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庄子的知识论是怀疑主义的。毫无疑问，《庄子》一书中许多章节散发着浓郁的怀疑论气息。至于在其背后是否有一个绝对的怀疑论立场，这一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本文关心的是，庄子如何运用怀疑主义来化解现实生活问题，并且肯定出世主义的选择。
知识（或信念）是否具有确定性，这是值得探讨的。“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庄子·大宗师》）庄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出自对生活实践的关怀。人的行为背后总有信念的支撑，人们采取一样行动时，一定是相信这一行动会带来一种后果。当人们饮食的时候，他们相信面前的饮食能够给自己带来营养；当人们劳作的时候，他们相信劳作能够为自己带来衣食。没有这些信念的支撑人就无法生活，因此在思辨中否定了一切的怀疑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服膺于必需的信念。但人们在生活中难免遇到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在这些困境中就有必要检讨信念的确定性了。
本文所探讨的是入世与出世的选择问题，这一问题在《庄子》文本中体现为“材”与“不材”的困境。是选择融入社会与被世人为用的“成材”之路（入世），还是选择一无所用的“不材”之途（出世）。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人们都是出于安顿生命的需要而做出相应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的背后没有一个正确的、可靠的知识作为依据。如同休谟所说，人们注意到两个知觉经常在心灵中相继出现，遂认为它们之间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这种信念只是心灵的一种习惯性想象而已。《齐物论》中长梧子批评瞿鹊子“且汝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正是对这种想象的批评。人们见到卵就想到鸡、见到弹弓就想起炙鸟，然而这些预期的后果不会确定地到来。依靠这种出自习惯的信念去采取行动，不可能每次都实现预定的目标。庄子多次提出“成材”者死，“不材”者活，但如果把这些现象归纳为一种知识去指导实践，却有可能遭遇不曾料想到的后果。《山木》篇中的能鸣之雁（材）活了下来，不鸣之雁遭到了宰杀。对于刚刚在《人间世》诸篇中习得了“以不材终其天年”的读者来说，这一个案否定了他们刚刚获取的知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山木》中那只不鸣之雁正是《人间世》的读者，以“不材”的知识来安顿生命，结果反而遭到了宰杀。爱莲心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不鸣之雁违背自己的本性刻意显现“不材”，结果遭到宰杀。我们可以此来说明知识是不可靠的。当然，没有证据说明那只不鸣之雁是违背自己本性而摆出“不材”的姿态。[4]
我们不能把庄子讲的“不材”“无用”“出世”当作指导实践的知识，我们同样没有理由相信“成材”“有用”“入世”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庄子在出世的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自然要考虑能否通过入世的生活来解决这些问题。庄子生活在贫穷之中，“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当他贷粟于监河侯时生活已近无以为继。按照《达生》篇的说法，庄子应当“鞭其后”，注重外在的财富和生活条件。通过仕宦取得俸禄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常人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对于庄子来说，这种看法也是值得怀疑的。仕宦能够改善物质生活，改善了物质生活才能安顿生命，这条道路确定是正确的吗？人们怎么能肯定，转向入世的生活就可以解决出世生活“养内不养外”的问题，而不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显然，这样一种信念也是不能成立的。
庄子认为，人们依靠“知”去行动并不能确定实现设定的目标，因此他主张放弃“知”的努力而接受命运的安排。《德充符》篇孔子向鲁哀公解释“才全”时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知不能规乎其始”，就是说人们不能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就预先采取规划。人们愿生不愿死、愿存不愿亡、愿达不愿穷、愿富不愿贫，因此在生活中会依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筹划安排以期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人们的知识是不确定的，因此他们的安排不可能成功。明智的态度是放弃自我的追求而接受命运的安排，“不务生之所无以为，不务命之所无奈何”（《达生》）。在庄子看来，这种态度才是“真知”。真知不是关于事实真确的知识，而是“真人”所特有的生存态度。真人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天命所决定的事态是人力无法改变的。因此，真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不企图以心去察知天道的安排，以作为去影响天命的实现。“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真人明白这一点，所以不以知识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而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以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知”是不可靠的，依靠不可靠的“知”来筹划未来无法确保目标的实现。因此人们应当放弃“知”的努力而顺应命运的安排。当然，单凭这一点我们依然无法突破材与不材、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困境。解决困境的另一把钥匙在于面对死亡的态度，这一问题实质上是人们面对未知世界的态度。人们都喜爱生，寻求生；厌恶死，抗拒死。但人们凭什么坚信生是好的，死是不好的？
