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迟到的民族”：历史的负担

引言

如今的德国，经济发达，科技昌明，文化繁荣，给人一种人杰地灵之感。然而曾几何时，在欧洲，德意志却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全面落后于法国、英国等发展快的国家：“当我们想了解德国民族，首先要记住：这是一个文化发展较迟的民族。原始民族的特征，仍然活动在德人血管内。相对地说，日耳曼民族文化与拉丁民族相较，至少落后五百年，即是说他少了五个世纪的历史经验与智慧纪律的训练。”[1]德意志民族的“迟到”，一则源自德国的地理位置，但是地理因素还不足以构成德国“迟到”的全部理由，因为除了地理因素之外，德意志的历史也并未垂青于德意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素。

决定一种文化形态和特质的因素多种多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气候、地形、土壤、纬度、海拔等多种因素都会对一种文化产生影响。但是在众多的因素中，历史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任何一个文化都是其历史的产物，现在植根于历史，是过去的延伸和发展。地理位置固然重要，在有的时间点上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决定一种文化形态和本质的最重要的因素，则是这种文化产生于其中的历史。譬如波兰民族同样处于欧洲的“中间地带”，但是波兰文化却与德国文化、波兰民族与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迥然有异，这不外乎是历史的作用。

德国文化同样是德国历史的产物，德国文化植根于德国历史中。德国历史带来的诸多问题，直接影响了德意志文化的形成。德意志不仅没有得到地理的青睐，也同样没有得到历史的眷顾。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坎坷崎岖，较之其邻邦，德意志民族经历了更多的曲折和磨难，最终被迫成为一个“迟到的民族”。除了地处欧洲中央这一地理特征外，德国历史的内在特点也规定了德国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德国人的心态，也给德国文化打下了底色。德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节 辉煌的开端

1.德国历史的基本走势

与文明古国相比，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德国的历史不算长，但是却很丰富，或者说非常复杂。基于德国历史的复杂性，汉语在翻译德国的名称时也就随之遇到了问题：“Deutschland”是应当译成“德国”还是“德意志”？在什么场合译成“德国”，什么场合译成“德意志”？一般而言，“德国”是一个中性的译法，不包含其他色彩或补充含义；而“德意志”的译法则包含了一定的感情色彩、文学色彩或曰诗意，或是为了同“德国”区别开来，以免产生混淆，如把“Deutsche Bank”译成“德国银行”，则难以区分这是德国一个特定的银行，还是所有的德国的银行。如果译成“德意志银行”，则不但比较好听，也比较容易区分。按照丁建弘的看法，“Deutschland”当译为“德意志兰”，以解决这个问题[2]：“从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史考察，只有到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意志兰才包含了国土和国家相一致的含义，把德意志兰译成‘德国’才真正名副其实。”[3]所以，谈论历史上的德国或德国历史时，应当注意是什么时代；相应地译成恰当的名称。1871年以前的“德国”或曰“Deutschland”包含的不仅是现在的德国，也可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内、今天德国之外的许多地区。

纵观德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德国历史的基本走势是开局良好，在10世纪时德意志称雄一时，似乎预示着德意志的风光无限。但是好景不长，德意志在风光一时之后，于13世纪中叶开始走下坡路。中世纪结束、进入近代之后，德国的命运愈渐不佳，一再成为欧洲的政治纷争、宗教纷争和大国角力的角斗场，经历了许多次磨难，仅大的和超大的灾难就经历了四次，德意志数度濒临崩溃的边缘。

如果换一个视角，即从德国与西方的关系这个维度也可以看出德国历史的一些特点。德意志本是“西方”的核心地区，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意志却与西方渐行渐远。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文化界、知识界开始自绝于西方，用“德意志文化”（deutsche Kultur）与“西方文明”（westliche Zivilisation）在精神上与西方对抗；进入19世纪，德国则走上了与西方对抗的道路。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意志特殊道路”（der deutsche Sonderweg）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1990年的两德统一，预示着德国终于放弃“特殊”的自我理解，回归西方文明。

2.德国历史的开端

德国的历史中蕴含着许多问题，使德意志民族长期陷于困惑，仅仅是德国历史的起点就是一个问题。德国历史始于何时？“deutsche Geschichte”（德国历史/德意志的历史）与“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德意志民族/部族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等值的：“回答取决于如何理解德国历史。是否把德国历史与德意志民族[Volk——译者]的历史等量齐观、以此确定德国历史何时开始，或是把德意志民族[Volk——译者]的历史开始之前的几个世纪也算在德国历史之内，则又有所不同。因为这几个世纪虽然在德意志民族[Volk——译者]形成之前，但是德国人自己则视之为自己历史的一个部分。”[4]德国历史与罗马的关系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德国历史可能的起点有911年、919年以及962年。一说为公元911年，东法兰克的加洛林王朝结束，德意志的诸侯们选举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Konrad Ⅰ）为德意志国王，由是开始了德国历史。一说为公元962年，德意志王国的国王奥托一世（Otto Ⅰ）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可以视为德国历史正式拉开序幕。但是许多史学家们一般认为，德国历史的起点应当是公元919年。

