学家的后续之论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一基点，繁不赘引。
[28] 这点也同样很明显地体现在德庇时的小说评述中，比如在《中国小说》序言中，他强调了所翻译的故事，都是“以欧洲的标准来选择的”，而中国小说中呈现的大量伦理观念对于西方人的宗教理念来说，往往是令人厌恶的，那些佛道之说也是反基督教的。参见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pp.12-19.其他如在19世纪的《中国丛报》（《教务杂志》）上，从一些传教士所写的评述中国小说文章中，也能见到上述思想特征。
[29] 参见Shih-Hsiang Chen，Essay on Literature：Written by the Third 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Portland，Maine，The Anthoensen Press，1953.据陈国球考证，陈世骧最初译出《文赋》是在1948年，发表于该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后来才在美国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参见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载《现代中文学刊》，2009（6）。
[30] Wong Sui-Kit（ed.），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83.With a preface by David Hawkes.
[31] David L.Rolston，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陆大伟随后又对这些评论做了更为系统化的研究，可参见David L.Rolsto，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Reading and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2] 黄庭坚研究有Liu David Palumbo，The Poetics of Appropriation：The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ang Tingji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元好问研究有John Timothy Wixted，Poems on Poetry：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Wiesbaden，Franz Steiner，1982.何景明研究有Daniel Bryant，The Great Recreation：Ho Ching-ming and His World，Brill Academic Pub，2008.袁宏道研究有Chih-ping Chou，Yuan Ho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袁枚研究有Jerry D.Schmidt，Harmony Garden：The Life and Literary Criticism，and Poetry of Yuan Mei，Routledge，2003.冯梦龙研究有Yang Shuhui，Appropriation and Representation：Feng Menglong and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金圣叹研究有Wang John Ching-yu，Chin Sheng-t’an，Twayne Publishers，1972.以上并不包括对某一批评家重复研究的著作，以及单篇论文。
[33] David L.McMullen，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in the Early Ku-wen Move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David L.McMullen，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eter K.Bol，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4] 参见Adele Austin Richett，“Technical Term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ture East and West，Vol.XII，No.2，3，4，1968.
[35] 参见［美］涂经诒：《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见王晓路：《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25～26页。
[36] 宇文所安在一条注解中称，“文学思想”的概念包括文学理论、诗学和批评，“但文学分类学被放到边缘位置”。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16页。但在宇文所安的原文中，“分类学”用的是“taxonomies”这个词，而不是“genre”。参见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p.597.
[37] 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p.10.
[38] 仅以19世纪末为例，如理雅各所为之文，也仍用此区分性的概念，参见James，Legge，“The Late Appearance of Romances and Novels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Th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Oct.，1893.
[39] Witter Bynner and Kiang Kang-hu，The Jade Mountain，A Chinese Anthology：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New York，Knopf，Inc.1929.
[40] James Robert Hightower，“The Wen-hsüan and Gener The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0，1957.后收入John L.Bishop（ed.），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42.
[41] 20世纪50年代，既有在批评理论中开始风靡北美的，如以R.S.Crane与Elder Olson等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为代表的文类研究，又有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其《批评的解剖》中通过实例而展示出的文类研究的特殊魅力。此时，在新批评圈内，对文类研究也颇存争议，尽管维姆萨特（W.K.Wimsatt）等人对文类研究表示出一种不在意的态度，然韦勒克力荐之，并声称“诸文类史的研究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参见René Wellek and Austia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42，Reprinted，1949，p.273.
[42] Cyril Birch（ed.），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 res，“Acknowledgmen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4.
[43] 参见Shih-Hsiang Chen，“The Shih-ching：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Bulletin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Vol.xxxix，1969.后来此文被白之编入《中国文类研究》。
[44] Irving Yucheng Lo，“Style and Vision in Chinese Poetry：An Inquiry into its Appollonian and Dionysian Dimensions”，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7，No.1，1968.
[45] 参见Hans H.Frankel，“Yǜeh-fǔ Poetry”，Cyril Birch（ed.），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其关于乐府文类的研究也可参见Ching-hsien Wan（王靖献），“3.Forms and Genres：The Development of Han and Wei Yueh-fu as a High Literary Genre”，Lin Shuen-fu and Stephen Owen（eds.），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a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46] James I.Crump，“The Ch’ü and Its Critics”，Literature East and West，Vol.xvi，No.3，1972.
[47] Ferenc Tökei，Genre Theory in China in the 3rd-6th Centuries：Liu Hsieh’s Theory on Poetic Genres，Akadémiai Kiadó，1971.
[48] 参见David R.Knechtges，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Introdu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p.1-4，21-52.
[49] Kang-i Sun Chang，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后以中文出版时改名为“词与文类研究”，作者也在序中说明此书的撰写受到了文类研究的影响。参见［美］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0] 参见Patrick Dewes Hannan，“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7，1967.也可参见Cyril Birch（ed.），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 res，pp.299-338.
[51] Hsia Chih-ching，“The Military Romance：A Genre of Chinese Fiction”，Translated from Ch’un wen-hsüeh（台北），Vol.3，No.13，1968.原以中文发表，后译成英文，刊于白之所编《中国文类研究》中。
[52] Y.W.Ma，“The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An Outline of Themes and Context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4，No.2，1975.
