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嵌入与功能整合：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性-社会性”二维分析[1]
程坤鹏 俞祖成[2]
【摘要】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构过程中，党建对社会组织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文章以城乡社区社会组织为例，采取滚雪球抽样法，研究社会组织党建的运行和作用机制。通过案例比较和归纳，文章认为，当前党社关系呈现“收敛式”的总体特征，社会组织党建是组织间嵌入和功能整合的动态过程，党社互动达成了社会组织政治性社会化的转化和社会性政治化的消弭：第一阶段，党建以组织、宣传、队伍、活动嵌入，引导并强化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第二阶段，以党建赋予社会组织所需资源，逐步形成资源依赖和内外控制，进而弱化其潜在政治功能。文章提出“政治性-社会性”功能整合框架，解释社会组织党建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完善和推进该领域的解释性研究。
【关键词】社会组织党建 社区治理 嵌入 功能整合 “政治性-社会性”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社会组织发展迅猛。截至2018年第1季度，我国社会组织共计约76.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5.6万个，社会服务机构40.5万个，基金会0.64万个；自治组织（如村委会和居委会）66万个。在组织特性层面，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特征：社会组织的非政府、非营利所蕴含的“自发性”、“组织性”和“扩散性”等容易产生潜在的权威挑战；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主体，在应对众多社会问题方面可发挥独特优势（程坤鹏、徐家良，2018a：37～42）。在组织功能层面，社会组织具有政策倡导和社会服务两种基本功能。一方面，社会组织既不追求政治话语权，也不追逐商业利益，但是其具备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在一些学潮运动和群体性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推进，社会组织获得较大的制度空间，其社会服务功能得到不断强化；但由于组织身份、社区信任、资源依赖惯性等因素，社会组织在传递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无法汲取足够资源，始终存在进场或落地等问题。
社会组织党建是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具体体现，也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的进一步延伸。2017年，全国性社会组织已建立党组织的比率为76.79%，党的组织覆盖率迅速提升（徐家良，2017：19）。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和规定，目的在于强化党建对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如民政部在全国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增加和优化党组织建设指标，设立了“党组织建立”和“党组织活动情况”。然而，社会组织党建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党组织建立和活动的开展并非社会组织的内生需求，因而党组织很难实现广泛有效嵌入且易引发“内部排斥”（陈家喜，2012：36～40）。社会组织党组织实际作用甚微，党建、业绩两张皮问题普遍存在，如2016年参加社会组织评估的基金会在党组织指标方面的平均得分为17.38，平均得分比为57.92%，未超过60%，为所有内部治理二级指标中最低得分（徐家良，2017：99）。本文主要研究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聚焦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党建的运行和作用机制等问题，以描述和解释党建对社会组织产生的影响。
二 文献计量分析与综述
（一）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以主题词=“社会组织党建”，来源期刊为CSSCI，发表时间不限，进行搜索，剔除明显不符合文献，共获得58篇文献。本文在主题词筛选过程中比较了多个关键词的差异，如社会组织党建、两新组织党建、新社会组织党建、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等，以“社会组织党建”为主题词进行搜索获得的文献数量最多。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分布和变化趋势如图1，时间跨度为2001年到2018年，搜索文献、参考文献及引证文献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和波动。
图1 社会组织党建文献的时间分布和变化趋势
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见图2）和内容分析，当前社会组织党建研究主要聚焦在执政基础、执政能力、党建模式、困境及路径、社区党建、服务型政党、结构-功能、体制机制、党组织嵌入、基层党建、运行机制、属地化管理、资源依赖、社会嵌入、国家-社会关系、政党统合、政治资本、群团组织、枢纽型党建、制度环境、引领与自主等方面。
图2 社会组织党建文献关键词共现的聚类图谱