德国历史的开端，看上去似乎颇具偶然性和故事性。9世纪初，日耳曼人的一个支系法兰克人（Franken）在其首领查理大帝（Karl der Grosse）的率领下，建立了法兰克王国（Frankenreich）。814年查理大帝逝世后，帝国一分为三，分为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部王国，西法兰克王国成为法兰西的雏形，东法兰克王国成为德意志的前身。但是东法兰克王国并非我们现在一般习惯理解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部族联盟，部族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而且部落之间充满着对于土地和财富的争执。倘若没有外部因素的干预，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法兰克、萨克森、图林根、阿勒曼、巴伐利亚等几大部族完全有可能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为了征服桀骜不驯的萨克森人，查理大帝率领法兰克人与萨克森人血战了三十年，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征服了萨克森，这两个部族之间的仇恨常年未能消解，遑论摒弃前嫌，为了一个德意志民族而联合起来。当然，历史不承认假设。事实上，德国历史的开端与其邻近的匈牙利密切相关。

919年，匈牙利人正值兴起之时，大举进兵西方，锋芒直指巴黎。面对强盛一时的匈牙利人的入侵，东法兰克王国各部族的首领们为了抵御入侵，经过争吵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协议，推举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Heinrich Ⅰ）为东法兰克王国的领袖，德国历史或曰德意志史随着这个萨克森王朝（919—1024）的建立而拉开了序幕。这次联合乃是不得已，实则是为了抵抗匈牙利人的征服而结成的军事联盟，亨利一世实则也只是一个“盟主，即一个军事首领。除此之外，他对各个部族的事务并无干预力，各部族的首领除了在战争中听命于亨利一世之外，都是各自为政。这次颇具偶然性的、目的性很强的权宜之计，却对德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严重阻碍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格局——封建割据、小邦分治——的源头就在于此。没有人可以预见得到，这个目的性很强的临时性措施后来的发展会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会延续了上千年，会缔造了德意志这样一个民族。德国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第二帝国建立。

在传说中，亨利一世率军与匈牙利骑兵在莱西河（Lech）展开血战，他的部队虽然勇猛善战，但是对手的力量更为强大。在匈牙利人的强大攻势下，亨利一世的军队节节败退，匈牙利人眼看胜利将唾手可得。在最危急的关头，亨利一世亲自上阵厮杀，他凭借着一件神奇的兵器冲向敌军阵地，击败了敌人，获得全胜。这件神奇的兵器就是著名的“圣矛”（die heilige Lanze），据说上面嵌有耶稣受难时留下来的一片指甲，所以这支矛拥有神力，持有者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次发生在莱西河的战役拯救了东法兰克，也拯救了后来的德意志。

3.“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

亨利一世死后，他的儿子奥托一世（Otto Ⅰ，一译“鄂图一世”，936年至973年在位）继承了王位，巩固了王权，并于962年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皇帝，因此被尊称为“奥托大帝”。此后，奥托大帝东征西讨，四处征战，一些非德语民族也被并入奥托帝国的版图，一个以德意志王国为主的“罗马帝国”（Römisches Reich）登上了历史舞台。

打败匈牙利人之后，联合起来的德意志各部族仍显示出强大的离心力，他们不愿意有一个过分强大的国王凌驾于他们之上，对他们发号施令，限制甚至剥夺他们的权力，损害他们的利益。为了制服这些部族领袖，奥托一世不得不借助基督教会的力量，扶持教会，对教会做出许多让步。这样，就为皇权与教权之争这个极大地影响了德国历史进程的另一个因素埋下了伏笔。但是另一方面，在奥托一世带领下作战的诸侯们也开始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觉，这就是在他们之间有了一种超过他们与其他部族的联系的感觉，他们第一次感到他们是德意志人。德意志民族建构民族意识的艰难历程从此开始了。

查理大帝征服了西欧后，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查理帝国的正式名称是“罗马帝国”（Römisches Reich），意谓日耳曼人建立的这个国家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奥托大帝建立的这个国家也叫做“罗马帝国”，表明他仍然以罗马文明的正宗传人自居。此后，帝国的名称又有两次变动，第一次是12世纪中的1157年，帝国的名称之前加上“神圣”（heilig）的字样，称为“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以凸显基督教和教会在帝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前的亨利一世和日后19世纪的德意志君主一样，弗里德里希一世声称他所拥有的王权直接来自于上帝，他通过将形容词‘神圣的’加在国号前这个举动来使国人理解这一点。”[5]随着非德语民族逐渐退出帝国，帝国的民族构成发生变化，所以帝国的称谓再次发生变化。15世纪时，帝国的名称再次变动，1438年起，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称谓前再加上一个“德意志民族的”限定语，以阐明帝国的民族属性，1486年，这个称谓首次在法律中使用。此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一直延续到1806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弗兰兹二世宣布“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宣告结束，存在了上千年。

