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海域10～14世纪沉船出水锡锭用途小考
杨晓春[1]
东南亚海域发现的几艘10～14世纪沉船，如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鳄鱼岛沉船，都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小型锡锭（铅锭），而当地有的陆地遗址中也多次发现了此类锡锭以及铸造锡锭的石范，说明此类锡锭是当地的产物。这些锡锭的用途，引起学者的讨论。
大约同时期的中国文献，如元末明初（14～15世纪初）的《岛夷志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对于东南亚地区的锡锭状况有着较多记载，其中关于贸易中使用锡锭的细节描述，又是考古资料所不能提供的，因此给予锡锭用途的理解以很好的启发。本文集中阐述几处东南亚锡锭的考古发现，参以《岛夷志略》等文献中的记载，提出此类锡锭是作为交易中一般等价物，乃至货币而使用的看法。
一 东南亚地区发现的10～14世纪的锡锭
1989年，考古人员对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方廖内省（Riau Province）林加群岛（Lingga Archipelago）的鳄鱼岛（Island Pulau Buaya）海域的一艘12～13世纪初的沉船进行了考古发掘，出水了较多的金属器，数量仅次于瓷器。其中有一类，考古报告称之为“截顶金字塔形金属铸块”，描述如下：
沉船上发现了45件截顶金字塔形（trunkated pyramidal）金属铸块，是11～14世纪东南亚考古遗址中并不少见的形制。金属成分还不详，可能是锡或者铅，更有可能是铅（方铅矿）。底部为7×7厘米、顶部为4×4厘米、高为5厘米，从底部到顶部逐渐收分。有一些发现时是包裹在一起的。
发现的金属铸块有明显的两种不同的重量。每种不同重量的金属铸块，其重量还略有不同[2]（见图1）。
图1 印度尼西亚鳄鱼岛沉船出水多棱锥形锡/铅金属块
资料来源：Abu Ridho and E. Edward McKinnon，The Pulau Buaya Wreck：Finds from the Song Period，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1988，Plate 61，p.83。
该报告还提到，在苏门答腊岛东北面的Kota Cina遗址及其他地方，还有类似发现，并提供了三种参考文献。[3]根据三种参考文献提供的信息，可以获悉1950年在马来西亚霹雳州（Perak）金宝（Kampar）的Tronoh矿场距地表10英尺以上深的地方，发现一艘独木舟，所载货物中有两个小锡块，为截顶金字塔形[4]（见图2）。1957年马六甲港口路发现的一件双面锡锭石范，所能铸造的锡锭是凸缘截顶金字塔形。石范两面刻一小一大两范，小的完整，有1英寸深；大的残破，但可复原，复原后深3英寸，凸缘宽3英寸，金字塔形的底部则宽2.5英寸（见图3）。同时公布的另外一件石范是莱佛士博物馆（Raffles Museum）的藏品，出土于马来亚森美兰州（Negri Sembilan）日叻务（Jelebu）的Kanaboi矿场，出土时还有一块锡锭就在石范里（见图4）。[5]出土石范的地点，当为锡锭生产地所在。Kota Cina遗址发现的则是两个铅块，位于地表。其一为圆柱状，高45毫米、底径25毫米，一端有缺口，可能被用作秤砣。其一为截顶金字塔形，尺寸为65×68×55毫米。据说在日里河（Sungei Deli）西岸的Kota Bangun，也发现了两个类似的铸造金属块，共出有宋元时期的陶瓷。[6]
图2 马来西亚金宝Tronoh矿场发现的锡锭
资料来源：G. de G. Sieveking，“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5），”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31，No.1（173），May 1956，Plate 4，p.209。
图3 马六甲港口路发现的锡锭石范
资料来源：B. A. V. Peacock，“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7），”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31，No.1（181），May 1958，Plates 12，p.184。
图4 马来西亚日叻务Kanaboi矿场出土锡锭石范及同出锡锭
资料来源：B. A. V. Peacock，“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7），”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31，No.1（181），May 1958，Plates 13，p.185。
1997年，对印度尼西亚爪哇海（the Java Sea）西北部一艘10世纪的沉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靠近印坦油田（Intan Oil Field），沉船被称作印坦沉船（Intan Wreck）。这艘沉船发现了大量的陶瓷器和金属器。其中的锡锭，也多为截顶金字塔形，数量非常可观。考古报告有详细的描述：