（二）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政社互动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府侧重扶持服务类社会组织，并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培育、支持其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而控制政策倡导类、政治动员类社会组织，引导其进入常规政治表达体制（程坤鹏、徐家良，2018a：37～42）。通过对文献的内容分析，当前社会组织党建研究路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组织和社会组织互动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嵌入模式、政党统合等方面。嵌入式党建主要体现在理念、组织、活动与人才四个领域，它强化了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嵌入式党建路径在“引领”与“自主”这两个不同范畴内仍存在困境，嵌入式党建应主要集中提升嵌入过程中的政党引领力量和保障社会组织的自治边界，实现“引领型嵌入”与“嵌入式自主”的双赢目标（孔卫拿，2018：36～41）。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李朔严，2018：160～185）。
二是党建动力机制。当前党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组织缺乏党建的动力。社会组织党建的动力应当是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耦合，合法性机制在面上提供了可供言说的动机，使其更符合外部社会期待，效率机制在幕后为合法性机制提供了支撑，使其更符合组织内部的期待（葛亮，2018：104～112）。有学者提出党拥有的资源对部分社会组织具有重要性、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吸引其积极参与党建的直接动因；社会组织在认知、业务和人员方面的政治嵌入对社会组织成功获取和转化党的资源具有明显的影响；社会组织党建提升了社会组织在内部管理、战略制定、资源动员和政策倡导等方面的能力水平（李健、郭薇，2017：121～127）。
三是党建策略及运行机制。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强化协商政策（严宏，2018：172～177）、改善外部结构和激发内部能动性（郑琦，2017：15～27）、完善领导体制（严宏，2010：57～60）等方面。也有学者提出应突出党组织作为支持系统的资源整合，居间关系链接的路径引导，精英吸纳与相互嵌入相结合的聚合方式，以及行动和服务中的价值渗透与传递作用（王杨，2017：119～126）。党建在价值取向上应遵循政党政治逻辑与组织内在逻辑的统一，在活动形态上应体现“政治化”与“生活化”的相融，在动力机制上应实现社会党建与单位党建的联动（赵刚印，2014：47～51）。还有学者提出党的建设应当考虑民间组织的社会自组织性质、结构特征以及运作规律（马西恒，2003：23～27）。
四是党建困境、路径及创新。当前社会组织党建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认识问题、活动问题、执行问题、规律问题、体制机制问题、保障问题等（王锦程、彭贵刚，2011：31～36；赵长芬，2018：138～143）。有学者提出党建路径及创新应着力于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吸纳、枢纽型组织、领导体制、平台、经费、队伍建设等方面（黄一玲、焦连志，2015：21～25）。有学者提出实现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和党的政治引领的相互兼容，需要塑造符合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强化基层党建需要的“结构理性”；社会组织党建体制结构性关系的重塑可从强化党建管理主体的有效赋权，建立跨部门党建联动机制，激活枢纽型党建传递机制，完善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健全多层次的党建支持网络等方面入手（程坤鹏、徐家良，2018a：37～42）。党可以通过党的政策、统一战线、工青妇、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吸纳、党员示范作用等多种方式进行领导（贾桂华，2017：124）。
当前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关于党建如何影响社会组织的解释性研究比较匮乏。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评价和测量党组织的实际作用和党建如何有效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或参与社会治理（中共上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4：3～20）。通过分析，当前研究的主要局限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忽视了社会组织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的能力，过于强调其社会服务功能，质疑或削弱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二是忽略了社会组织社会性需求与党建动力不足的内在矛盾，过于强化政治嵌入与社会组织获取政治资源之间的关系；三是片面解释党建嵌入及资源交换强化了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功能，却缺乏对其社会性政治化功能弱化的讨论。因此，深入理解社会组织党建过程中的组织互动关系，建立一个全面且准确的解释性框架是必要和可能的。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当前有关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文献尚不充分，社会组织党建尚未有成熟的模式，相关解释性研究匮乏，这些似乎决定了本文属于一种探索性研究。在对社会党建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确立了分析的两个基点：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但以往的研究因往往侧重于分析其一，而失去了建立社会组织党建机制的整体解释逻辑的基础。相反，本文以此两个基点进行分类分析，刻画出社会组织党建的总体性特征，为可能的解释性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石。