10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中叶，尤其是11世纪上半叶，奥托大帝建立的罗马帝国盛极一时，皇帝对麾下诸侯的控制力相对也比较强大，对教会的控制力也加强，在皇权与教权之争中曾经占了上风，一度迫使教皇俯首听命，德意志在欧洲的大国地位不可动摇，形成了一个亮丽的开端。但是在德国历史上，德意志的统治者长期秉承“帝国理念”，把自己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沿袭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弘扬罗马文化，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受到了罗马文化的较大影响。此外，继承了罗马帝国政治体制的基督教会在日耳曼人国家的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的政治体制、文化、社会组织都借助于罗马教会而得以延续，所以“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存在于观念中，也存在于规模缩小了的各种基质中”。[6]因此罗马占领日耳曼尼亚部分地区后，这部分地区——即后来的德国——的历史也被一些史学家视为德意志的历史。

萨克森王朝结束后，德意志帝国进入萨利安王朝时期（1024—1125）。好景不长，力量逐渐壮大、羽翼日益丰满的基督教教会不甘于处于一个受保护和被控制的地位，开始与皇权争夺权力，所谓“主教续任权之争”（Investiturstreit）开始。1077年，德意志王国国王亨利四世（Heinrich Ⅳ）在与教皇格雷格里七世（Gregor Ⅶ）的斗争中败北，被迫前往卡诺萨城堡（Kanossa）向教皇俯首。当然，这只是亨利四世的权宜之计，他凭借卡诺萨之行赢得了时间，积聚了力量，得到了喘息，并于第二年发动反击，率军攻陷罗马，另立教皇。但是尽管如此，教权与皇权之争并未结束，双方势均力敌，德意志一直饱受两种权力系统争斗之苦，民族国家的迟到与此有极大的关系。争斗的结果是，德意志王国的国王消耗了全部力量，但是没有获得对教皇的控制权；相反，德意志国王对于王国内部各诸侯的控制权被极大地削弱，诸侯势力坐大，成为后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一个死穴。所以无论亨利四世是否雪洗卡诺萨之耻，“国王的卡诺萨之行”（Kanossagang des Königs）标志着从奥托大帝开始并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德意志辉煌时期宣告结束。

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德国历史进入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1138—1254）。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于1152年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7]；这位史称“巴巴罗萨”（Barbarossa）的红胡子皇帝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君主，文治武功均有建树。在他的统治下，德国历史再次步入一个强盛期。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广大，除了德意志王国之外，还包括现在勃艮地、意大利大部，以及波希米亚王国，可谓幅员辽阔，一派大国气象。巴巴罗萨七次用兵意大利，以惩罚并控制意大利北部的那些企图摆脱帝国控制，拒绝缴纳税金的富裕城市。这个时期的德意志帝国，似乎又重振了奥托大帝的雄风，但是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巴巴罗萨盛世不过是奥托盛世的回光返照。这位强悍的皇帝多次用兵意大利，耗尽了自己的国力。在这种争斗中，为了获得德意志各诸侯的支持，又不得不对诸侯们做出很大的让步，导致帝国积弱，此后皇权便没有再现辉煌。

巴巴罗萨的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于1212年即位，他不但是德意志王国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且还是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从小在西西里长大。这个童年时期一度几乎流浪西西里巴勒莫街头的皇帝也称得上雄才大略，当上了帝国的皇帝之后，还是秉承“帝国理念”，把政治的中心放在意大利，致使德意志的诸侯力量愈加壮大。但是这个皇帝在帝国内部也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仁政，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深得当时许多人的拥戴。

在德意志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红胡子皇帝巴巴罗萨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代表着德意志曾经有过的强大和昌盛，暗示着一个辉煌的过去。这个集体记忆长时期流连于德意志人的内心世界里，挥之不去。但是实际上人们归功于巴巴罗萨的许多政绩和功绩，本是出自其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不过德意志的子孙们却宁愿张冠李戴，把巴巴罗萨视为德意志辉煌的象征，并在德国的屈夫霍伊塞山（KyffhÄuser）为巴巴罗萨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即那个著名的“屈夫霍伊塞纪念碑”（KyffhÄuser Denkmal）。

12世纪中叶，公爵狮子亨利（Heinrich der Löwe，1129—1195）与皇帝巴巴罗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狮子亨利在其领地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几乎就是领地里的皇帝。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是德意志王国国王的封臣，按照法律有义务听从其领主的命令。但是狮子亨利自恃力量强大，敢于与皇帝和国王分庭抗礼。1176年，巴巴罗萨要求他出兵伦巴第，遭到他的拒绝。1180年，在维尔茨堡举行的诸侯大会上，他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采邑被剥夺。但是被剥夺的采邑并未被皇帝收归己有，而是被巴巴罗萨转租给其他诸侯。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同样的事件也曾在英、法等地发生过，那里“退租”的采邑被收归王室，王权借此而得以壮大。而巴巴罗萨之所以在他政治生涯的极盛期也不敢把退租的采邑收归己有，是因为他要用这些采邑来收买其他诸侯，以换取这些诸侯的支持，以巩固他并不牢固的权力。这个意味深长的事件之后，德意志的历史开始与西方疏离，后来竟然渐行渐远，终于分道扬镳。

