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代序：随遇而安

——答肖时花编辑访问

一、生活经历与人生态度

肖时花[1]：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访。朱熹曾言：“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在翻阅您的资料时，我发现您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不知道这对您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您能简单谈谈吗？

李凭：最初我在建筑工地干过，当泥工、测温工、施工技术员。建筑这个行业似乎和历史研究没有关系，但是它让我体会到社会基层的困苦。接着，我当了教员，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不过在小学和中学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教历史课。我教过语文、地理、政治，教过代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在所谓的教育革命期间教过农业基础课。我又在图书馆工作过，当过图书管理员、资料室主任。我还从事过出版工作，从责任编辑做起。

这些工作与我后来的历史研究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觉得人的命运由不得自己，应该接受现实，所以我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哪怕在建筑工地当泥工的时候，我也认认真真去干。那时候我经常背诵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以为自己大概就是一个新时代的王承福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有了一门手艺就有了生活的本钱，所以我应该学好和干好这份工作。然而，命运是捉弄人的，每当我有一点成就感的时候，我的工作就转变了。但那也得认命，应该再去适应。这或许就是您引述的朱熹所云“随遇而安”的意境吧。不过，朱熹是思想家，谈的是深邃的哲理。我可没有什么理想，只不过如老百姓所说的在讨生活而已。

人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不可能随心所欲，那就应该随遇而安，去适应社会的需要。只有尽量做好分内的工作，社会才会需要你，你也才能够顺利和顺心。而且，只有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社会才会给予你机遇。我的工作最后转到历史研究上，也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更谈不上立下过什么宏伟的志向，只不过社会给了我求学的机会，而我尽力去做成罢了。历史是研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学问，因此研究历史必须对人生有所感悟，对社会有所了解，此后才会有所心得。我干过许多行业，这些行业表面上看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不大，其实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所以，虽然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许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感到有意思，一点儿也不觉得浪费了青春。如今，我路过建筑工地时，常常喜欢探头往围墙里面看。看到忙碌着的打工仔，我就会想，那正是过去的我。多么遗憾呀，回不到那个年轻的时候啦！

肖时花：您这种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确实难得，想必这是您能在各个岗位都取得成就的原因吧。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与北魏历史研究结下缘分的？

李凭：那是我考上研究生之后的事情。1977年，国家重新关注高等教育，当年恢复了高考，并着手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在那个年代，人们对高考还都有所记忆，但对研究生招生并不了解。我当时选择考研究生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当班主任，班里的学生大多要参加1977年的高考，我觉得跟我的学生一起去考大学不太好意思，但是我很希望有深造的机会，于是决定报考研究生。

然而，1977年只有中国科学院系统公布了招生简章。自然科学的专业性非常强，没有受过相应本科教育是摸不着门径的。我没有上过大学，只能对着中国科学院的招生简章兴叹。不过，在兴叹之余我却发现了希望。我看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要招收旧石器时代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贾兰坡先生。考试科目除了英语、政治以外，还有中国通史、人体解剖学、古人类与古文化学。其中古人类与古文化学的专业性比较强，但是指定的参考书却是一本通俗读本，即《十万个为什么》第19分册。我觉得这几门课程都可以自学，所以就大着胆子报名了。

不料，1977年的招生工作大概准备得不充分，推迟为与1978年合并招生了。那时候我虽然将几部参考书都已背熟，但是却胆怯了。中国科学院是全国最高的科研机构，我则没有上过大学，本地教育局的负责人嘲笑我想“放卫星”，我自己也担心白忙活。幸而1978年许多大学也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就放弃中国科学院，改报本省的山西大学历史系。因为一部分考试科目是相通的，所以原本为报考中国科学院所做的准备没有白干，当年我如愿考上山西大学。

