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现状

关于医学经典中的身体研究，以“养生”和“医论”为主轴的“生理身体”的讨论是认识医疗社会文化中身体的基础，^[2]具体而言，文树德（Paul Unschuld）对《黄帝内经》中的诸多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3]蔡壁名考察了生命历程中的中医身体观，辨析男女身体特质的殊同。^[4]石田秀实梳理了中国上古医经文献的传承情况，提出了“流动的身体”（借着流动的气而形成的身体流动性的本质）和“作为场域的身体”（把气作为机能场域，作为皮、骨和经脉等的场域）。^[5]李磊认为《黄帝内经》的身体观是“以气为根本、以阴阳命名、以五行生胜、以经脉贯通的身体，并具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和形神相因的互动性特征”。^[6]劳埃德（G.E.R.Lloyd）、汉森（Hanson）和琼斯（Dean-Jones）等学者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研究了希腊医学身体观。^[7]

关于中希医学经典中身体的比较，栗山茂久（Kuriyama）在《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8]中从具象身体器官的表现性对中希医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希医学的“身体感”是不同的，医学表现的是对身体的看法，身体观体现的是更深层的认知、思维和生活方式。对此，颜学诚认为，“不同的医学传统不是对相同事物的不同观察，而是因为看法的不同，使得他们观察到不同的事物”。^[9]对于栗山茂久的“中医无肌肉观”，李建民在《比较医学史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在《黄帝内经》等经典中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中医“肌肉观”。^[10]陈国晨认为以人为对象的中医和以疾病为对象的西医应该打破既定的身体观范式，向多元化视角拓展，回归医学人文精神。^[11]

关于医学经典中女性身体观的研究，李贞德在《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12]中，从性别角度探讨传统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法律制度，涉及生育、求子、生产、堕胎、生子不举、乳母和女性医疗者等，并对《医心方》中的妇科相关论述进行了梳理。她在《性别、身体与医疗》^[13]中，从身体观的性别化和医疗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涉及房中养生、求子、妊娠、美容、乳母和生殖等产育文化内容。方燕在《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中考证了“宋人的女性身体观”，她指出历史上女性成为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文化构建的产物。^[14]海伦·金（Helen King）认为，在《希波克拉底文集》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并没有女性身体这一概念，相反，只有一个身体。如果身体是冷的、弱的和被动的，就是女体；如果是热的、强大的和积极的，就是男体。^[15]博纳尔（Jean-Baptiste Bonnard）研究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到盖伦的医学文献，他认为男女身体的差异始于胚胎发育，并在胎儿发育期间持续。在一个以生理学为主导的医学思想中，男性和女性的身体被认为处于明显的对立状态：女性身体比男性身体更湿更凉。对于男性和女性身体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在激进的描述（先天的差异）还是在相对温和的描述（完美程度上的不同）中，女性身体总是通过参考男性身体来呈现，而女性身体被认为是不完整的。^[16]

关于中希医学中的女性身体观的比较研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将《黄帝内经》中描述的人体称为“黄帝之身”，任何人——无论男女——的身体都被设想成处于阴阳两种力量均衡的状态，只不过男人比女人更偏于阳，而女人比男人更偏于阴罢了。在中医中，男女的生殖器同属于阴，且均被称为“阴”，两者均处于任脉部位，男女的身体都是“阴阳同体”。这一点与《希波克拉底文集》中那种“单性”的身体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因此她称“黄帝之身”为“双性身体”。^[17]

如今，以传世文本与出土文献为材料，考释语汇、厘清界限、衡定序位，解析层次、爬梳脉络、阐发义理，是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主流。倘对前景研究做一展望，周与沉认为，身体感与性别意识的关联和跨文化视野的比较是可能的方向。^[18]故而，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比较研究这两部医学经典中的女性身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