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变革与多样性衰变

环境人类学、环境史等学科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历史乃至近代屡屡发生的环境巨变却并非“空泛”的人类的行为，而多半是国家化、殖民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中国西南环境的变化也如此。在1949年以前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时期，西南广大山地环境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一些地方甚至一直保持着“原生态”的状况，变化主要发生在交通较为便利或邻近中原的低地地区。然而最近70年，西南也和中国广大地区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言而喻，变化动力主要来自外界，来自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能量。请看下面几项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从中既可以看到改革的显著成效，也能感知随之带来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严重衰变及其后果。

1.政治体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南地区不管是民国的行政建制和残留的土司制度，还是部落和村社的头人长老制，统统改革为和全国统一的省、区、县、乡、村行政体制，实现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在少数民族集聚区，则在大一统的体制内建立相应的民族自治的区、州、县、乡，让少数民族当家做主，行使自治的权力。西南地区长期存在的不同地区独立、半独立的状态和各民族传统社会制度至此全部终结。

2.社会主义改造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20世纪50年代，西南地区各民族多样性的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为了彻底改变各民族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西南也和内地一样，首先进行了政体变革，接着实行合作化、公社化改造，并先后发动了“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则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经过诸多激烈的革命、运动和改革，各民族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被迅速改变和淘汰，以内地社会经济为标杆的同一化取代了各民族传统社会的多样化。

3.资源大开发

中原或东部中心主义，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沿袭的意识形态。历代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和资源利用格局均受此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状况依然如故。边疆从属于政治经济发展中心，不发达地区依附发达地区，双方的生态关系，定格为边疆资源生产和内地产品加工的互动互补。云南是我国铅、锌、锡、铜、铁等矿产的重要产地，其储量和开采量均列全国前茅。森林是西南的优势资源，自明以降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植被已多有破坏，然而广大山地高原依然林海茫茫。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设立林场，调动大量工人进入西南，开始了空前的木材采伐大会战。1966年冬天，我曾参加红卫兵长征队步行穿越康藏地区，沿途林场鳞次栉比，到处可见砍伐之百年大树堆积如山。木材靠江河“裸运”，在川西石棉和雅安，大渡河面飘满原木，日夜顺流滚滚而下，场面触目惊心。移民农垦是云南大开发的又一举措。农场以种植国家急需的橡胶、甘蔗、咖啡等经济作物为主。“大跃进”时期，以外来移民为主建立的云南国营农场多达90个。橡胶和甘蔗等的种植，彻底改变了云南热带亚热带自然景观，给生活于那一地区的各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影响极其深远。^[14]

4.改善环境

20世纪50年代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和国防，国家把交通作为首要大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付出巨大代价，修筑了通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公路。康藏公路（成都至西藏）、壁河公路（云南碧色寨至河口）等极具战略意义的公路相继建成。深山老林悬崖绝壁江河激流中依靠栈道、竹藤桥、竹藤溜索、皮囊等出行的原始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15]另外，由国家组织“中央防疫队”“民族卫生工作队”奔赴西南地区，在各地政府组织的防疫队的配合下，大力开展瘴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云南于1956年消灭鼠疫，1960年消灭天花，1962年消灭回归热，同时霍乱传染得到有效防止，一些急性传染病发病率大为降低。以作为瘴疠首害的疟疾为例，云南1953年发病数为41万多人，发病率为2379.59/10万，1965年发病率降为110.80/10万。最近全省疟疾发病率基本上降到了万分之五以下。^[16]“瘴疠之乡”已成为历史。

5.人口增长

交通改善、疾病防治取得巨大进展，彻底改变了西南的封闭状况，加之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为人口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西南几个省区20世纪50年代人口都在2000万以下，据2015年统计，云南人口4742万，广西4796万，四川8204万，贵州3530万，重庆3017万，均为50年代各省区人口的大约3倍。^[17]

上述几项重大改革、开发和建设，对于保障国家统一、巩固国家政权和国防、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无疑意义重大。然而如果从生态角度看，后果却出人意料。国家同一化的权力行使方式和政策举措在诸多方面并不适应多样化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管理利用，各地各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彻底颠覆已然对传统文化体系，包括文化生态体系形成强烈冲击；“落后生产力”的改革与取缔打乱了各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多样性的适应系统，干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地方传统知识迅速流失。大力采掘矿产资源，盲目追求工业化，致使资源枯竭，昔日云南东川“铜都”和个旧“锡都”名存实亡。长江上游川滇原始森林毁灭性的采伐，导致严重水土流失，地质和洪涝灾害频频发生，1998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曾使数亿人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大规模移民，垦殖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天然林，盲目扩大外来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致使生物多样性锐减，病虫害频发，污染加剧，气候变异，水源干涸，酿成种种生态灾害。^[18]人口快速增长，压力过大，许多地方环境资源不堪重负。为缓解危机，扩大耕地毁林开荒，生境遭受严重破坏。为追求作物产量，稻作曾一度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推广种植诸如“广西稻”等劣质多产稻谷，传统稻谷品种及其遗传多样性严重受损，云南各民族千百年来驯化积累的5000余种水稻和3000余种陆稻品种至今已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