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禁烟禁赌拖垮财政，税目转移殃及民生

从1901年开始，练新军、办教育、改官制、兴实业，每一项新政的落实，都需要大量财政投入。这些浩繁的新政事务，除实业建设以外都是消耗性的，无法在短期内收到成效。即使实业建设，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广西谘议局大力提倡林业建设，但一向激进的他们也只能期待“十年必收大效”^[48]，在这十年之内，只有巨额付出而没有丝毫回报。随着新政的推广，财政危机日甚一日。甲午战争前后，全国财政收入仅八千万两，宣统元年迅速飙升到263219700两^[49]，十五年间增长了2倍多。这里面自然有工商业发展带来的收益，但更多的是对人民的盘剥。当时的报纸评论曰：“近来筹款之法，搜剔已无不至。”^[50]然而年年增加的税捐并没有让财政拮据的状况得到丝毫改善，光绪三十四年（1908），国家财政收入234820000两，支出236950000两，亏空2130000两；宣统元年，收入263219700两，支出269876432两，亏空6656732两；宣统三年，收入296960000两，支出376356634两，赤字79396634两。^[51]由于新政花销持续增加，全国上下民穷财尽。广西议员们也时常感慨：“新政日多，用款日巨，漏巵日甚，未获其利，先受其害。”^[52]其实这种情况何止广西一省呢，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自治团体，无不为筹款焦头烂额。

在国家财政日益困窘的危急时刻，清政府为了回应民间改良社会风气的要求，又痛下决心禁烟禁赌。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禁烟谕旨，宣布：“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53]朝廷决定以十年为期禁绝鸦片，大概有三方面的考量：一是吸毒风气非短期所能改变，必须假以时日；二是鸦片已经成为西南边疆和华北各省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在禁种的同时必须设法善后，最大限度减少烟农损失，避免激烈对抗；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地方财政已经严重依赖鸦片税收，如果没有相应的抵补措施，早已困窘的地方财政势必雪上加霜。这个为期十年的禁烟规划，执行起来已经颇有难度，可是地方大吏在泛道德化的民间舆论促动下，争先恐后地要求缩期禁烟。1908年，云贵总督锡良上奏朝廷，要让他管理的云南“凡吸食之人，种烟之户，均限至本年年底禁戒净尽”^[54]，此论一出，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山东巡抚袁树勋、山西巡抚宝棻、四川总督赵尔巽等封疆大吏纷纷奏请缩期以抢占道德制高点。1909年2月，上海举办的万国禁烟会让本已高涨的民间禁烟声浪更加高涨，基于禁烟的天然正确性和道德优越性，再无社会贤达敢对激进的禁烟措施表达异见。

在禁赌问题上，力度最大的当属赌风最炽的广东。1909年，广东谘议局审议的第一个议案就是“筹禁广东各项赌馆”^[55]。然而“广东赌饷每年实缴一千余万”^[56]，是广东大宗财政收入，行政官厅不能不审慎对待。在第一次常年会上，广东巡抚和谘议局就“先禁赌”还是“先筹抵赌饷”争论不休，无法形成决议。事情拖到第二次常年会，谘议局以全体停议相要挟，巡抚只好让步，最终宣布1911年三月初一日起全省禁赌。然而赌馆虽被关闭，但赌风并未消减，只是从台面转入地下，猖獗如故。^[57]

在涉及禁烟禁赌的事务上，各省之间为追求政治正确、抢夺道德制高点甚至相互攀比。1910年，广西烟商要求延长禁烟期限，谘议局在给巡抚的呈文中说：“禁烟为朝廷维新第一要政，功令何等森严，以滇省之产土地方关系人民生计甚大，尚且提前禁绝，我省乃因商人数百担之土徘徊顾虑而不肯依期施禁，亦未免落人后而羞当世矣。”^[58]因而一度要求“宣统二年四月初一一律禁绝”^[59]。广东宣布禁赌期限，代理广西巡抚魏景桐立即致电梧州知府：“广东赌博已定三月初一日禁绝，广西梧州一隅不可独居人后，应在广东未禁以前先期禁绝。”^[60]

激进的禁烟政策，多次引发激烈冲突。有些烟民无烟可吸迁怒官府，在烟瘾刺激下胡作非为，“广西南丹州知州易振鹏因办理禁烟过于强迫，上月某日竟有烟民数百人拥入该州署内，将易以绳捆缚拖出，有人持刀将欲杀之”^[61]。易振鹏虽在亲兵保护下脱身，但其兄、侄均被杀害。由于禁烟损害了烟农的切身利益，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许多烟农也不惜以死相拼。在禁烟最激烈的1910年，各地反禁烟暴乱此起彼伏：3月，山西巡抚丁宝铨武力铲烟，引发“交文惨案”；5月，兰州烟民暴乱，兰州知府全家被杀；11月，云南大姚农民暴动，反对拔除烟苗，数千人攻占县城，捣毁学堂和教堂。^[62]地方官为完成禁烟任务，不得不出兵弹压。一系列流血事件，进一步激起百姓对清政府的愤恨。

