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概念界定
为方便讨论，本书对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作一简单界定。
（一）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时间上限和下限问题，也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关于近代中国时间下限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1919年五四运动说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说。近代中国的时间上限问题（即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存在争论。学界的主流观点是1840年鸦片战争说。不过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诸多质疑和挑战。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主要包括“辛亥革命说”“清末说”“明末说”等。
本书并不打算纠结于近代中国的时间起止点问题，而采用学界普遍认定的观点，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况且，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近代中国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这一点，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章（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23]《新民主主义论》等）中多次有过说明。
据本人目力所及，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中基本没有使用过“近代中国”概念。在他们大量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经常用的话语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或“现时中国的国情”[24]。直到1952年毛泽东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才把1940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现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改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5]。他们所处时代的“现时中国”也就是今人所说的“近代中国”，也就是本书所讨论的“近代中国”。还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所说的“现时中国”的时间界限是变化的，更多的是指当时的中国，或者指自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的中国。
（二）社会性质
对社会性质概念展开一般理论层面的探讨，即从理论上辨识社会性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与相关概念如社会形态概念的辩证关系，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前提。
学界有关社会性质含义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社会性质并不是社会形态，二者的含义不同、概念所属的逻辑层次不同、特点不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它们是关联度比较高的概念，因此人们常常将二者相互替换、混淆使用，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仓林忠、陈向阳就持此类观点。[26]
二是社会形态即社会性质，社会性质即社会形态。例如，在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概念表述问题上，有人把近代中国社会形态表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人则把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表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7]。
在毛泽东的话语中，似乎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也如同第二种观点一样，并没有明显区分。比如，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另一方面，他在分析中国革命两步走任务时就指出：第一步任务是“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28]可见，“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到底是指社会性质还是社会形态，毛泽东并没有进行明显的区分，或者说没有注意到二者的区别。
这种情况并不是仅见于毛泽东。在此之前，陈伯达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又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社会形态”。[29]
此外，也有一些人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如叶护生认为：“谁也不会再去争辩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了。”[30]如范文澜在书中认为：“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31]
本书认同第一种观点，即社会性质不同于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是对某一社会形态本质内涵的概括和抽象，就是某一社会类型和社会有机体的根本属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及之前的人类历史发展这四大社会形态。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多次提到了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后来，列宁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斯大林则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完整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理论[32]。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正是以此理论为指导。因此，从这一观点出发，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便是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的过渡阶段。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认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一概念的发展史。这主要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个概念。二是这一概念及相关概念的内涵。对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前面的研究综述部分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本书认为，“半殖民地”是指封建国家的独立性已经丧失，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已被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但封建统治阶级还能直接行使统治权。“半封建”是指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封建生产方式仍占据统治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同时存在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社会性质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的。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
主体是同客体相对应的哲学范畴，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现实的人”，也包括由人组成的社会集团，如阶级、政党等[33]。这也就是说，主体应该包括个人、群众及组织三种类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并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并形成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及组织，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历程和理论创新的能动性要素。以个人、群众与组织为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可以分为个体主体、组织主体和群众主体三大类。其中，个体主体包括知识分子、理论家（即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党的领袖，组织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群众主体是人民群众。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问题，还需要理清的一个关系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作用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文集》还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抑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版和发表的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著都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该如何评估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探索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作用呢？共产国际是否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呢？很显然，本书所提倡的一个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探索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具有重要影响，但并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这一组织主体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不同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共同奏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乐章。这里以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为例来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发展路径。1920年后产生的初步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个体主体。这一批知识分子主体逐渐成长，后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中，有一部分参与了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而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中国共产党。随着知识分子主体本身素质的提升与党的发展壮大，其中脱颖出以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发挥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领袖主体的作用。在党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开始学习、研究、宣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断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后者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到群体、由群体到组织、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应该是一个包含多重主体的系统。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多重主体。
本书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主要是党的领袖和党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党内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这两大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党的领袖、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因而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34]，但是，本书由于论述需要，主要涉及的是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
第一，就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按照毛泽东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毫无疑问也是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然主体。
第二，就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而言，本书主要涉及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两类，侧重点在于党的领袖主体与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如何在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互动。具体来说，党的领袖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知识分子则发挥着骨干主体的作用。本书只涉及知识分子主体，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和部分党外知识分子。而一些党外知识分子虽然并非中共党员，却是认同中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属于“革命知识分子”[35]。至于这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为何不是党员，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一些人曾经入党，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脱党；尽管他们已经不是党员，但是他们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认同马克思主义，并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或教育，如李达、刘苏华。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这一问题上，除了革命知识分子之外的其他党外知识分子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从参与这一问题探索的人数还是具体的理论贡献上来讲，党内知识分子和在中共影响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贡献最大，尤其是党内知识分子。
（五）时间界限
本书所涉及的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并根据论述的需要适当地延伸至60年代。