入学以后，主管学生工作的系总支副书记刘书理老师告诉我，山西大学招收研究生的目的是储备师资，当时历史系重点要发展的是考古专业，决定让我学习考古。我很高兴，就努力地学习相应课程。可是，到了第二个学年末，高教部下达文件，建立起学位制度，规定研究生要写相应的学位论文。那时候还没有提倡跨学科，对专业的界定是比较严格的，我原本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必须递交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论文。我只好中断考古学专业的学习，在中国古代史的专业范围选择一个课题，以完成学位论文。由于山西省古代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是北魏建都于平城的时代，加上我在参加考古专业实习的时候参观过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感受过它的雄伟气象，于是我的硕士论文就确定为研究鲜卑拓跋部在平城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就这样，我阴错阳差地与北魏历史结下了缘分。

肖时花：您自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从事北魏历史研究，此后做过各种工作，但您从未放弃过对北魏历史的研究。请问：是什么让您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这个研究领域？

李凭：拓跋部在平城活动的将近一个世纪历史，成为我研究生阶段的研究目标。这个框架对于做硕士学位论文来说无疑是过大了，而且确定框架的时候已经是整个研究生阶段的后期，实际上是来不及完成的，所以只好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作为学位论文。这就是此后在《晋阳学刊》发表的系列论文《论北魏宗主督护制》和《再论北魏宗主督护制》。

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到山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编辑室给我分配的业务范围很庞杂，要编辑包括历史、地理、地方志、古籍整理、英语、日语等多方面的书稿。在历史类书稿中，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稿数量居多，很少有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书稿，即使有也很少与北魏历史搭界。所以我的编辑工作实际上与我学过的专业毫无关系了。不过我心里绝无抱怨，只是为有了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庆幸，我要对得起这份工作，这样端起饭碗时才吃得香，心里不愧疚。至于我学过的北魏历史专业，那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

现在出去参加学术会议，时常会有记者问我关于业余爱好的问题，诸如喜欢音乐、美术不，爱好哪种体育项目呢，这真让我作难。我年幼时家境贫困多厄，年轻时出走西域。只身在他乡异域生活，拿学徒工的薪水，每天在建筑工地十余小时地劳作，既没时间也没金钱去学习乐器，或者搞健身运动。看到现代青年大谈业余爱好，我十分羡慕和感叹。不过，自从完成硕士论文以后，北魏历史确实成为我的精神寄托了。所以，非要让我讲业余爱好，那就是研究北魏历史吧。

我利用业余时间抄写了两箱北魏历史资料的卡片，撰写出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在《光明日报》的“史学版”发表了，题为《拓跋珪的历史功绩》，那是我的第一篇文章，现在翻看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当时令我很受鼓舞。不久，有些学校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希望继续深造，于是在工作五年之后我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的三年时间里，我的业余爱好转变成为专业研究，我按照原先确定的拓跋部在平城一个世纪历史的框架完成了博士论文。

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北京图书馆虽然是著名的学术殿堂，但又是行政意味十足的机关。你看我的简历就可以推想到，我在那里的工作其实与我的研究兴趣十分隔膜。换而言之，北魏历史研究又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所以如果说我曾经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这个学术领域是不准确的，我只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把我的精神寄托在北魏历史研究上而已。我们这一代人，学术专业和本职工作不相一致是常见的现象，这就需要好好摆正二者的关系了。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对不起你的薪俸，也难以体面地生活。学术专业虽然成为业余爱好，却能够永远寄托精神。工作如果丢了，还会有机会，学术专业要是丢了，那就没了精神寄托。《晋书》卷46《刘颂传》中记载了刘颂的一段话，他说道：“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刘颂谈论的内容是古代封国制度的变化，所言关乎政治，是否确当理应别论。但是，对待生活与学习的态度却应该如此。由于社会环境的制约，人们不得不因时制宜，或者应该更加确切地说成因时求宜吧。