（二）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其亦被称为裙带抽样或推荐抽样，该方法适合总体稀缺的社会调查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组织党建，研究问题是党建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但实际上，建立党组织并正常运转的社会组织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选择滚雪球抽样法，随机选取一家党建较为成功的社会组织进行访谈，在考虑样本完整性的基础上（包括应建未建党组织的社会组织），请其推荐另外一些契合本文研究主题的社会组织。为尽可能减小误差，课题组咨询了S市X区党校从事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人员，选择了另外四家社会组织进行了调研（见表1）。调研结束后，课题组对案例进行了全面评估，最终选取了五家社会组织作为案例分析的样本。
表1 社会组织党建调研基本信息
表1 社会组织党建调研基本信息-续表
（三）资料收集
访谈、地点和受访人等基础信息如表1所示，获得资料如下。（1）访谈资料。从2016年6月29日至8月5日分五次对上述五家社会组织进行“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为主题的访谈，对录音进行整理后形成一手资料。（2）从访谈机构处获得党建台账、相关文件等。（3）文献资料和其他资料。
四 社会组织党建如何引领：党建嵌入与功能整合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既可以生产社会资本，也容易积累和引发社会矛盾；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如果没有权威的党组织和基层组织合作参与治理社区问题，基本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可能处于无序状态。下文采取个案研究和非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基于党社互动关系中的“政治性-社会性”，对社会组织党建运行和作用机制作深入分析。
（一）党组织间的联动：以组织嵌入提供政治信任，传递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
社会组织注册或备案时被要求建立正式或非正式党组织，这是政治嵌入的一种刚性设计。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开展组织活动，可以相应获得某种程度的政治背书，有助于其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提升。调研发现，城乡社区社会组织更多属于内生性的团体组织，数量较多，比较活跃；社会组织与居委会、街道党工委等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合作的关系，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协助社区开展各项活动。调研中，如机构A是社区内部群众团队，日常协助居委会管理小区，是居委会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自愿组织。“在日常的事务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事情，居委会先联系我们，进行了解、协商和处理。当发现居委会需要上级领导支持的时候，我们直接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情况，争取协调资源帮助居委会开展、推进工作。”[3]很多未注册的社会组织，本身没有建立党组织，既无法合法开展活动，也没有借助党组织网络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更没有资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我们在南京东路步行街做公益筹资的宣传，雇用了五十辆车做宣传，希望引起社会的更多关注。当时碰到一个特殊时期，临近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南京东路我们租用的场地，因为超过了五十人，政府是不允许的，很多当地执勤的保安对活动进行了阻止，虽然我们当时的手续都是齐全的。”[4]相比较而言，建立社会组织党组织有利于实现对社会组织活动合法性的支持，也便于强化社会组织与政府和党的联系，在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时候可以提供更多的便利。
部分社会组织党组织以吸纳群团组织的方式，扩充党建共同体。群团组织是指群众性团体组织，是社会团体的一种，一般包括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群团组织在党建引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暂不具备成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或建立工会、共青团组织等方式开展党组织的活动；二是群团组织有成熟的组织网络、组织队伍和活动经验，群团组织的组织覆盖面更为广泛，便于将一定区域内的个人或群体吸收进其组织网络中。因此，在组织联动层面，党建引领更多的是通过制度嵌入和资源吸引相结合，吸纳党建共同体网络拓展党组织。通过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内部联动，提高社会组织政治信任度和社会信任度，输出或强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二）党员带动群众：以宣传嵌入统一思想，以队伍嵌入发起动员