主要的船货是锡。锡铸成多种形状和大小的锭块。绝大多数，大约755块是截顶金字塔形（truncated pyramid）。11块是圆锥状（cone），20块是扁平盘状（flat disk），4块是扁平条状（flat bar），2块是杆状（rod）。
在考古发掘之前，曾发现重约659公斤的几百块锡锭。这些锡锭几乎都是截顶金字塔形。据说集中出自E7和E8格。
大量的锭块严重腐蚀了，一定程度上只有部分锭块碎块保留了下来。相应地，现在公布的锭块数量并不代表船载的所有锭块。然而这些发现可以用来确定金字塔形锭块在遗址中的分布。分布图显示一个明确的巨大的分布区在南部，但是考虑到早先发掘中得到的锭块数量，这一集中分布区最初至少应扩展到F8和F9格。大量的锭块发现于向北远至H格的位置，意味着锡锭是沿着船体长度方向码放的，只是在南部放得更多一些。事实上锡锭在遗址最南部是U形的分布，这可能意味着锡锭堆放在其他的货物周围，几乎可以完全确定就在船舱的底部。沉重的、相对不易移动的锡锭是确定船体原初形状和方位的基础，本书8.4部分将对此予以讨论。
大多数金字塔形锡锭是相当标准的尺寸，底部大约11厘米宽，4.5厘米高，每个重量在2.2到2.5公斤之间。有足够小的锭块可以保证区分出更小的尺寸。典型的较小的锭块是底部7厘米宽，3厘米高，相应地重0.8公斤。更小的尺寸，则发现很少。更小的锭块底部宽5厘米，高1.5厘米，重约0.3公斤。最初锡材船货的总重只能作粗略的估计。考虑到更早时候的发掘和大量的腐蚀，估计船舱中堆放了多达1000块的锡锭。取每个锭块平均重量为2公斤，则锡货相应地重达2吨。
较大的锭块在顶上铸成至少两种印记，一种如图5.119（本文图5右——引者）所示，另一种则是简单的“X”形印记满布于顶部。最小的金字塔形锭块也铸有“X”形印记。
许多金字塔形锭块发现时钉在一起，底对底严丝合缝，完全可以推测实际堆放时就是这种样子。每一层锭块都必须是交替着以朝上和朝下的方向放置，以便充分利用船舱的空间。有一些粘在一起的锭块被分开后，便露出一块光亮无瑕的平面。
西澳大利亚材料研究所（the Materials Institute of Western Australia）对两块锡锭进行了扫描电子显微镜元素分析（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elemental analysis），发现几乎都是纯锡，除了锌、铅杂质，一块是99.6%，另一块是98.6%。使用传统的技术不可能从含锡的矿石中提炼锡达到这样的纯度，因此这些金属应该是熔化锡砂（Cassurite）而来，那基本上是纯锡的氧化物（Sn02）。（Macleod，1998，私人通信。）[7]
报告随后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8]认为锡锭不是从中国进口的，应该是东南亚当地所产。但并不是距离沉船地点最近、锡矿最为丰富的邦加（Bangka）和勿里洞（Belitung），这两个地方晚至18世纪才是重要的锡产地。而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吉打（Kedah）、雪兰莪（Selangor）和东海岸的北大年（Pattani），则早以产锡而著名，10世纪阿拉伯人的记载就多次提到；并且在马来半岛陆地上发现过与印坦沉船上相类似的锡锭，有一处锡锭顶部也是“X”形印记，因此最有可能是锡锭的来源地。报告所举的马来半岛有关锡锭的考古发现，就是前文已经描述的两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截顶金字塔形锡锭是马来半岛所谓“锡帽”钱（“tin hat” money）的雏形。
图5 印坦沉船出水锡锭
资料来源：Michael Flecker，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Oxford：BAR Publishing，2016，Figure 5.118，5.119，pp.81，82。
报告中还提到，鳄鱼岛沉船中的截顶金字塔形锭块发现时也是紧紧钉在一起的。[9]从印坦沉船报告看，鳄鱼岛沉船的锭块原本也应该是单独的截顶金字塔形，而非底底相对的两个截顶金字塔形拼在一起的形状。事实上，那种形状是不便于铸造的。
在关于货币部分，报告还介绍了其他形状的锡块。一类是卷成独木舟的样子的锡板，称“独木舟钱”（Canoe Currency），另一类是节状的（两端或两端加中间有扣环状突起）锡合金长条，在马来半岛都被当作货币来使用。[10]
印坦沉船有关锡锭的发现，多有中国学者提到。[11]近来引起中国学者广泛注意的，还有2004～2005年进行打捞的印尼爪哇岛井里汶（Cirebon）北部海域沉船，与印坦沉船一样也是10世纪的遗存。[12]井里汶沉船也载有大量锡锭、锡条、锡器。锡锭为覆斗形（见图6），有多种规格，估算有两吨重。还有一大批5厘米长、1厘米宽、两端卷起的铅锡合金条。学者还引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说明其用于交易的情况。[13]从照片看，似乎是两块粘在一起的样子，但是和覆斗形略有一些差别。
另外，菲律宾明代弘治年间沉船上也发现成批的锡锭（见图7），截顶金字塔形的底边，做成再突出一截的样子，似乎和前述马六甲发现的石范正好可以配合。
图6 井里汶沉船出水锡锭
资料来源：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图7 菲律宾沉船出水锡锭
