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全球传播与伦理规范
建构全球媒体伦理：可实现的愿景抑或乌托邦？[1]
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对全球媒体伦理（Global Media Ethics）这一研究议题的关注已有30多年的时间。全球媒体伦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研究领域，依据在研究中所探讨的规范与问题的抽象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其一是经验性（empirical）研究，其二是经验-规范（empirical-normative）研究，其三是应用（applied）研究，其四是哲学（philosophical）研究。经验性研究主要介绍、对比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媒介文化下新闻从业者的伦理态度、工作过程等。经验-规范研究包括跨文化调查与比较，更多地强调这些调查对于理解全球媒体伦理的影响；该研究也检验不同伦理规范的相同及不同之处。应用研究是对媒体伦理的研究及批评，如对全球新的媒体伦理准则的探讨；对现存伦理准则的批评以及对全球媒体伦理准则的再解释等，如对不同媒体文化之下客观、中立原则的再解释。哲学研究是指在元伦理层面的研究，即探讨全球媒体伦理建立的理论依据，如探讨全球媒体伦理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伦理相对论的挑战等。[2]到目前为止，全球媒体伦理的建构只是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争论持续不断：支持者将全球媒体伦理看作一项有价值、可实现的事业，反对者认为其不受欢迎，只是一个乌托邦。本文结合全球媒体伦理的提出背景、理论基础，回顾及评析各国学者在哲学层面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尝试，进而指出在跨文化的探讨中建构全球媒体伦理原则是一个可实现的愿景，但要求全球新闻从业者都认可、遵循全球媒体伦理原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努力。
一 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背景
（一）区域性媒体伦理与全球化媒体
全球媒体伦理是相对于过去在各国适用的区域性媒体伦理而言的，它是指一种可以适用于全球的、相对统一的媒体伦理原则，该伦理原则可以指导不同文化、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新闻从业者的实践活动。这一概念的提出与飞速发展的信息传播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信息的传播范围扩大，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可以到达世界各处，包括到达那些文化、信仰等完全不同于信息传播者所处之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之下，新闻从业者应该依据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去报道，是依据自己本地区的伦理标准，还是信息到达之地、他国的标准？有没有适合各区域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的信息传播伦理原则？如果没有这些伦理原则，新闻从业者的报道是否会引起争议或冲突？目前适用于各国的区域性媒体伦理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在区域性媒体伦理指导下的新闻从业者仅仅将报道置于本国或本民族的情境之下进行考虑，结果有可能会使报道不当，甚至会冒犯其他文化中的公民。相关事件引起了信息内容所涉及的国家、宗教民众的抗议，加剧了地区间、不同宗教文化间的冲突。
区域性媒体伦理指导下的媒体在报道时，时常会建构“我们”和“他们”二元对立的模式，甚至在报道时带有偏见与敌意，从而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开始思考全球媒体伦理问题的原因。1995年皮尤研究中心[3]在对新闻报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内容分析之后得出结论：美国媒体报道国际新闻的方法无益于改变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冷漠态度。这一研究总结了美国国际新闻的报道特征，这些特征与学者们的研究结论近乎一致：新闻组织将国内新闻放在优先的位置，新闻报道有明显的“国内”视角；在报道不同地区时依据冲突性、暴力、戏剧性等赋予事件不同的重要性；他们将“国外”建构成一个充满暴力、冲突、奇观、灾难的世界。马吉德·德黑兰尼[4]在《和平记者：磋商全球媒体伦理》中指出，当今社会的三个重要变化：其一是在过去40年全球恐怖袭击不断增多；其二是全球范围内的民族隔阂不断增大；其三是如今的公众像生活在玻璃鱼缸中，他们可以同时看到世界的繁盛与悲剧，如既可以看到好莱坞夸张的影视，也可以看到非洲饥饿的儿童，这种全球化的传播更容易培育人们的羡慕和敌意，使人们不再体谅、尊重和宽容。媒体的报道是促使社会恶性变化的一个诱因。
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各类媒体已经可以使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促使着新闻从业者重新审视自己的伦理责任与义务，这是全球媒体伦理提出的现实背景。斯蒂芬·沃德对此总结道：“媒体具有全球影响力，使得媒体必须承担全球责任。”[5]信息的全球化传播促使媒体伦理发生转变，需要从之前基于印刷和广播技术的区域性媒体伦理转变为基于网络技术的全球媒体伦理。
（二）全球媒体伦理与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全球媒体伦理要求新闻从业者不能仅仅将自己的责任局限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而应当认为这一责任担当是跨国界的、为全人类的，从而意识到自己的报道不仅需要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地区负责，而且需要对全球公众负责。