这个时期的德意志，本来似乎是最有希望的：

在近现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里长期分裂的德国人——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四分五裂’的德国人，在中世纪，特别是在10世纪和12世纪里，比起其邻邦来政治上更加成熟，距离建立有效政治机构更近。正是德意志诸部落承袭并弘扬罗马帝国的传统和查理大帝的遗产，正当加洛林帝国在新的蛮族入侵的压力下分崩离析之际，德意志人是北欧和中欧唯一一个稳定因素。奥托大帝于962年加冕成为皇帝之后，可以说德意志在欧洲获得了一个超级强权的地位。在其后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有迹象表明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产生了欧洲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的国家。[8]

然而德意志民族内在的传统再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共同作用，使得这一似乎大有希望的开端终于成为明日黄花。从此，德意志开始走下坡路，而且这种颓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兴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辉煌的开端无论如何都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铸就了一个坚固的意识，即“帝国理念”（Reichsidee）。对于统治者而言，帝国理念是指建立和维系一个大帝国的意识，所以意大利在帝国理念中的地位尤为重要。但是对于民众而言，帝国理念则与过去的辉煌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多地是一个大国意识，而且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每当现实可悲之时，对于辉煌的往事的回忆便会更加强烈地被激活，而且现实越是鄙陋，追忆恢复往昔光辉的意识就越强烈。

4.大有大的难处

这个雄踞欧洲中部的老帝国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大有大的难处。从查理大帝时代开始，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管理一个大帝国的难度是很高的。仅从这一点来看，帝国的分裂似乎是注定的。13世纪中期，老帝国的政治经历了一个灾难性的时期。1254—1274年，诸侯们互相争执不下，皇帝的选举陷入难产，出现了皇帝帝位空缺的“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这也加速了皇权的日益式微，德意志此后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直接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大大延缓了德国进入现代的步伐。

然而迫使德意志迟到的因素不止这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帝国实行的是国王和皇帝的选举制，而非王位和皇位的世袭制，皇帝和国王由选侯们选举产生。所以查理大帝死后，给帝国留下了一道政治难题，即由查理大帝遗留下来的皇位和帝统由谁继承、皇冠由谁来戴？查理大帝的遗产由谁来继承？按照日耳曼人的习俗，最终帝国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手里一分为三。这样一来，皇冠究竟花落谁家，就成了问题。东、西法兰克王国各自当仁不让，为争夺皇冠不遗余力。最后，东部王国的力量终究大于西部王国，东法兰克王国胜出，西法兰克王国落败，皇冠花落东部王国。皇冠戴在头上，东部王国国王似乎风光无限；而皇冠究竟是福是祸，则要等待历史来回答。

东法兰克王国虽然在帝位之争中凯歌高奏，但是皇冠到手，却并不意味着前途似锦，反而意味着祸之将至。一顶皇冠在手，福耶？祸耶？一顶皇冠到手，却给德意志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和灾难，历史同德国开了一个惨烈的玩笑。东法兰克王国继承了查理大帝的罗马帝国之后，在皇帝和国王的继承问题上，仍然没有采用世袭制，依旧按照日耳曼人的传统惯例继续实行选举制，即当皇帝帝位空缺时，其继任者在各诸侯之间产生。所以各部落首领之间就展开了皇位和王位的争夺，形成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政治格局。选举皇帝和国王的权力最后落到了七个势力最大的诸侯手里，史称七个“选侯”（Kurfürst）。1356年，皇帝查理四世颁布了一项帝国立法，确认这七个选侯拥有选举皇帝和国王的特权。这个被称为“金玺诏书”（die Goldene Bulle）的法律，意味着诸侯对皇权的胜利。选侯们考虑的首先是自己的利益，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就会促成皇权的更迭，中央集权的路途愈加艰难。

大空位时期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衰落，皇帝的帝位在不同的诸侯之间移动，从哈布斯堡家族转到拿骚，从拿骚又移到维特斯巴赫，然后又迁往卢森堡，直到1438年，皇冠落到哈布斯堡家族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Ⅲ）头上，自此皇位才落户奥地利，形成事实上的世袭制。

这样一来，神圣罗马帝国始终没能建立一个世袭制帝国，于是帝国的力量始终分散在各个领土之中，未能被整合起来，统一在一个中央政权之下。相反，帝国内部各路诸侯都想当皇帝，相互间你争我夺，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量。这样的内耗消耗了各自的力量，没有一股力量可以独大。在你争我夺相持不下时，选侯们往往推选出一个较弱的诸侯来坐庄，以免皇帝太强大而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力量较强的诸侯争得皇位时，其他力量便会对之心存忌惮，一有风吹草动便彼此联手，牵制皇权，所以德意志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皇权。

从表面形态看来，德意志迟至19世纪中叶仍未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首都。直到1871年，俾斯麦缔造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才终于有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心——柏林。这就构成了德国历史的另一个悖论，即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并且因此产生了种种问题，饱受这些问题之苦；但是作为欧洲中心的德国本身却缺乏一个中心，饱受缺乏中心，因而缺乏凝聚力之苦。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曾长期被哈布斯堡家族把持，而在德意志，维也纳却偏居东南一隅，离斯拉夫国家的距离大大短于离德意志腹地的距离。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历史的力量及其对德国的影响。