对不起！小肖，你在这篇采访稿的题目中原先用了“潜心致学”四个字，我不敢当，我擅自改用“因时求宜”做替代了，请谅解。

二、学术收获与治学体会

肖时花：您的代表作《北魏平城时代》在北魏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学界对其评价相当高。请您谈谈当时撰写这部书的宗旨。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是2000年出版的，至今已经16年了。自那以后，学界有大量的研究北魏平城时代的成果问世，也有大量的相关考古资料被发掘出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这本书都是过时之作，所以谈不上占据重要地位了。前面已经说到，最初我想研究北魏平城时代是因为当时要写硕士论文，是临时逼出来的。

当然，客观上讲，鲜卑拓跋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部族确实非常值得研究。拓跋部兴起于大兴安岭的北端，经历过曲折的历程来到位于如今大同市的平城，在那里建立起北魏王朝，历时将近一个世纪，是为北魏平城时代。北魏平城时代发展到鼎盛阶段，紧接着转折成为北魏洛阳时代。造就如此重大转折的是著名的孝文帝迁都事件，它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族融合高潮。这个高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上的一大亮点，而整个北魏平城时代正是为这个高潮的形成加以推波助澜的准备阶段。由此肯定北魏平城时代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应该是毫无问题的。选择这样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我自然也就跟着沾了点光。不过，囿于认识上的局限，这个时代的不少光辉景象我没能表述出来，留下了许多缺憾。所以，我渴望从学术界诸多新的成果中汲取营养，使得这些缺憾逐渐得到弥补。

《北魏平城时代》这部书稿形成现在的规模，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它的雏形是1980年设计的硕士论文框架，后来充实成为我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没有急于将学位论文出版。因为它有缺陷，特别是需要补充考古学方面的营养。所以，1997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此后带着问题多次到大同、洛阳等地做相应的考察，以修订这部论著。1999年，我完成该基金项目，同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第二年将《北魏平城时代》出版了。从1980年确定框架到2000年成型，《北魏平城时代》经历20年才问世。如果再算上2011年再版和2014年第三版的两次大修订，这本书的发展历时35年。不过，这还不算结束，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字斟句酌地好好完善它。

关于北魏平城时代，我最初想过的问题与后来完成时想到的问题并不一样，其中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最初，我只是想要把拓跋部族的历史轨迹表现出来，后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部族放到中华民族文明的长河中去考察和表述。这样一来，就不仅要论证这个部族的史实，更要探讨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意义。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有许多像拓跋部那样的部落、部族和民族陆续地参加进入。它们之中，有些已经消失了，有些至今还存在。消失者并非灭亡了，而是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了，他们的后裔也许就在我们的周围；如今依旧存在者，其实也不再是最初的形态了。中华民族就是由如此众多的部落、部族和民族相继融合而成的。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才生生不息，不断强大。所以，豹窥一斑，通过拓跋部这样一个典型例证，就可以探索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毫不中断的原因。我最近发表的论文《〈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兼论中华文明长存不衰的历史原因》，就是想说明这样的问题。

肖时花：在读您的《北魏平城时代》时，我惊叹于您能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信手拈来地运用。请问：在做历史研究时，是材料在先还是问题在先，或者是两者相辅相成？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李凭：研究历史大约有两种入手的方法。一种是利用某些现成的理论框架，然后检索相应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插入框架之中，于是形成所谓的学术体系。这样的体系可能非常宏大，而且以为发现了历史规律。但是，其内部只是无机的集合，还会出现许多漏洞，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流行过一些理论框架，雄心勃勃地要利用所谓“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以及信息论，试图重新规划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后来又有什么新三论云云。这些理论很唬人，不过它们来也迅，去也速；用这些理论写出来的书也很快就被历史冲刷掉了，现在没什么人提起了吧。

另一种入手的方法，是在读书当中发现问题。经过读书，有了体会；体会多了，形成心得；把这些心得记载下来，成为札记；札记多了，会对某个问题形成系统的看法；进而加以分析归纳，形成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将诸多真知灼见融会贯通起来，就会发现研究对象内在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才是符合或接近客观历史的。所以说，研究历史当然是材料在先，也就是阅读和考察在先。

