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一 关于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基本理论的研究
（一）对“认同”的研究
“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本义是自我对他者的接纳，柏拉图、笛卡尔等人都对认同问题有过精彩的分析和论述。随后，弗洛伊德将其移植到心理学领域，认为“认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的一人与另一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10]。再后来，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上，在《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所揭示的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认同理论备受学术界关注，其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认同”这一概念从心理学不断向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辐射和延伸，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和流行词，学者们依托各自的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研究。由于“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界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从这层意义出发，国内外学者逐渐把民族、国家、族群等具体对象纳入认同理论进行研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问题表现出特别浓厚的研究兴趣。不过，西方学者对认同问题的研究明显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色彩，西方学术界研究当代认同问题的一个较为明显的态势和动向是聚焦于社会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问题，如亨廷顿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这一经典著作中，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亨廷顿看到，由于与来源国存在较强的文化纽带，移民难以真正融入美国的生活，以至于对“我们是谁？”这一国家认同问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地，亨廷顿对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否要建立一套核心价值理念以保持文化传统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弗里德曼则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在《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一书中比较了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成员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过程中如何重塑自身民族认同问题。总而言之，在政治学领域研究认同问题，认为国家认同是国家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政治资源，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依据和立国之基，这些都拓展了认同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对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源于西方理论，总的来说，研究成果还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辞海》开始介绍认同及其理论，随后，西方相关著作相继被翻译并在中国出版，一些著作和相关论文逐渐问世。中国的认同问题研究最初涉及的是身份认同、角色认同、心理认同、民族认同等，20世纪90年代才深入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国家认同等，而关于政治认同及其危机的研究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晓云的《文化认同论》，主要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内涵，被认为是中国关于文化认同的第一本专著。此外，孟繁华对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文化认同的研究也深有影响。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多民族国家内部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协调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出现了认同危机，这一现实问题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对认同问题的思考，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如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写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其中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研究。王鉴、万明钢则提出，随着全球化的兴起与推进，文化多元发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应通过多种文化群体积极的和动态的共存，形成分层认同模式，即“立足本民族、面向民族-国家、放眼全球多元文化”[11]。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认同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资源，为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认同问题提供了多重视角，也拓宽了研究的思路。概括而言，“认同”一词兼具认同的心理倾向以及认同行为两方面的含义，意味着个体与他者在情感与行为上联结为一体，并在具体的交往中明确其特定身份和归属感。随着研究成果的累积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学术责任感及敏锐性，中国学术界对认同问题的研究也开始从模仿到创新，既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同时也日益强化了自身的问题意识，渐渐由翻译、介绍西方著述到本土化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下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并产生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二）对民族认同的研究
在民族认同的研究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
著名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认为，“认同”含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的概念[12]。尽管如此，“民族认同”并非“民族”与“认同”两个概念的简单组合，其内涵较为丰富而复杂，对此，中外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具体而言，国外最早谈论民族认同的，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的赫尔德，其理论核心聚焦于民族与文化。安东尼·史密斯继承了赫尔德的民族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是“由民族共同体成员们对构成诸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等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带有这些传统和文化因素的该共同体诸个体成员的可变的个人身份辨识”[13]；同时期的凯杜里则主张民族认同的最终目的是全社会的权力认同。关于民族认同的产生，较有影响的是原生论（根基论）和工具论（场景论）。前者认为群体的族性具有历史延续性，强调认同维持中因传承而延续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倾向于在民族的历史源流中研究群体成员的交往互动、群体内思想与行为的同质性等，强调语言、宗教、地域和血缘等文化的原生性要素；与之相反，后者从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群体的族性是国家运用权力等政治手段，有意识地借助历史和文化等原生因素而建构起来的，强调认同的场景性和成员的理性选择。在对民族认同的作用的分析上，美国民族主义理论家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民族认同是将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但民族认同也容易激发和点燃民族主义者的情感，如安德森所言，“民族认同具有难以名状的感染力量和情感力量，往往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动机’”[14]。