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协商民主的历史方位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理论创新、实践探索经验基础上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我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我们党最为鲜明的特征和力量源泉就是这种清醒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这种理论自觉和自信体现为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体现为创造性地回答当代人类社会和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会既在理论上不断实现创新，也在实践中不断实现超越，从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方面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将为深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理论与实践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要把协商民主放在更为宏观、更具战略性的框架中去思考。

首先，应该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去定位。自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一直在追求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对以自由、民主、公正和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国家的建构，一直贯穿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建立共和国、确立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实践中，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的民主形式。近年来，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基层民主的实践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选举、社区选举、公推公选等民主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将协商、对话这种民主形式与投票、选举民主形式明确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是执政党顺应时代发展和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战略决策。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基层民主等共同构成了我国民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次，要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5]。总目标的提出，也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6]。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我们积极面对挑战，诸如长官意志导致的决策失误、责任意识缺失导致的职能缺位、社会不公积蓄的社会情绪爆发、群体性事件中的非理性参与等，势必要求我们在思想观念、制度建设、制度实践、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协商民主能更广泛地包容各行为主体、更制度化地促进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更理性地释放社会情绪、更切实地在共识基础上推进合法决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最后，要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战略中去思考。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责任已经不同于往常，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在参与全球化、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战略环境和机遇？第一，我国长期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际事务应通过“协商、对话、谈判”方式来解决，这既是外交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制高点。因此，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可以更积极地阐释协商民主的理念和价值。第二，在全球政治实践中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积极推动各民族国家、国际机构、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协商对话与合作而非暴力、武力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如全球冲突、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环境恶化与气候变暖等。第三，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思维也时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学术与实践。治理与善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市民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前沿理论或框架，对中国学者借以分析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为创造出影响世界的民主理论、社会理论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的学术思考可以从理论与知识的引进、传播走向创造与传播。协商民主的理论探讨可以从丰富的经验现实中提炼出一般性的观念和价值，并参与或主导国际学术交流，影响或改变人们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印象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