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旨趣

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族入侵和内部腐朽，中国逐渐陷入亡国灭种的深渊，无数先进中国人力图挽救民族危亡，或与外族武力抗争，或由内而发、由下而上进行农民起义，或由上而下进行改革。晚晴以降，中国与外国发生的战争不计其数，中国国内所发生的起义也接续不断。革命更是自从辛亥革命引发之后一发而不可收。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于是“阶级革命”“国民革命”相继并起。^[1]之后，战争风起云涌，革命日益频繁。最后，真正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是中国共产党。正是它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1949，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性质问题是把握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毛泽东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确定革命的对象、动力与任务，即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2]。而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影响和决定的。于是，“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即“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

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科学认知是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强大的国民党会被共产党击溃而败退台湾？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让中国人扬眉吐气而国民党却做不到？当然，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科学把握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谁能够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并就此进行相应的革命实践、产生相应的革命理论并指导实践，谁就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确实更胜一筹。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理论认识的曲折与中国革命的曲折是相辅相成的。作为一个成立初期“理论修养不够”（刘少奇语）、“经验不多”（毛泽东语）且承担着艰巨革命任务的党，要想在危机四伏、时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科学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并不是那么容易。要求不跌跤、不犯错是不可能的。失败中孕育了成功的因子。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这些问题上的挫折、错误和失误，才换来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结论，那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4]。“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便成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依据。因此，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关系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相对而言，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较多，主要是涉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史考察，但从中国共产党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而且，在这仅有的一些研究中，一些貌似已成定论而无须多说的问题却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楚明白。这样的感觉应该不是少数人的观感。李泽厚就指出：“说半封建半殖民地是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虽然人云亦云，几乎众口一词，实际却并不清楚。”^[5]此外，中国共产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和逻辑是什么？中共对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究竟有何独特贡献？在认识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中共关于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如何具体地与中国革命实践和理论相联系的？这段历史对今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有何现实意义？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貌似已成定论的问题不仅有些没有交代清楚，而且对这一定论的质疑从来都没有少过。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还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30年代，抑或中国共产党系统阐述这一科学理论的40年代，乃至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都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早在大革命后期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还是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抑或在30年代的社会各界都存在争论。经过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的激烈讨论和传播以及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系统论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得到全党、学界和社会的认可。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也就成了定论。但是，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没有从此停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围绕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进行探讨，并再次引发多次争论^[6]。怀疑乃至否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观点逐渐浮现。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况且，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战斗。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学术争鸣来批判错误观点，支撑正确观点而达到理论发展与创新。本书回到历史去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这一主题，也旨在首先弄清这一问题，以回应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的质疑。

科学地认识历史是前提，之后才有所谓评价的问题。但评价也有评价的标准和规则。革命的敌友问题，也许在后来人特别是当代人看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是人们时常随便就能念叨两句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许在今人的概念里本不是一个问题。当年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为何又在今天引起许多人的重新探讨和争论？要知道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7]，今人在回头看历史问题时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力图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重塑当时的人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如何认识那些问题的。今人，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强求乃至苛责前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8]对评价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也是适用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解决中国革命实践和理论中的问题便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要务，这也就是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并为人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认知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角度来讲，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工作，是党的领袖群体与党的知识分子合作完成的。他们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得出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史结论。具体来说，一方面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张闻天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志向的党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分子主体的作用。后者主要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李达、刘苏华，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新思潮派”，中共党员沈志远、何干之等。当然，也不能忽视其他党外知识分子的贡献。不过，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的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理论贡献来看，主要是以党的知识分子为主，而且尽管革命知识分子如李达、刘苏华等当时不是党员（李达是脱党），但是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而与党内知识分子差别甚小，因此可以作为党的知识分子。总之，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其社会形态理论（理论武器）分析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实际）的主要矛盾，形成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这一科学结论，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