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认同问题是新兴的研究范畴，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吉登斯、泰勒、哈贝马斯、卡斯特等人，更多地关注全球背景和现代性语境下的个体或群体认同，认为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致使人们的身份意识日益模糊化。作为代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认为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边界一方面被外部的全球化力量所弱化；另一方面，地方部族主义又从内部弱化着‘民族-国家’的既有权威和合法性认同，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受到内、外两方面的现实挑战”[15]。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民族认同的研究论文很多，主要围绕民族认同的含义、要素、功能等方面展开。郑晓云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对中国国家及中华文化的归属意识”[16]。民族认同并非凭空产生的，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对此，周大鸣提出，关于族群认同，其基础要素在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一般要素则是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此外，族群的认同“必须在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去探讨”[17]。陈茂荣认为民族认同是在父母的保护和照顾下所产生的家庭舒适感、安全感向民族共同体的延伸[18]，因此，“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民族成员主客观上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归属感”[19]。王希恩认为，民族认同的具体发生有以下三种类型：自然发生型、外加发生型和转化型[20]。宫玉宽提出，作为一种文化因素的宗教，显而易见地影响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因此，虽然民族认同的要素是多方面的，但宗教总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因素[21]；柏贵喜则将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具体归纳为文化、历史记忆、地域、民族政策、个人资历等[22]，杨文炯在对我国西北地区城市穆斯林社区的分析中，将语言符号、社区建筑符号、服饰符号、饮食禁忌符号、宗教礼仪和节日符号、婚姻制度符号、民居的门饰符号、丧葬仪式符号、族群声誉和形象等文化符号视为标志族群边界、维持族群认同的基础[23]。总之，民族认同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并且其影响作用也会随着时空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民族认同的功能上，学者们大都认为民族认同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既能够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转化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24]的双重历史功能，并具体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进行了辩证分析。其中，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民族认同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尤其是当民族受到外敌入侵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有助于快速动员民族力量，共同抵御外敌；此外，在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利益，推动民族发展繁荣方面，民族认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高永久认为，民族认同有利于维系社会的稳定有序，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机制中发挥着预警、整合、调控和保障等重要作用[25]。其消极作用则表现为有可能成为分裂国家的力量。为此，徐黎丽提出要确保民族认同意识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度”内，理性把握其界限[26]。
（三）对国家认同的研究
美国政治学家维巴和白鲁恂认为，国家认同是处于国家决策范围内的人们的态度取向，这被认为是对国家认同的经典定义。在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时期，“国家认同”的概念被引入政治学，主要是将其置于政治发展、政治整合以及国际关系等议题中进行探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的国家认同，甚至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稳定，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尽管学界热衷于对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义，不同学者立足于各自的研究旨趣，对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各有侧重。中国学者在总结国外关于国家认同感的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系统，指公民对自己国家成员这一特定身份的接受，具体包括认知和情感两大成分。如佐斌以社会认知理论来分析，认为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和接受[27]；贺金瑞和燕继荣将国家认同解释为国民认同，其认同的前提是人出生时即被赋予的公民身份，强调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28]；徐则平认为，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宪政制度的认同并效忠于国家[29]；陈茂荣则指出，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统治权威的认可、接纳、服从、忠诚[30]；而在贾志斌看来，国家认同教育要确立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31]。由此可见，不同学者对国家认同的界定各有侧重，主要聚焦于对国家认同的客体或对象的讨论，存在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的分歧，但都体现了国家认同随着国家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如何建构和巩固国家认同？对此，马戎认为要将吸取本国历史的宝贵经验和借鉴国外民族问题解决策略相结合，尤其是要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主张逐步淡化族群意识，同时不断培养和强化国民意识[32]。马戎教授“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这一观点提出来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胡鞍钢等在这一思路下，提出要实现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重点是要在各方面做好两个“强化”（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强化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两个“淡化”（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33]。但是，郝时远对去“政治化”提出了质疑。郝时远认为，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但它并非一个独立的话题，而是涉及各方各面，因此很难对民族问题做出抽象的“政治化”或“文化化”的认定[34]；王希恩也认为，“文化化”和“政治化”并非一对准确的民族政策导向分类，各民族国家认同的增强离不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坚持、发展与完善[35]。周平教授认为，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国家认同的建设，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首先是要将国家认同提升至国家核心价值的层面，其次要加强中华民族建设，再次要维持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平衡，最后要加强边疆治理，促进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发展[36]。