资料来源：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鳄鱼岛沉船锡铅锭块，学者多倾向于是铅锭，而东南亚地区其他的沉船中还有出水金字塔形铅锭的例子。1982年泰国的泰国湾（the Gulf of Thailand）芭堤雅（Pattaya）西侧海域发掘了四处沉船遗址——芭堤雅沉船遗址、沉船遗址G、沉船遗址S、罗勇（Rayong）沉船遗址。芭堤雅沉船发现262块铅锭，“锥形（pyramidal-shaped）。平均大约2厘米高，4.2厘米宽。最大2.4厘米高，4.7厘米宽”（见图8）。20世纪70年代已报告在此发现过好多铅锭，这在泰国沉船中是常见的。沉船遗址G发现12块铅锭，“扁平锥形（flat pyramidal-shaped）。平均1.5厘米高，4.1厘米宽”（见图9）[14]。其中，沉船遗址G还发现了“大明万历年制”铭的青花瓷碗，有助于确定沉船的年代。1986年，对泰国湾是拉差（Si Racha）西侧寇西章岛（Ko Si Chang Island）西海域的3号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一共发现了2020块铅锭，平均直径5～7.5厘米，高约3厘米，平均重量360克（见图10）（标准差44克）。而2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铅锭，平均高1.5厘米，底部直径4.1厘米[15]。这些铅锭的形状，和“锡帽”钱类似。
图8 泰国芭堤雅沉船出水铅锭
资料来源：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v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1，1983，p.31。
图9 泰国芭堤雅沉船遗址G出水铅锭
资料来源：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v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1，1983，p.65。
图10 泰国寇西章3号沉船出水铅锭
资料来源：Jeremy Green，Rosemary Harper and Vidya Intakosi，The Ko Si Chang Three Shipwreck Excavation，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4，1987，Figure 15，p.66。
二 《岛夷志略》等文献关于南海地区使用锡锭的记载
成书于元至正年间的《岛夷志略》一书，上承《岭外代答》《诸番志》，下启《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是反映元代后期中国与南海地区交往的重要史料，尤以系统记载南海地区贸易的状况为学者所关注和利用。其中记载多地的贸易货物中有锡，又记载多地产锡。学者通常把《岛夷志略》记载的以锡易物看作是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16]但是《岛夷志略》所载，似乎并不能仅仅判断为以物易物。
《岛夷志略》记述民多朗、丁加卢、罗斛、东西竺、曼陀郎、高郎步、巴南巴西、天竺各地贸易之货都有锡（斗锡、花锡），又记无枝拔、交趾、丹马令、日丽、彭坑、吉兰丹、暹、龙牙门、须文答剌各地都出产锡（花斗锡、斗锡、花锡、上等白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商人与其携带锡，不如就从南海各地贸易获得。
斗锡是成为固定形状的锡块。比照花银，则知花锡即比较纯的锡。[17]明初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几种文献，都有关于南海地区产斗锡（花锡）的记载。《瀛涯胜览》“满剌加国”条载：
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王命头目主之，差人淘煎，铸成斗样，以为小块输官。每块重官秤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18]
《星槎胜览》“满剌加国”条载：
民于流中淘沙取锡，煎销成块，曰斗锡，每块重官秤一觔四两。（按觔即斤字）[19]
《西洋番国志》“满剌加国”条载：
花锡有二山场出产，王命令头目主之，遣人淘铸成块如斗状输官。每块重官秤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者，每十块用藤缚一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用此物。[20]
此外，《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五十回《女儿国力尽投降 满剌伽诚心接待》描写的满剌加国王进贡礼单中有“花锡一百担”，下注：
本国有一大溪，溪中淘沙煎之成锡，铸成斗样，名曰斗锡，每块重一斤八两。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大把，通市交易。[21]
以上记载，内容大同小异。可知花锡（斗锡）有固定的形状、固定的重量。而所载“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或“通市交易，皆用此物”，则清晰说明了此类锡块作为一般等价物乃至货币的本质。
按《岛夷志略》“灵山”条载：
地产藤杖，轻小黑文相对者为冠，每条互易一花斗锡；粗大而纹疏者，一花斗锡互易三条。[22]