研究历史，不能图省劲，靠套大框架和编新名词去唬人，必须细致地阅读文献，才会有所心得，进而从微细处看出宏大的现象。不肯下死功夫，一味地追求舶来的新思想，结果可能会上当，捡了他人早已抛弃的旧货。其实，所谓新意，也许就在身边。对于常见的史料加以耐心的琢磨，往往能够体会出创新的思想来。吕思勉先生说过：“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功夫：二者皆弊也。”（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不应该排斥先进的手段。如今做研究比以往要方便许多，可以利用互联网了解动态，依赖电脑检索资料，省却了一张又一张地抄写卡片的辛苦，大大提高了效率。不过，抄写卡片虽然辛苦，其实是有意义的：一是印象深刻，二是能有机地了解该资料生成的历史场景。任何资料都有局限性，其局限性只有放回生成它的历史场景才能洞悉。所以，研究历史不能全靠检索，应该有重点地阅读文献。对于重要的文献应尽可能地细读原始文本，最好是原始文本的全篇。我们做断代史研究的人，尤其要注重相关的正史，它是无可替代的最基本资料，不仅应该全面细读原文，甚至还要了解不同的版本。

由于受到列朝列代的重视，每部正史都有若干版本，这些版本中的文字会有差异，这些差异之中常常就存在问题。版本的差异，依靠电脑是难以查出的，要靠对比去感悟。有些版本，前人读后写过批语，甚至注有校勘文字，就更加有意义。因为前人的体会可能就在那里，它会令后人有所启发。所以，如果能有机会，最好将各类版本对照阅读。一页一页地翻阅旧版本，看似枯燥，却会在认识上有飞跃的感受。不信试试，兴许还会有新的发现。2013年，我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去拜会沈津先生，得便观摩了中山大学庋藏的几种《北史》版本。对比不同版本之后觉得很有收获，除了增加感性认识，还发现了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汉学家源伊信校勘过的明朝南京国子监印制的《北史》。源伊信的校勘笔记四千余条，不少内容迄今尚能显示令人惊叹的独特见解。由此我更加深信，研究断代历史，对于相关的正史，不但要看现今流行的版本，而且要尽可能对照先前的版本阅读。只有对基本文献的版本特点做到如数家珍，学术讨论时才敢有一点发言权。

肖时花：看来做历史研究，真是要坐得了冷板凳啊！在《北魏平城时代》中，您既运用了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史实铺陈，又对人物的心理情感和性格进行了合情合理的推理，可以说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在具体的操作中又该如何把握心理研究的度呢？

李凭：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和人做过的事。提一个不恰当的说法，如果以历史学这个标准来划分人群，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创造历史的人，另一类是编撰历史的人。创造历史的人是绝大多数，凡是人，就会有生活，生活经历就是创造历史的过程，伟人如此，普通老百姓也如此。伟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只是在于作用的大小而已。当然，历史作用是有正反性的，有的人对历史起正面作用，有的人对历史起负面作用。编撰历史的人只占少数，他们的作用是把创造历史者的事迹记载下来，这是第一层面；进一步的层面，就是加以褒扬或者批评，肯定其正面作用而否定其负面作用；再深入一步的层面，就是通过考察与类比而总结经验与警示教训，通过分析与归纳而厘清规律与探索动向。那么，创造历史的人与编撰历史的人这两类当中，哪一类更重要呢？当然是前者，前者是社会的中坚。不过，二者其实难以分割，前者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历史；后者虽然用笔（如今大多用电脑了）书写历史，但是书写出来的作品会影响前者的思想，所以也在间接地创造历史。像我这样的分类，当然并不恰当，也没有意义，更非曲意强调历史工作者的作用，只是想把问题讲清楚而已。

历史既然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性格和感情的，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体会和认识会不一样，至少在程度上会有差别吧。这种差别或许能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社会。人物越重要，影响力就越大；人物越不重要，当然影响力也就越小，甚至接近于零。相对而言，重要人物的性格更显独特，情感也更为复杂，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带上个人的心理因素，从而影响解决问题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才会出现不少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而偶然事件又难免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乃至结果。所以我以为，研究历史现象应该把当事人的性格和感情等因素考虑进去，这样形成的观点可能更合乎人之常情，更能令读者相信，而且历史人物也能够表述得有肉，有血，有精神。