（四）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及其整合的研究
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方面，张宝成的研究较为全面，他认为两者既有差异也有联系，差异表现为彼此的客体和基础是不同的，但两者也存在着互为前提的紧密联系，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国家认同认可、保护民族认同，并借助民族认同中的血缘和文化传统因素来取得[37]。黄岩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民族认同侧重于文化层面的认同，国家认同则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等）国家认同涵盖了民族认同[38]。但是，民族成员与生俱来地保持着对本民族的认同，而对国家的认同则并不一定如此，国家认同是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39]。简而言之，民族认同侧重强调民族的文化联结，而国家认同则更倾向于一种基于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尽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有侧重和具体所指，但两者并非非此即彼，事实上，对于拥有具体民族身份同时又处于国家中的个体而言，个人意识中同时存在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者是互为前提的，表现为：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家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归宿，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国家认同满足了民族认同所追求的，但在单个民族间都难以实现的目标追求”[40]。
由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会出现不一致，严重的会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完整，故而需要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效整合。对此，学术界曾有“同化论”与“多元化论”两种基本思路，前者主张将少数民族的文化整合到国家的主流文化之中，如高永久、朱军的观点；后者承认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并尊重其文化特性，主张多元文化的包容。也有学者对以上两种建构模式提出质疑。如贺金瑞、燕继荣认为“同化论”一味要求少数民族顺应主流文化，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而“多元化论”容易陷入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走向对国家认同的抗拒[41]。事实上，作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核心是要“尽可能地将国民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化为对多民族国家的忠诚”[42]。对此，胡兆义提出要从经济基础、政治保障、文化支撑、社会氛围、教育引导等多方面着手[43]；黄岩也提出要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基础，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44]。此外，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构建“国族”的主张。如马戎教授力主构建“国族”；周平教授也强调，国族是民族国家的根基，国族的形成是政治构建的产物，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国族构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45]。陈茂荣也提出要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和谐，关键是要通过构建“国家民族”来消解两者的紧张关系[46]。
此外，学者们还致力于探讨边疆治理视野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少数民族在数量上是少数，但每一个民族都代表了其独具特色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中国各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域范围极其广阔，并且大多处于祖国的边疆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在国家发展中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此，周平教授认为，众多的少数民族生活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每个民族与生俱来地拥有对自身的民族认同，同时也形成并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这样就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中的地位问题，是典型的边疆问题。强化国家认同，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传播国家观念；有意识地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利益依存关系，以淡化民族主义取向、强化区域主义的方式进行边疆治理[47]。何明教授认为，多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关系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而居住于国家边缘地带的非主体民族对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并具有选择的地缘条件和社会条件，由此形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为此，必须高度重视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以文化价值为目标，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来建构国家认同[48]。郑晓云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处在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中的一对关系，这种关系可能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分化和重构。在中国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建构起来的，并非与生俱来。现实地看，尽管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两者的融合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得到了较大的增强，但仍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当代的开放环境中影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也不断增多[49]。李崇林认为，在边疆治理中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研究，事关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对于多民族国家的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完整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50]。也有学者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存在复杂的关系，尤其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的急剧变化，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局部地区被凸显，成为中国边疆治理的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难题。因此，必须将认同问题纳入中国边疆治理视野之中，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效整合，以确保边疆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统一。[51]
二 关于价值观及少数民族地区价值观建设问题的研究
（一）中外学者对价值观研究的概况