即便是皇帝的选举，也呈现出这种分散性的政治生态。这种无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又演变成为多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社会生态，给许多城市都提供了成为中心的机会，在文化和经济上，任何一个邦国首府理论上都有可能成为全国的中心，于是就造就了一个多中心的文化生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魏玛（Weimar）。到19世纪上半叶，魏玛公国不过是一个蕞尔小邦，人口不过十万，魏玛城的人口则仅六千，但却得以接纳了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几位文化伟人，因此一跃而成为德国的精神之都。放眼世界，这样的文化生态可谓绝无仅有、独一无二。

把欧洲历史上的世袭制国家与选举制国家的发展作一个对比，看一看世袭制国家的发展，再对照一下德国的情况，就可以看出皇帝的选举制对于德国历史的影响之大：

正是因为在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中从未真正实现过世袭制，世袭制是与选侯们的选举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一个个皇帝都在无穷无尽的权力斗争中耗尽了力量，同时帝国也日趋四分五裂。法兰西的国王体制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法国的王权制度也经历了长期的软弱和封建制的分裂，但是最终还是得以在一个长达数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法国之所以得以成就中央集权体制，不是因为法国克服了世袭制，而恰恰是因为得益于世袭制在法国之被神圣化。[9]

在英国、荷兰、丹麦等国，13世纪就已形成强大的王权，此后王权一步步壮大，吞并地方势力，形成一个强大的向心力，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而且长期的王权世袭制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王室，以及以王室为代表的传统，等到王权已经仅仅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时，就是这个象征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因为它“代表国家与民族的起源、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超越一切冲突的一致性。这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更不是什么多余的东西，人们靠着消灭世袭制并没有能够节省了时间和金钱。正好相反，议会统治越是得以实现，民主的时代越是宣告来临，这种象征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10]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期间，“德意志大封建主变成了各邦诸侯”[11]，德国的封建割据（Partikularismus）已经开始形成。中央集权制实际上的缺席，以及教权的壮大，使帝国或王国内部形成了双重的权力结构，皇帝或国王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拥有真正的权力，帝国只是调节诸侯纷争、有限度地保护中小诸侯利益的机构，各个诸侯只在一定的限度内有限地服从帝国的要求。而在自己的领地内，诸侯们就是真正的主人，拥有实际上的主权。由于中央集权制未能形成，德国就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特殊的政治格局——“小邦分治”或曰小国割据状态（Kleinstaaterei）。这种格局产生自德国历史，德意志特殊的历史给它提供了生存的沃土，所以它一经产生便茁壮成长，并且长期存在，严重阻碍了德意志朝向民族国家发展的步伐。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步履蹒跚

1.“打满补丁的地毯”

对于德意志或西欧来说，中世纪末期，无论14世纪或15世纪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城市里出现市民和城市贵族的暴力对抗，农村也出现武装斗争。教会的腐败日益趋于顶点，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

16世纪初，宗教改革爆发，改革的浪潮席卷西欧。经过长期的宗教战争，西欧分裂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两大阵营。“教随国定”（拉丁文：“cuius regio，eius religio”，德文：“Wes das Land，dem der Glaube”）的原则确立后，欧洲其他国家一般都是形成了“一国一教”的政治—宗教格局，或者在一个国家以一种信仰为主。唯独地处欧洲中央、位于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分界线上的德意志，基督教却分裂为两大阵营。南部以天主教为主，北部以新教为主。但是实际上形势更为复杂得多，因为南部亦有大量的新教飞地，北部亦不乏天主教信徒，信仰冲突带来的是德意志在政治版图上、宗教信仰上进一步的碎片化。而且在北部路德教地区，教会沦为国家的附庸，邦君（Landesherr）们把教会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路德教地区的教会成为官厅教会（Lan-deskirche）。

教会失去独立地位，邦君们少了一个制衡自己的力量，这就使邦君们势力更加坐大，17、18世纪的德国巴洛克文化之所以史无前例的辉煌，便是邦君们获得君主专制权力后，一方面，需要获得外界的承认；另一方面，也企图通过财富和权力的展示起到对臣民的恐吓驯服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语境里，邦君们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展示欲”（ReprÄsentationswille）。这种展示欲非常强烈，驱动着他们极力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巴洛克文化便是这种展示欲的文化表现。南部的天主教地区虽然没有像路德教教会那样沦为邦国的附庸，但是邦君、诸侯们的权力扩张也使他们的独立性大为减少。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帝国和市民阶层均受到重创，唯有德意志各邦国的邦君们从中获益，作为胜利者胜出。继金玺诏书之后，帝国的权力再一次被削弱。帝国的式微使皇室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放弃经营德意志而转向打理奥地利，既然无力顾及帝国的事务，那么只得全力发展和巩固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使帝国的发展失去了一个决定性的动力。而大战之后德意志的碎片化进一步加深，也是一个后果严重的事件。战争结束后，帝国的版图无论从政治还是信仰的角度看，都是一块“打满补丁的地毯”（Flickenteppich）。