在交换藤杖时，花斗锡是以同样的数量来交换不同数量、不同质量的藤杖，斗锡的价值是固定的。可见，花斗锡是具有固定的重量和形状的锡锭。这里所说的花斗锡是具有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的。
又“巴南巴西”条载：“地产细绵布，舶人以锡易之。”[23]可见锡可以用来和多种商品进行交易。
总之，元末明初的中国文献，揭示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生产斗锡，并以斗锡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易的历史事实。
三 关于东南亚考古发现锡锭用途的简单讨论
按斗是上口大、下底小的一类立方形容器，中国人对此十分熟悉。印坦沉船出水的锡锭、马来亚发现的石范中的锡锭，其实就是斗形。中国文献中的斗锡和东南亚考古发现中的截顶金字塔形锡锭完全可以对应。而出土了锡锭石范的马来亚Kanaboi Mine，与《瀛涯胜览》等所载产花锡（斗锡）的满剌加，在地理位置上也可以大致对应。因此可以推测，东南亚考古发现中的锡锭（即斗锡）是作为一般等价物，乃至货币使用的。而同样类型的铅锭，可能也具有同样的用途。
锡是一种重要的金属，不但可以制作锡器，也是制作青铜器所需的三种基本金属之一。有的金属合金钱币，也需要用锡。《岛夷志略》记爪哇“使铜钱。俗以银、锡、
、铜杂铸，如螺甲大，名为银钱，以权铜钱使用。”[24]更早的《岭外代答》中记载阇婆国（今爪哇）“以销银锡杂铸为钱，其钱以六十个准为一两金，用三十二钱为半两金。”[25]《诸蕃志》所载几乎完全一样：“以铜、银、、锡杂铸为钱，钱六十准金一两，三十二准金半两。”[26]其中“销”作“铜”，《岭外代答》点校者认为《诸蕃志》是准确的。金属原料的锡也被制作成锭状，但体积、重量往往要大得多。小型的、具有规定形状和重量的锡块，主要不是作为原材料之用。而如《岛夷志略》等所述的，它们作为一般等价物乃至货币，应是比较合适。东南亚地区锡矿资源非常丰富，在价值高但是比较稀少的金银之外，以具备固定形态、固定重量因而可以计算价值的锡锭承担一般等价物乃至货币的功能，也是合理的。随着贸易量的增大，这种做法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作为比较，引述另一沉船中发现的大型锡锭情况。1984年，马来西亚抢救发掘了丰盛港（Mersing）海岸附近Pulau Batu Gajah的一艘沉船，发现了112块锡锭，后来新加坡警方还查抄了6块锡锭。锡锭有40.2厘米长、18.2厘米宽、8厘米高，重29公斤。这艘沉船被断定是荷兰东方大商船Risdam号，从泰国的Ayuthya开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于1727年在Pulau Batu Gajah附近沉没。[27]这种大型的、较重的锡锭，应该是作为锡的原材料来运输的。
当然，以上对于东南亚沉船发现的锡锭可以用作货币的推测，并不影响其作为较高价值的金属商品的功能。学者推测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都是驶向爪哇岛的，船上锡锭应该主要是作为金属原料来使用的。参照《岭外代答》等记载，铸钱也应是其重要的用途。只是之前在马来半岛获取这些锡锭时，它们作为货币流通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On the Usage of Tin Ingots Found on the Shipwrecks from 10th to 14th Centuries in the Southeast Asia Sea Area
Yang Xiaochun
Abstract：In the past 30 years several important shipwrecks from 10th to 14th Centuries were excavated in the Southeast Asia sea area，which contained a cargo remarkable in diversity. One of the main cargo items was tin. The Intan Wreck，the Cirebon Wreck and the Pulau Buaya Wreck were three cases of them. Each shipwreck had plenty of tin ingots，sometimes lead ingots，with the same truncated pyramid shap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on the Sino-Nanhai maritime communication，such as Daoyi Zhilue，Yingya Shenglan，Xingcha Shenglan，and Xiyang Fanguo Zhi of 14th and 15th Centuries，gave us some examples about using the truncated pyramid tin ingots as general equivalent，even currency. So we can get the viewpoint that the usage of the tin ingots found on those shipwrecks is general equivalent or currency.