西方学者对价值观的研究脉络较为清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1年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等人以德国哲学家E.斯普兰格的6种理想价值类型（理论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审美的和宗教的）为理论依据，编制了一份“价值观研究量表”，主要用于测量个体人格中的价值观，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61年，美国女学者佛萝伦丝·克拉克洪出版了《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从操作层面整合了价值观的各种定义，认为价值观是个体或群体的一种显性或隐性的关于什么是可取的或值得的观念，这种观念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书中沿用了其丈夫克莱德·克拉克洪关于价值取向的定义，认为价值取向对行为和思想起着指示与导向作用，并进一步从人的本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间观念、活动和社会关系这五个维度考察文化价值观。1973年，罗克奇提出了价值调查表，将价值观解释为一种持久性的信念，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并把价值观分为终极性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两类价值系统，进一步深化了对价值观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施瓦茨等从需要和动机的角度定义价值观，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具有文化普适性的价值观心理结构。总而言之，价值观可以是一种个体现象，也可以是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具有外显和内隐两种表现方式，对行为具有导向的作用。
中国学者对价值观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不仅时间上晚于西方，而且倾向于引用西方学者对价值观的定义，最初使用的几乎是西方的量表或理念，较有代表性的是1994年黄希庭关于价值观的定义，他认为“价值观是区分好坏、美丑、损益、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理由”[52]，随后才开始在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上力图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关于价值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逐渐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各方面的状况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的转型引起了价值观念的变动，学术界兴起了对价值观研究新的热潮，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价值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出版了较有影响力的专著，如李连科的《哲学价值论》（1991）、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1991）、李德顺的《价值新论》（1993）、王玉樑的《价值哲学新探》（1993），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在具体的研究取向上，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价值观研究有文化、社会和个体三种研究取向，三者在内容和方法上各有侧重：文化层次的价值观研究侧重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积淀中梳理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及其取向；社会层次的价值观研究注重反映时代变迁或体制、政策以及环境变革等所导致的价值观变化；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研究则将个体自身的因素（如自我概念、需要、动机、认知风格等）为研究对象，旨在从不同个体的共有属性探讨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功能。
通过分析中外对价值观的研究，可以看出，价值观是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层基础，作为一种判断标尺的价值观是因人而异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也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二）对中国价值观变迁的研究
首先，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特点及原因的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观也会发生变迁，这是历史的常态，因为文化本身是一种社会借以适应其环境的系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文化之核心内涵的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廖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一元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与物质价值观之间的张力关系[53]。刘彦芬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明显的，突出表现为集体主义淡化与个人主义彰显，从道德主导到利益主导，从价值观多元化到文化自觉[54]。吴家华等从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行为、价值选择、价值追求、价值实现这六个方面概括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特征[55]。为此，石春梅提出，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所依存的实体背景发生了变化，需要建构新的社会价值观体系来适应和协调新的社会生活[56]。
其次，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变革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学者们敏锐地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价值观在不断更新，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陈立旭认为，当代中国人日益强化的利益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利己主义；遵章守法意识有所强化，但还未全面地深入人心；诚信意识逐渐增强，但无信现象依然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强化了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但身份等级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精神领域的关注有所弱化[57]。
最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自从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命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背景、具体内涵、时代特征、重要意义、构建思路与途径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大致是围绕两大主题：一是进一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核，以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实际作为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点，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时代的价值诉求，并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二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上，对于如何确保和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和统摄作用，学者们提出要注重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结合，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
首先，对少数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时代变迁进行理性分析。传统价值观对少数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起着强烈的引导、协调和规范作用。但价值观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的反映，不可避免地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发生一定的变迁与转型。黄筱娜认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转型表现为农耕文化的淡化与商品文化的兴起、宗族宗教观念的弱化和现代文明观念的强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与人口素质的提高、科学观念的确立和世界视窗的打开[58]。侯阿冰把少数民族价值观的特点归纳为浓厚的宗教性、丰富的习俗性、系统的整体性、生动的具象性和开放的兼容性；把少数民族价值观的变迁趋势总结为趋同性与多元化并存、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嬗变、传统与现代的互动结合，呈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在互动中的“多重文化时空叠合”[59]。粟迎春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价值观发生了嬗变，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少数民族的经验性与现代理性思维的冲突、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相互交错与混融、传统的个性特征与现代人格的紧张，价值观冲突呈现显性化表征[60]。鉴于少数民族价值观变迁的客观事实，任勇认为，要实现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价值的重构以适应社会变迁，就需要借助国家力量来对价值进行有效的提炼并使之在少数民族中内化于心，以此协调少数民族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最终适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61]。
