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状与评述
乔治·赫伯特（1593—1633）是英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著名诗人，其诗作主要包括拉丁语诗集《忆伟大的母亲》（Memoriae Matris Sacrum）、十四行诗、英语诗集《圣殿》（The Temple）、诗篇《致波西米亚女王》（To the Queen of Bohemia）、《致大法官》（To the Right Hon.the L.Chancellor）；此外，赫伯特还著有散文集《乡村牧师》（The Country Parson），又名《圣殿之牧师》（A Priest To the Temple）、《信件》（Letters）、拉丁语散文集《演说》（Orations）以及《异国他乡之谚语》（Outlandish Proverbs），并翻译了威尼斯贵族路易吉·科纳诺（Luigi Cornaro）的散文《关于节制与戒酒的论文》（A Treatise of Temperance and Sobrietie）。赫伯特的众多作品以诗集《圣殿》最负盛名。由于创作风格与约翰·多恩（John Donne）有颇多相似之处，学界通常将赫伯特视为追随多恩的玄学派诗人之一。实际上，赫伯特早已被视为英国重要的虔诚宗教诗人，在我们理解英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永恒的中心位置。[1] 赫伯特经常被同时期的诗人颂扬和模仿，因为他开启了一种创作宗教诗歌的新模式。[2] 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称赞赫伯特，对其诗歌创造的语言感到颇为惊叹。[3] 艾略特亦指出：“《圣殿》记录了一个有知识力量与情感强度之人的精神斗争。作为此种记录，他引起意欲了解同类作家之人的兴趣与好奇；并且，我认为《圣殿》的重要性远胜于多恩所有宗教诗歌的重要性。”[4] 彼得·萨克斯（Peter Sacks）更是认为赫伯特为20世纪作家提供了“基督献身主题的模板” [5]。
正因认识到了赫伯特的重要性，当代欧美学术界频频举办与赫伯特相关的学术活动：《乔治·赫伯特期刊》（George Herbert Journal）于1977年4月创刊；1978年10月20～21日，迪尔伯恩密歇根大学召开了两年一度的文艺复兴第三届会议，此次会议以赫伯特及其作品为议题展开研讨；1993年，在洛杉矶举行了赫伯特诞辰400周年纪念会；同年11月，在克拉克图书馆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十七、十八世纪研究中心”会议，会议主题为“90年代的乔治·赫伯特研究”（“George Herbert in the Nineties”）；2007年10月，在索尔兹伯里和比麦顿召开了“乔治·赫伯特的田园文学作品”会议（“George Herbert's Pastoral”）；2008年9月，蒙哥马利庆祝了“乔治·赫伯特节日”（George Herbert Festival），并同时举办了乔治·赫伯特诗歌竞赛；同年10月9日至11日，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波罗召开了“乔治·赫伯特的旅程：国际印刷与文化遗产” 会议（“George Herbert's Travel：International Print and Cultural Legacies”）；2011年10月13日，为期四天的“寻找乔治·赫伯特”（“Locating George Herbert”）会议在蒙哥马利拉开帷幕。此外，学术界还成立了乔治·赫伯特协会；该协会由2005年成立的文艺复兴协会专家构成，其主要成员包括保罗·迪克（Paul Dyck）、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昌西·伍德（Chauncey Wood）、海伦·威尔科克斯（Helen Wilcox）、伊丽莎白·克拉克（Elizabeth Clarke）、约翰·赫伯特（John Herbert）、克里斯蒂娜·马尔科姆森（Cristina Malcolmson）、肖恩·麦克道尔（Sean McDowell）、乔纳森·波斯特（Jonathan F.S.Post）、朱迪·里斯（Judy Rees）、维克拉姆·塞斯（Vikram Seth）以及艾米·查尔斯（Amy M.Charles）。这些学者可谓欧美学术界赫伯特研究的领军人物。除欧美学者之外，部分东亚学者也对赫伯特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渡边捷昭（Kenichiro Watanabe）著有《碎片中的〈圣殿〉：二十世纪日本对乔治·赫伯特的接受》（“The Temple in Fragments：The Reception of George Herbert in 20th-Century Japan”），该文对1914年以来日本学界赫伯特研究进行了综述；鬼冢圭一（Keiichi Onizuka）于1986年翻译了《教堂》的部分诗篇，并于1997年完成了《圣殿》整部诗集的翻译，让日本读者得见赫伯特诗歌全貌。
