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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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云南人对中原人士说法的反映

明朝永昌府人张志淳《南园漫录》对中原人士于云南的不当认识多有反驳。如对于中原士夫把云南人使用贝币视为“遗俗”,他以古书记载和一些汉字多用贝字为部首,说明用贝币原是中原古制,反驳中原士夫的“讥诮”;反驳《新唐书·南诏传》说永昌某族民漆齿作为“妆饰”,寝食则去之的说法,他认为既已漆黑,怎么能去之?说黑齿是实,但说它是漆黑用来“妆饰”则是“妄传”;明正统时期靖远伯王骥在云南兴设学校,张志淳则说“后汉已有学校文章”,用意在于宣扬云南文教之早。[69]本文开头提到的清中期云南学者师范、王崧等人的言论,也含有对中原人士看低云南进行反驳的意味。云南与中原自元以来畅通交往,物质文明、文化状况多受中原浸染而与之多有趋同之处,是故云南人已不能再容忍中原人士对云南的种种歧视看法,实际也表明他们在思想深处、身份认同上想跟中原归于同一。

到了近代,将云南与中原相比的做法仍被一些云南本地人采用,但其动机有与中原地区一较高低,无论是历史地位还是现实贡献,都要在全国为云南争得一席之地的意思。这已与元明清时期中原人士以中原为本位审视云南不同,而是将“比附中原”改为“比较中原”,其中的“趋附”之意改为“较劲”,反映的是近代云南地方意识的觉醒和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自信。

“即抛勋业论风雅,旗鼓中原亦大家。”[70]这是云南近代著名学者赵藩在多年辗转中原谋求仕途发展不顺后,转而向文化事业发展,认为自己也能做出一番成绩,与中原士人比肩的言论,其自信满满溢于言表。修于民国四年(1915)的《陆良县志稿》,说陆良“虽穷乡僻壤,文章诗礼,直与中州相埒”[71],直要在文化水平上与中原地区平起平坐,已与清代邑人申官《旧志原序》说“吾郡自明兴建置以来,几历二百余年,其幅员规制在昔称弘渐被,迄今凡声名文物蔚然皆中州列”,及滇督刘荫渠称陆良地理、风俗“有中原气象”[72],仍以中原为参照的口气完全不同。这种文化上的自信还有多处体现,如其说陆良“滇之东鄙也,当日开辟边疆,其沐文化为较早”,“故迤东州学必以陆良为最”,[73]等等。甚至“壤界极边”的龙陵县也“户诵家弦不让中原文物”。[74]而一些长期居住在云南的外地人,也留意发现云南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优长之处,为之鼓与呼。如江苏淮安人童振藻在云南生活三十年,致力于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以云南为“山岳间文化”,虽相比于“河海旁文化”较晚开化,但“民性强毅”,“言行相顾,人多士君子之行,若或首义赴难,即妇孺亦思负弩称戈以维正谊;而民治促其实现,大学复以牖将来文化为己任,似为吾国沿河沿海各地所未逮”,云南民众强毅好义、敢于担当的习性也为“河海旁文化”地区所不及。针对“士夫道及自省文化,歆若不足,尤以后于大河流域及沿海之吴鲁等地为憾”,即云南人自认文化落后于他省的观念,他以日本民众为“旧族”,故接受新文化较快,在短期内便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为例,认为云南也与此相仿:“多秦陇鲁晋苏赣湘蜀等旧民族,果旧文化让人先趋新文化,唯我独步,阅数十年或百数十年,安知不可超轶绝尘,并日美之辔驾开化最早之各省而上之,而又何憾焉?”[75]对云南文化将来赶超其他当时发展较快的省份颇有信心。

这种自信在云南政界人物身上也有体现,如唐继尧在为东陆大学题写校训时说,“滇居天末,学风流播二千年,以精深博丽而论,较中州不无逊焉。若乎正大坚强,朴实宏毅,盖有卓然特异者”[76],认为云南与中原在学术风格上各有千秋,可作等量齐观。而龙云《新纂云南通志序》,先说“滇虽文化之开化较中原为后”;接着说云南在历史时期都与中原密切交往,“吾滇自庄开疆,爨、蒙世传,南诏、大理相继建国,元、明、清代设置行省,上下二千年,恒与中原呼吸相通,有綦切之关系”;最后说“民国而后,护国、靖国诸役,滇人所靖献于国家者,其勋烈尤度越乎前代。是知滇之史实,即国之史实也”,列举一系列“乡贤”,“或以经文纬武之资为国栋梁,或以法言躬行之德垂范乡里”,“皆国中有数人物”,“岂尝逊于中原哉”。如果结合其所说云南对抗战的贡献及在战后全国建设中的地位来看,“自抗战军兴,既发动全省人力物力,为捍卫之资;而战后之建设,则无论于文化,于经济,于农、矿、工、商各种生产事业,必将以滇省为复兴之要地而无疑”[77],其要义是为说明,云南在古代就有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人才在全国崭露头角,为国家和乡邦做出重大贡献,“滇之史实,即国之史实也”,尤其在近代的护国、靖国、抗战等关系国家命运的重要事件中功劳卓著,堪为全国表率,直可后来赶上,不再逊色于中原地区。云南腾冲人同盟会元老李根源在龙云所列乡贤之外,又加入了明代保山的张含,高评其诗歌不输于中原诗人:“禺山张含受句法于空同李氏之门,苍古之色,渊雅之声,与中原诸子玉軑并驰,造诣之美冠冕滇南,洵吾郡之瑰宝,斯文之正脉也”,并将之与同时代遣戍云南的杨慎比较,杨慎“虽声名高于禺山,然密栗之致、瑰伟之气不如远矣”[78]。云南晋宁学者方树梅增加了明清之际的担当和尚,表彰其人说:“担当大师,诗书画三绝,而又志节皎然。非一乡一邑之人物,乃天下之人物也”[79],也是强调其才华、气节,不仅在乡邑,亦足为天下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