“组织宣传，党员带动，群众参与”一直以来是我国自上而下“运动式治理”的突出特征之一：一方面，党的宣传教育，形成了有利于党组织开展活动的舆论环境，有助于提升体制动员效率；另一方面，大量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其负责人很多是社区内部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大多具有党员身份，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容易形成凝聚力。社区治理中，这些个体既参加街道党工委的组织活动，也在社会组织中承担一定的行政职能，擅长迅速响应和处理社区矛盾。调研中，如机构A属于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团队负责人或联系人有20多人，有15个固定的团队，这些团队的负责人组成了船长俱乐部。“我们几乎全部是党员，党员是大船，成员是小船。社区管理中，发挥楼组长的带头作用，125个楼组长中，70%为党员，党员带动，群众参与。……工作可以退休，党性不可以退休；发挥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是完全自愿的行为；发挥老党员长处和特点，使其发挥余热，将行政经验和党务工作经验应用到社区治理中。”[5]机构C负责人Q书记是以前的老书记同时担任文化中心主任。“业务和党务同时参与，是一种专业性和党务性的结合。”[6]
我国社会组织类型差异很大，在城乡社区类和专业类社会组织中，大多数规模较小，人员流动频繁，部分党员的作用尚未得到重视，有的社会组织甚至有党员但没有建立党组织，党员和党组织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情况较为普遍。
（三）党建带业建：以活动嵌入推进党建业建相互融合
党建嵌入业建是指党建活动结合社会组织的主要社会活动或其主要业务领域，以非营利、志愿性和公益性为基本导向，而不脱离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社会组织在处理一些专业化的社会问题中有很大的优势，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其更加熟悉如何处理部分社会矛盾，能更有效参与社区治理。
一是围绕社会组织开展党组织活动。党组织活动与社会组织发展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开展主题活动等，与社会组织日常业务活动、经营管理、组织文化建设等相互促进。调研中，如机构C是民非组织，当时成立的原因之一是公众的认可度高。机构C倡导要实现组织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致力于传播海派爵士音乐。机构C有党员3人——Q书记、小余和兼职财务，其余是5名顾问人员。“我们乐队人员平均40岁，歌手在20～30岁，日常主要在政府的孵化基地、美罗城、社区活动中心等开展活动。我们专长是社区音乐表演，组织活动常常考虑以这种方式进行。”[7]
二是贴近社区需求开展党组织活动。社会组织党组织可以了解、关注社区居民或职工的思想状况和普遍性需求，创新党的政治教育方式，组织策划和开展更受欢迎的活动，回应居民的迫切服务需要，寓教育于服务之中，增强党组织吸附力。机构A由社区居民自治发展而来：小区为老公房的结构，这样的结构造成邻里矛盾频发。虽然政府对社区老公房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造，将公用空间独立化，但是社区纠纷等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社区调解需求量大。因此，社区内部自愿性的法律援助团队应运而生。日常的社区治理中，自愿团队主动介入，主动寻求解决办法。“在老党员的带领下，我们成立了小区法律援助服务站，在老三自（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础上，发展出新三自——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自觉奉献，充分发挥船文化的作用。我们的内部结构主要是趣乐学习班、法律援助、自愿巡逻队、文娱团队、小区巡防团、心理辅导等十五个固定的团队。”[8]
三是结合社会组织特点开展党组织活动。发挥社会组织及其人员专业优势，积极开展专业化公益慈善服务。发挥社会组织人才、信息等资源丰富的优势，主动与社区和其他领域党组织共建，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活动共享。发挥社会组织联系广泛的优势，组织党员在从业活动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凝聚社区共识。调研中，机构B于2011年6月24日成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成立调解委员会，同时其也是区司法局的内设机构之一。“徐汇区有300多个调解委员会，包括专业的（劳调、医患调解）、行业的（医疗器件）和地区性的调解。五年内，我们共接受2150件调解申请，调解成功的为1956件，成功率为90%以上；其余的案件走法律程序，调解委员会内设巡回法庭，在这样的巡回法庭中可以解决简单的法律纠纷。在职或退休的常驻法官，在巡回法庭做前期的审核和资料把关，部分案件调与判同时进行；有些是通过医疗技术鉴定后处理；专业的调解医生将专业知识分享给患者；患者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及时处理。2016年上半年已受理250件调解申请，一方面缓解了法院的压力，同时也避免了社区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调解人员的出勤，是根据考核与轮值班的形式，周六日如果有需要随时进入调解，这是党委的领导和党员自觉行动的结果。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成员的调入与调出的稳定性比较高，所有的人员中只有一位人员通过专业和专家库的形式调入。调解委员会的专业支持平台有微信平台、司法局网站、各大医院的院内宣传、患者主动要求，不论是哪种方式，只要接到案件，都会在72小时内进行答复。”[9]
（四）赋予党建资源：以政治资源对接技术官僚，以社会资源推进项目传递
