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龚学增教授认为，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在隋唐以前还只是“在中国”的佛教，隋唐则逐步转为“中国化”的佛教。即是说唐以前偏重翻译理解，而自隋唐开始对外来佛教加以融摄，用中国的义理加以创造，从而使佛教组织和体系具有佛、儒、道合流的趋势，并使之传入东亚，极大丰富了人类文化。^[1]这个观点不仅指明了隋唐时期之于中国佛教的转折性意义，同时也表明了佛教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由“你”而“我”，又超越“你”“我”的过程。隋朝兴衰于转瞬，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真正转折点在唐代，故笔者选择唐代作为本书研究的时代背景，去探索中国佛教生成过程的深层结构。

唐代彻底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况，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由此进入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政治上的强势统一，经济上的繁荣发展，必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全民族的自信心，自信就意味着打开与接纳，意味着辐射与融合，辐射暗示着“以我为主”，融合暗含着创新的力量。佛教方面，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由中国本土高僧所创的佛教各宗派陆续形成，标志着佛教全盛时期的到来，佛教由“你”而“我”的转换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道教由于特殊原因获得了李唐王朝的全面支持，同时其理论层面又不断受到来自佛教的深刻批判，由此激发了道教本身的理论创新，不久也发展繁盛，与佛教渐呈鼎立之势。

儒家文化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看似风平浪静，如一个大家族里的长老，表面迟暮却不怒自威，家族中的任何事情若没有经过他的过滤则无法实行。儒家文化发展到唐代早已成为古代中国的底色文化，儒家的种种理念无须宣扬即渗入民族血液，写入了唐人的基因，达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程度。再看唐代的统治阶级，即李唐王朝，在各个阶段表面上亲道亲佛，但在根底处用的还是儒家的治国理念，道教与佛教只是各个阶段唐朝统治者的工具，他们通常“用”而不“迷”。唐代甚至出现了由统治者出面要求唐代僧人跪拜父母的政令。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在太宗之前还没有一个帝王试图来矫正佛教徒与父母的这种关系。^[2]虽然在盛唐之后，儒学通过与佛教的对话在学理上实现了一些突破，但笔者认为儒家真正成为底色文化，渗入唐人血液的更多是其伦理层面，即“忠”与“孝”，纵向为“忠”，横向为“孝”，纵横交错牢牢结构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终极关怀。与此同时，又不断解构并重构着其他文化。“忠”“孝”两件外衣，谁来了都要披一披。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著名的“轴心时代”的新史学观念中认为，人类古代文明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数百年内，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这些互不知晓的地区，不约而同地经历了“超越的突破”，各大文明由文化的原始阶段一跃而发展为高级阶段，形成了各自特殊的传统文化。他把这一关键时期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他说：“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他认为直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飞跃”，二是“回顾”。“回顾”是“飞跃”的前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生成，离不开对源头的“回顾”，唯有来自源头的“活水”才能将不同的文化糅合在一起，使得异乡文化由“他”而“我”，是“他”而非“他”。

这种在“回顾”基础上的“飞跃”在唐代达到了高峰，为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到宋代的佛道融合、三教合一做好了准备。唐代所具有的文化上的转折意义就在于此，尤其是完成了佛教由“他”而“我”，即由“佛教在中国”向“中国佛教”的转换过程。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在文化的大转折期，往往能对某种文化的形成有更清晰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