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人移民迁徙美国的历程
一 早期美国华人移民的境况（1965年以前）
早在19世纪以前，就有华人进入北美大陆和夏威夷等地，主要是华商和个别技术工人。据记载，1571年曾有一批造船工到达加利福尼亚，1785年美国商船上也有中国海员在美滞留，在美国当局的正式记录中，1820年是第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的年份。[1]大批华人前往美国则是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开始的。
第一阶段是华工以契约劳工的形式赴美。1849年，从各地赶往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人已接近10万人，其中华人有223名。1850年赴美华工为700人，1860年已增加至34933人。从1848年到1883年，美国黄金总产量的2/3来自加州，而这其中华工在金矿开采劳工中所占的比例很高，从其间华工向加州政府所缴纳的税金有500万美元（占该州此项收入的一半）便可见一斑。因此，华工为加州乃至美国的繁荣和发展都做出了贡献。此外，“西进运动”促使美国急需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1867年，华工涌入美国开始承担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修筑工作，长期保持在10000人以上。因为条件艰苦、工作危险，某些地段华工的死亡率竟高达10%，由于华工的辛勤劳作与流血牺牲，原本计划14年修筑的铁路仅用7年就得以完工。[2]为此，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在作品中专门描写了加州华工勤劳善良，却受到不公待遇与歧视的遭遇。进入19世纪70年代，由于各国移民不断入境，劳动力出现表面过剩的现象，美国社会开始出现反华言论，到19世纪80年代，反华声浪持续高涨，1885年怀俄明州的石泉煤矿发生了大型反华、排华惨案。1882年，美国国会以《北京条约》为借口，正式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当时美国华侨华人人口已达150000人。[3]
第二阶段是1882～1943年。这段岁月是黑暗的排华时期，美国社会从早期（19世纪40～70年代）对华人普遍欢迎转为排斥的态度，华工移民始终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已在美国的中国人无权申请美国国籍，华人移民随之骤减，而且由于华人的家眷无法申请赴美，华人社会进入了“光棍社会”。1900年，加州华人男女比例为12∶1，波士顿为36∶1，纽约则为50∶1。[4]然而在此期间，清政府的态度开始由不闻不问逐渐转变为保护，尤其是陈兰彬、容闳等驻美使节一直为制止排华运动，给予华人公正待遇而奔走。
第三阶段是1943～1965年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民在反法西斯事业中的壮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3年中美签订平等新约，美国放弃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权利，同年参议员麦迪逊提出废除禁止中国人入境法及给予配额的提案，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向国会发出咨文，要求废除排华法案，并最终在年底批准。此后，在美华人地位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过去从不雇用华人的行业和领域都逐步开始雇用华人，土生华人第二代成长起来，逐渐从进行体力劳动、低技术含量的行业转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士。
在新移民到达之前，以广东沿海地区农民为主的华人移民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受到歧视，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从事白人不屑或没有条件参与的行业，例如洗衣业、餐馆业和零售（杂货）行业，这些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北美华人社会经济领域的支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华人移民虽缺乏高级的社会资源与技能，仍然显示了这个族群特有的勤劳与智慧。早在“淘金热”时期，采金工人们结成小组，精细合作，或采用中国式水车，或采用两根绳子拴起来的戽斗和桶冲洗出水孔道的办法采金，是对美国采金技术发展的一大贡献。[5]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过程中，华工承担了大量点雷管、填炸药、开隧道等工作，不仅需要勤劳勇敢，更需要掌握娴熟的技术以配合。同时，华人重视文教，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优秀传统一直深深根植于族裔文化之中。华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北美多地建立私塾和专馆，以培养华侨子弟，美国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可追溯到1885年的远东学堂。在此风气的影响下，尽管排华法案未被废止，华人屡遭欺凌，却总有杰出的专业人士出现：培养出晚熟甜橙（又称“刘锦浓橙”）的加州华侨刘锦浓为美国农业科技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工业科技尤其是20世纪初的飞机制造方面，则出现了冯如、谭根等人。此外，容闳、詹天佑等“留美幼童”在美学习期间已展露了惊人的才华，为中美两国的文教、科技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战后，美国华裔子弟也享有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权利，加之此后世界各地华人留学生赴美学习的人数增多，美国华侨华人的整体素质日益提高。据统计，1940年美国大陆华人中从事专业科技行业的约占2.5%，加上从事一般管理人员、职员、推销员及秘书等工作的人数占华侨华人总数的20%，而工匠、手工艺人、农民等仍占多数；到1970年，这部分体力劳动者或低知识结构劳动者的比例下降到40%以下。[6]
二 华人新移民潮涌现（1965年后）
1965年，美国颁布了新移民法《哈特—赛勒法案》，致使来自亚洲和拉美地区的移民高于以往任何时候，同时，美国华人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至2000年增长了十余倍。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更是华人移民与欧美各国移民享有同等待遇，华人社会及其族群内部社会发展的转折点。[7]由此，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开始了往美国迁徙的移民和再移民，美国华人社会的语言也由单一的粤方言变为多种方言与普通话共融的局面。《哈特—赛勒法案》允许各国移民每年不得超过2万人，因而台湾及香港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起初只允许每年移民数百人至数千人。台湾从1982年起增至2万人，香港在1990～1995年每年增加1万人，东南亚新华人移民绝大多数则作为难民处理。[8]1978年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底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1979～1998年，留学生、访问学者及其家属迅速得到了永久居民身份，这一法案通过后，8万在美华人学生、暂时居留人士及部分非法移民取得了美国绿卡。[9]21世纪，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移民美国的规模比以往更大，投资移民等类型也成为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以申请移民的类型来统计，家庭团聚类移民根据美国移民政策仍占据主体，经济类移民的比例增大。截至2013年5月28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财年中国大陆移民入籍人数35387名，在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五，占所有入籍人数比例的4.5%。[10]目前来看，1965年后，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大趋势。
