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第35辑/2018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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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美学”与“艺术哲学”,两个词并不同义,本文只是在“艺术哲学”意义上引用“美学”文献,先做简单说明,以免误会。[8]此处不赘。“美学”这一术语虽然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首倡使用的,但是鲍姆嘉通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体系。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者是康德,而且康德的论证是如此严密精到,以至于3个世纪过去,艺术实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依然必须从康德的美学开始讨论艺术产业。

真、善、美的统一是欧洲古典时期与中世纪的普遍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美从属于善,正因为美是善的所以才能产生快感。”[9]他的影响一直作为基本常识被接受。最早主张感性的“非真非善”的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他认为美只能够发自欣赏者的心里,是典型的主观感觉。莱布尼茨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把认识分为两种:“明确的认识”与“混乱的认识”,前者为理性认识,后者为愉悦性认识。这些理论启发了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他以aesthetics命名一个新学科“感性学”。不过感性本身追求快感,在理性的目的论前站不住脚。因此,在康德之前,感性一直没能获得与理性对等的地位。

康德关于“美学判断力”的讨论,是在他的第三本书《判断力批判》(1790)中展开的。他用在哲学上推进最深的一本书,处理感性这个最难的课题。在此书中,康德的理性目的论得以贯穿。他认为“美”与“真”(理性)、“善”(道德)是一致的,感性-美-艺术的“合目的性”,就是合乎理性的与道德的目的。康德通过“四个契机”,即四步推理,解决感性与理性两者的结合问题。

第一契机,是首先承认“美是主观的、无涉利害的快感”,这是审美活动的出发点:美诉诸感性判断,以感官快感为目的,因此欣赏美是出于无功利的感性,与真善目的界限分明,这就是艺术“无目的性”本质的由来。

第二契机为“美无概念又具备普遍性”:“鉴赏判断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即对每个人有效的审美的量,这种审美的量在有关快适的判断中是找不到的。”[10]审美判断只涉及形式,无关内容,因此美离开了审美中的个人之见,获得了普遍性。

第三契机把上述两者合题,出现了“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个审美判断力的核心本质所在。“目的就是一个概念的对象,只要这概念被当作这个对象的原因;而一个概念从其客体来看的原因性就是合目的性。”[11]美的心理本体与表象一致,“无目的的”感性获得了“合目的性”。康德强调艺术“包含有一个表象的主观合目的性的单纯形式”。[12]这样,审美的目的性就不纯是主观目的,但也不以客观目的真善的概念为依据。

由此论辩推向第四契机:“审美具有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个别的感性愉悦与审美的可传达,靠普遍性与“美的理想”联系。“理想则意味着一个单一存在物、作为符合某个理念存在物的表象。”[13]美就成为一个可以共享的、可以交流传达的判断。因此,“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一种由个体到群体,从特殊性进达普遍性的审美机制。因而美的判断符合某种内在的目的。

以上论辩中,美的普遍性与可传达性,造成第二契机与第四契机之间的“二律背反”(antonymy):第二契机认为审美不以概念为目的;第四契机认为“审美判断必须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否则不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必然有效性”,[14]只有通过概念,才能取得可传达性。美感本是纯粹的感性愉悦,要形成人类共同的判断,就必须依靠反思。“在普遍的东西被给予的前提下,判断力在判定中将特殊性含摄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即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寻求一个普遍归宿,这种判断力只能是反思性的。”[15]

可以看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命题,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面部分是艺术的运作方式,即艺术文本在人的意义世界中,以“无目的性”而独立运作;后半部分是艺术的社会性存在,依赖于目的。康德这个区分开来的分析法,即“意义方式+存在方式”,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一再使用,构成本文的基本论辩角度,只是笔者的结论会与康德不同。

康德命题的目的是回答西方哲学理性传统形成的特殊难题,即美如何脱离真与善的束缚,审美判断如何与理性认识划清界限,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又如何顺从感性。哪怕在某些引发美感愉悦的时机,我们的思想既涉及概念又不涉及概念,既涉及特殊也涉及普遍,既涉及客观也涉及主观,既涉及偶然也涉及必然,既涉及反思也涉及感官。这一切复杂的矛盾的思想过程,统一在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核心的审美判断力体系中。

康德本质上是个理性主义者。他的格言“美的艺术本身是合目的性的,虽然没有目的”,[16]听起来虽牵强,却在理性主导的现代,为艺术的感性出发点正了名,为艺术争到了巨大的存在空间。康德之后,艺术哲学可以理由十足地感性优先:莱辛强调艺术美是自然的;尼采高扬生命的勃发状态;克罗齐坚持直觉的完美质地;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受生命原力驱动的白日梦;海德格尔相信艺术美是存在的本真性的自动澄明;杜夫海纳强调艺术与真、善的绝对区别,影响至深至远。近三个世纪的艺术学,基本上都是康德美学的余波,此言绝非夸张之论:艺术就是可以理由十足地“无目的”,因为这种无目的是“有目的的”。

康德之后不久,艺术界卷起被称为现代艺术第一波的浪漫主义大潮,继而引发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科学日新月异的这几个世纪,理性没有压制感性,以非理性为标榜的艺术也一样突飞猛进。从这点上说,康德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为艺术的“自律”与“自足”提供了哲学理由。这才形成符号美学讨论的现象:现代艺术越来越从“正项美感”朝“异项美感”倾斜。[17]

当代艺术批判学者,从阿道尔诺到鲍德里亚,都是在康德命题的基础上讨论当今的艺术,尤其是当代市场经济形成的艺术产业。康德面对的是欧洲现代艺术的萌芽期:日常生活依然简朴粗劣,艺术也相当贫瘠。康德绝不会料到当代艺术泛滥到如此程度,无法想象今日日常生活中的“泛艺术化”局面。但是当今艺术学者们使用的,依然是康德理论及其演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的论辩,今日还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