全球媒体伦理不仅要求新闻从业者的责任意识发生转变，还要求对其报道方式进行转变。卡利·威尔-约尔根森和默文·帕蒂在《灾难报道中的全球伦理》一文中对传统报道方式提出了反思：“在灾难事件中，新闻从业者只是作为一名旁观者为公众收集他国的灾难信息，只是以客观的态度记录灾难现场，这样的报道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合适？”[6]作者指出：“这种客观的新闻报道方式是源于之前区域性的、狭隘的媒体伦理观，这种媒体伦理观对媒体责任的理解比较狭隘。新闻工作者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培养全球伦理意识，需要重新考虑中立原则和媒体伦理原则。如新闻从业者提供中立事实时，也需要考虑世界四海一家的大同理念和全球情怀中对他人的同情伦理。新闻从业者对于培育‘全球人类的同情与悲悯情怀’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灾难发生时，报道者不仅需要以客观的表现手法来报道这次灾难的严重性，还需要呈现那些失去的生命、灾难发生在哪里以及哪些人受到影响。这样的报道才可以使公众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和他们同生活于地球之上的其他人是什么样子。”如在报道日本海啸时，其他国家的新闻从业者不能仅仅报道灾难的后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等，还应该富有同情地呈现受害者的情况，从而可以使全球公众在阅读新闻时有感同身受般的体验。
在全球媒体伦理指导下的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报道会更为小心，对于设置全球新闻议题、报道冲突社会中的新闻故事会更为谨慎。因为，过去心怀国家、心怀族群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履行的是他们与地区性群体之间的伦理契约，而受全球媒体伦理指导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履行的是他们与多重社会群体之间的契约。过去，新闻的客观性要求新闻工作者避免偏见报道一个国家，而全球媒体伦理中的客观性原则反对新闻从业者带着偏见报道其他国家，全球媒体伦理中的平衡原则要求新闻从业者以跨文化的视角报道从全球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信息。[7]此外，全球媒体伦理也要求新闻从业者需要具有一种这样的能力，即可以体会远在万里之外的他处所发生的悲剧，并对之抱以深深的同情。
全球媒体伦理是一种充满“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理念的新闻伦理，它促使报道者更好地反映全球的多元化，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互理解，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的贫困、环境恶化、政治不稳定等问题。全球媒体伦理需要新闻从业者培养“世界性的想象力”（cosmopolitan imagination）和承担全球公民责任。新闻从业者需要在自我意识中树立一种观念，即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全球变革的观念并基于此观念去行动。
二 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理论基础与路径
（一）世界主义伦理作为全球媒体伦理的理论基础
全球媒体伦理作为一种规范研究，它探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媒体伦理规范应该如何改变的问题，即如果我们考虑到传播的信息可以被全球公众所获知，那么，媒体在传播信息时，其所遵循的伦理规范是否应该有所变化，应该怎么改变？全球媒体已经被公众广泛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媒体伦理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建构全球媒体伦理是一个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学界、业界的人士共同参与的事业，其建构的首要前提是建构者们需要有一致认可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建构全球媒体伦理才有可能。
全球媒体伦理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斯蒂芬·沃德[8]认为是世界主义伦理（cosmopolitan ethics）。该理论认为人类有着共同的人性，所有人有同样的基本价值观和尊严，其他人和我们同样作为人，有着共同的需要、情感等，所以“我们必须为那些我们并不知道，与我们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地球上，我们的决定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群体承担起责任”[9]。李·威尔金斯（Lee Wilkins，2007）通过神经科学研究检验了世界主义理论，在他的模型中，即使是与经验相联系的道德推理，也被视为人原本就有的；通过这么多年进化发展的人类，已经有了一种原始的辨析对与错的认知感，作者从生物遗传的角度对人类道德感的普遍存在进行了分析，这也为跨文化、跨种族的世界主义伦理的推广提供了一个依据。
世界主义伦理观的核心命题在于，就道德的关怀对象而言，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人类都被视为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和价值序位；就伦理的价值主体而言，所有个体皆被视为普遍主义上的世界公民，个体彼此之间的世界公民关系是先天自在的。[10]世界主义伦理摒弃了在伦理上认为一个群体的人比另一个群体的人更为重要、更道德的等级观念，强调人权、自由、正义这些普遍的价值原则。世界主义伦理强调有些原则我们“应该”接受它们作为我们的基本原则，因为它们是善的。
世界主义伦理是否只是一种强调严格规则与责任的义务论伦理学，而对伦理行为的后果没有足够重视？伦理学上的义务论与结果论一直泾渭分明、各有偏重。结果论伦理学聚焦于最大的效益，也许会忽视对其他人的责任；义务论伦理学强调权利与责任而忽视其他影响因素。如果非此即彼地将世界主义伦理仅仅界定为义务论或结果论，那必然带有这两种理论的固有缺陷从而无法被认可。基于此，斯蒂芬·沃德[11]提出世界主义伦理应该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即对结果论与义务论进行综合考量：结果论者并不必然会否定权利与责任，他可能会将权利作为获得最大效益的手段；义务论者会首先考虑权利和责任，但考虑权利和责任与获得最大效益之间并不必然冲突。那么，世界主义伦理原则就应该是在公正的框架之内将义务论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同时也不忽视结果论者所强调的人类的最大幸福，其最终目的是在公正的框架之下达到人类的善。