本书选取赫伯特的诗集《圣殿》为研究对象。《圣殿》诗集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教堂柱廊》（The Church-Porch）、《教堂》（The Church）和《战斗教会》（The Church-Militant）。诗集中部分诗篇的具体创作时间现已经无法考证，但其诗篇主要有以下两个来源。一是威廉姆斯手稿（the Williams Manuscript），其中包含了77首诗，大多诗篇创作于1615～1625年。[6] 该手稿虽然并未收录现今《圣殿》诗集中的所有诗篇，却构建了《教堂柱廊》、《教堂》和《战斗教会》三部分的基本结构。二是牛津大学图书馆手稿（the Bodleian Manscript）。该手稿包含了赫伯特《圣殿》诗集中的165首诗，它在安排和顺序上比威廉姆斯手稿更为细致。许多学者认为这便是赫伯特在临终前委托爱德蒙·邓肯（Edmund Duncon）转交给其好友尼古拉斯·费拉尔（Nicholas Ferrar）的小册子。赫伯特去世不久，费拉尔于1633年将《圣殿》出版。在同一年，《圣殿》的第二个版本也问世。随后，《圣殿》分别于1634年、1635年、1638年、1641年、1656年、1660年、1667年、1674年和1678年出版，并且在1647年还出现过《圣殿》的仿版；而在1695年，1678年版的《圣殿》又得以重新出版。[7] 根据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所说，在1633～1675年，《圣殿》的销售量达20000本，而当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所著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销售量仅有3000本。[8] 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赫伯特在17世纪颇受欢迎。实际上，在《圣殿》出版之后便有许多诗人对赫伯特的诗歌创作进行模仿；对《圣殿》的选读以及阐释使该诗集如同圣经一般，丰富了宗教诗歌的创作。[9]17世纪受赫伯特影响的著名诗人包括克里斯多夫·哈维（Christopher Harvey）、理查德·克拉肖（Richard Crashaw）、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
除了模仿赫伯特的诗歌创作之外，17世纪的文人已经开始了对赫伯特诗歌的批评。较为著名的批评家包括多恩、约翰·费拉尔（John Ferrar）、哈维、克拉肖、沃恩、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巴克斯特、约瑟夫·博蒙特（Joseph Beaumount）、沃尔顿、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等人。虽然该时期的赫伯特评论颇多，却并不及现当代赫伯特评论那么系统，其中，描写赫伯特人生经历以及对世俗权力和神职追求的传记批评占很大的比例。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沃尔顿的《乔治·赫伯特先生的生平》（The Life of Mr.George Herbert）、巴纳巴斯·奥利（Barnabas Oley）的《乔治·赫伯特先生生平的序言性评价》（“A Prefatory View of the Life of Mr.Geo.Herbert”）。此外，也有文人将赫伯特作为虔诚宗教诗人进行研究，指出其宗教诗歌创作风格对同时代许多宗教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
对赫伯特及其作品的评价在18世纪发生了变化。虽然该时期也有吉尔斯·雅各布（Giles Jacob）、约翰·惠尔登（John Wheeldon）以及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等人高度称赞赫伯特的作品，甚至对其作品进行模仿，但在《观察者》（The Spectator）第58期中，约瑟夫·艾迪森（Joseph Addison）对赫伯特的评论确定了18世纪赫伯特批评的基调。艾迪森认为像赫伯特图解诗歌的形式，消解了其意义，因此展现的只是一种虚假的才智（false wit）。[10] 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认为赫伯特的诗歌是“哥特式的、笨拙的” [11]；其诗歌并不能纾解，反倒会加深人的忧郁情绪。
到19世纪，赫伯特批评的总趋势又发生了变化。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lyor Coleridge）对赫伯特的《启应轮流吟唱》（“Antiphon”）、《花》（“The Flower”）等诗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赫伯特思想的怪异性蒙蔽了现代读者的眼睛，让读者忽视了赫伯特诗歌的优点，他认为赫伯特是一个“真正的、独具一格的诗人” [12]。拉尔夫·W.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称赞赫伯特为英国天才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3]他认为赫伯特将崇高的思想融入诗歌创作之中，并且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这种思想。该时期对赫伯特评价最高的可能是塞缪尔·布朗（Samuel Brown）。