[53] 参见William H.Nienhauser，Jr.，“ A Structural Reading of the Chuan in the Weng-yüan Ying-hu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6，No.3，1977，pp.443-456.可参见［美］倪豪士：《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倪豪士认为，这些类码包括五个分项，即叙事法（narration）、模子（mode）、风格（style）、结构（structure）、意涵（meaning）。按，由于笼统的中国“小说”中类别名称的确立有较大的随机性，因此重新立名的建议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54] 参见Anthony-C.Yu，“History，Fiction and the Reading of Chinese Narrative”，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Review，Vol.10，No.1/2，1988.
[55] Victor H.Mair，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第一章为“原基”（foundations），此后依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门类排列，终章为通俗文学。
[56] 关于“文体”这一概念在与“文类”这一概念相比时的不足，孙康宜、宇文所安等人都有讨论，参见［美］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2页；［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3页。另，国内学者周发祥也有辨析，并认为以后最好不要用文体这样含糊不清的词语。参见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286～28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57] 陈世骧：《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该集收入了集中论述抒情传统的三篇论文，即《中国的抒情传统》（1971）、《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1959）、《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1969）。但是，仍有些论述同一主题的英文原作并未辑入。
[58] 这一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甚为流行的“新古典主义”，也称“芝加哥学派”，最初即以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戏剧、史诗与抒情诗）为其文类理论展开之起点。参见R.S.Crane，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Poet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3.需要指出，陈世骧理论的西方渊源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反而更多地是被连接到中国的新文学传统中，故至少从理论缘起上看，有些瞄错了靶心。
[59] James J.Y.Liu，“Lyrics of Liu Yung ”，Tamkang Review，Vol.1，No.2，1971.
[60] James J.Y.Liu，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Princeton University，1974.
[61] James J.Y.Liu，“Some Literary Qualities of the Lyric Tz’u”，Cyril Birch（ed.），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 res，pp.133-153.
[62]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83页。
[63] Shuen-fu L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64] 宇文所安早期所撰《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一书，讨论中国诗所使用的概念也集中在“Lyric”上。参见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65] Daniel Bryant，Lyric Poet of Southern T’ang：Feng Yen-ssu，903-960 and Li Yu 937-978，Vancoub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2.较晚的著述还可参见David R.McCraw，Chinese Lyricis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
[66] Kang-i Sun Chang，Six Dynasties Poet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67] Craig Fisk，“Literary Criticism”，William H.Nienhauser，Jr.（ed.），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p.52.
[68] 参见Pauline Yu，“Alienation Effects：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Clayton Koelb and Susan Noakes（eds.），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1988.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其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
[69] Pauline Yu（ed.），Voice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其中也收入余宝琳《宋代抒情词及其经典》（Song Lyrics and the Canon：A Look at Anthologies of Tz’u）一文。
[70] 参见Cecile Chu-chin Sun，Pearl from the Dragon’s Mouth：Evocation of Feeling and Scene in Chinese Poetr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5；“Comparing Chinese and English Lyrics：The Correlative Mode of Presentation”，Tamkang Review，Vol.14，No.1，2，3，4，1983.
[71] 较早的论述参见Yu-kung Kao，“Lyric Vision in Chinese Narrative：A Reading of Huang-lou Meng and Ju-lin Wai-shi”，Andrew H.Plaks（ed.），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此文最初是为197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中国叙事理论”会议准备的稿件。
[72] 参见Archibald Macleish，Poetry and Experienc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0，p.7.
[73] William McNaughton，“The Composite Images：Shy Jing Poe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3，No.1，1963.此后，该文被编入麦克诺顿的论集《诗经》（The Book of Songs，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71）。
[74] 更详尽的介述参见任增强的博士学位论文《何为汉诗？——英美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诗性》，第三章第四节，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11。
[75] 关于对此看法的一种纠正性研究，也可参见Zong-qi Cai，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Thre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2.
[76] 参见James J.Y.Liu，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Part I，Chapter3，“Auditory Effects of Chinese and The Bases of Versification”，pp.20-38；Part Ⅲ，Chapter 4，“Antithesis”，pp.146-150.
[77] 参见James J.Y.Liu，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Part Ⅲ，Chapter 2，“Imagery and Symbolism”，pp.101-130.
[78] “文化前设”概念的使用，参见Pauline Yu，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reface”，p.ix，x.差不多等于作者于他处所说的“cosmology”。
[79] ［美］傅汉思：《梅花与宫闱佳丽》，“前言”，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80] “诗律”也是新批评研究的一个重点，如维姆萨特1972年出版的《诗律：主要语言类型》（Versification：Major Language Types），即收入傅汉思《古汉语》一文。
[81]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3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2] 对对应法更详细的论述，参见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Chapter 3，“An Uncreated Universe：Cosmogony，Concepts，and Couplets”，pp.78-107.此期汉学家对对应法之重要性的解释依据，也可追溯至从索绪尔至雅各布森、列维-施特劳斯、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者对“二元对立模式”的解释，他们均将之作为语言“结构”的一种基本构成法则。参见Terence Hawkes，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83] 参见［美］宇文所安：《盛唐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另，《初唐诗》附有《宫体诗的“语法”》《声律格式》二文。
[84] 参见［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179～216页。
[85] 参见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Syntax，Diction，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1，1971，p.51.按，偏向于“肌理”研究的取径似与兰色姆的思想合拍，兰氏虽提出了“骨架—肌理”共同构成一首诗的本体，然却又以为诗歌表现能力主要体现在肌理而非骨架上。参见John Crowe Ransom，“Criticism as Pure Speculation”，Morton Dauwen Zabel（ed.），Literary Opinion in America，Essays Illustrating the Status，Methods，and Problems of Criti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1.新批评其他成员并不赞同其说，故又有“有机整体”及张力关系等表述。几年后，高友工、梅祖麟的关注点也有所调整。
[86] 参见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Meaning，Metaphor，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8，No.2，1978.