死亡是生存的人们尚未经历到的生活状态。既然尚未经历，人们有什么依据断定死是不好的？《齐物论》中提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与生相比，人们是厌恶死的，但人们只经历过生未经历死，等人们对生与死的状态都有所察知的时候，也许会发现对生的渴望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死亡才是真正的归宿。人们回到这一归宿时，可能反而会对当初生在世上感到后悔，更不用说为求生避死而付出的代价了。《至乐》篇中借一个骷髅之口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面对还阳复生的可能，骷髅更是深矉蹙
，“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视人生为劳碌苦难，以死亡为苦难的解脱，是极度恶生乐死态度。但这种恶生乐死的态度只是个人意见的表述，并无说服人的论证。如果承认死亡的状态是未经体验因而不能判定评价的，就没有理由认为死是比生更好的状态了。当然，与常人乐生恶死的观念相比，表达一种以死为乐的观点，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大众立场的挑战。无须为这一观点提供任何论证，因为常人基于本能对死的畏惧和厌恶同样是经不起论证的。
另一方面，庄子并不以死亡为一种特别的生活状态，而将其视为转入新生命状态的契机。《齐物论》中著名的“庄周梦蝶”寓言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分”与“化”。“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庄周与蝴蝶是有分别的两种生活状态。在梦与醒、觉与眠之际，发生了“物化”：庄周化为了蝴蝶，蝴蝶又化为庄周，不同的生活状态之间发生了转化。庄周梦为蝴蝶只是一个特例，转化的契机不限于梦，转化的可能性也是无穷尽的。死亡正是一个生活状态转化的契机。《大宗师》中子来病重将死，子犁看望他时赞叹：“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随着死亡的到来，生命迎来了转化的契机，面临着无限新的可能。对于这样一种契机是没有必要厌恶、恐惧和回避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无数可能性的开端。这样一种思路对于消解人们对死亡的负面意见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
从上文的论证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知识是不可靠的；认为入世就可以安顿生命的见解是错误的，认为出世就可以安顿生命的见解也是错误的；死亡并不值得厌恶、恐惧和回避。只有超越对死亡的厌惧，才能真正安顿生命。
生命的安顿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持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要让生命在存在过程中依据自己的本性自由生长。只有这两方面都实现，生命才算得到了安顿。《达生》篇中的单豹和张毅都只照料到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严格地说二人的生命都未能得到安顿。《达生》篇的作者在编写这一寓言时给出了明显的意向：“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其意向是单豹注重内在本性的自由而忽视外在生命形态的保存，张毅是为了外在生命形态的保存而牺牲了内在精神的需要。而且张毅不但“病攻其内”，而且一直生活在入世的烦扰所致的内热疾患之中，最后外在的生命最终也不得保全。单豹不仅在有生之年保证了精神的恬适，而且获得了高寿，明显胜于“养外不养内”者。对于《达生》中的这一案例，我们进而可以从两方面分析。第一，吸收单豹与张毅二者的教训，实现内外皆养，有可能吗？上文已经指出，这是不确定的。假若单豹考虑到了隐居山林遭遇虎患的危险，那么回到市井生活之中与众人同居就一定能免除虎患吗？入世生活中威胁生命存在的祸患一定少过隐居生活吗？更不用说入世生活中那种“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庄子·齐物论》）的生活了。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入世比出世能给外在的生命存在提供更多的安全。如果为了逃避虎患而排除隐居选择入世，后果很可能是“内外皆不养”。第二，如果把死亡看成向未知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可能转化的契机，那么死亡就根本不成为问题了，保存生命对于安顿生命来说也就毫无意义了。死亡只是转向一种新的生命存在形态，劳神明保留原有的生命形态又有何意义呢？若死亡不成问题，那么《达生》篇中这一寓言的问题也被消解了。虎患根本就不是对隐居者生命的摧残，因此出世是比入世更好的选择。
在《庄子》关于出世和入世两难困境的讲述中可以发现，出世所导向的问题只有死亡，而入世可能面临的问题除了死亡之外，更恶劣的问题是生命本性遭遇扭曲。例如《山木》中材与不材的困境，我们不妨稍做改写：夫子出于山，舍子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马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骑，其一不能骑，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骑者。”依据上文所揭示的逻辑，被杀掉的马得以从“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阜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庄子·马蹄》）的悲惨处境中解脱出来，迎来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可能。如果按照《至乐》的说法，被杀掉的马更是摆脱了劳碌悲苦而在死亡中迎来了“南面王乐”。无论我们怎样理解，都没有理由认为活下来的马比被宰杀的马更幸运。
仔细思考“不材之木”的例子，可以发现这一系列例证中指涉的都是生命本性的存养问题，而非“生与死”的问题。不材之木不一定能得生终其天年，它们同样可能因无用遭到砍伐而死亡，然而死亡只是生命形式的转化，因而也不成问题了。对于“成材”的树木而言，它们的遭遇也不在于死亡，而是它们要转化为栋梁的形态，永远地荷担着楼宇的重压。很明显，这才是庄子最担忧的问题。人在入世的生活中难以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生活成长，难以避免沦为工具而丧失自我（不同于精神修炼中的“吾丧我”）。对于庄子来说，死亡的恐惧是可以克服的，这种异化才是真正的不幸。“不材”的立场、出世的态度才是庄子的最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