（二）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三种理论路径
全球媒体伦理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同观点、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交锋与辩证的过程，其核心问题是如何跨区域、跨文化地建构全球媒体的伦理原则、准则、规范框架等。全球媒体伦理有着多元的研究路径。
其一是本体论伦理路径。世界主义价值根植于本体论之中，即我们人类是有共性的。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12]提出人类是相互关联着的神圣生命的存在；生命的神圣是人类超越文化、宗教、距离等联系在一起的动因；有三种原则为人类所普遍共享，即人类尊严、获知真理和非暴力，它们是作为原准则（protonorm）存在的，这些原准则超越了理性主义，将人类的信念、情感和联系融合其中，媒体伦理准则需要与原准则一致。伦理的起点并不是个人伦理理性的自治，而是全世界人类的团结。职业工作者需要基于这一点来决定自己应该如何行为。
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所提出的伦理原则允许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并不要求有着不同背景、知识架构和不同信仰体系的人必须遵循统一的一套准则，但他并没有解释这些伦理原则应该如何应用于全世界，即使我们承认、接受这些伦理原则，这些原则在不同情境之下的阐释也会有所不同。
其二是契约伦理路径。斯蒂芬·沃德将全球媒体伦理视为新闻从业者与全球社会之间的一种契约。他对全球媒体伦理契约的建构和对话持乐观的态度。该理论路径将人类视为一个可以共同分享某些价值观的物种，人类生活在一个世界上，面临着相近的物质、社会、伦理等问题，有着相同的认知和情感能力。基于这些相同点，不同文化的人对一些情形有一样的回应是可能的，如都认为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禁止撒谎，要信守承诺。[13]所以，全球新闻从业者也可以寻求到共享的、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从而建立起伦理契约。这一契约的建立是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通过对新闻从业者责任这一话题在全球范围的探讨和对话实现的。
契约伦理路径希望将一些主要的责任视为新闻从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而且希望这些伦理准则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然而，在全球权力角逐、纷争不断的情况下，提出统一伦理原则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充满冲突与误解，不同国家的新闻从业者及学者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比较小。
其三是美德伦理路径。新的传播技术使每个个体成为传播者，在这种背景之下，尼克·库德瑞[14]提出，建构媒体伦理不能仅仅从职业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出发，而应该把信息传播过程的参与者考虑在内。与斯蒂芬·沃德一样，尼克·库德瑞[15]也强调全球媒体伦理的建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针对一些伦理原则进行对话、讨论并达成一致。但他并不是基于某些世界主义原则构建媒体伦理的，而是基于美德伦理学。尼克·库德瑞选择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美德（good）这个开放式的、一般性原则作为依据，认为媒体伦理应该根植于美德伦理之上，美德是使他们生活得更好的手段，但要注意的一点是，遵循的美德并不是指那些详细制定的原则，而是人类生活所共享并共同认同的那些事实准则；全球媒体伦理框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统一的伦理指南，而是一个多样的、不同的伦理体系，这一伦理体系是在促成美德这一框架之下提出的。
尼克·库德瑞[16]认为媒体伦理美德应该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媒体应该传播对个人和集体生活有益的信息；其二是尽管这个社会有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利益，但媒体应该为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提供表达机会，进而促进全球人类和平共处。对于全球媒体伦理的美德准则是什么、当一些美德准则相互冲突时应当如何选择等问题，该研究路径并没有清晰地回答。
三 对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质疑
（一）文化相对主义对世界主义伦理的冲击
文化相对主义者将伦理多样性及变化性这一事实作为他们思考的起点，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伦理规范，我们不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发现共同的伦理价值，或者说，至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远多于共同点，如有些文化强调个体的作用，有些文化强调社会的稳定，有些文化强调公正的价值，有些文化强调家庭的责任等。[17]
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如何评判伦理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的文化环境；伦理价值属于并被某一种文化支持时，才有意义。没有一种文化的伦理体系比另一种文化的伦理体系好，也不存在适用于各种文化的世界主义伦理。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文化因素会阻碍全球媒体伦理的建构，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规范差异”，伦理规范的不同是无法避免的，世上并不存在可以让所有文化共享的伦理原则。媒体文化和媒体实践是不同的，所以很难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媒体伦理原则。
