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价值研究40年
李德顺[1]
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在西方兴起已有100多年，在中国也不只是最近这40年。但这40年显然是更具有生命力、影响力和重大历史意义的。
一
简单回顾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40年代末，这一时期主要是引介西方的研究成果。比如1924年就出版了蔡元培的《简易哲学纲要》，其中基本上是以文德尔班的《哲学导论》为基础，阐明了价值论在哲学原理体系中（与本体论、认识论相并列）的独立地位，并具体探讨了至今仍在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问题。那时围绕价值问题发生重大争论的西方两大派别——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素和杜威，也都先后被请到了中国“传经送宝”。
其次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它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中断和空白时期。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条件，使纯理论的探讨让位于实践的冲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也随着苏联的口径，价值论研究被划入了禁区。因为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哲学，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和应用，本质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所以，开展批判胡适和实用主义的运动，同时也就把价值论研究屏蔽于视野之外了。
最后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价值论研究才进入了独立思考、繁荣发展的新阶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形势，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理论研究和建设真正回到我们的视野，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新时期的价值论研究，是同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思想崛起相联系的一种学术理论回应，并有力地彰显出“文明的活的灵魂”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面貌。
我国价值论研究40年来的进展，是与学界许多同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如今有些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名字应该被记住。杜汝楫1980年在《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何祚榕1981年8月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郑重推介，重新召唤进行价值研究；而真正代表主流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兴起第一声号角的，应该说是刘奔、李连科1982年9月1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一文。文章指出，主客观的矛盾是认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而主客体的矛盾则是贯穿实践过程的基本矛盾，后者包含了前者，真理与价值问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李连科于1985年出版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一书，是这个时期第一部中文专著。它的篇幅虽然不大，但代表了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以人的主体性、实践、需要为中心的全新理论研究视角。
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思路，实际上也是其他一些早期加入者，如李景源、李德顺、袁贵仁、马俊峰、陈新汉、汪信砚、孙伟平、孙美堂、崔秋锁、文兵、胡海波、贺来等人的共识，他们一直持续地坚守和探索着，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价值研究的主流学派——实践唯物主义派。当然，同时也有其他不同理论视角的学者纷纷出现，如张岱年、赵馥洁、黄海澄、商戈令、张书琛、赖金良、马志政、王克千、江畅、冯平、王玉樑、刘永富、周树智、刘进田、门忠民、张曙光、徐梦秋、韩东屏等，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科和学者加入。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当代中国价值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中西马”交融的理论平台，并构成了我国新时代哲学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二
当然，这一理论领域的开拓，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毫无悬念、一帆风顺的。事实上，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理论的建设和成长，一直是在应对内、外疑惑和阻力的挑战中走过来的。
来自外部的疑惑和挑战，主要是针对有关价值论研究的学科性质和地位、学术话语权等方面的疑虑。例如，出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成见，有人认为价值论研究注定是脱离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因此“犯有大忌”，必须随时警惕它导致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多元主义、唯心主义等错误倾向；有人则从另一方面认定，真正的价值论研究，必须要以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起点和规范，所以他们有意无意断定，缺少对西方某一门派成果的了解和依循，便注定是“没有根底”的“无米之炊”，因此不屑一顾；等等。这些来自外部的疑惑和挑战，实际上涉及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价值研究，究竟是以“本本”为根据，从原有的学说门派立场出发，还是以历史和实践为根据，从实事求是的科学立场出发，去探索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事实证明，正是面对种种外部压力的自觉努力，才使我国的价值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世界上能够“自成一家”。