[87] 关于永明时期梵文音韵对律诗声调确立的影响，最初是德庇时提到的。与高友工同时，梅祖麟、梅维恒等人也在着力研究，参见Tsu-Lin Mei，“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0，1970；Victor H.Mair and Tsu-Lin Mei，“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 s，Vol.51，No.2，1991.
[88] Yu-kung Kao，“The Aesthetics of ‘Regulated Verse’”，Lin Shuen-fu and Stephen Owen（eds.），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ang .也可参见［美］高友工：《律诗美学》，见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7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89] Yu-kung Kao，“Chinese Lyric Aesthetics”，Words and Images：Chinese Poetry，Calligraphy，and Painting，p.72.
[90] 其实形式惯则与作品所表达的主题、蕴含与材料等之间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依赖“内化”“对应”等概念仍是比较机械的解释。关于此问题的另一种，也是更为融洽的解说，可参童庆炳教授的“内容与形式相互征服”之论，参见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91] 参见Andrew H.Plaks，“Where the Lines Meets：Parallelism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Vol.10，No.1/2，1988，pp.43-60.
[92] 参见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8，No.1，1980.
[93] Joel Elias Spingarn，“Foreword to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The Dial Magazine，Vol.73，No.3，1922，p.271.
[94] Joel Elias Spingarn，“Foreword to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The Dial Magazine，Vol.73，No.3，1922，p.272.
[95] Joel Elias Spingarn，“Foreword to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The Dial Magazine，Vol.73，No.3，1922，p.272.
[96] 参见Joel Elias Spingarn，“Foreword to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The Dial Magazine，Vol.73，No.3，1922，pp.272-273.
[97] Ernest Richard Hughes，The Art of Letters，New York，Bollingen Found Inc.，1951，p.92.
[98] 参见Ernest Richard Hughes，The Art of Letters，Preface，pp.xii-xiii.
[99] Ernest Richard Hughes，The Art of Letters，pp.197-198.
[100] 理查兹的原话为：“The Western world could owe as much to this ‘axe grasped to cut an axe-handle’ as to any thing in its own trad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I.A.Richards，The Art of Letters，Forenote，p.x.
[101] 此类叙述贯穿全文，然我们也有必要注意，修中诚在概括中国诗学书写时所强调的“double-harness”的概念，即一种“双行式”的思维，在文类意义上表述时也可译作“骈文”；泛义上可指诗与科学、直觉与情感、东方与西方等的并行和融通。
[102] Ernest Richard Hughes，The Art of Letters，p.88.
[103] 泛而论之，也可包括中西翻译理论中所呈示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后期论著，可举例的有Eugene Chen Ouyang，The Transparent Eye：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Chinese Literature，and Comparative Poetic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
[104] 据原书的封面，其中文书名实为“语言与诗”。参见James J.Y.Liu，Language-Paradox-Po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105] ［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2页。
[106] ［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3页。
[107] 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p.34.
[108] 隐喻的概念虽然也在此前被余宝琳、高友工等用以解释中国传统诗学，但是宇文所安以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隐喻概念，或他所认定的隐喻概念，则主要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隔层指涉，因此与模仿论有密切的关系。参见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pp.56-57，292-293.
[109] 参见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pp.78-82.
[110] 参见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p.62.
[111] 据余宝琳自述，在写作此书时，她并没有受到宇文所安上书的影响，因此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她也提到，本书的立论更多是建立在自己20世纪80年代初所发表的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即“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Review，3.2，July，1981；“Allegory，Allegoresis，and the Classic of Poet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3.2，Dec.，1983.
[112] 参见Pauline Yu，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32.
[113] 参见Pauline Yu，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80.
[114] 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这一转型，可参见葛瑞汉对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相似论”的批评。A.C.Graham，“Review of Benjamin I.Schwartz’s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8，July，1986.对这一领域更广泛变化的揭示可参见黄卓越：《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115] 这一关于“语境”的论述，参见Yu Pauline，“Alienation Effects：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Clayton Koebl and Susan Noakes（eds.），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p.162-175.当然，此处偏重于强调的是一种为某种确定的世界观（“world view”）所规定的整体文化语境，并非具体的历史语境。
[116] Eugene Chen Ouyang，“Polar Paradigms in Poetics：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Premises”，Cornelia Moore and Raymond Moody（eds.），Comparative Literature：East and West，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同期发表的相似观点，也可参见Sun Cecile Chu-chin（孙筑谨），“Problem of Perspective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13，No.4，1986.