世界主义伦理是基于西方社会情境提出的，西方社会希望这一价值标准可以或明或暗地运用在去西方化的语境之中，所以世界主义伦理这一提法本身就需要审视。正如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18]所说，世界主义伦理是基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提出的，它是基于逻辑建构的道德惯例，并不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脉络，所以无法保证其合法性。此外，世界主义伦理常因被极权主义政权滥用而被污名化，宣称掌握了普世真理的统治者常会借用这一名号来打压异己。这也阻碍了各国对世界主义伦理的认同。
文化相对主义者的质疑是建构全球媒体伦理必须回应的。因为如果文化相对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建构全球媒体伦理这一计划将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希望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学者对此的回应是，不可否认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的合理之处，尊重文化多元性也在世界主义伦理的考虑之列，真正的世界主义伦理并不是一刀切式地、武断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并不是将道德原则作为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世界主义思想中也包含跨文化的对话，如就“哪些伦理原则最为重要”展开对话。当然，不同理论流派对世界主义伦理的关注，表明了并非只有一种伦理原则是正确的，这些建构设想都并不是绝对的，需要在争论与辩解中逐渐清晰。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全球媒体伦理的挑战
对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批评之声主要来自持后殖民主义视角的研究者。这些批评者认为非西方的研究视角应该进入伦理讨论之中，目前主导性的伦理理论框架都来自西方。西方的伦理框架被乔装打扮成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非西方的本土知识被边缘化。后殖民主义理论者更多的是去批评西方主流的伦理叙述，进而表达出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对全球媒体伦理进行建构。
在谈到全球媒体伦理时，后殖民主义者更为关心的是全球处境和关系。迪维亚·麦克米林指出，后殖民主义伦理强调需要通过人类体检进而重新思考人类自身与文化来建构伦理，并不是依据种族或国家。[19]莎肯塔拉·拉奥和赫尔曼·沃瑟曼[20]将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于分析全球媒体伦理，认为规范伦理的思想必须根植于目前全球权力追逐背景之下的历史与政治的脉络之中；伦理规范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必须包括使这些规范成为可能的物质与话语条件；全球媒体伦理的合法性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那些失语者、弱势者产生共鸣。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理论者认为，全球媒体伦理的建构需要根植于非西方的情境之中，才可以抵制西方霸权的价值观；认为全球媒体伦理需要考虑到殖民历史、国家与人民之间权力的多样化以及非常重要的本土理论。
后殖民主义者带来了批判的视角，认为全球媒体伦理的建构有许多不确定的历史与政治意蕴。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角探讨媒体伦理，可以跳离西方主导的话语框架，用媒体生产者、消费者等的经验来建构媒体伦理，可以重新阐释一些规范性的概念，如对生命的尊重、自由、获知真理、人类尊严，这些概念的内涵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
四 对建构全球媒体伦理设想的展望
建构全球媒体伦理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建构新的伦理基础：当媒体作为全球公共领域中的一部分时，需要重新诠释我们对新闻实践者、媒体的理解，从而思考什么样的伦理理论才是建立全球媒体伦理的基础。其二，建构新的伦理原则与标准：建立相应的伦理规范作为全球媒体实践者的从业标准。其三，应用新伦理标准进行媒体实践，特别是报道国际和全球议题时需要遵循新的伦理标准。[21]虽然建构全球媒体伦理这一设想还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但基于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学者们已有提出全球媒体伦理原则的可能性，但要求全球新闻从业者去履行这一伦理原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
（一）提出全球媒体伦理原则的可行性
在去西方化的语境中建构全球媒体伦理是一件紧迫的事情，因为抽象的伦理原则十分重要，它可以告诉新闻从业者全球责任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提出全球媒体伦理需要各国人士对普遍认可的媒体伦理的基础、目的、原则进行讨论；同时，一些国际新闻组织、媒体协会可以提出一些全球新闻伦理的指导方针和操作标准，这些可以启发其他组织起草伦理原则。初步起草的全球媒体伦理原则需要接受学者、新闻业界人士的批评与建议，从而使其不断完善。
