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与政治
汉武帝为何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1]
文晓华
（江苏师范大学，徐州，221116）
摘要：李延年被汉武帝任命为协律都尉明显带有矛盾之处，即李延年以一个宫廷乐人的身份被封为显系武职之官。其实这次任命并非武帝异想天开，而是缘于对先秦“都尉”与“大师”职官传统的延续，亦是出于武帝礼乐文化建设的强烈需要。
关键词：李延年 协律都尉 武帝 都尉 大师 礼乐
作者简介：文晓华（1971～），女，河北唐山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西汉武帝时期，李延年因“好音”颇为得宠，获封“协律都尉”，此一事件在《史记·佞幸列传》《汉书·礼乐志》《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李广苏建传》《外戚传》等均有记载。一名宫廷乐人，却被封为显系武职的“都尉”，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一是为什么李延年被封为“协律都尉”一职（而非他职）？二是为什么是李延年（而非别人）被封为“协律都尉”？本文认为，李延年获封协律都尉，既是先秦职官传统的延续，也是武帝礼乐文化建设的强烈需要。
一
武帝封李延年为“都尉”一职出于他对传统都尉官职的认同和偏爱，这使武帝任命“协律都尉”一职成为一种可能。
我们首先从“都尉”这一职官入手来进行分析。
“都尉”者，张晏曰：“主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2]可见其为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称此官本秦官，初称“郡尉”：“郡尉，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公卿表》中所云“都尉”一职系地方军官。秦制，每郡有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而郡尉则“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3]，可见其是辅佐郡守治理地方的副官，主领武事。但这种地方都尉官并非汉代都尉官的唯一来源。
“都尉”属尉官之一种，先秦有之，掌管军政之事，《淮南子·兵略训》云：“正行伍，连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4]先秦尉官名目繁多，有军尉、都尉、廷尉、中尉、国尉、校尉等。从职官系统而言，有中央尉官与地方尉官的区别。从职能来看，基本与军队武事相关，但又各有差别。
早期的尉官主要为“军尉”，一般任职于军中，隶属于朝廷。《左传·闵公二年》载，晋国“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羊舌大夫为尉”[5]，尉为仅次于一军之帅的军中要职。晋悼公时又增加了军尉的职能，《左传·成公十八年》载：“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使训群驺知礼。”[6]以军尉统领军中六卿乘车御马之事，又分为上军尉、下军尉，并有佐。秦又增加了卫尉、廷尉、中尉、校尉、国尉等官。其中廷尉职掌法律，“掌刑辟”，应劭曰：“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共称廷尉。”[7]李斯曾为廷尉。卫尉为率卒守卫宫禁之官。中尉负责京师安全任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8]国尉即太尉，嬴政登基后，曾设太尉，《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9]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分封郡县，才开始设置地方郡尉，“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10]。《百官公卿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11]，郡尉为郡守之佐，职掌一郡武事。
汉代的尉官在大致承袭秦制的基础上做了改变，延续下来的尉官有太尉、中尉、卫尉、校尉。自景帝把郡尉改为都尉后，武帝就设置了多个职能各异的都尉，如搜粟都尉、水衡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协律都尉等，表现出对“都尉”一职的特别喜爱。
这些都尉官中，搜粟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等都是真正的武职，而水衡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协律都尉则并非武职。其中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奉车都尉与驸马都尉二官。二者的职能应当承袭了晋国军尉之职，但又有变化。晋军尉摄军中六卿之御事，即六卿出战时的驾乘之事，汉奉车都尉与驸马都尉则负责皇帝出行乘车事宜。汉天子出行，有主、副车，天子所乘车为主驾，掌车者为奉车都尉，非正驾车皆为副，驸马都尉即掌副车驸马。皇帝出行有车驾仪式，庄严威武，但毕竟二都尉所掌车并非如晋军尉一般在军队之中，因此二都尉应是非武职官员。
被武帝任命的非武职都尉都是武帝身边极为倚重、信任与喜爱的近臣。水衡都尉掌皇帝供养之事，所奉之职有关税收钱粮、物资出产、撑船铸钱等，堪称皇帝的私人金库，与皇帝的生活息息相关；奉车都尉与驸马都尉负责皇帝出行乘车事宜，有关皇帝安全，事关重大；协律都尉则配乐制曲，以娱皇帝，负责皇帝的日常娱乐事项。这些职掌人员虽然身份地位不高，但经常出入皇帝身边，是皇帝日常生活中最为亲密、重要的人员。武帝在任命这些职官时，自然挑选他最为信任也最为喜爱的人员去充当。如江充，他多次举报弹劾贵戚近臣，武帝“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12]，拜为水衡都尉，贵震京师。武帝封禅时奉车都尉霍子侯单独陪同武帝登上泰山，子侯为深得武帝信任的霍去病之子，初为侍中，后拜为奉车都尉，武帝对他寄望颇高，但泰山封禅后子侯暴卒，武帝非常痛心，亲自做《思奉车子侯歌》以作纪念。李延年本为故倡，“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13]，他曾以一曲《北方有佳人》让武帝叹息不已。为他的宠爱增添砝码的还有他的妹妹李夫人，李夫人“妙丽善舞”，受到宠爱，又生下了昌邑王。由此，与奉车子侯一样，受到宠爱的李延年被任命为“协律都尉”，便完全具有了一种可能性。“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而“古者重武官”，以“都尉”任命非武职官员显示出一种特别的重视和信任。
二
我们再从“协律”职务的传统职能来看李延年被封为武职的合理性。
协律者，协和律吕，制曲理音，配器合乐，李延年为当时著名乐人，职守协律正为合宜。查先秦职官，负责“协律”一职有明确记载的是大师。《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14]《左传·襄公十八年》曾载师旷执律听军声事：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15]