来自内部的疑惑和挑战，主要是指我们研究的准备不足，使上述研究背景方面的困惑渗透影响于价值论研究的过程之中，形成了一定自我束缚的效应，使有关的知识、理念和思维方式简单化、凝固化，一度滞后于人类价值实践的发展与转变。例如：“哲学的‘价值’概念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一个还是两个？它们之间是何关系？”这个问题曾被认为关系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话语统一性，但暴露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简单化。而对这种思考方式的超越，则恰恰起到了拓宽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的作用。
“价值论应该从属于认识论（‘价值真理论’）还是历史观（‘价值观念论’）？”在这个学科定位问题上的纠结，导致先期否认价值论在基础理论层次上的独立地位，似乎一定要首先为它找好“婆家”，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我们经过讨论后形成的结果则是：哲学的基础理论，现在已经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和“两个主义”（马哲）的狭隘模式，发展成为由存在论、意识论、价值论三大分支所构成的丰富领域。这一学科结构和布局的形成，显示了当代哲学的崭新面貌。
“怎样看待人的需要及其与价值本质的关系？”以人的尺度（包括需要）来界定价值的本质，是一种逐渐形成共识的思考方向。但怎样坚持这一方向，取决于我们怎样按照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理解“人”。没有这种理解，就不能在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包括“需要”和“想要”、“主体性”与“主观性”、“价值”与“价值观念”等）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守人民主体论的根本价值观念，并与唯心史观及其各种表现区别开来。这也是多年来反复出现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值得认真反思。
“怎样看待价值与价值观的客观性、多元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对性和绝对性？”随着价值论研究面向现实的展开，有关这类问题的思考和争论越来越成为热点，如关于社会规范体系（核心价值观等）的构建等。实际上，它们无不显示出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上的差异，也反过来检验着各种价值学说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为这些问题恰恰表明，如何充分把握价值和价值观念的本质与特性，是所有困惑和分歧的起点；而要从理论上充分地把握价值现象，就需要超越传统的实体主义、知识主义和独断主义等旧的视角和习惯，用关系思维超越实体思维，用实践思维超越直观思维，用人的主体性权利与责任取代抽象的人性和规范，实现一种思维方式层面的深刻变革。
总之，面向新时代的价值思维将继续面对多方面的质疑和检验。这一哲学基础理论层面的重大创新并未完成，而是“正在路上”！
三
简单归纳中国价值理论研究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
1.价值研究的合法性及学科地位的确立。
2.对西方两大流派（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综合和超越。
3.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哲学的重读和开发。
4.价值本质的“关系—实践说”模式的形成及其变革意义。
5.价值思维特有“主体性分析方法”的形成及运用。
6.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新理论的提出和初步应用。
7.“人民主体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
8.在道德、政治、文化、生命及环境伦理等领域的具体化展开和应用。
9.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思考和建设（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
10.加入国际学术界高端对话，为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及普遍价值等问题的研究、解决提供了有效的建设性意见。
四
简单归纳我们价值理论研究的主要不足，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系统发掘、整理和理论提升仍显不足。
2.对西方价值哲学资源的系统整理、深入批判和借鉴仍不到位。
3.价值理论的基本范畴、理念和方法的系统化理论探讨和建构不足。
4.对于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的社会理解和共识严重不足。
5.与各门相关具体学科的深度结合，为价值论研究提供现实动力的资源尚有缺位。
6.对国内外价值冲突的重大问题，我们尚未形成深刻把握与有效回应的理论机制。
7.在构建与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显示出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尚存在路径上的差距。
8.学术体制和学风方面的困境尚未解除，如何保持价值研究的青春活力，让新生力量成长和发挥作用享有充足的空间，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五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当代的价值研究，在众多学者自发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坚守之下，一直保持了“问题导向，平等交流，学术高调，行动低调”的学术共同体作风，目前已取得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影响力，是十分难得的。
总之，要看到成绩还是主要的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目前达到的状况，虽然不敢说在国际同行中是领先的，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明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和水平的。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不受学派、门户之见的束缚和影响，那么我们在提出和回答问题，进行适应时代的建设性思考上，将有更多的收获。
放眼世界，自冷战结束，世界两大阵营对抗结束开始，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人类整体层次上构建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观念的兴起，是这个新时代的目标和特征之一。所以说，我国价值论研究的40年，赶上了国内、国际重大的历史机遇，价值思维和价值观的研究与变革成为主题的新时代，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历史条件。
如果说，过去我们的价值论研究还缺乏一个专业性的学术基地，那么现在作为学会会刊的《价值论研究》的创刊和出版，表明建立这个学术基地的条件已趋成熟。在大家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相信中国价值论研究能够开启新的局面，更上一层楼！
【责任编辑：尹岩】
[1]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