在西欧近代史上，17世纪是一个关键的世纪。西欧其他国家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在17世纪里向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德意志则在三十年战争的战火中沉沦，错过了这个决定性的世纪，其历史的脚步被延迟了一个世纪，其结果是德意志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被延误，德意志真正成为一个“迟到的民族”。

2.普鲁士的崛起、德国的统一及其遗留问题

普鲁士王国在18世纪初的出现，是德意志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普鲁士的发展和壮大，使德意志帝国内出现了第二个强权。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普鲁士和奥地利双雄鼎立的二元政治结构，以及后来奥地利在争斗中落败的事实，使奥地利从德意志淡出，统一德意志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普鲁士王国的肩上。普鲁士凭借其强大的军力和统治者的意志，最终统一了德意志，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德意志的民族国家。至此，德意志人不再仅仅是一个“部族”（Volk），而是一个“民族”（Nation），“德意志民族”（die deu-tsche Nation）才最终形成，所以第二帝国的建立在德国历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而这个统一过程也见证了德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不但强权位于帝国的边缘，而且统一亦来自边缘。

普鲁士虽然统一了德意志，但是也留下了许多问题，比如普鲁士军事立国的政策和实践，助长了德国军国主义的成长壮大。普鲁士乃是依靠其军队立国的，唯有通过战争才能生存和发展，军国主义在普鲁士成为立国之本。所以有的历史学家嘲笑道，普鲁士不是军队在国家里，而是国家在军队里。军国主义和军人的价值观也极大地影响了普鲁士和德意志，造成无穷后患。对于市民阶级而言，似乎从军便可以脱胎换骨，脱去平民的身份，成为半个贵族。因此德国社会里，人人以从军为荣，以穿军服为荣，德国作家楚克迈耶尔（Carl Zuckmayer）的讽刺喜剧《科本尼克上尉》（Der Hauptmann von Köpenick）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的德国人在欧洲被视为“机器人”（Maschinenmensch）：他们头戴尖顶盔帽，身着军装，盲目服从上级，显得铁一般的坚强，似乎毫无感情。由这样的人组成的这样一个国家，为其邻国所无法认知；在这样一个群体面前，人们感到茫然；形容这样一个民族的形容词又增加了一个：不可捉摸（unberechenbar）。

普鲁士在科学技术层面上极其现代，但是在国家理念上仍停留在前现代时期。这种技术层面上的现代性和国家、政治理念上的前现代性构成了一对深刻的矛盾，给德国带来了诸多严重的问题。

此外，普鲁士不仅在政治上打造了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以所谓“普鲁士精神”也深刻影响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所以才会有“德意志的普鲁士化”（Verpreußung Deutschlands）的说法。具体地说，普鲁士的价值观对德意志民族的影响的确很大，所谓“普鲁士美德”（preussische Tugenden）在德国各地生根开花，秩序、勤奋、节俭，特别是服从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在德意志本来就有深厚的传统，从中世纪末期以来一直得到各邦国和教会的大力培植；经过普鲁士精神的强化，这些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变得更加牢固。

第三节 自由与统一不可兼得

19世纪的德国，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方面，要废除贵族的特权和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另一方面，要实现民族统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两个任务被归纳为“自由与统一”（Freiheit und Einheit）。在西欧，这两个任务是一个国家步入现代的先决条件。对于英国、法国、荷兰等老牌民主国家而言，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只有在统一的民族国家里，民主政治才能生存下去，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中，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

而德意志的状况极不利于统一，民族的分裂状况仍使得统一步履维艰。拿破仑战争后，打败了法国的德意志，却缺乏民族统一的必要条件，相反阻碍统一的力量极其强大。作为德意志最大的两个邦国之一的奥地利就不愿意统一。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奥地利不愿意听任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因为德意志民族主义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多民族性质的奥地利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整个国家将会分崩离析，国将不国。所以统一只有靠普鲁士来完成。而在打败了法国后，德意志各邦国急于恢复过去的制度，邦君们不愿意放弃邦国的主权和利益，反对统一，要求恢复小国政治，维也纳和会后君主制又卷土重来，甚至是更加巩固。即便是维也纳和会后成立的德意志邦联仍然包括三十五个主权国家，再加上四个自由市，德意志土地上有三十九个主权领土存在，各邦国之间界碑林立，关税繁多。有鉴于此，诗人歌德在1828年10月23日同艾克曼的谈话中也曾痛心疾首地说道：

对于德国的统一我并不担心，我们高质量的公路和未来的铁路自然会有所表现。但是，最重要的是，愿德国在彼此的热爱中成为一体！愿它成为一体抵抗外敌！愿它成为一体，以便德元和格朗士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整个王国通用！成为一体，以便我的旅行箱不必打开就可以通行所有三十六个公国！成为一体，使得魏玛公民的城镇的身份证明在接壤的大公国边境，不会被当成外国人的身份证被边防军官认为不够！愿在德国所有的公国之间不再有内地和外疆的说法！总之，愿德国在度量衡、贸易和商业以及类似的方方面面都能成为一体！[12]