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可行性已被一些学者证实，这些学者就某些议题为新闻从业者建构了一些伦理原则。如马吉德·德黑兰尼提出了“和平记者十戒律”，要求处于冲突中的新闻从业者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不要认为人类冲突中的涉及者只有冲突两方。记住：当两个大象争斗时，草地也会受伤害，请注意那些可怜的草地。2.分辨人类冲突中涉及者的观点与利益。这里没有单一的真相，这里有多重真相。3.不要被一种信息源迷惑，尤其要注意一些政府控制信息来源的情况。4.保持怀疑精神。记住你的报道只是呈现。你，你的媒体组织和你的信息来源都有可能只提供单一视角的信息，这就有可能产生报道的偏见。5.让受压迫者、调解者通过媒体发出声音并给他们赋权。6.为冲突事件寻求和平的解决途径，但不要陷入寻找万能之法的困境中。7.如果你对冲突问题的报道加剧了双方的仇恨，那么你的报道会成为冲突问题的一部分。8.如果你的报道可以为冲突双方寻求到利益一致之处和非暴力的解决途径，那么你的报道会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9.一直履行准确、诚实、公正、尊重人权与尊严等专业媒体伦理准则。10.超越你自己的伦理、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公正、准确地去观察、呈现人类冲突事件中的各方。[22]斯蒂芬·沃德将全球媒体的责任界定为四个层面：“其一是促进个人层面的善，要求新闻从业者提供或分析关于世界事件和趋势的信息，对基本层面的物质、个人和社会尊严进行监督，调查、报道不平等现象；其二是促进社会层面的善，要求新闻从业者对经济联盟进行批评性报道，报道评估社会生活的质量，担当不同国家、文化间联系的桥梁，帮助提高媒介素养，用全球比较的视野进行报道；其三是促进政治层面的善，要求新闻从业者对基本的政治架构进行批评性报道，对基本自由进行监督报道，鼓励公众参与，报道、呈现多元观点；其四是促进道德层面的善，要求新闻从业者持一种公共善的视角，高度评价那些能促进公共善的人，利用媒体支持公众讨论。”[23]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的全球媒体伦理原则被建构起来，但某些抽象的伦理原则已被一些学者清晰地表述，可以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从业者提供伦理上的指导，从而使媒体有助于促进公民权利、全球公正和避免极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使我们看到了建构全球媒体伦理原则的可行性。
（二）全球认可、遵循全球媒体伦理原则的不现实性
即使有全球媒体伦理原则，要求所有的新闻从业者和所有的媒体组织都同意一种全球媒体伦理原则也是不现实的。
首先，在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过程中，对全球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伦理传统都进行观照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全球媒体伦理的建构者们一次次地强调尊重文化多元和地区差异，强调最大限度地交流与辩论，强调媒体机构之间跨文化、草根式地讨论，然而，目前对该议题的讨论，仍然只是集中在几个国家之间，无法覆盖至全球范围。如在斯蒂芬·沃德主编的论文集《全球媒体伦理：问题与观点》中，对这一话题进行讨论的学者，有12位来自美国、3位来自英国、2位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来自挪威、芬兰、德国、南非的各1位。这使得对全球媒体伦理的争论仅仅局限于美洲、欧洲、非洲，而没有来自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的声音。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在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过程中仍然存在某些区域、国家的话语缺失，从而使得这一全球媒体伦理标准不可避免地成为部分国家的伦理原则，这也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者担忧的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正视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的合理之处，即每一种政治环境、每一个文化区域都有其特殊性，在特定环境中全球媒体伦理原则的适用性存在问题，如何处理“普世要求”与“本土要求”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难题。马克·阿莱恩[24]指出，人类群体的原生性因素（如种族、民族、意识形态等）影响着媒体，同时也被媒体报道建构与反映，从而使得建立所有文化都认可的全球媒体伦理统一标准根本不可能。此外，如果我们接受了世界主义伦理，那么，我们的家庭和国家对于我们的特殊意义是否被削弱了？我们是否愿意为了远方不熟悉的陌生人的利益而伤害我们亲近的人的利益？如果我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新闻从业者是否应该支持本国的所有决定？如果我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使其他洲民众陷入贫困的交易，我是否需要报道这种非正义行为？全球媒体伦理者认为，在冲突性的伦理困境中，需要基于环境、结果等对伦理原则进行综合考量，新闻从业者可以接受核心的伦理原则，并对这些原则进行本土化的解释与应用。但没有限度地将全球媒体伦理原则依据本土的特殊性进行解释，则有可能再一次使全球媒体伦理演变为区域性媒体伦理，在认同、应用全球媒体伦理这点上，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媒体伦理并不是中立的或者价值无涉的，媒体伦理是根植于特定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立场中的。
当然，全球新闻伦理并不意味着让新闻工作者忽视地方议题或地方公众，也并不是说每一则新闻都应该心怀天下。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议题上，比如国外的军事干涉、气候变化、全球贸易秩序的建立等，都需要以全球视角进行公正、合理的报道。所以，对于全球媒体伦理的更多期待应该是将它视为一种“理想的典范”，从而激发新闻从业者在心中怀着这一理想进行报道。
[1] 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7期。
[2] Stephen J. A. Ward，“Introduction：media ethics as global，” in Stephen J. A. Ward，eds.，Global media ethics：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3），pp.3-4.