党建资源是指在社会组织党建的过程中，可供调配和使用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总和。一方面，以政治资源对接技术官僚，如利用党组织政治背书、政治权威，更好获得体制庇护；另一方面，以社会资源推进项目传递，如利用党组织、党员社会网络、党建经费、党组织活动阵地、党务工作队伍建设等开展社区活动或服务项目。其中，党员社会网络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党员的正式组织关系；二是党员的非正式人际关系。社会组织中的党员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将封闭的小范围交流转变为开放空间的组织间互动。另外，党建经费、党组织活动阵地、党务工作队伍等党建资源也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调研中，机构B共9人，全部是退休的党员，这些人员的党组织关系都在原单位，没有转入调解委员会。“这样的优点：1.与原单位不脱节。始终保持与原单位的关系，有助于医患调解委员会与原单位及时进行交流，将封闭的关系转为开放式的组织互动关系。2.调解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原法院或者医院的退休人员，可以将调解情况及时反映到原单位去。”[10]公共文化服务是机构C参与最多的项目，主要通过市政府或区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C由公益性得公益性，公益演出的过程中，在政府购买资金支持外，还有打浦桥活动中心的排练场地支持，也得到两新党委的配合。”[11]
（五）小结：党建对社会组织功能整合的过程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一个动态的组织互动过程。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这一过程归纳为两个阶段：一是党组织通过组织、宣传、队伍和活动嵌入，实现党建对社会组织的组织功能的控制、引导或强化，这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性社会化转化的第一步；二是党组织通过资源嫁接，使社会组织逐步依赖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较强的路径锁定，削弱其潜在的社会动员甚至集体行动（结社）能力，完成社会性政治化的消弭过程。社会组织的政治性或政治化在党建等制度环境的约束下无法得以实现，这也是当前活跃的大多数社会组织都是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原因之一。党组织在通过嵌入-资源双重策略实现政治性社会化过程的同时，也以路径锁定的机制抵消了社会组织社会性政治化的风险。由此，本文提出“政治性-社会性”功能整合的两阶段分析框架，即党建引领是两个阶段中政治性社会化的转化和社会性政治化的消弭的互动过程，通过政治功能转化和消弭或者社会功能强化，完成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功能整合（见图3）。
图3 社会组织党建功能整合路径
五 总结与进一步讨论
当前社会组织党建问题十分复杂：党组织覆盖层面，部分社会组织没有成立党组织，也没有党组织活动；党建动力层面，党建并非社会组织内生性需求，社会组织容易产生对党建嵌入的排斥；党建推动层面，基层党建责任主体对社会组织党建认识模糊，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党建缺乏政策扶持，基层党建尚未探索出有效的模式或路径；党建协同层面，行政条块分割尚未打破，不同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存在很大问题，党建工作缺乏整体和系统设计等。
提升党建引领的有效性，优化党建引领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首先，区分组织类型，构建党建引领的多层次平台。探索城乡社区类社会组织与基层街道社区的协同机制。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工联系机制，共同协商讨论社区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资源共享推动社区公共治理，发挥各自优势，鼓励社区参与，实现社区公共利益。如可以通过签订党建业建群建社建合作框架协议，街道社区党组织和社会组织负责人交叉任职，组织骨干、专业人员相互交流锻炼，社区项目共建共享等方式强化组织连接。专业类、行业类社会组织可立足所在领域积极发挥所长，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党组织，以党建带动社会组织参与行业服务、市场监管，承接政府职能。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党建应着重推进社区慈善事业发展，坚持诚信、公开、透明等原则，不断引导慈善组织提升组织公信力。其次，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提升党建引领效能。资源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社会组织党组织的成立有助于其借助党和群团组织网络获得更多的体制内资源。同时，街道社区也借助社会组织获取更为专业的社区治理工具和技术：一是资源共享机制应考虑以数据共享为基础，充分利用已有的管理信息系统，完善容纳场地、人员、物资、经费、管理、技术等的整体性资源共享链；二是对于日常业务活动、党建教育、文化交流等场所阵地及设施，可互相开放、协调使用；三是畅通社区-社会组织党组织-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工作交流沟通机制，探索创建社区发展和治理需求清单，梳理社区资源储备和调配应急清单，定期邀请高校党建专家、社区党建实务人士、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者及其他热心社区公益慈善事务的志愿者和社会人士积极参与社区发展和基层自治讨论。最后，健全党建政策支持，夯实对社会组织的引领基础。一是加快制定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把各个部门支持基层的政策、投向基层的资金、面向基层的项目加以整合，合理测算和确定党建工作经费的标准，并允许一定的浮动。如允许社会组织可以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管理费用列支，可按照有关规定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支持社会组织党员党费全额下拨，党委组织部门可用留存党费给予支持。二是健全基层党建书记队伍纳入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如增设事业编制、增加党建工作津贴、建立岗位晋升等级序列、开展高水平研修和能力提升计划等。