布朗指出赫伯特的诗篇与纯正的音乐产生共鸣，于感官、灵魂均是如此；其诗歌展现出的天赋超过众多诗人，并且呈现了令人无法匹敌的诗学品味。[14] 另一匿名作者撰写了《乔治·赫伯特与他的时代，基督徒的纪念》（George Herbert and His times，in the Christian Remebrance）。作者在该书结尾总结道：“像乔治·赫伯特一样的诗人很罕见。让他与众不同的并非广博的学识，或高雅的品位；也不是崇高的精神，或和蔼可亲的性格，甚至不是他那严谨的生活，而是这些特点的融合让他如此出众。他是‘学识、人与神的大师’。”[15]19世纪受到赫伯特影响而进行创作的文人包括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艾米莉·狄更森（Emily Dickinson）、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istina Rossetti）、杰拉尔德·M.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等。虽然该时期赫伯特评论以颂扬为主，但也不乏批判之声。其中，约翰·尼科尔（John Nichol）认为赫伯特创作具有以下缺点：不凝练，在不同诗篇或同一诗篇中重复某种观点；偏爱运用奇怪的寓言；运用奇喻，且措辞中表现出矫饰主义；缺乏幽默因素。
20世纪赫伯特批评以乔治·赫伯特·帕尔默（George Herbert Palmer）的《赫伯特英文诗集》（The English Poems of George Herbert）（1905年）为滥觞。帕尔默编辑的赫伯特诗集至关重要，因为他肯定了赫伯特是一个有洞察力的艺术家，且唤起了同时代人对赫伯特诗歌的热情。随后，在《英语诗歌的构造类型》（“Formative Types in English Poetry”）一文中，帕尔默重申了《赫伯特英文诗集》中表达的观点，并在该文章中对赫伯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与当时的许多诗人不同，赫伯特的作品结构统一，他知道何时停止；每一首诗都表达了一种心情，描述了人神关系，或论及了神圣之爱，并在结尾都将之进行了清晰的阐述。[16] 海德（A.G.Hyde）撰写的《乔治·赫伯特与他的时代》（George Herbert and His Times）以沃尔顿的《乔治·赫伯特先生的生平》为基础，对赫伯特的许多诗篇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将赫伯特的人生、创作与其生活历史加以联系。爱德华·B.里德（Edward Bliss Reed）认为赫伯特的宗教诗歌创作不同于早期的宗教诗歌，他采用的风格和主题都是前所未有的，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流派。赫伯特·约翰·C.格里尔逊（Herbert John Clifford Grierson）在早期的评论中对赫伯特的评价颇高，认为赫伯特诗歌中“怪异的修辞有效地得以控制”（are managed with great rhetorical effectiveness）[17]，但他对赫伯特的评价自1906年便有所改变，并在1921年出版的《玄学派诗人与十七世纪诗歌》（“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中指出赫伯特是隶属于多恩的玄学派诗人，但是与多恩相比，赫伯特总是逊色许多，他虽然思想敏锐，却“不深邃”，诗歌也不够有想象力。艾略特最初也赞同格里尔逊的观点。但在1932年《观察者》上发表的文章中，艾略特重新审视了赫伯特，并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应当将《圣殿》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为赫伯特是一位重要的诗人”[18]。
20世纪至今，赫伯特研究在广度上已经覆盖了他创作的所有作品，包括拉丁诗集、散文集《乡村牧师》以及诗集《圣殿》，甚至涵括了赫伯特的书信研究。从深度上看，赫伯特研究已经涉及历史、宗教、哲学、政治、艺术、语言学、文体学等各个领域。20世纪的各种文学研究流派也纷纷卷入了赫伯特研究热潮中。
纵观17世纪至今，赫伯特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传记研究；赫伯特与其他诗人的对比研究；赫伯特的宗教信仰探析；赫伯特诗歌的象征艺术；赫伯特诗歌创作艺术；赫伯特是否为神秘主义诗人；赫伯特诗歌主题研究；某一诗篇或某一部作品的研究以及赫伯特批评现状研究。此外，还有学者将赫伯特文本与宗教经典书目关联研究以及从教学角度研究赫伯特的作品。随着现当代各种文艺理论的出现，也有学者从后结构主义、读者批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空间理论等角度解读赫伯特的作品。