肖时花：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中，还可以看出您在刻意避免没必要的重复，比如对崔浩国史之狱，前人已经做过详细的讨论，所以您在叙述的时候会比较简练，避免烦冗拖沓。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部以“时代”命名的著作，如果某些重要问题不予论述的话，也会让人质疑。在具体的写作中，您是如何处理的？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虽然描写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但是我并没有全面铺开写作，只是勾勒了时代发展的轨迹，通过其轨迹上的重要节点向纵深挖掘内部的有机联系，力求探索其中的规律，所以这本书不是面面俱到的。《北魏平城时代》出版以后，有的朋友跟我谈到，写一个时代，应该包括它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我当然不反对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面面俱到地去描述，那就很难凸显当时社会的主导方面。而且，如果面面俱到地去写作，用三十万字是绝对不够的。作为读者，更希望了解的，是这个时代的主体精神，所以我就按照我读《魏书》《北史》等文献的理解去勾勒这个时代，尽量将我认识到的那个时代的亮点展现给读者。我以为，如果能够实现我的目标，比面面俱到地表述会更有价值。至于崔浩国史之狱，确实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对与其相关的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我没有更多新的见解，所以只是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而加以略写，没有详细地展开讨论。

我觉得，写论文和论著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与主题密切相关且自己又确实具有崭新的见解，就应该重点论证；虽然有新的见解，但是与主题距离较远，就不一定硬要展开讨论，以免喧宾夺主；也有一些问题，虽然自己没有新的见解，但是与主题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不加表述难以逾越，那就采取略写的办法，只要交代清楚，合乎逻辑就够了。

肖时花：在翻阅您的学术成果时，我发现您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北朝，您的论文集《北朝研究存稿》即可清晰体现。您把北朝之外的研究称作“副业”，但仔细读后感觉这些“副业”的学术贡献并不亚于“主业”。在研究中，您是如何处理“主业”与“副业”的关系的？

李凭：就历史研究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研究就是读书，读书才是研究。我在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确实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与我的专业有密切关系的书籍。但是，工作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仍然需要不断地读书，大部分时间也要研究问题，不过所读之书，所做的研究，不一定与我的专业相关。因此，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确实有主业与副业之分。既要把现有的工作做好，又想恪守住专业，那就得把大量工作之余的时间投进去，结果就陷入在业余时间干主业的状态。

我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当过图书管理员、资料室主任，后来又做过出版社的总编、社长。那个阶段，上班时间讨论的问题都跟北魏研究毫无关系，写出来的心得是图书和编辑方面的。只有在下班以后的晚间和节假日，我才能抱着《魏书》或《北史》研读，所以后来我为《北朝研究存稿》写后记的时候会有关于主业与副业的感慨。在那篇小文章里，我所说的主业指北朝范围以内的文字，是在工作之余时间写就的；我所说的副业指北朝范围以外的文字，反倒是因工作的需要完成的。

后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持续了七年时间。按常情而言，工作和专业一致了，主业和副业合并了。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担任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不但有行政协调事务，还有历史研究所交代的不少项目。这些任务有的是上面下达的，有的是横向联系的，都有来头，都需要应对。研究室里的成员可以直接推脱，我不能推脱，要服从大局。不过，虽然很难投入全部精力去研究北魏历史，但是主要时间可以放在主业上，所以这七年时间令我在北魏研究上有所收获，《北魏平城时代》就是在此期间初版的。

肖时花：2012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这篇文章应该是将“主业”与“副业”融会贯通的例子吧。请您谈谈写这篇文章的体会。

