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创造发展
思想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经过90多年的风风雨雨，党员从起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8900多万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任务中发挥着领导作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重视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认识，是在不断探索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一脉相承，又有自身创造性的发展与贡献。
（一）思想建党：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主旨要义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诞生于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在组织上和作风上建设党的中国共产党建党路线，成功地解决了这一课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点和优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新发展，被实践证明符合党的自身建设规律。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就写道：“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1]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在以后的党的建设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则和方针，至今不曾改变。邓小平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主张，指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思想政治工作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方略，把思想理论教育同党治国理政紧密地联系起来，将思想理论教育的地位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提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强调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习近平在突出制度治党的同时，也同样强调精神力量的激发，要求紧紧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建党原则的坚定坚持，反映了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二）科学管党：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立足根基
如何使党的建设符合科学化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一直思考和不断回答的问题，所提出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见解，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革命的独特性，长期思考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的政治化与科学化问题，提出党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经过艰苦探索，党创建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等一系列科学方法，有效地保证了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党建的重要思想，为党的科学化建设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总结了党的执政经验与自身建设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并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22]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认识。其中特别提出要摒弃以往靠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来开展执政党建设的错误做法，确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在坚持党的领导中改善党的领导，初步开创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的科学化道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明确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科学的制度，使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科学把握，正式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武装夺取政权的政党向全国范围执政的政党的理论转型。由此，加快适应执政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所开展党的建设的实践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思想呼之欲出。当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把握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要求全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做出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的党的建设新布局，胡锦涛反复强调党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这里，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科学执政”，客观上都要求党的建设与之相呼应，体现科学构建与运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执政党的建设对全社会的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党的建设科学化，科学执政与科学发展都将无从谈起。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命题，正是以科学管党保证科学执政、科学发展的逻辑必然。而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将全党对党的建设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使党的思想理论教育走入一个新阶段。
（三）制度治党：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成效保障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创造和传统优势，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而确立的重要原则和建设方式。制度治党是邓小平提出的重要思想，他所指出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观点，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拓宽了思想视野和实践领域，也为思想理论教育获得更好的成效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说，思想建党解决的是党员的理性认识、价值追求、政治觉悟；制度治党解决的是治理规则、行为规范、监督追究。思想建党决定制度治党的方向，制度治党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果。离开了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会失去灵魂，流于形式；离开了制度治党，思想建党的成效难以保持。因此，一方面，党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追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在各种诱惑面前筑牢思想防线；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严密党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筑牢党员干部行为的制度防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不能脱节，要相互结合，如习近平所说：“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实践表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都有各自的功能，但单方面的效用均有局限。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功能的相互补充、作用的相互促进，从而产生科学治党的整体力量。
（四）精髓强党：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核心关键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本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治学方法，其主旨是反对空谈、崇尚务实，主张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的统一。毛泽东吸收借鉴这一治学方法，对实事求是命题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党开展一切工作必须坚持的方针和根本原则。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必须坚持的根本方针和原则。他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3]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语言概括，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质与精髓。实事求是在思想理论教育方面，所体现的核心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如毛泽东所言：“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24]如邓小平所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25]实事求是面向思想理论教育方法，就是强调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其具体生活实际而引起，由于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不一样，其思想状况也就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对其进行教育就必须联系每个人的实际，着力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紧迫问题，这样才能与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贴心人，也才能使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具有针对性，取得实效。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对思想理论教育方法的认识上，全党高度认同邓小平的思想主张：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过去那些简单粗暴、无情打击的方法决不能再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对教育对象进行充分的说理，对教育对象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注意用事实说话，注意运用榜样的示范作用，一定要以引导教育为主，坚持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教育方法。
总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同时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推进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创新发展，使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在推进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实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2～7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9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38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97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28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8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9页。
[14]《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51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7页。
[16]《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页
[1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2页。
[1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6页。
[19]《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36页。
[20]《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67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7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6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82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27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