时间的下限之所以如此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近代中国的时间下限便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二是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和思考也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时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马上就要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时期，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便成为党的主要任务。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新任务。由此，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考主要也就转移到1949年之后尤其是1957年之后的中国去了（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言的当代中国）。三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讲话、报告和演讲之中。这些文献资料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中。不过，1951年、1952年、1953年以及1960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先后出版发行。由于“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也作了一些“修正”或“补充和修改”[36]，因此，《毛泽东选集》第一版中的修改变化能够体现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对某些问题的最新认识和思索[37]。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次经过修订，出版了第二版。“第二版仍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并作了少量修订。[38]此外，60年代之后，毛泽东也在一些讲话中涉及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本书也将之考虑在内。
[1]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前言”第1～6页、第66～101页。
[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页。
[3]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33页。
[4]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
[5]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第168～169页。
[6]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90年代中期以及21世纪初，一批学者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重新探讨并引起了争论。刘振岚的论文《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讨论述评》（《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梳理了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各种代表性观点。陈向阳的论文《近年来近世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2期）研究了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
[7]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58页。
[8]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693页。
[9] 刘继增、张葆华主编《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陈廷湘：《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农运策略的探讨》，“中国现代史学会国情研讨班、中国国情和7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及其经验学术研讨会”，1991年9月；张注洪：《中国共产党国情研究的历史考察》，“中国现代史学会国情研讨班、中国国情和7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及其经验学术研讨会”，1991年9月；梁磊：《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1期；闫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认识国情的》，《理论导刊》1995年第11期；李曙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是怎样提出和确定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李曙新：《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历史考略》，《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5期；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与陈金龙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4页；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49～86页；周兴樑：《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李永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情的分析》，《北京党史》2007年第4期；吴福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发展》，《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刘艳：《中国共产党基本国情认识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启示》，湖南科技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与陈金龙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1] 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6～17页；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北京日报》2004年3月8日；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近代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70～71页。
[12] 逯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我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周锦涛：《早期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与中国国情的探索》，《毛泽东研究（年刊）》2012年卷，电子版。
[13] 刘继增等：《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剖析》，《中南财经政法学报》1983年第6期；曹仲彬等：《论毛泽东的国情观》，《毛泽东思想论坛》1996年第2期；郭德宏：《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5期；龙心刚：《对毛泽东使用与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陈君聪：《李大钊论中国国情》，《东岳论丛》1984年第2期；李曙新：《蔡和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杰出贡献》，《湖湘论坛》1998年第1期；王关兴：《试析瞿秋白的国情观——读〈瞿秋白论文集〉》，《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王关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读〈瞿秋白论文集〉》，“全国瞿秋白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999年1月；尹小平、肖南龙：《论张闻天的社会性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刘艳：《陈独秀早期国情观探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4] 代表性著作包括：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书店，1937；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周子东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孙冶方《关于中国社会及其革命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梁满仓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新华出版社，1991；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代表性论文包括：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2期；韩凌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文史哲》1982年第1期；陈光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争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顾》，《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刘茂《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论争》，《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谢本书《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回顾及启示》，《思想战线》1987年第6期；余信红《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新论》，《长白学刊》1999年第6期；卢毅《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许莹莹《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
[15] 王慕民：《关于“新思潮派”的几点思考》，《历史教学》2000年第8期。
[16] 刘苏华：《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1933年4月1日），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第736、733、734、721～722页。
[17]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书店，1937，第61、62～63页。
[18] 王慕民：《关于“新思潮派”的几点思考》，《历史教学》2000年第8期。
[19] 王慕民：《关于“新思潮派”的几点思考》，《历史教学》2000年第8期。
[20] 王志刚：《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康桂英：《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著述特点》，《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张亚楠：《何干之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及其贡献》，河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21] 汪信砚、郎廷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开启之作——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探论》，《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22] 李爱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南开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尹小平：《论张闻天的社会性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郭若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探源——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宋连胜、侯建明、丁刚：《“社会主义论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刊》2008年第6期；黄修卓：《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陆俊青：《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影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产生历史条件”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吴怀友、刘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中共对国情认识的变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6期；岳应宁：《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与中国共产党》，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23] 50年代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该文被更名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年第1期。
[2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第625页。
[26] 仓林忠：《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商榷》，《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陈向阳：《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社会科学报》2000年10月19日；陈向阳：《近世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再讨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27] 陈向阳：《近世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再讨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2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年第1期；《新民主主义论》，《解放》1940年第98～99期合刊。
[29] 陈伯达：《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解放》1939年第60～61期合刊。
[30] 叶护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1941年第133期。
[3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1，第90页。
[32]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学界有“三形态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和“五形态说”的分歧。有学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只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前者是从“人的精神自由度”出发，后者是从生产方式变革出发。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前者也必然是以后者为理论依据的。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3] 刘佩弦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164～165页。
[34] 陈金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35] 徐娟认为：“革命知识分子”是那些由革命催生，出于不同目的，以不同的形式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徐娟：《中俄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斗——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1期。
[3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前言”第1页。
[37] 以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版中对其论著的修改为例，茅海建指出：“毛泽东本人并不讳言自己犯过错误，他对其论著的修改，既是作者的权利，也应视为其修正错误的表现”；“这些修改的论著，只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而非为其成长期”。茅海建：《不同的声音——读〈中间地带的革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3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版出版说明”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