[3]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1995），“A content analysis：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fits public’s ameri-centric mood，”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ople-press.org/topics/news-content-analysis/.
[4] Majid Tehranian，“Peace journalism：negotiating global media ethics，”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2002）：59-71.
[5] Stephen J. A. Ward，“Introduction：media ethics as global，” in Stephen J. A. Ward，eds.，Global media ethics：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3），p.2.
[6] Karin Wahl-Jorgensen & Mervi Pantti，“Ethics of global disaster reporting，” in Stephen J. A. Ward，eds.，Global media ethics：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3），pp.195-200.
[7] Stephen J.A. Ward，Ethics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263.
[8] Stephen J.A. Ward，Ethics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251.
[9] Gillian Brock & Harry Brighouse，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
[10] 李建华、张永久：《论世界主义伦理观的核心命题》，《哲学动态》2010年第2期，第57页。
[11] Stephen J. A. Ward，“Global media ethics：utopian or realistic？” in Stephen J. A. Ward，eds.，Global media ethics：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3），p.307.
[12] Clifford G. Christians，“The ethics of being，” in Stephen J.A. Ward and Herman Wasserman，eds.，Media ethics beyond border （Routledge，2010），pp.6-13.
[13] Clifford G. Christians，Shakuntala Rao，Stephen J. A. Ward & Herman Wasserman，“Toward a global media ethics：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 2（2008）：135-172.
[14] Nick Clouldry，“Towards a framework for media producers and media consumers，” in Stephen J.A. Ward and Herman Wasserman，Media ethics beyond border （Routledge，2010），pp.60-68.
[15] Herman Wasserman，“The search for global media ethics，” in Christopher Meyers，eds.，Journalism ethics：a philological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10），p.77.
[16] Nick Clouldry，“Towards a framework for media producers and media consumers，” in Stephen J.A. Ward and Herman Wasserman，Media ethics beyond border （Routledge，2010），p.68.
[17] Wong，D.B.，Natural moralities：a defence of pluralistic relativ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1.
[18] Clifford G. Christians，“The ethics of being in a communications context，” in C. Christians and M. Traber，eds.，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universal values （Sage，1997），pp.2-23.
[19] Divya McMillin，International media studies（Blackwell，2007），p.57.
[20] Shakuntala Rao & Herman Wasserman，“Global media ethics revisited：a postcolonial critiqu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2007）：29-50.
[21] Stephen J.A. Ward，Ethics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250.
[22] Majid Tehranian，“Peace journalism：negotiating global media ethics，”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2002）：59-71.
[23] Stephen J.A. Ward，Ethics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254.
[24] Mark D. Alleyne，“Global media ecology：why there is no global media ethics standard，” in Lee Wilkins & Clifford G. Christians，eds.，The handbook of mass media ethics （Routledge，2009），p.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