（一）在美华人数量激增
1965年的美国新移民法为合法移民进入美国开启了大门，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其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对于劳动力移入的要求也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华人移民和各国移民共同组成了美国的新移民群体。美国华人移民的人数在20世纪内，尤其是最后30～40年内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见表1-1）。
表1-1 20世纪美国华人人口变化
美国华人人口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华人社会内部结构的调整，李其荣教授认为产生了以下的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动。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其中首先是祖籍结构多样化，目前的新移民的祖籍地遍布神州大地各省份；其次是年龄结构年轻化，美国人口普查显示适龄就业人口（25～64岁）中，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占42%，留学生在其中占主体部分；最后是男女比例日趋平衡（表1-1中已显示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趋势日益明显）。二是知识结构的变化。三是职业结构的变化。[11]应当说，后两个变化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华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有所提高，才能逐步进入高收入阶层的行列。
（二）改变了华人社会的知识结构与职业结构
如上所述，美国华人新移民的知识结构和职业结构在近半个世纪有着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方向也与本研究所关注的专业人士和新技术移民正相吻合。一方面，土生华人第二代成长起来，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走入专业人士的行列；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陆、台湾、港澳以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更多的则以留学生身份在美国进行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申请绿卡或入籍。在1990年的一项调查中，美国25岁以上华人中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男性占46.7%，女性占35%；在就业华人人口中，有67.1%的人从事工程与科技类、工商管理类、医疗健康类、学术与教育类专业工作。[12]
在华人新移民移入美国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阶段性的特征。例如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移民作为最早期的高知识高技术新移民移入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中国的大陆、台湾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共同创造了美国华人技术移民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此时一些源自台湾的华人开始回流；至90年代，大陆高技术移民数量继续扩大；而到21世纪，其中的一些人也开始了回流和环流的征程。通过华人技术移民进入硅谷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华人新技术移民的流动过程（见图1-1）。
图1-1 华人技术移民及其进入硅谷的历史
资料来源：蔡林海：《鹫与龙：跨国公司战略与华人创新网络》，青岛出版社，2002。
此外，在留学生所学专业与职业分类方面，新移民也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转变。21世纪以前，华人学生往往选择理工科专业，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有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就业市场确实对理工科人才需求旺盛。美国20年间获得理工方向博士学位的共有325727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高达10.8%。[13]而另一个数据（1988～1996年美国授予的华人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人数）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现象（见表1-2）。
表1-2 美国授予的华人理工科博士人数占比（1988～1996）
当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科学还未像今天这样被广泛应用于生活，而当今在美国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很可能是理工科专业中占比最高的。但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成为美国留学生来源国之首，以2012～2013学年为例，中国赴美留学人数达235597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28.7%，与占第二位的印度拉开了不小距离。[14]同时，中国留学生在所受教育层次选择方面逐步低龄化，本科生、高中生增长趋势明显，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虽处于主体地位，从2012年开始比例首次出现下降。而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更趋多元化，如2010届赴北美的本科毕业生就读研究生专业意向中选择工商管理学的人数比例高达40.7%，2011年略有下降，也达到了34.4%。[15]同时，留学生与技术移民往往跨专业选择就业，除传统的计算机、电子信息等领域，更多的专业人士还向新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文化创意、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等行业分散。
（三）非法移民现象持续
由于美国经济比加拿大这类福利国家更加富有竞争力，因此在美国寻求机会向上流动的空间更大，而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也比加拿大要严重得多。19世纪60年代以后，除了大量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中南美洲、东欧及亚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也呈上升趋势。在入境场所选择方面，除了从陆路边境非法入境之外，经由航空、海港等口岸非法入境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在入境策略方面，除了传统的偷越边境的方式之外，还包括利用虚假证件蒙混过关、人口走私以及通过合法途径入境但却逾期不归等。[16]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中国非法移民不再使用以往的假纸（假身份证冒称美籍华人子女）方式，而是形成了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非法偷渡组织“蛇会”，拥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和严密的程序。
虽然偷渡充满风险，非法移民上岸后也往往只从事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约有一半以上的非法移民取得了合法身份，因而一些人的“美国梦”依然没有幻灭。尽管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仅仅是美国非法移民群体中的小部分，但是他们依然构成了新移民的一部分，影响着美国华人移民社会，并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微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