当然德国的市民阶级及其他统一派则强烈希望国家统一，也强烈希望建立民主政治，自由与统一的浪潮汹涌，终于导致革命的爆发。1848年3月，德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史称“1848年革命”。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革命迅猛发展，革命力量迅速壮大，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不得不做出让步。5月18日，国民大会在法兰克福的保罗大教堂召开。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共和国，实施民主政治的尝试，因此意义非凡。议员们制定了完备的宪法，恭请普鲁士国王来出任皇帝。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即德意志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上，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们就“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方案争执不休，最后“小德意志”方案胜出。但是无休止的讨论终于给君主们以喘息的机会，君主们赢得了时间；市民自由派惧怕激进主义得势，同君主们联手，革命力量分化；再加上外国列强反对德意志的统一，在普鲁士军队的枪炮前，德国革命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自下而上”的方式已经宣告失败，剩下的只有“自上而下”的方案。俾斯麦清楚地认识到仅凭德国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统一的，所以1862年出任首相后，他捕捉到了欧洲政治中有利于德国的机会，在列强的角逐中抓住了历史的机遇，通过一系列的战争，用“铁和血”铸造了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个民族国家，完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德意志实现了统一，拥有了第一个民族国家，但是同时舍弃了自由。

这次没有自由即民主政治的统一虽然得以完成，但是却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专制体制压制了政治民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难以解开；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威胁着社会的安定。这种种矛盾犹如一团乱麻，妨碍着德国的健康发展。第二帝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是历经千年的封建割据遗留下了强大的地方势力，要整合这些历史残留的问题，非常困难，统一了的德国面临着“内部建国”（innere Reichsgründung）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纷乱的局面下，俾斯麦奉行“鞭子加糖面包”（Peitsche und Zuckerbrot）的政策，对工人政党实施打压，同时又制定了先进的福利政策，以收买社会中下层。在他执政期间，德国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科技、社会的现代化全面展开，到19世纪末时，德国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德国，力量迅速增长。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的德国经济要求打破老牌殖民大国对世界政治和市场的控制，要求迅速扩大自己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在政治上，急于跻身世界霸权之列。尤其是在民族心理上，德意志对于自己力量的迅速增长沾沾自喜，特别是德国社会的主流市民阶级未能很快适应自己的强大，心理上未能处理好力量增长的感觉，于是自我感觉迅速膨胀，急于显示自己的力量，俾斯麦着眼于力量平衡的国策已经让力量迅速壮大的德国市民阶级感到不满。1888年，威廉二世继位。在威廉二世身上，德国市民阶级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两年后，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德国进入威廉时代（Wilhelminismus）。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和平政策，大力发展军力，特别是大力发展海军，推行扩张性的海洋政策，要在世界范围内争得“阳光下的地盘”，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与西方展开对抗。从18世纪末开始的“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抗开始激化。这个对抗和竞争的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而告终，而且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虽然德国军队在战场上没有被打败，但是德军已是强弩之末，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被演绎成了一个神话，即并非德军不敌西方的敌人，而是国内爆发的革命促使德国投降。这个“背后捅刀子”（Dolchstoß von hinten）的神话，也促使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力图洗刷这个“不战而降”的耻辱。再加上凡尔赛条约的苛刻，一则严重的挫伤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二则给本已步履维艰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导致德国人心理上强烈的反弹及复仇心理。

1919年，魏玛共和国在艰难中诞生。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是德国第二次建立民主政治的尝试。但是魏玛共和国生不逢时，它背负着战败的耻辱和凡尔赛条约的重负，左右两大阵营都对共和国不满。而最为重要的是，德国没有民主的传统，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后，没有了皇帝的德国民众似乎无所适从，政治的纷争、社会的混乱、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经济的不景气，所有问题都归结到民主头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的文化事业在魏玛时期却经历了一个繁荣期，焕发出异彩。但是除了文化事业的一枝独秀之外，魏玛共和国陷于内外交困。一个经济危机中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一个缺乏民主意识的民主政体是不可能巩固的。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风雨飘摇之中的魏玛共和国终于难以为继，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赢得大选，通过合法的途径上台，建立了第三帝国。1933年3月23日，纳粹通过议会的“授权法案”（ErmÄchtigungsgesetz）获得了独裁统治的权力，开始了十二年的恐怖统治。第三帝国初期，希特勒取得了一系列内政外交上的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拒绝执行凡尔赛条约，赢得了多数德国人的支持。第三帝国在内部实施“砍光伐尽”（Gleichschaltung）的文化一律政策，对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异己人士进行迫害。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实施后，对少数民族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合法化，更是合法地大规模歧视和迫害犹太人，大量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余下的则被运往集中营，成为种族灭绝政策的牺牲品。纳粹的扩张政策引发了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战后西部占领区实行了非纳粹化、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尽管这些措施的成效有限，但是毕竟逼迫德国人正视历史，正视纳粹德国的罪行，使德国人再也没有“背后捅刀子”一类的传说来为自己辩护，特别是六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幽灵犹如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德意志民族的心头，“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成为德国制订国际国内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尽管德国国内的右翼派别在历史问题上不时挑起争端，但是多数德国民众承认历史问题、反省历史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战后的德国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中间带，“身处欧洲中心”的宿命再次凸显。