迄今为止，中国虽然尚未出现赫伯特作品的完整译本，但是部分学者对赫伯特及其作品亦十分关注。一些介绍英国文学史的书籍时常提及赫伯特，例如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陈嘉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王佐良的《英国文学史》以及梁实秋先生所著的《英国文学史》等。另外，国内的一些专著也将赫伯特的部分诗篇收录其中，进行分析、评介。胡家峦先生编撰的《英美诗歌》将赫伯特的诗篇《美德》（“Vertue”）收录其中，这也是国内学者介绍赫伯特时引介最为频繁的诗篇；此外，其专著《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对《乐园》（“Paradise”）第1、2节进行了翻译，并分析了诗篇呈现的“封锁的园”（“enclosed garden”）之意象；王佐良的《英国诗选》收录、翻译了《美德》、《约旦》（“Jordan”）以及《苦难》（“Affliction”）第一首的部分内容；黄杲炘著有《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其中《从英语“形象诗”的翻译谈格律诗的图形美问题》一章对赫伯特的《复活节之翼》（“Easter Wings”）以及《祭坛》（“The Altar”）进行了翻译；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编辑、苏欲晓等人翻译的《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第五十章专门介绍了赫伯特及其作品。在与赫伯特研究相关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学者吴笛撰写的《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该著作对以多恩为首的玄学派诗人诗作进行了分析；其主体部分由上篇、中篇与下篇三部分构成，分别探析了玄学派诗歌的主题与思想、诗艺与意象以及比较与影响；第二章《玄学派诗歌的宗教主题研究》分析了赫伯特的诗篇《滑轮》（ “The Pulley”）、《美德》、《点金仙丹》（“The Elixer”）、《爱》（“Love”）第三首、《约旦》第二首以及《复活节之翼》，进而探析赫伯特诗歌中的神人关系主题。此外，沈弘先生与江先春先生于1989年译介了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所著的《宗教与文学》，该书第二部分“宗教诗歌”第三讲介绍了17世纪宗教诗歌，重点分析了赫伯特的《基督的献身》（“The Sacrifice”）、《阴郁》（“Sorrow”）、《对话》（“Dialogue”）、《赎罪》（“Redemption”）以及《否认》（“The Denial”）等诗篇。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赫伯特及其作品越来越关注，并且相关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有所发展。刑锋萍发表了《乔治·赫伯特其人》（2012年）和《乔治·赫伯特诗歌国外研究概述》（2013年），这两篇文章对赫伯特个人以及国外赫伯特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性介绍；苏晓军的《〈复活节翅膀〉的认知符号分析》（2007年）与陈建生发表的《理想化认知模型与诗歌语篇连贯》（2009年）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对赫伯特的诗篇进行了分析；楼育萍的《矛盾与升华——乔治·赫伯特〈正义〉一诗的文体学赏析》（2009年）与崔波的《语篇衔接之于诗歌主题的表达——对乔治·赫伯特诗作〈美德〉的文体学分析》（2011年）从文体学角度着手，分析了赫伯特的诗篇。此外，亦有学者关注赫伯特诗集表现的主题：杜一鸣的《对乔治·赫伯特诗歌中人神关系的解析》（2006年）与王卓的《别样的人生历程，不同的情感诉求——解读赫伯特诗歌中上帝与人之间的情人关系》（2011年）分析了人神关系主题；王卓的《赫伯特诗歌〈美德〉的基督教寓意及道德启示作用》（2012年）与吴虹的《论赫伯特宗教诗的美德主题》（2014年）分析了美德主题；王卓的《乔治·赫伯特宗教抒情诗歌的复活模式解读》（2014年）分析了“复活”主题。再者，赫伯特诗篇呈现的意象也引起了学者关注：王卓的《论乔治·赫伯特宗教诗歌中的园林意象》（2013年）、秦宏展的《乔治·赫伯特诗歌中的生态园林之美》（2015）以及吴虹的《浅论〈圣殿〉中的宇宙意象》（2012年）分别研究了赫伯特诗集中的园林意象与宇宙意象。还有部分赫伯特研究难以系统归类，其中包括：黄杲炘在《外国语》发表的《从英语“象形诗”的翻译谈格律诗的图形美问题》（1991年），该文章表明诗歌翻译既可以表现出象形诗的图形美，还能够将诗歌原文的格律体现出来；黄慧强的《乔治·赫伯特的宗教诗〈复活的翅膀〉解读》（2007年）与党元明的《美德不朽 诗作长存——读赫伯特的〈美德〉》（2010年）分别对赫伯特的代表性诗篇进行了解读；胡英发表的《伊丽莎白·毕晓普与其“文学教父”乔治·赫伯特》（2014年）则是研究了赫伯特对诗人毕晓普的影响；此外，王卓发表的《乔治·赫伯特宗教抒情诗歌的音乐性探微》（2015年）与《“陌生化”与西方宗教诗歌的文化性——以乔治·赫伯特诗歌为例》（2016年）观照了赫伯特诗篇中体现出的音乐性与文化性。除了上述期刊论文之外，在2002年到2017年，国内出现了八篇研究赫伯特作品的硕士学位论文。
国内外的种种学术研究活动都表明赫伯特及其作品颇受学术界的关注，这样的研究氛围亦引起了本书作者对赫伯特及其作品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