然而，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解释党建对社会组织的作用机制，而无意于更多阐释现实党建工作的问题及其建构策略。综合以上的分析和阐述，本文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
（一）党社关系的总体性特征
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有多重面向的解读，如策略性合作（程坤鹏、徐家良，2018b：76～84）、行政借道社会（黄晓春、周黎安，2017：118～138）、调试性合作（郁建兴、沈永东，2017：34～41）、浮动控制与分层嵌入（徐盈艳、黎熙元，2008：115～139）等。在未来国家治理体系中，理想型到底是“强国家-强社会”还是“弱国家-强社会”或者其他可能性？一个已经达成的学界共识是倡导强化社会独立性，使其不断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现代社会意义的结构和功能兼备的共同体组织，即“现代社会体制”。“现代社会体制”的建构不仅要辨析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韩国、新加坡等的国家-社会体制的模式依然需要加以理解和吸收，以丰富这种新的社会体制的意涵。同时，也应该思考我国传统文化、社会、政治等影响下的情境性因素。社会组织党建是当下政治因素的具体表征，由此可预见的是，政府着力建构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一种有约束和限制的体制：如果将政治性和社会性作为分析社会组织的两种逻辑起点，那么，同时实践这两种特性的社会组织在当下及以后的制度环境中所获得的拓展空间是十分微妙的。
（二）社会组织党建引领的技术轨迹
党社互动的实质是组织间功能整合的过程。基于“政治性-社会性”的二维分析，国家对社会组织社会性的支持、赋权，如对政府购买服务等制度化的安排，旨在吸纳其作为行政分权和行政发包的社会代理，以回应和消化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社会利益表达诉求和社会冲突，提升威权体制的韧性和效能。此外，强化党建引领，进一步以嵌入-资源多重策略强化其社会服务功能，消弭其政治功能。
如前所述，以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和政治服务功能为标准进行交叉分析，可以推演出社会组织党建引领的三类基本轨迹：一是引导草根、小微社会组织向社会服务或政治服务功能较强的层级发展；二是引导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向主流价值或顶层设计的领域靠拢；三是引导政治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更多的社会治理。当然，理论推演基于对社会事实复杂性的简化和抽象，因此，社会组织党建引领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三类轨迹所内含的趋势概括为“收敛式”的技术治理（见图4）。在“收敛式”技术治理过程中，可以较为清晰地观察到社会组织党建引发的“闭合性结构”：党建对社会组织的功能整合，在嵌入-资源多重策略的影响下，强化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功能，以路径锁定的机制抵消其社会性政治化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党建的逐步推广和成熟，案例不断丰富起来，可以为中等和大样本的抽样和调查提供较好的基础。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超脱案例比较的束缚，从以上的若干结论或思路中继续深入。
图4 社会组织党建引领的技术轨迹
参考文献
陈家喜（2012）：《我国新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困境与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2期，第36～40页。
程坤鹏、徐家良（2018a）：《新时期社会组织党建引领的结构性分析——以S市为例》，《新视野》，第2期，第37～42页。
程坤鹏、徐家良（2018b）：《从行政吸纳到策略性合作——新时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互动逻辑》，《治理研究》，第6期，第76～84页。
葛亮（2018）：《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党建的动力机制研究——以Z市雪菜饼协会为个案》，《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第104～112页。
黄一玲、焦连志（2015）：《当前“两新”组织的党建新生态与党建路径创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21～25页。
黄晓春、周黎安（2017）：《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第118～138页。
贾桂华（2017）：《社会进步视野中的自组织及其党建问题》，《探索》，第11期，第124～124页。
孔卫拿（2018）：《引领与自主：对嵌入式社会组织党建的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36～41页。
李健、郭薇（2017）：《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理解社会组织党建的微观视角》，《探索》，第5期，第121～127页。
李朔严（2018）：《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社会》，第1期，第160～185页。
马西恒（2003）：《民间组织发展与执政党建设——对上海市民间组织党建实践的思考》，《政治学研究》，第1期，第23～37页。
王锦程、彭贵刚（2011）：《重庆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寻求新突破的研究报告》，《探索》，第2期，第31～36页。
王杨（2017）：《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功能实现机制——对社会组织党建的个案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第2期，第119～126页。