师旷乃晋著名乐人，是一位盲人，他通过辨别自然界的音声律吕，判断出军事状况，其中颇有神秘之处。郑注引《兵书》对“执同律以听军声”现象的解释是：“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可见，乐师将士卒大呼之音合于乐，判断其音合于商、角、宫、徵、羽中的某一律，再根据一些理论去推断军事状况。这一套推断理论即《兵书》所载：“‘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者，商属西方金，金主刚断，故兵士强也。‘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者，东方木，木主曲直，故军士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者，中央土，土主生长，又载四行，故军士和而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者，南方火，火主熛怒，故将急数怒。‘羽则兵弱，少威明’者，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暗，故兵弱少威明也。”[16]这番解释将自然人声、军队状况、五方、五声、五行相配，正是先秦以自然物象比附人事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关系的一种体现，乐师则将之应用于军事战争场合。师旷还曾经听鸟声而知军情，《左传·襄公十八年》载齐、晋师对峙时，“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17]师旷根据鸟乌叫声的变化，准确判断出齐军己退的军事状况，其中当亦经过了一番严密推断，这是另一则著名的听声而知军事吉凶之事。
执律以听军声，是大师的职责之一，他们虽属乐人，但与军事、国事密切相关。他们往往是君主政事、军事的咨询对象，分析情势、听律辨声，帮助君主作出决断。作为一名著名乐师，《左传》中多次记载师旷参与军事、国事的议定。《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侍于晋侯，晋侯问诸侯之政事，“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便给晋侯讲了一番君、民关系的道理，并引《夏书》云：“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18]《襄公三十年》载晋绛县人不知年岁，“吏走问诸朝”，于是师旷为之解释，又有史赵数以年月，赵孟处理了此事，目睹此事的鲁国使臣“归以语诸大夫。季武子曰：‘晋未可偷也。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事之而后可。’”[19]季武子明确提到师旷是君主的咨询对象，是君主、官员行事的辅佐者。《昭公八年》又载师旷曾劝诫晋侯罢建侈丽的宫室。除参与国事、军事咨询外，乐师还曾直接参与军事外交活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20]师缙代表楚子向郑国劳军者出示俘馘等胜利品，出现在严肃的军事外交场合。著名楚乐人钟仪亦曾完成两国邦交之大任。《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晋侯之所以固问钟仪楚君何如，其前提在于他知道钟仪作为宫廷乐官经常伴随君主左右，熟知君主、国内之事。其后，范文子以为钟仪乃仁、信、忠、敏之人，建议释放钟仪，“使合晋、楚之成”。晋侯听从建议，“重为之礼，使归求成”[21]，其后因了钟仪的努力，晋、楚两国终得重归于好。
乐师直接参与的军事活动当是军队在出征、凯旋等重大军事仪式场合的演奏。出征前，由大师执律以听军声，预测军情；若师大胜，则要奏凯乐，《周礼·大司乐》云：“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22]，《大司马》曰：“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凯乐献于社。”[23]《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楚城濮之战，晋大胜，“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杨伯峻引用多种材料后注曰：“皆以治兵而归曰振旅，此则以作战而归曰振旅，盖凡军旅胜利归来曰振旅。”[24]当然，大师也免不了成为诸侯间战争、争霸的牺牲品，《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
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镈磐，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25]
由以上记载可见，乐师而参与国事、军事，本是传统。李延年者，乃伎艺高超的乐师，亦曾参与武乐制定，其因胡曲《摩诃兜勒》制新声二十八解，后成为汉代武乐，以给边将。从此角度言，武帝从传统乐师职能出发，加封延年为协律都尉，便具有了一种合理性。
三
武帝雄才大略，他封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除含有对武官、都尉的特别重视、遵循乐官的传统职能等因素外，还出于礼乐文化建设的强烈需要。
礼乐之于国家可谓重矣，“《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26]。故各个朝代均以礼乐建设为先。汉代初立，礼法废弛，纲纪散漫，重建礼乐制度迫在眉睫。高祖任命叔孙通为奉常，“因秦乐人制宗庙乐”，然并不完备。武帝朝，兴文修武，国强民富，一时崇礼作乐，蔚为大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27]。但其中郊祀之礼的建设则较为欠缺。由于并未制订明确的郊祀制度建设规划，出于一时的好恶，武帝增列了诸多新的郊祀对象，祭坛的设立、祭礼的实施，往往混乱无序；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古者礼乐互彰，礼以乐重，乐以礼显，传统郊祀皆有乐，《诗经》中部分颂诗即为周郊祀歌诗，而汉朝郊祀则一直有礼无乐，与传统不合，而此问题的关键是古乐的沦失与出色乐人的缺乏。“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28]，虽有河间献王留意古雅，颇献雅乐，然并未施用。恰在此时，李延年以出色的音乐才华引起了武帝的关注，其所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其《北方有佳人》曲深深打动武帝。他具有超强的制曲能力，将古代挽歌分为《薤露》《蒿里》二曲，崔豹《古今注》曰：“《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29]，后代传诵不绝，拟作不断。他又曾吸取胡曲《摩诃兜勒》的音乐特色制新声二十八解，并成为国家仪式用乐，“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30]。李延年的音乐才华得到了举世公认，即此，武帝大胆地擢升李延年负责郊祀音乐的制定，《汉书·郊祀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春，既灭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赛）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31]