比流血民变更严重的是激进禁政引发的财政危机。以广西为例：该省每年财政收入仅四百余万两，^[63]其中“土药统税（广）东（广）西合办，部定西省税额每年五十三万两”^[64]，“赌饷银二十四万零五百一十四元二毫三仙”^[65]。两项合计占到广西财政收入的20%左右。失去了这两笔收入，国家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为了弥补禁烟禁赌带来的财政亏空，广西巡抚张鸣岐请收宰牛之税，四川总督赵尔巽拟抽肉厘，^[66]各省督抚都在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上想办法。在这种思维逻辑的引导下，作为生活必需品且为国税大宗的食盐自然成为中央和地方关注的焦点。

自近代以来，以增加盐税弥补财政亏空，逐步成为朝野上下的思维定式。进入20世纪，“嗣是新政举行，罔不取诸盐利”^[67]。1908年，为抵补药税，度支部下令“酌加盐价，抵补药税，无论何省，每斤暂加四文”^[68]。1910年，为筹抵近千万两的赌饷，广东也欲通过“包盐抵饷”的方式增加六百万两财政收入，虽然这个方案最终被否决，但取而代之的“通纲包税”制度却让盐斤加价成为事实。据外国学者统计，“从1900年到清朝灭亡，全国盐税收入由2400万两增至4000万～5000万两”。^[69]随着盐税的增长，盐价自然节节飙升，“数年以来，盐价已涨至加倍之数”^[70]。盐价连年上涨，无疑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对赤贫者而言，他们无力购买昂贵的食盐，只好淡食或自行熬制极不卫生的土盐，身体素质逐渐下降，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因而更加贫困甚至死亡。对中产阶级而言，食盐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增加，必然影响其他消费，生活水平伴随盐价的飙升逐渐下降，既无力购买工业品，更无钱投资新兴工商业。这对正在推行的新政无疑极为不利。更加严重的是，官盐暴涨必然带来私盐泛滥，尤其是边疆地区，由于“官盐贵，而洋盐贱，私盐充斥数倍官盐”^[71]。这不仅带来利权外溢，也使盐枭越剿越多，匪患越来越严重。这种恶性循环，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吸毒、赌博是文明社会无法接受的丑恶现象，必须设法禁止。但清政府在新政浩繁、国库空虚的时代骤行禁烟禁赌，时机显然不对。然而自1906年颁布禁烟上谕之后，民间士绅已经将禁烟问题政治化，“鸦片一日不绝，则立宪一日不成，而中国亦一日不可救。盖戒烟与立宪有至密之关系，尚非他政所能比”^[72]。既然禁烟之成败成为立宪真假的试金石，为免于落下假立宪的口实，清政府即使明知厉行禁烟将危及财政，阻碍新政，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顺从民意。在民粹化、泛道德化思维的影响下，清政府不顾实际情况盲目禁烟禁赌，然后以增加盐税等方式弥补财政亏空，把奢侈品消费税转移到必需品消费上，让普通民众承担原属烟鬼、赌棍的税收负担。增加盐饷确实让清政府获取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但每次盐斤加价，既在破坏士绅对新政的期许，也在动摇平民对清政府的合法性认同。

1901年清政府终于痛下决心锐意改革，然而办学校、练新军、开展实业建设，每一项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浩繁的新政带来的严重财政负担又悉数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对政府合法性、社会稳定均构成严重威胁。在非理性的民粹思潮的影响下，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广度也不断拓展，一时间诸政并举，搜刮也无所不至，平民的生存危机越发严重，就连粮食和食盐都无法保证。当时就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夫今日民生至窘蹙，人心之杌陧，譬犹炸烈之药遍布室中，爆发之期但需时日。使不燃导线，犹可旦夕苟安；若导以火而触其机，则轰然不可复遏。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日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挐，国势益以抢攘。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者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召乱。”^[73]其实招来动乱的并不是新政本身，而是新政的野蛮进程和激进手段。

著名史学家费正清指出，对广大平民而言，“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74]今天的我们用近代化的视角检阅历史，清末新政的确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可当时的普通民众看到的只是年年增加的苛捐杂税和日益下降的生活质量。不断升级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心态的失衡。在灭亡前的最后几年，清政府已经彻底坠入“塔西佗陷阱”：他们调查户口，百姓误以为借机征税；他们吸引外资合办实业，百姓以为是卖国求荣；他们集资修路，也被怀疑成搜刮民财。总之无论政府如何作为，人民都会怀疑其动机。清末新政的旗帜很鲜亮，但落实到百姓头上却成了暴政，这就不奇怪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人民就纷纷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