李凭：你提到的《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这篇论文，虽然是从北魏史入手而跳出北魏史的例证，但是最终还是收回到北魏史了。这篇论文于2004年在浙江缙云仙都峰祭祀黄帝时开始构思，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课堂和讲座上做过演示，历经十数次易稿，才于2012年发表。它是我努力将教书与研究结合的收获，也是尽力将主业与副业贯通的结晶。这篇论文表面上在谈黄帝历史形象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在论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问题。

在读《魏书》的时候，我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魏书》首卷《序纪》开头第一句话的主语是黄帝。这个现象，读者已经熟视无睹，并不给予关注，但我觉得这里有问题。拓跋部是一个少数民族，黄帝怎么可能是拓跋部的祖先，人们都不会相信，然而《魏书》却偏要这样写。带着这个问题，我查二十四史当中其他各部正史，发现以黄帝开头的只有三部书，就是《魏书》《北史》与《史记》。《北史》是在《魏书》的基础上编撰成的，自可不论。那么，《魏书》以黄帝开头是否与《史记》有关系呢？由此我开始考察《史记》为什么以《黄帝本纪》开篇的问题，后来就进而探索黄帝作为历史形象的塑造过程。

司马迁为了树立典型的帝王样板，就着力地尊崇黄帝，将黄帝置于《史记》诸本纪之首。为了巩固黄帝的崇高形象，就把黄帝塑造成为祖宗，于是黄帝成了华夏各族独尊的人物。司马迁这样做，其他的史学家不一定赞同，班固就不同意，但是魏收却赞成，具体表现就是上面所说的《魏书》也同样以黄帝为开端。这样一来，魏收就在司马迁的基础上进了一步，将黄帝塑造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的祖先，于是将黄帝的历史形象更广泛地弘扬开来。

魏收的做法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但是他受到了更多的质疑。那么魏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的是总结孝文帝以来拓跋部汉化的成果。孝文帝与魏收的关系，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前者是创造历史的人，后者是编撰历史的人。编撰历史的魏收把创造历史的孝文帝的功劳总结到了《魏书》里面。孝文帝的历史功劳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民族融合方面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把黄帝树立为拓跋部的祖先；其二，把大部分北魏统领之部落的姓氏都改成为汉姓。这样一来，少数民族也都成了黄帝的后裔，于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一个民族的大家庭。

要之，我对黄帝历史形象的研究，最初是读《魏书》而发现的问题，最终又回到了《魏书》阐释的孝文帝汉化问题。《魏书》与《史记》都以黄帝开头，看似偶然，却引申出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问题。《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这篇文章，表面上看与北魏历史的关系并不密切，实际上却是非常密切的。

肖时花：听说您有过在海外学术研究的经历，而且从此您就转到大学里从事教学工作了。那么，您如何看待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呢？

李凭：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在它的资助下我获得了在国立汉城大学访问的机会，虽然身处陌生的环境，但是并不感到冷漠。那一年的时光里，我置身世外，潜心研读了大量专业以内的著述，也披览了不少专业以外的图书。

从韩国回来以后，我不断地沿海南下，先后在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任教。大学是教育机构，而且首先是教育机构，即便以研究生教育作为主导的大学也首先是教育机构，科研是第二位的。所以，当教员就必须任课，否则对不住手中捧着的饭碗。更不要抱怨教书会影响了做学问，所谓教学相长，就是强调教授书本与研究学问相辅相成的意思。

课堂是最好的检验学问的场所，我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做学问，想清楚和讲清楚是不一样的效果，讲清楚和写清楚也是不一样的效果，不信可以试试。有时候苦思冥想一个学术问题，自以为想通了，很高兴，但放到课堂上一讲却发现逻辑上有问题；把逻辑理顺了，写成文稿，很得意，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时却会出现漏洞，可能还是致命的漏洞。所以，当教授应该讲课，最好给一年级新生讲课。因为一年级新生不熟悉教授本人，也不了解教授的学问，能够给他们讲明白，才说明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真正清楚了。

