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0年我刚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针对当时地理学的发展和国际公共政策的形势需要，建议研究所适时开展地缘政治研究，因为我感到当时地缘政治关系正在重组。科恩（S.B. Cohen）在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上发表的文章很有新意，可惜中国对许多概念已经生疏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所反应。没想到我的建议惊坏了我博士后合作导师之一的左大康先生，他给我讲了地缘政治问题的敏感性，让我踏踏实实与他委托我带的研究生胡大鹏研究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关于地缘政治问题，慢慢思考了再说。“学术上有些事情需要先说后做，有些事情更需要做出来东西再说。”我不服气，但是面对地缘政治学的敏感性我也是勇气不足的。

此事暂时作罢，没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了苏联的“八一九”事件，冷战结束了。新的国际关系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我试图与左先生再谈这个事，可惜这时他已经住院了。地缘政治问题只能埋在我心里。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瓦克（E.Luttwak）正式提出了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概念。卢特瓦克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完全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中“底层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超过“上层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而地缘经济则在战略上对军事对抗起到了缓冲作用。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一认识无疑为地缘政治研究指出了新方向，我感到是超越了科恩理论的。1994年，我已经来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看到了德姆科（G.J.Demko）与伍德（W.B.Wood）开始强调用地缘经济理论观察地缘政治的观点，因此我重燃希望，进一步认为正在发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缘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当时主要研究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也是地缘政治问题展开到地缘经济领域的表现形式。进入21世纪，我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以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基础。2010年，我和我的研究生丛晓男在确定其研究题目时，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想法。我想到了小学六年级因为恨自己不懂什么叫共产党，跑去新华书店看《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在一篇序言中写道：人类必须先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原话我记得不是太准，但这是一个光辉的观点。我告诉丛晓男，从经济基础，比如说，从国际贸易和资源供需问题入手研究国际的地缘政治问题。于是我指导他用全球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来研究地缘政治问题，或者说叫地缘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为离开经济行为的研究，许多地缘政治问题找不到原因。于是从丛晓男开始，我们课题组的顾高翔、胡敏、王宇都进行了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丛晓男是这些学生中的拓荒者。

丛晓男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这就意味着我们假定全球的政治经济学行为在追求全球经济的一般均衡。我们相信不追求全球经济的一般均衡，世界就会因为供需不平衡而产生危机，或者通过战争来侵夺资源，贸易战可能只是它的一种形式，以达到另一种均衡。因此一般均衡是一个关键问题。丛晓男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弄懂了普渡大学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GTAP的开发原理，在程序中写入了新视角的分析程序，最终克服困难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可喜可贺。这里呈现给大家的是他结合CGE分析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及其公共政策的研究结果。

作为本书的导读，我感到需要就地缘经济学或地缘政治经济学（Geopolinomics）补充几句。不同的国家或区域基于其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产业结构等形成一种互补或竞争的经济态势，这种态势的合作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或者联合，竞争关系则主要表现为对立乃至遏制，这就是地缘关系。这里的“地缘”不是边缘，而是指由各地区的自然禀赋及其次生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区位等地理特征所决定的“缘分”、地理关联关系。

一般来说，地缘经济问题也必然涉及地理空间组织中的权力、主导权等政治问题以及地方自发的治理结构，所以很少有纯粹的地缘经济现象，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经常相伴而生，称为地缘政治经济学。其中，地缘政治学是研究区域间地理学本性差异引出的区际差异在国际政治问题、国家竞争战略及区际政治地理结构和态势控制等方面的应用的学说。

关于地缘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地缘政治思想发祥于亚里士多德。早在希腊文明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根据气候的分布状况去研究人的性格和行为的不同特点，还提出了最原始的海权论思想，认为海洋对于一邦的城市及其全境有利，不仅对国防有益，也可凭以流通物资，使境内获得充分的供应……城邦如欲周旋于列国之间，企图成为一带的领袖，它的海军就必须达到足够称霸的规模。亚里士多德是把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看地缘问题的。然而，在地缘政治经济学方面，中国人实在不必言必称希腊，司马迁在他撰写的《史记》中根据历史学研究写道：“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从经济学角度论证“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强调了发展关中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司马迁的这种地缘经济思想，内容上很接近20世纪麦金德（H.J.Mackinder）的中心—腹地结构的地缘思想，只不过面对世界争霸，后者关注的是政治问题。这与我们中国人更加关注经济问题的和平传统有关。

后世地缘理论的一些发展，如德国拉采尔（F.Ratzel）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英国麦金德的中心—腹地学说等，逐渐把政治与经济分开讨论，强调“地缘政治”的侧面，而把地缘问题的经济成分排除在外。这时的地缘政治划分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此后，一些地缘政治学者更是为法西斯扩张服务，学术界的地缘问题研究大多以“国际政治”的名义在发展。这也就是我当年被告知要避开敏感问题的原因。

二战后，殖民主义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世界形成了以美苏全球霸权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由于东西方的对立，国际关系中政治压倒了经济，科恩总结世界形成了两个地缘政治域，即海洋域和欧亚大陆域两个域，在域的下面，又存在代表各国利益的地缘政治区，连接区的通常是通道，域的连接表现为破碎带，标志着域的对立。这时出现了“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这个“冷战”怪物，阻塞区间的通道，把两个域的矛盾激化了，使得世界处于一种政治分化、经济共处但国际贸易受到限制的地缘政治格局。地缘经济得不到发展，但是由于产业分工的存在，地缘经济的博弈仍然继续。不过，此时，殖民主义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冷战”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国际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针对这种情况，2002年，史密斯（A.Smith）对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进行讨论时强调，经济合作和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经济的地理格局决定了各国的利益基础，当今世界不是在争夺传统的政治霸权，而是捍卫或者扩张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世界贸易引导着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成为调整和影响地缘政治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改变着世界地理格局，从而形成了统一地缘政治经济学。比如近年提出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既需要政治合作，也需要各国经济协作。2015年，王铮等学者指出，世界已经形成了以金融业为主干产业的金融业国家、以物质生产为主干产业的制造业国家、以资源开发为主干产业的资源业国家以及过渡性的具有两种性质的国家。这几种国家，基于自己的地理学本性相互博弈，构成了地缘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主题，衍生出新的国际关系问题。

总之，地缘经济研究主要包括地缘经济政策的研究，同时也寻求全球和平合作、公平贸易之路，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

冷战结束以后，某些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步步紧逼，我与丛晓男等学生研究地缘政治经济也是出于形势紧迫的需要。对我们来说，丛晓男的工作是第一个里程碑。希望本书的出版对我们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对接当前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有所帮助。需要指出的是，丛晓男是本书的主要作者，而我与其共同署名，不仅是因为我们长期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以及我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也是我作为导师对出现敏感问题的责任担当。

最后，我要再说一句，地缘经济思想的鼻祖，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学者司马迁，而用不着言必称希腊。

王铮

2019年1月于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