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以前中原人士对云南的认知

秦汉时期就已对云南凿通道路，置吏管辖，但总的来说，云南多处地方尚待开发，与中原地区仍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原人士对其已有些许了解，但所知未详，故史籍对云南的记载不免给人较浓重的隔膜之感。如两汉的人以其为“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10]，说哀牢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11]。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也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12]。

至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有些地方“富埒中国”，似对其经济状况有所了解与肯定，但仍称其“要荒之俗，不与华同”^[13]，习俗与中原迥异。

唐朝初年云南与中原的交往加深，甚至其书法也受到中原影响，如《唐王文求碑》“系（王）善宝自书，字画古劲，盖渐被华风，有足嘉者”^[14]。之后南诏建国，与唐朝之间的交流随交通的进一步开通而更为密切，^[15]双方时有使节来往，故中原人士能从使节处获知云南的一些情况，如刘恂说，“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到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16]，把云南养象比于中原养牛马。但双方的战争也较频繁，樊绰《蛮书》说南诏由于与唐之间的战争，“遂与中原隔绝”。但南诏统治者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仪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遂献书檄寄西川节度使韦皋”，贞元十年（794）与唐会盟于点苍山下。^[17]异牟寻由对儒家文化的欣羡而想跟唐朝恢复和平关系，也可证之于《南诏德化碑》的记载，“诏（指异牟寻——笔者按）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义礼”，称南诏“心怀吉甫，愧无赞于周诗；志效奚斯，愿齐声鲁颂”^[18]。而且战争的客观结果也带来双方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如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主要反映了唐与南诏战争的残酷及对百姓的残害，但也可由此看出白氏因为这场战争对云南有了了解，“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19]。再如唐太和三年（829），南诏军队攻陷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20]。宋朝太祖弃大理不征，“自是云南遂不通中国”。但在绍圣年间，大理国主段正淳遣使入贡，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自是云南多文学之士矣”^[21]，说明双方仍有使节、文化往来，并未完全隔断。欧阳修《新唐书》关于南诏的记载比《旧唐书》在篇幅、内容上都大为丰富，表明北宋士人对南诏的了解较前更多，这当然与北宋和大理的上述交往分不开。南宋的洪迈也从出使云南的使节辛怡显处获知云南崇祀诸葛亮的一些情形：“国朝淳化中，李顺乱蜀，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辛怡显使于南诏，至姚州，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云：‘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献征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乃知南夷心服，虽千年如初。呜呼，可谓贤矣！”^[22]由于唐宋时期互有往来，所以曾亲至大理的元朝人郭松年说其诸多方面都取法汉地，在元朝时仍有留存：“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斗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