[117] 例如，John L.Bishop，“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5，No.2，1956.［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导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另外，也可以从白之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文类研究》收录的一些论文中，见出贬抑说与肯定说——两种不同的评价观的交锋。
[118] 参见Patrick Dewes Hannan，“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Cyril Birch（ed.），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 res，p.309.
[119] Andrew H.Plaks，“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Andrew H.Plaks（ed.），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p.311.
[120] 为此，浦安迪还举出一些类目加以说明，比如“传”，包含了“左传”“列传”“传奇”“水浒传”“儿女英雄传”等；“志”，包含了“志怪”“夷坚志”“荡寇志”“东周列国志”等；甚至于“记”，包括了“史记”“西游记”等。由此可证，叙述的谱系容纳了非常广泛多样的书写类型。参见Andrew H.Plaks，“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Andrew H.Plaks（ed.），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p.312.
[121] Andrew H.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93.
[122] 有关此论题的讨论，参见Henri Maspero，“Historical Romance in History”，Frank A.Kierman，Jr.，tr.，China in Antiquity，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8；Yau-woon Ma，“Fact and Fantasy in T’ang Tales”，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Vol.2，1980；David Johnson，“ Epic and History In Early China：The Matter of Wu Tzu Hsu”，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0，No.2，1981；David Derwei Wang，“ Fictional History/Historical Fiction”，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I，1985；Anthony-C.Yu，“History，Fiction and the Reading of Chinese Narrative”，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Vol.10，No.1/2，1988.另，1980年出版的一个英文论集也曾涉及此话题，其中有William H.Nienhauser，Jr.，“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Fiction，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Ninth-century China”；Winston L.Y.Yang，“Th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San-kou Chih yen-y”，Winston L.K.Yang and Curtis P.Adkins（eds.），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Fiction，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0.
[123] 参见John Ching-yu Wang，“Early Chinese Narrative：The Tso-Chuan as Example”，Andrew H.Plaks（ed.），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王靖宇在此即倾向于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左传》，并对这种看法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倪豪士关于“制作”的论述也直指《国语》《战国策》等，参见William H.Nienhauser，Jr.，“The Origins of Chinese Fiction”，Monumenta Serica，Vol.38，1988-89.倪豪士另外讨论小说与历史关系的论文，参见“ A Structural Reading of the Chuan in the Weng-yüan Ying-hu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6，No.3，1977；“Literature as a Source for Traditional History：The Case of Ou-yang Cha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Vol.12，1990.
[124] Sheldon Hsiao-peng Lu，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25] 参见Shi Liang，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2；Gu Ming Dong，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126] 参见Milena Dolezelová-Velingerová（米列娜），Graham Senders（孙广仁）所撰《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理论》一文的解说，其中提道：“小说和戏剧的理论长期处于人们对诗歌偏好的阴影之中，诗歌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不可逾越的文学样式。”（王晓路：《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附录二”，709页）对于刘若愚的中国文论体系建构中出现的小说与戏剧理论阙如的情况，刘氏曾解释为是“因为戏剧和小说，在中国相当晚期才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学类型”（［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9页），这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127] 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610页。
[128] 李峰：《早期中国研究及其考古学基础——全球化时代的新观察》，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62页。
[129] ［美］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中文版序”，2页。
[130] 参见Charles Bernheimer，“The Bernheimer Report，1993：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Report on Professional Studies”，1993.
[131] Gungwu Wang，“Shifting Paradigms and Asian Perspectives：Implication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Syed Alatas（ed.），Reflection on Alternative Discourse From Southeast Asia，Singapore，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1998.
[132] 参见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6；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3] Haun Saussy，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中文版参见［美］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34] 关于“妇女”这一概念的话语建构属性问题，参见Tani E.Barlow，“Theorizing Woman：Funǚ，Guojia，Jiating”，Angela Zito and Tabi Barlow（eds.），Body，Subject and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253-289.高彦颐也循此而对“妇女”（women）与“女性”（femininity）的概念做了辨识，参见Dorothy Ko，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中文版参见［美］高彦颐：《闺墅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文版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也可参见［美］孙康宜：《女性主义者论中国现代性》，载《明报月刊》，1996（5）。但无论这些概念在西方的语境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至少可以说，当今的妇女研究几乎不可能保持某种客观性而又不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因此，尽管“妇女”的概念依然可以保留，但“妇女史”或“妇女研究”这类概念则难以作为一种学科范型而继续成立。西方关于“women”一词的论争，也可参见Chandra Talpade Mohanty，“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Feminist Review，Vol.30，pp.61-88；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Routledge，1990，p.148.