其次，辩证剖析少数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两重性。传统价值观对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思维养成起着现实的规范作用，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传统价值观也具有两面性，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其消极的一面越来越突出。周联友认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制约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等、靠、要”的思想观念也使少数民族地区缺乏自强发奋的精神意识；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呈现了毒品、艾滋病扩散等新情况、新问题，制约着多民族地区的价值观建设[62]。因此，文大稷、王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经济发展滞后性的制约、封闭性思想观念的抵制，等等[63]。总体而言，多民族地区薄弱的经济基础、相对滞后的发展水平、多元民族文化的差异、境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等多种因素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64]。
最后，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和主导价值信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甚至格外受到重视。黄筱娜认为，应打破民族封闭，扩大文化交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物质文明建设步伐，将现代观念普及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加大现代化文化信息的传播力度，帮助少数民族塑造现代化人格；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化事业的投入，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65]。林培源、张友国认为，应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将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统一，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增强少数民族群众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意识和能力[66]。
由上述分析可见，中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然而，目前专门研究民族地区价值观建设的著作还比较少见，对于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效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如何发挥价值观在认同整合中的黏合剂作用等，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 关于核心价值观与认同整合的研究
约翰·佩里认为认同问题离不开价值观的认同，因为“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认同危机的核心就是价值认同的危机”[67]。具而言之，价值认同也成为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重要桥梁，因而价值观在国家认同中的重要性也被很多西方学者所关注。不过西方的理论多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重视个人的意义，比如亨廷顿就认为，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所关注的应当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任何次于民族（国家）的群体的利益。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逐渐忽视自己的种族或族群性，使国家更有凝聚力。
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就做过专门的研究，在他看来，美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是重振已相当脆弱的美国国家认同的大好机会，但问题在于，这个认同应当是怎样的？应当是以基督教清教伦理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文化为内涵的所谓“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具有领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主体，而仅仅以意识形态维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认同一定是不牢固的，而这一文化价值应当源自宗教信仰。因此，他认为，多元文化理念与美国的整体国家认同，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文化多元主义者的理念在美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占了上风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就真的会成为所谓“马赛克”（mosaic）式的社会了。正是基于此，他认为，如果族群、次民族（sub-national）、种族等方面的认同大行其道，意味着人们关注的是族群性，这对国家的团结是有害的；它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凝聚力，公民也会因此失去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感。因此，他主张，人们不应过度地关注自己的群体认同，社会也不应鼓励人们这么做。
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文化，认为文化认同是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并形成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徐则平认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和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质言之，文化认同能够联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重要的纽带和桥梁；反过来，文化认同的削弱将导致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的弱化。[68]因此，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民族文化要与政治体系相适应，构造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以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使国家认同置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上。[69]刘社欣、王仕民认为，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动力之源，是国家认同最深厚的基础，以文化认同为契合点来固基国家认同，强化了国家认同的心理依据和思想基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增强和拓展国家认同的空间。当今，通过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凝聚共识，探讨中国国家认同的强化之道，提升民族的整体归属感，尤其重要。[70]郭文雅认为，文化具有整合社会的作用，公民文化是新时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黏合剂，为此要在淡化族群意识的同时增强各民族的公民意识，推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化。[71]俞祖华认为要构建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以实现认同整合。[72]