这段话的逻辑关系如下：由于得到了“好音”的李延年，所以武帝下公卿议，要在郊祀时配乐，以合“古者祠天地皆有乐”的古礼，众卿皆无异议。就这样，作为故倡的李延年被封为“协律都尉”，并堂而皇之地参与了郊祀礼乐的建设活动。
在这一活动中，李延年主要是将文人徒诗配乐合律，《汉书·礼乐志》云：
及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32]
将文人所造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正是协律之事。郊祀歌诗《天地》便描写了诗赋的合律演唱情景：“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展诗应律
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这歌辞所配合的“新音”便由李延年制作。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云：“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曼”，有延长、拖长之意，延年“以曼声协律”即通过拉长字声、旋律来使声、辞配合，协和律吕。
获得李延年后，武帝很快将一批文人的徒诗配乐制曲，于郊祀仪式上演唱，完善了郊祀礼乐，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延年的贡献无疑是很大的。《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一段话道破了包括李延年在内的文人在武帝文化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33]
在“制度多阙”的情况下，李延年成为武帝礼乐文化建设中的一颗重要棋子。祭祀与军戎同为国之大事，李延年以国家重要的祭祀人员被跨“系统”任命为军队武职，不仅体现了武帝的重视和著意提拔，更反映出此一事件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
“协律都尉”，应当是武帝为李延年临时设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官职。其官太乐或是乐府亦不甚明了。其职为协律，《汉书·律历志》云：“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职在大乐，太常掌之”[34]，延年协律以奉祀，本应属大乐；然其又以乐府所采赵代秦楚之讴去配乐制曲，与乐府又有瓜葛。从秩俸来看，大乐令秩俸六百石，乐府令秩六百石，延年则为二千石，远远超过前二者，因而最合理的解释是李延年所任“协律都尉”是武帝因人而设的一个独立官职和临时官职。
[1]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词曲源流史”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1＆ZD105。
[2]《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735页。
[3]《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742页。
[4]（汉）刘安著，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第1058页。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269～270页。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909～910页。
[7]《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730页。
[8]《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732页。
[9]《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725页。
[10]《史记》，中华书局，1982，第239页。
[11]《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742页。
[12]《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2177页。
[13]《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3951页。
[1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13页。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1042～1043页。
[1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13页。
[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1038页。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1016～1018页。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1172～1173页。
[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399页。
[2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844～845页。
[2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592页。
[2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782页。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471页。
[2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991～993页。
[26]《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027页。
[27]《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212页。
[28]《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712页。
[29]（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396页。
[30]《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715页。
[31]《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232页。
[32]《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045页。
[33]《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2633～2634页。
[34]《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9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