[135]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多学科角度研究中国性别的结集中，有几种尤其值得关注，如Christina K.Gilmartin，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eds.），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 and the Sta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Angela Zito and Tabi Barlow（eds.），Body，Subject and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后者尤其表明了从“文化研究”视域出发所做的一种尝试性探索，尽管所选论文未必都聚焦于女性。另有Jose Ignacio Cabezon（ed.），Buddhism，Sexuality，and Gender，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该书在佛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观察立场，即女性自我意识的特殊存在，而这在过去的研究中常常是被忽视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各种与性别研究相关的论文集被大量出版，不再于此详列。
[136] 例如，费侠莉在其对女性身体的论述中，尽管认为有些自然的、生理的属性是不可略去的，但总起来看，对身体的认识均由不同的文化建构，并可为中国传统中的阴阳学说、社会理论等充分证实，而且传统中医的宇宙论框架也建于其上。因此，从文化隐喻与话语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人对女性及其身体的看法，也将展示出当前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参见Charlotte Furth，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1-17，310-312.
[137] 对“社会性别”较为全面的阐述，参见Dorothy Ko的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 第一部分，以及Susan Mann的 Precious Record：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 Century 中的“Introduction”部分及第二章“Gender”等。
[138] 关于男女互补与阴阳同体（androgynous body）等在哲学上所做的论证，参见费侠莉在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一书中的阐述。
[139] 关于对受虐论的比较激烈的批评，参见高彦颐在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 中的论述；而对agency，即“能动性”或“行动者”的强调，尤可参见尹沛霞在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中的论述。
[140]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eds.），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41]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eds.），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42] 关于《彤管：中华帝国的书写女性》一书在编纂理念上的这一特点，参见编者在该书的“Introduction”中所做的陈述。Wilt Idema and Beata Grant（eds.），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2004，pp.2-4.
[143] Joan Judge and Hu Ying（eds.），Beyond Exemplar Tales：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Global，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144] 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包含重写文学史的自觉意识，相关解释参见Kang-i Sun Chang，“Ming-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The Gest Library Journal，Vol.5，No.2，1992.然在“经典化”的问题上，方秀洁却另有看法。她认为在明中后期的文学语境中，编辑与出版女性文集的热情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并不意味着就此存在使女性文学经典化的明显意识，参见Grace S.Fong，“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26，2004，pp.129-149.
[145] 孙康宜后来也曾解释道：“由于发掘的文本材料太多，我们只精选了120多位才女的佳作，全书近900页，有1/6的篇幅我们用来翻译介绍有关妇女文学创作的中国传统理论和评论，男女评论家各半。”［美］孙康宜：《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31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46] ［美］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21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47] Maureen Robertson，“Changing the Subject：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eds.），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48] 参见Dorothy Ko，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pp.78-89。许多学者也从另外的角度阐述了“情”的概念在晚明女性文论观中的地位，参见Kang-i Sun Chang，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149] 参见Kang-i Sun Chang，“Ming-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该文通过陈子龙与柳如是的诗词交往，阐明了“艳情”所包含的情与忠的关系。
[150] 参见［美］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207～223页。高彦颐将钟惺视为“女性诗人的最为热心的倡导者”，并用较长篇幅对其“清”的概念做过分析。不过她又认为，钟惺的这种论述，即“好诗=清物=女人”的公式，也会导致对女性的一种封闭性认知。参见Dorothy Ko，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pp.61-71.
[151] 参见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 Century，p.226.
[152] 参见Grace S.Fong，“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26，2004，pp.129-149.
[153] 例如，孙康宜更偏向于强调中国传统中的男女一直分享并认同着“共同的文化”，两性处在文化上的互动关系之中。参见［美］孙康宜：《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304～310页。而高彦颐则认为，我们不能否认存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性别体系，但妇女也仍然有可能通过与这一体制的合作或博弈，创造出一个自由行动的空间，从而赋予自身以意义、安慰与尊严。参见Dorothy Ko，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pp.8-9.白馥兰则认为，可以认同高彦颐通过对精英女性展示而表达出的自主性观点，但是也有必要跨越阶级的界限，去探索在更广阔的技术与生产等领域内传统妇女与男权秩序之间的关系。参见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而其他学者的持论也有些微的差异，需要谨慎待之。
[154] ［美］孙康宜：《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20页。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也要分开来看。一方面，这些论点的确冲击了长期以来以西方传统汉学（也包括中国“五四”启蒙话语）为主导的性别观；另一方面，其实反对前期过于强盛的“受虐”理论、“差异”理论（“二分法”）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逐渐成为英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一种流行话语，也有将之称为“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因此单就理论的层面来看，它并没有太多地超出西方话语的范畴，对中国语境的研究中所产生的话语特殊性的认定，似乎还需要对比此种情况再做出更深入的说明。
[155] 参见［美］孙康宜：《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21页。
[156] Thomas Francis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5.这也是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名著，1955年，该书由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也译傅路特等）详细校订增补后，于纽约再版。
[157] 参见Denis Twitchett，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London，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1983.
[158] 关于对新旧学术范型所做的反思，也可参见［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中文版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59] 文化研究对之论述很多，可参见斯图亚特·霍尔所撰《编码/解码》一文，及霍尔为所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一书撰写的绪论。Stuart Hall，“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Birmingham，CCCS，stencilled paper，No.7，1973；Stuart 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SAGE Publications，1997.