徐家良（2017）：《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徐盈艳、黎熙元（2008）：《浮动控制与分层嵌入服务外包下的政社关系调整机制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115～139页。
严宏（2010）：《提高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以领导体制为视角》，《理论与改革》，第4期，第57～60页。
——（2018）：《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党建策略选择：支配、适应、互惠抑或协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第172～177页。
郁建兴、沈永东（2017）：《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政治学研究》，第3期，第34～41页。
赵刚印（2014）：《“两新”组织党建的战略新思维》，《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期，第47～51页。
赵长芬（2018）：《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功能论析》，《探索》，第1期，第138～143页。
郑琦（2017）：《社会组织党建：目标取向与实践逻辑》，《求实》，第10期，第15～27页。
中共上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4）：《上海基层党建工作实践与探索》，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mbedding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Two-dimensional Analysis Based on “Political-Sociological” of NGOs’ Party-Construction
Chang Kunpeng Yu Zucheng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modern 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does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ffect the NGO and how？The article applies the snowball sampling method to study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NGOs’ party-construction. Through case comparison and induction，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Party-NGO relations present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rgence”. The NGOs’ party-construc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Party-NGO interaction i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NGO：In the first stage，NGOs’ party-construction is embedded in organizations，propaganda，teams，activities，etc.，guiding and strengthening its social functions. In the second stage，the political system adopts resource-dependence and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strategies to weaken the political threat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political-social” functional-integration framework，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 of NGOs’ party-construction，and helps to promote interpretiv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NGOs’ Party-construction；Community Governance；Embedding；Functional Integration；Oolitical-sociolog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郑琦）
[1]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及其借鉴研究”（2017BZZ004）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实施困境及其对策研究”（18BZZ090）的阶段性成果。
[2] 程坤鹏，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俞祖成，政策科学博士（日本同志社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系执行主任。
[3] 访谈资料，20160629CZJ。
[4] 访谈资料，20160805HYG。
[5] 访谈资料，20160629CZJ。
[6] 访谈资料，20160713NKL。
[7] 访谈资料，20160713NKL。
[8] 访谈资料，20160629CZJ。
[9] 访谈资料，20160708XHT。
[10] 访谈资料，20160708XHT。
[11] 访谈资料，20160713N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