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中缅贸易给中缅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的经济效益，也沟通了中国与缅甸人民的经济交往，促进了国际交流，传播了先进技术，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贡献和重要意义。
第一，便利了两国人民的生活，促进了中缅区域经济的繁荣。中缅商道的开辟，尤其是清朝时期商道的进一步完善和扩建，使得中缅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通过中缅商道，中国向缅甸输出缅甸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铁器、铜器、酒精、针线、丝绸、瓷器，输入中国西南地区人民所需的缅甸的棉花、盐、鱼、茶叶等商品，极大地方便了两国人民的生活，同时这种“互通有无”的贸易也促进了滇缅区域经济的繁荣。如缅甸敏同王在位期间，每年可从中缅贸易中征税达50万英镑，而国内税收每年仅有7.3万英镑。[38]
第二，保证了中缅政治关系的稳固，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安定。良好的贸易往来对于保证中缅政治关系的稳固和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是显而易见的。清缅战争结束以后，缅甸地方官员多次派人呈送书信，要求重开边境贸易；云南地方官员亦多次上表乾隆皇帝，请求恢复中缅边境贸易，最终促使缅甸政府向清政府“奉表纳贡”，乾隆皇帝下旨开放中缅边境通商，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正常化。自此缅甸雍籍牙王朝和清王朝之间形成了“十年一贡”的封贡关系。这对于清王朝来说，不仅可以实现“万邦来朝”的政治和文化优越感，还可以维护西南边疆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促进了中缅两国文化的交流。中国向缅甸输出的丝绸、瓷器，缅甸向中国出口的象牙、玉雕、佛像，这些货物本身就是精美的艺术品。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中缅贸易交流，才使得两国的艺术宝库得以丰富。缅甸一些有名的建筑也得益于此，像缅甸著名的曼德勒皇城宫殿就是敏同王请云南和顺乡人设计建造的。[39]缅甸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也是通过中缅贸易传入云南的。据史料记载，7世纪初，缅甸的一些僧侣和信徒随商队经滇缅古道（即中缅商道）到达云南的车里（今西双版纳），开始传播上座部佛教。[40]
回顾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中缅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于促进中缅两国结成牢不可破的“胞波”友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由商贸往来架起的中缅商路，成为联结中缅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是名副其实的“中缅友谊之路”。
[1]本文系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广西科学实验中心）开放课题“中缅商道变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段知力，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湖南城市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史研究。
[3]李俊：《西南丝绸之路与云南贝币的流通》，《云南文物》1994年第38期。
[4]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5]《明清史料》庚编，第7本，第697页。
[6]《清高宗实录》卷1031，第12页。
[7]〔缅〕钦貌迎：《缅甸国王统治时期的缅甸棉花贸易》，缅甸《前卫》杂志（英文）1971年第4期。
[8]〔英〕霍华德·马尔克：《东南亚游记》，伦敦，1839年，卷一，第265页，转引自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9]〔英〕亨利·玉尔：《1855年出使阿瓦日记》，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48～149页，转引自孙来臣《明清时期中缅贸易关系及其特点》，《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4期。
[10]〔英〕亨利·玉尔：《1855年出使阿瓦日记》，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48～149页。
[11]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12]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13]《清高宗实录》卷847，第24页。
[14]冯立军：《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与管理》，《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1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76，《刑部·兵律关津》，清宣统元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6]（清）彭崧毓：《缅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17]D.G.E.Hall，Europe and Burma-A Study of European Relations with Burma，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p.87.
[18]Father Sangermano，A Description of The Burmese Empire，publ.by Government Rangoon，1885，p.146.
[19]（清）师范纂：《滇系》第12册《典故四》，第49～50页。
[20]（清）彭崧毓：《缅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21]William Tandy D.D，A Description of The Burmese Empire，Complied Chiefly from Native Documents by the Rev.Father Sangermano，and Translated from His Ms，Rome：Joseph Salviucci and Son，1833，p.169.
[22]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23]（清）阙名：《缅藩新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877页。
[24]（清）寸开泰：《腾越乡土志》，载国家图书馆编《乡土志抄稿本选编》（八），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721页。
[25]〔英〕珀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译文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6年第2期，第6页。
[26]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64页。
[27]〔英〕J.克利顿：《英属缅甸与中国西部之间的商道》，《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75年卷六十五，第229～249页。转引自约翰·L.克里斯琴《由缅甸通向中国的贸易路线》，《太平洋事务》1940年第13期第1号。
[28]（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页。
[29]〔英〕布尔莱：《缅甸年代记译文》，《亚洲学会学报》第6期，第121页。
[30]姚文栋：《集思广益编》卷一。
[31]《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3年版，卷70。
[32]《明太祖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3年版，卷252。
[33]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253～1254页。
[34]《清世祖实录》，华文书局，卷140。
[35]（清）黄懋材：《西輶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988～989页。
[36]《腾越城乡十八练绅众致李珍国原信》之一（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五，转引自孙代兴《“马嘉理事件”之历史考察》，《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7页。
[38]D.G.E.Hall.Europe and Burma-A Study of European Relations with Burma.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p.87.
[39]尹文和：《和顺乡史概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4年第2期。
[40]颜思久：《小乘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和路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