[160] 关于来自西方学界，尤其是法国学界对书籍、印刷等研究的影响，参见Cynthia Joanne Brokaw（包筠雅），“ Publishing，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1，2005，pp.139-140.其中，日本的相关研究也对美国汉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关于“书籍史”“印刷文化”“出版史”等提法，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曾撰文认为，在中文的语境中，这些概念之间“精确的界线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然而都引出了“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的概念，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野。参见［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载《史林》，2008（4）。
[161] 对跨国文本流通的研究，包括对来华传教士翻译与著述文本的西传、西方19世纪初以来印刷工艺输入对中国传播业的影响、早期美国意象主义运动引发的东方文本的跨太平洋移位等的研究，其中有些也颇涉文本与文论问题，限于篇幅，暂搁置不述。
[162] 参见Late Imperial China，Vol.17，No.1，1996.除一篇译自法国学者夏蒂埃所撰的序言之外，其他北美汉学家的文章均是对中国本土书籍传播等的具体研究，如贾晋珠的“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angyang Book Trade”，包筠雅的“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China：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Fujian”，卜正民的 “Edifying Knowledge：The Building of School Libraries in Ming China”，周启荣的 “Writing for Success Printing，Examinations，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g”，白恺思的 “ ‘A Precious Raft to Save the World’：The Interaction of Scriptural Traditions and Printing in a Chinese Morality Book”。
[163] 参见Cynthia J，Brokaw and Kai-wing Chou（eds.），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包筠雅在此领域的研究所起的导引性作用值得注意，其理论见解参见该书所载论文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164] Lucille Chia，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 an［11th-17th Centu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
[165] 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66] Joseph P.Mcdermot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
[167] Cynthia Joanne Brokaw，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
[168] Timothy H.Barrett，The Wome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169] 参见Christopher A.Reed（芮哲非），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该书曾获第四届亚洲学者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最佳亚洲人文科学研究奖”。季家珍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论文，并有专著《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政治改革中的文化问题》（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ing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等。目前，芮哲非正与方秀洁等人共同主持一个重大项目“中国通俗报刊研究的新路径：性别与文化生产”（A New Approach to the Popular Press in China：Gender and Cultural Production，1904-1937）。另如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出版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女性身份重构与近代报刊关系的研究，以及新兴媒介与近代大众政治关系的研究等，近年均受到汉学界的积极关注。
[170] 包筠雅的论文见 C ynthia J，Brokaw，“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ommercial Publications from Sibo”，Cynthia J，Brokaw and Kai-wing Chou（eds.），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马兰安关于阅读与读者的论文有Anne Mclaren，“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ibid；著作有Anne E Mclaren，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Ming Chantefables，Leiden，Brill，2001.当然，涉及阅读问题的研究还有许多，如何谷理、魏爱莲、周启荣等人所做的研究。
[171] 参见Stuart H.Sargent，“Context of the Song Lyric in Sung Times：Communication Technology，Social Change，Morality”，Pauline Yu（ed.），Voice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pp.226-256.
[172] Ellen Widmer，“The Huang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A Stud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Publishi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6，No.1，1996.译成中文的论文有［美］魏爱莲：《缺乏机械化的现代性：鸦片战争前夕小说形态的改变》（Modernization without Mechanization：The Changing Shape of Fiction on the Eve of the Opium War），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173] 参见Ellen Widmer，The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
[174] Robert E.Hegel，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75] 柯律格这方面的研究，参见Craig Clunas，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London，Reaktion Books，1997，中文版参见［英］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Craig Clunas，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1368-1644，London，Reaktion books，2007.另一种与此论题相关的有意思的著作是Hsiao Li-ling（萧丽玲）所撰《永存现今的过去：万历年间的插图、戏剧与阅读》（ The Eternal Present of the Past：Illustration，Theater，and Reading in the Wanli Period，1573-1619，Leiden，Brill，2007）。两书均涉及晚明时期的阅读经验问题。
[176] 对这些概念的论述，参见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Introduction”，“Conclusion”.
[177] 参见Catherine Vance Yeh，Shanghai Love：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950-191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6.中文版参见［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78] 宇文所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于多种材料，一个比较集中的解释，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另，也可见其“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The Case of Literatu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yudies，Vol.67，No.2，2007.
[179] Tian Xiaofei，Tao yuanming & Manuscript Culture：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中文版可参见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0] Christopher M.B.Nugent，Manifest in Word，Written on Paper：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
[181] 也可参见艾文岚对唐传奇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等，如Sarah M.Allen，“Tales Retold：Narrative Variation in a Tang 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yudies，Vol.66，No.1，2006.
[182] Wang Yugen，Ten Thousand Scrolls：Reading and Writing in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
[183] 关于对“副文本”的考察，参见《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第三章，对职业文学批评家在一般出版市场与科举出版市场中的作用的考察，可参见上书第四章，但交叉论述的情况也很常见。
[184] 梅尔清在对英语国家20年来的印刷史研究的综述中也注意到其他一些表现。例如，她发现一些研究图版的汉学家们也会关注图文间的关系，这些与图像共生的文字也属于批注的范畴。他如马安兰在“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一文中，借助对序言与点评在修辞性用语方面的变化来考察大众阅读社会的形成过程。［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载《史林》，2008（4）。
[185] 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所做的一些阐释，可参见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序，黄卓越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86] 参见Meyer Howard Abrams and Geoffrey Galt Harpham（ed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Wadsworth Publishing，2009，pp.364-365.