三、社会担当与学术期望

肖时花：历史知识的大众化往往依托于文学作品，如三国时期的历史，很多人都是通过《三国演义》得知的，至于《三国志》大众读得就比较少。不少历史学家无暇顾及推动历史知识大众化的事业，而您在这方面却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特意在《北魏平城时代》的基础上撰写成《百年拓跋》，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描述历史的通俗写法与研究历史的考据范式在风格上具有很大反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把握历史通俗作品写作之度的，请谈谈您的体会。

李凭：虽然历史距离我们遥远了，但是它对现实是有意义的。所以，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的研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研究成果通俗化。其实，写通俗化作品对自己的研究也是一番严格的审查，能够全面检验自己的认识是否合情合理，能否被大众接受。也就是让更多的人来看看，我的研究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意义。

历史现象不仅要占有可靠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且要依赖逻辑加以推理。在研究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心得，这些心得可能是合理的，但是证据不充足；或者，虽然有证据，却组合不成证据链：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构造不出研究成果。然而，如果采用通俗读本的写法，那么许多逻辑上能够想通但是缺乏证明的想法，就可以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成的整体。这样，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对自己的研究也是补充说明。

通俗读本不仅应该文字畅达易懂，而且需要思想凝练。写完通俗读本再回头去看相应的学术专著，就会发现不少缺陷；反之，修改好学术专著，也能进一步修饰与之匹配的通俗读本：所以学术专著与通俗读本能够相辅相成地完善。《北魏平城时代》于2000年出版之后，我相应写了一部《百年拓跋》，就是将《北魏平城时代》通俗化，该书于2004年出版。写完《百年拓跋》以后，我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就对《北魏平城时代》加以修订，有了这部研究专著的第二版；反过来我又将《百年拓跋》的文字进行修补，遂而形成为该通俗读本的第二版《拓跋春秋》（不过，由于出版进度的影响，《拓跋春秋》比再版的《北魏平城时代》出书稍早）。《拓跋春秋》出版以后，我对再版的《北魏平城时代》又加以修订，就有了《北魏平城时代》的第三版。《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出版以后，我再反过来逐字逐句地修饰《拓跋春秋》，于是在2016年年尾印制了这部通俗读物的第三版《从草原到中原——拓拔百年》）。这两部书稿相辅相成地三次出版，表明学术著作与通俗读本是能够互为补充地发展的。我顺便想要说的是，其实写通俗读本的难度绝不亚于写学术著作。通俗的度是很难把握的，我对自己做的通俗化工作总是觉得不满意，因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这样，实在感到对不起读我的初版和再版作品的读者。

肖时花：在您这里，学术专著与通俗读本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真是体现得极为紧密。最后，作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请您大致谈谈目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状况。对有志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您有哪些治学建议？

李凭：感谢会员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从2004年到2014年我当选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三届会长。我现在已经辞去会长的兼职，只担任荣誉会长的虚衔。我的专业本来只局限于北魏史的研究，但是由于担任会长，我不得不关注北魏史以外的问题，也就此而写了一些北魏史以外的论文，这又扯到我在《北朝研究存稿》的后记中谈到的主业与副业的关系问题了。虽然我在非北魏史的研究当中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北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魏晋南北朝中的关键部分，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只有把它放到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对它的历史地位估价得更加准确。在魏晋南北朝史当中，有许多研究的热点，北魏史正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北魏史的人也日益增多。但是，在北魏史当中，没有研究的地方或者研究得较少的地方还有很多。相比而言，缺乏研究的地方比已经研究的地方要多，研究得浅的地方比研究得深的地方要多，所以有待于深入细致地发掘和研讨，学无止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而且，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还有不少领域，学者的关注程度尚不如对北魏史热心。比如南朝后期特别是梁陈期间珠江流域的勃兴，乃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这应该是当今社会话题中的热点所在，然而相应的探索却远远不够。这样的问题就应该认真地研究，它与“一带一路”具有密切的关系呀。

辩证地看，历史问题既是冷门，又会成为热门。我深信小肖和你的学友们，只要奋发努力，就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成就。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注释

[1] 肖时花，《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