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将文化认同促进认同整合的研究视角深入边疆，促使研究走向深入。张全峰、白关峰认为，从文化建构的角度分析新疆地区国家认同具有特别的必要性，从文化的角度探索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建构也具有特殊的针对性。文化建构作为确立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在于以历史文化为基础建构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共同价值观，强化支持国家认同的文化系统。[73]在此意义上，郑晓云深入研究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他看到当代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得以强化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发展与国家强盛，相比之下，国家主体文化的影响力明显不足。因此，在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中，要进一步增强国家主体文化的分量，不断夯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7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文化认同为切入口进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认同的根基是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的认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涉足通过价值观建设促进认同整合的研究。
蒋红探讨了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在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中的独特作用，强调要发挥价值观的黏合剂作用，从深层次上推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效整合。[75]同时，她分析了以价值观建设推进认同整合面临的障碍，包括语言障碍、经济障碍、信仰障碍，为此要注重以价值观教育强化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理解及认同，在公民-民族身份相统一的意义上塑造“大众民族”的价值信念，注重发挥知识精英在价值观塑造中的作用，以及通过加速现代国家建构来强化国家价值取向与民族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76]。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也关注了价值观在认同整合中的价值。王凤祥认为，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够从深层次上解决认同问题，达到有效认同整合，重构核心价值观可成为认同整合的有效途径。新时期中国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凝聚中国各族人民价值共识的重要体现，而且为中国解决民族事务中的认同问题提供了新的起点[77]。左高山认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或忠诚就是对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忠诚。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统治者，只有忠诚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有效地巩固国家认同和唤起公民的忠诚。[78]在价值观视角下探讨认同整合的代表性研究者还有吴玉军，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制度的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各民族人民共属一体的归属感，最终提升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起到巨大作用。当代中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不断提升人民的国家认同感。[79]
围绕着价值观在认同整合中的作用，一些研究者还把研究对象延伸到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李路曲、肖榕2016年出版的《新加坡熔铸共同价值观：“移民国家”的立国之本》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著作不仅系统回顾了新加坡建国的历史过程，还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共同价值观在新加坡构建国家认同的作用。该著作还认为，共同价值观作为社会稳定的凝固剂和国民的精神名片，在新加坡的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和党政部门的高度关注。纵观世界历史，新加坡是构建与传播国家价值观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冲突、价值观念冲突的问题凸显，因此，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借鉴他国有效的价值观教育经验来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增强中国的国家凝聚力，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 研究状况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我们看到，学者们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及其认同整合问题，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既拓展了相关理论基础，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并且，随着转型期认同整合问题的凸显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何构筑共同的价值观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深层次上的整合，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就本书研究的具体方向而言，虽然已有相关研究的涉及面和学科领域较广，但具体研究价值观建设与认同整合的成果仍然较少，这是已有研究成果中的不足之处。
目前，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及其整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都很多，但是，把二两相联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对于价值观建设与认同整合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事实上，价值观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具有重要的黏合剂作用，通过价值观建设推进认同整合，在国内外的研究视野中都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课题。一方面，从检索到的文献、期刊和研究综述来看，对价值观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尤其是2006年以后；另一方面，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研究也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繁多。然而，上述两种研究是在两个不同的研究视域中进行的，没有将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交集，对价值观建设与认同整合内在联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既没有对二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内在联系进行梳理，也缺乏纵向国家间的比较研究，特别对如何通过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认同整合的实践研究着墨有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
因此，对如何以价值观建设推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层次整合、切实发挥价值观在认同整合中的重要黏合剂作用的研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现实可行的，对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将在理论上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及民族学、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而且为解决中国实际工作中的民族国家建设及民族与国家关系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