战后的六十年间，德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在占领军压力下建立的民主政体取得成功，缺乏民主意识和传统的德国开始接受西方民主，德国的政治文化开始转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德致力于经济复兴和建设，“经济奇迹”创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福利国家的实现使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准保持在一个高位，给社会安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民主政治也受益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富裕生活的保障，民主体制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魏玛的命运没有重演，生活水准的提高与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相得益彰，社会中下层的子女也有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不再是社会中上层的特权。特别是战后实施的民主教育，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文化，但是青年人和中老年人之间的代沟也随之加大，为后来的大学生运动埋下了伏笔。

战后西德的基本国策是融入西方，而非自绝于西方，这是另一个显著的转变。阿登纳时期，西德政府致力于与法国修好，和解政策的成功使千百年来德法两国的宿怨逐渐被消解，西德变成凝聚西方的核心国家之一。与此同时，西德历届政府都致力于欧洲的整合；1954年，联邦德国参与创造欧洲煤钢联合体，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20世纪60年代末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调整了西德和东欧的关系，缓和逐渐取代对抗，作为德意志千百年来宿命的“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格局有所淡化。

但是，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是消费社会，享乐主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理想主义。战后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和流行，在德国也并无二致，而且德国的美国化更加迅速而深刻。这是德国的第二次美国化，德国的第一次美国化发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时，美国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挑战德国的严肃文学、严肃音乐，电影、卡巴莱、流行音乐等风行一时。战后联邦德国的美国化更加深入，从教育到艺术，从生产到消费，美国的印记无处不在。

战后的西德社会经历了一次社会水平化（Horizontalisierung）即平等化的过程，首先是战后的难民潮改变了西德的社会结构。战争临近结束时，德国的人口之间的等级差别已经开始被打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无法再分贫富和贵贱，大家都被战争推到同一个水平上。战后，从东欧被驱赶出来的德国难民涌入西德，一千二百多万难民与五千多万本地人混杂在一起，过去的人际关系失去了意义。加上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流动性，过去的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社会层级、教会等机制都大为失效，大家都被置于一个差别较小的水平上。1946年的货币改革则在经济上大大降低了社会两极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德国原有的垂直型社会向着水平化的社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一个水平化的社会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社会对于历史问题采取了回避和压抑（VerdrÄngung）的态度，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章被避而不谈。在民主教育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无法理解长辈在纳粹时期的态度，德国五十年一个轮回的父子/代际冲突在教育中找到突破口，导致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1968年为标志的大学生运动的爆发。大学生运动烟消云散之后，一部分持极“左”思想的大学生采取了以暴力改变国家的绝望手段，“红色旅”（Rote Armee Fraktion，RAF）登上历史舞台。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则强力镇压，“红色旅”最后归于失败。大学生运动在同传统社会对抗时，对德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标准提出质疑，德意志的传统道德经历了一次西化的洗礼，例如独立思考的新道德取代了服从的传统道德。所以学生运动过后，德国的文化发生变异，一些传统美德被嘲笑、被抛弃。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没有历史问题之虞的瑞士，仍旧固守德意志传统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其结果是：不是德国人的瑞士人却更“德国”，而身为德意志“正宗传人”的德国人却不那么“德国”。

结语

两个德国在分裂四十年后终于统一，宣告“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正式终结。战后的西德放弃了军事大国的追求，全力发展经济，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统一后的德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彻底改变的。战后的德意志民族在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仍旧模糊，排外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德国思想界的“阵营思维”（Lagerdenken）强烈，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定式仍旧存在，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也因阵营的不同而迥然有异。总之，战后的德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传统没有完结，历史还在继续。

注释

[1] 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丁建弘：《德国通史》，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3] 丁建弘：《德国通史》，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4] Bookmann/Schilling/Schulze/Stürmer：Mitten in Europa.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Berlin：Siedler Veralg，1999，S.18.

[5] [美]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邢来顺等译，4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6] Hagen Schulze：Kleine deutsche Geschichte，München：dtv，9.aktualisier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2008，S.13.

[7] 德文为“Friedrich”，也译为“腓特烈”。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译为“弗里德里希”。18世纪的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Ⅱ”过去通译为“腓特烈大帝”，已经约定俗成，难以再改变，故凡涉及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Ⅱ”时将尊重习惯，沿用“腓特烈大帝”。——作者注

[8] Gordon A.Craig：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dtv，1985，S.20.

[9]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Lebensbild，Bergisch Gladbach：Lübbe Verlag/Ehrenwirth Veralg，2000，S.163.

[10]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Lebensbild，Bergisch Gladbach：Lübbe Verlag/Ehrenwirth Veralg，2000，S.165.

[11] 丁建弘：《德国通史》，3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12] Goethe：Goethes GesprÄche mit Eckermann，Leipzig：Im Insel Verlag，1937，S.427.译文见：[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吴象婴、潘岳、肖芸译，38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