[187] 关于这点，参见克利福德、马库斯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多处论述。克利福德和马库斯认为，如果将人类学成果看作一种“写作”（“文本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势必会借助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话语。马库斯还提到，这种“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驱力，“便是将文学批评转化进一种具有更大包容面的文化批评”。参见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6，p.262.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文论化或泛文论化取向，参见林恩·亨特的论述（Lynn Hunt，The New Cultural History，“Introduc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9，pp.1-22）。
[188] 有关于此，鲍则岳表示他偏向于杜邦索（Peter S.Du Ponceau）与卜弼德（Peter A.Bo-odberg）的看法，认为将汉语仅仅看作以“观看”为主、与声音无关的图像表意文字是一种幼稚的看法，而赞同汉字与其他任何语言一样，只是一个呈示声音的图标设置，是视觉、听觉与意义的组合体。据杜邦索的看法，从形态上看，中文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的是“Characters”（字符），而后者使用的则是“letter”（字母）。参见William G.Boltz，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94，pp.1-9.杜邦索对汉字的论述可参见其《汉字的字符及其特征》（A Disse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1838）一书。与杜邦索、卜弼德意见一致的还有德范克（John DeFrancis），参见John DeFrancis，The Chinese Language：Fact and Fantacy，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4. 鲍则岳曾专门撰文推重德范克此著。从话语的设置上看，鲍则岳似并未明确涉入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但正如康奈利在评论鲍则岳的研究时所指出的，普遍主义的语言理论以及语文学与当时的欧洲殖民主义是有关联的，参见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Inc.，1998，pp.33-34.
[189] William G.Boltz，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p.156.
[190] 参见William G.Boltz，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p.157.
[191] 这也是鲍则岳自觉设置的两个主要分析层次，前者关及“物质材料”（material），后者关及语言本体（linguistic）。参见William G.Boltz，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pp.9-10.
[192] 尽管这一提法在英美汉学界并非鲍则岳首创，但由于其突显式的阐述，及对决定文字与书写变化的内在构成的深入揭示，因此从西方当代的汉学研究系脉上看，仍有特定的意义。
[193] Mark Edward Lewis，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00.
[194] 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参见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p.10-11.
[195] 参见Mark Edward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p.3-4.
[196] 参见Mark Edward Lewis，Writing and Auhtority in Early China，p.361.这个概念的使用也可参见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Mark Edward Lewis，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Qin and H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第九章中有关“文学”的描述。
[197] 需要指出，这样一种观念明显受到了德·赛都关于“书写神话”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述学的见解趋同。德·赛都的论述，参见Michel de Certeau，L’écriture de L’histoire，Gallimard，Chapter 1，1975.
[198] 参见Mark Edward Lewis，Writing and Autority in Early China，pp.363-365.
[199] 这方面稍早的讨论也可参见王靖宇、倪豪士等人关于中国叙事“虚构化”的论述，后期的研究注入了更新的理论视野，其讨论也更整体化了。有些论述也可参见Christina Shuttleworth Kraus（ed.），The Limits of Historiography：Genre and Narritive in Ancient Historical Texts，Leiden，Brill，1999.
[200] 参见Daivd Schaberg，A Patterned Past：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Daivd Schaberg，“Song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2，1999.与史嘉柏等人的观点相近，柯马丁（Martin Kern）也有一些关于历史的诗学性建构的讨论，参见［德］柯马丁：《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3）。
[201] 对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阐释，参见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p.24-27.
[202] 在它处，康奈利又写道：“我希望强调一下我的观点，即文言文的文本权威性并不在于它是某种说出‘真实’的语言，而是它作为语言学上的权威，是通过组成元素的相系方式，内在地被构造出来的。”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19.
[203] 关于“纯文学”的书写，参见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p.141-170.
[204] 参见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p.99-107.
[205] 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14.
[206] 具体而言，陆威仪的研究就没有更多考虑到文献资料本身带有的事实与虚构的复杂性，以及其间显露的无数细密与重大的缝隙。在康奈尔的研究中，则多存在一些为其不证自明的要素，比如为凸显其所述统合性与文本整体性的主题而略去了对不同类型的书写士人群体之间差异性，以及士与宫廷权威之间在意识形态选择上的差异性等的考察；与之同时，也没有将权力本身进行内部的分层，以至于简化了“权威”的概念。
[207] 对过度理论化的批评，参见［德］柯马丁：《学术领域的界定——北美中国早期文学研究概况》，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583页。
[208] 参见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4.
[209] 后来的汉学家对此问题也有反思，参见Michael Nylan（戴梅可），“Textual Authority in Pre-Han and Han”，Early China，Vol.25，2000；Martin Kern，“Feature：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By Mark Edward Lewis”，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7，2000.
[210] 叶维廉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传释”学的阐述上，参见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11] Kai-wing Chow，On-cho Ng，and John B.Henderson（eds.），Imagining Boundaries：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Text，and Hermeneutic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212] Tu Ching-I（ed.），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涂经诒稍后编辑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Tu Ching-I（ed.），Interpra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Chinese Hermeneu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4.