Keywords：the Usage of Tin Ingots；Shipwrecks；10th to 14th Centuries；Southeast Asia Sea Area
（执行编辑：杨芹）
[1]作者杨晓春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Abu Ridho and E. Edward McKinnon，The Pulau Buaya Wreck：Finds from the Song Period，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1988，p.82. 此书承蒙周运中博士提供电子版，谨此致谢！
[3]E. Edwards McKinnon， Kota Cina：Its Context and Meaning in the Trade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Twelf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doctoral dissertation，1984. G. de G. Sieveking，“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5），”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31，No. 1（173），May 1956，pp.200-210. B. A. V. Peacock，“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7），”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31，No. 1（181），May 1958，pp.180-187. 按上列三种文献，根据其引用书籍又查询了原书和原刊，相关信息有所改动。
[4]G. de G. Sieveking，“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5），” p.209.
[5]B. A. V. Peacock，“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7），” p.185.
[6]E. Edwards McKinnon， Kota Cina：Its Context and Meaning in the Trade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Twelf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pp.102-103.
[7]Michael Flecker，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Oxford：BAR Publishing，2016，pp.81-82.
[8]Michael Flecker，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pp.82-83.
[9]Michael Flecker，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p.82，Note 35.
[10]Michael Flecker，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pp.63-65.
[11]Denis Twitchett and Janice Stargardt，“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 Wreck，” Asia Major，Third Series，Vol. 15，No. 1，2002，pp.23-72.（杜希德、思鉴撰《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朱隽琪译，《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83～432页。）胡舒扬：《宋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陶瓷贸易——以鳄鱼岛沉船（Pulau Buaya Wreck）资料为中心》，载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编《人海相依——中国人的海洋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48～67页。
[12]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沈岳明：《越窑的发展及井里汶沉船的越窑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约翰·N.米希撰《井里汶沉船的精致陶器——始发地、目的地和意义》，辛光灿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扬之水：《对沉船中几类器物的初步考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齐东方：《玻璃料与八卦镜——井里汶沉船文物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从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看越窑兴衰》，《东方收藏》2012年第6期。孙欣：《“井里汶沉船”文物考察纪实》，《东方收藏》2013年第9期。
[13]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14]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v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1，1983，pp.31，50，65.
[15]Jeremy Green，Rosemary Harper and Vidya Intakosi，The Ko Si Chang Three Shipwreck Excavation，with 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The Maritime Archaeology of Shipwreck and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4，1987，pp.66，75-76.
[16]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78年第3期；收入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第99～112页。
[17]苏继庼先生以为指有花纹（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1981，第42页），似不可取。
[18]马欢：《瀛涯胜览校注》，冯承钧校注，中华书局，1955，第24页。
[19]费信：《星槎胜览校注》，冯承钧校注，中华书局，1954，第20页。“流”，《雪堂丛刻》影天一阁藏抄本作“溪”。
[20]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61，第16页。
[21]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10，陆树崙、竺少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650页。
[22]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第223页。
[23]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第335页。
[24]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第159页。
[25]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88页。
[26]赵汝适：《诸蕃志校释》卷上，杨博文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55页。
[27]Adi Hji Taha，“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Peninsula Malaysia（1983-1985），”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60，No. 1（252），1987，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