[213] Pauline Yu，Peter Bol，Stephen Owen，and Willard Peterson（eds.），Ways with Words：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arl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214] 此后的研究，也可参见John Makeham，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Gu Ming Dong，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A Route to Hermeneutics and Open Poetics，State University New York Press，2005.此外，还有大量论文。
[215] 参见Steven Van Zoeren，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1-13.对“诗言志”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研究，也可参见苏源熙在《中国美学问题》中的描述，亦引用了范氏之说。
[216] John B.Henderson，Scripture，Canon 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4.
[217] 这种大跨度的比较研究，也可参见John B.Henderson，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Neo-Confucian，Islamic，Jewish，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218] 中国学者对韩德森该书的初步介绍，参见陈钢：《文献学与汉学史的写作——兼评韩大伟〈顶礼膜拜：汉学先驱与古典汉语文献学的发展〉》，载《世界汉学》。2005（1）。
[219] 参见David B.Honey，Incense at the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1.
[220] 参见Haun Saussy，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pp.119-120.
[221] 参见Haun Saussy，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p.103.
[222] Haun Saussy，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23] Eric Hayot，Haun Saussy，and Steven G.Yao（eds.），Sinographies：Writing Chin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
[224] 另有苏源熙据耶鲁大学图书馆藏件而辑录整理的费诺罗萨数种著作的完整集子《作为诗歌介质的汉语书写文字》，也可看作其同类兴趣工作的一种延伸。参见Huan Saussy，Jonathan Stalling and Lucas Klein（eds.），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A Critical Edition，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225] 学界一般认为，该名称因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1975年创刊的同名杂志Early China 而始定型，指称由夏商周而至秦汉统一性集权帝国的建立这一历史过程，并为此能够将早期各纷乱的时代及其命名涵括在一起考察。其后限并不一定十分确定，也有延至东汉末或佛教传入时期的，尤其偏于战国至秦汉这一集权政体形成的历史阶段。对“早期中国”概念的分辨性解释，参见Martin Kern（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Introduc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p.ⅩⅩⅥ.
[226] 对于此问题，柯马丁的进一步阐释也值得重视。他认为，“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形式的文本”，尽管也可以借用现代狭义的文学概念来梳理早期的文本材料，但是文学的形式性要素又始终存在于各类差异很大的文本中。由此可见，“作为最狭隘或最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即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并不适用于任何早期中国的文本，同样也不适用于其他的古代文明的文本”。参见［德］柯马丁：《学术领域的界定——北美中国早期文学（先秦两汉）研究概况》，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571页。
[227] 参见Martin Kern（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Introduction”，p.Ⅶ.
[228] 这一研究当然也不限于北美或其他英语地区，比如欧洲即在2000年创建了“欧洲中国写本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anuscripts）。柯马丁也曾谈到正在与欧洲汉学家共同编撰《早期中国手写文献：文本、背景及方法论》（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Texts，Contexts，Methods），除了两名美国学者，其他编纂者均来自欧洲。参见盛韵：《柯马丁谈欧美汉学格局》，载《东方早报》，2012-04-01。此外，日本学者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经常被美英学者引述。
[229] 此类考订与论述甚多，以英语出版物的形式结集的论文集有：Edward L.Shaughnessy（ed.），The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 of East，1997；Sarah Allan and Crispin Williams（eds.），The Guodian Laozi：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Dartmouth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 of East Asian Studies，1998；Constance A.Cook and John Major（eds.），Defining Chu：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对此问题比较集中的解说，也可参见Edward L.Shaughnessy，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230] 关于这些工作，也可参见白牧之（E.Bruce Brooks）、白妙子（A.Taeko Brooks）等人创建的“战国经典研究小组”（Warring State Working Group，中译也称“辩古堂”）所做的大量工作，代表作有：E.Bruce Brooks and A.Taeko Brooks，The Original Analects：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231] 参见［美］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导论”，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32] 参见William G.Boltz，“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Martin Kern（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pp.50-78.
[233] 参见Martin Kern，“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Martin Kern（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pp.149-193.在更大范围内，尤其是从“儒学”被经典化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参见戴梅可（Michael Nylan）、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等人的研究。Michael Nylan，The Five “Confucian” Classic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Mark Csikszentmihalyi，Material Virtue：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Brill，2004.
[234] 这一工作涉及《论语》《老子》《墨子》《诗经》《尚书》等具体文本，因范围较广，在此不再细加列举。
[235] 参见［美］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210～217页。另从“哲学”文本的角度对战国时期多种书写文献的历史移动问题做出更为集中研究的，有Dirk Meyer（麦迪），Philosophy on Bamboo：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Brill，2012.
[236] 参见Martin Kern，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New Haven，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0.
[237] 参见［美］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42～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38] Benjamin A.Elman and Martin A.Kern（eds.），State Craft and Classical Learning：The Rituals o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Brill，2009.
[239] 参见Martin Kern（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Introduction”，p.Ⅹ.
[240] 参见Michael Nylan（戴梅可），“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Writing：Text，Ritual，and the Culture of Public Displa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Martin Kern（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p.8.
[241] 参见Martin Kern（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Introduction”，p.Ⅻ.
[242] 参见［德］柯马丁：《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见［美］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32页。
[243] 以上诸文均载于柯马丁所编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