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世纪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
——以贵霜史料与钱币为中心
万翔 林英[1]
一 丝绸之路历史的分期与贵霜时代的贸易模式
从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经典定义算起，丝绸之路大约开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凿空（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随公元1500年前后大航海时代到来进入尾声。在此段时期内，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线和海上交通线联结成为一体，组成西方各国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的网络。[2]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列强主宰了由欧洲开辟，经大西洋前往美洲和非洲、亚洲的海上新航路，从而使联结中国和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线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在这漫长的1600年时间里，丝绸之路随着时代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历史学研究的最重要前提就是分期问题，丝绸之路史应该如何建立分期，是本文思考的出发点。
张骞西使固然可以看作是中国与西方各国贸易交往的开始，但此时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已经建立。[3]这一贸易网络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以两河流域和埃及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从海路和陆路两方面向东联结印度次大陆与古代近东。其中从两河流域下游平原经波斯湾沿岸、阿曼沿海到达印度河流域（古代西亚史料中的Meluhha，麦鲁哈）的航线，是一条主要的贸易通路。[4]进入铁器时代以后，伴随着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世界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直接陆路交往的建立，以这一古老的路线为主轴，横贯伊朗高原联结两河流域和中亚阿富汗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和联结红海、亚丁湾与印度次大陆西侧海岸的罗马-印度海上贸易线路“西南季风航线”为南北两翼，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西段——从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到地中海世界的路线具备了雏形。关于后两条路线的重要史料，包括佚名希腊作家所著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公元前后两河流域地理学家卡拉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所著的《帕提亚驿程志》（Parthian Stations），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城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地理志》（Geography）等，以及散见于希腊罗马史料中的其他记载。[5]需要指出的是，《帕提亚驿程志》仅限于介绍当时的交通线和驿站分布，并不涉及任何有关贸易的内容。[6]仅有的一条从地中海世界通往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亦即李希霍芬所指的主要路线）完全来自托勒密的记载，后者的史料来源是公元1世纪末推罗城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的记载，后者已经佚失。[7]这条路线从叙利亚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出发，横穿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经中亚大夏（Bactria）的首府巴克特拉（Bactra），从此向东北方向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中国境内。在李希霍芬的作品中，这条路线被称为“马里努斯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 des Marinus），是作为网络的“复数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之典型案例所列举的一条。[8]
以上述视角来看，在“丝绸之路”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国纳入西方视野中的“人居世界”（oikoumenē，ecumene）之前，大规模的远距离贸易体系有两个阶段，其一是青铜时代的“近东-印度洋”阶段，其二则是铁器时代腓尼基人、希腊人对环地中海地区开发以后对先前“近东中心”世界格局改造的时代，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称之为“地中海化”（Mediterraneanization）。[9]这一时段发展的高峰，即亚历山大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和希腊化时代的开端。
自西向东看，上述贸易模式取决于希腊化时代不同地理单元内政治实体的建立。中亚的独立政治实体应当从大夏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建立（约公元前255年）算起；与此同时，伊朗高原上出现了帕提亚（安息）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公元224年）。从这一时期起，古典时代波斯帝国控制的中亚和西亚地区，即东西伊朗，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深刻影响了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后者则与地中海世界、阿拉伯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联系紧密。自此时段以降，东西方贸易之所以可行，恰恰是这一路线上希腊化城市中活跃的商业经济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后来学术界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之于中国域外出现，至少可以前推一百年，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至于罗马崛起带来的旺盛的东方产品需求催生的罗马-印度洋贸易，则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主要动力。[10]正是罗马作家开始留下的关于丝绸和丝绸生产者“赛里斯人”（Seres）的相关记载，启发了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来代指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通道。[11]
当今学界对前伊斯兰时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研究，往往以5～8世纪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贸易网络为范本。粟特人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大量讨论。[12]粟特人犹如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是活跃于中世纪各个文明缝隙之间的商业民族。[13]据中国史料记载，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东段的主导力量不早于5世纪（中国后凉时代）。[14]而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最终影响，集中体现在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掌握粟特人在华商业-政治资源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试图推翻建立在北朝鲜卑-关陇集团基础上农耕-游牧复合制的唐帝国。[15]安史之乱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和中亚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发生剧变。而就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四年（751），高句丽人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怛逻斯之战中被黑衣大食的军队击败，唐朝势力退回葱岭以内，中亚的伊斯兰化得以顺利进行。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安息帝国建立，到怛逻斯之战和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晚期古典-前伊斯兰时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恰好是一千年（前247～公元755）。[16]这一千年中，除了5～8世纪活跃的粟特人贸易模式已经相对清楚，之前六个世纪的情况并没有相应水平的研究。本文就其中贵霜帝国时代做初步的探讨。
丝绸之路历史的开端伴随着民族迁徙的历史。从公元前255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起，到公元1世纪中叶的三百年间，同为伊朗语民族的塞种（Sakas）和大月氏人在中亚的西向迁徙，以及希腊人和塞种在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南向迁徙，构成了主要的流动方向。在公元1世纪贵霜崛起之前，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发生的另一次迁徙，是印度-帕提亚王国（Indo-Parthian Kingdom）的建立。与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从大夏侵入印度的希腊人）和印度-塞种人（Indo-Scythians，从中亚侵入印度的塞种人）相比，印度-帕提亚王国的建立源自帕提亚东部锡斯坦（Seistan）的统治者冈多法雷斯（Gondophares I）自西向东的征服。[17]印度-帕提亚人和印度-塞种人虽然都是伊朗语民族，二者的来源并不相同。塞种人从中亚葱岭以北地区南向移动，而印度-帕提亚人从帕提亚帝国的东部边界东向移动。二者的征服时间相距半个世纪以上到一个世纪之多。
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崛起之前，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政治史，表现为大规模的迁徙和征服。如果从更广泛的东半球长时段历史来考虑，公元前255～公元40年之间的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历史，是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4～前323年）对中亚和南亚民族影响的余波。除了直接的民族迁徙之外，秦汉帝国受到西方的影响及其与匈奴联盟的对立，以及由之引发的月氏、塞种迁徙和中亚游牧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不能说与亚历山大东征无关。然而贵霜的崛起结束了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近四百年的混乱情况。丝绸之路贸易在这一时期发展到第一个顶峰。贵霜时代的丝绸之路历史，集中体现了当时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
公元1～3世纪初，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非常活跃。贵霜帝国作为和罗马帝国、东汉帝国以及帕提亚安息帝国并存的丝绸之路上四大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常常被认为是丝绸之路贸易主要的控制者。[18]厘清贵霜时代的远距离贸易模式，将有助于说明丝绸之路上曾经流行过不同的贸易模式，其中的因缘际会即构成了丝绸之路史的分期基础。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试图说明以下问题，首先，通过比较两汉至隋唐正史中通西域道的记载，说明贵霜帝国时期和粟特人主导时期远距离贸易路线有着明显的差别。其次，通过对贵霜史与贵霜钱币的分析，说明贵霜帝国经济的具体模式及其对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控制。最后，贵霜时代的结束与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的危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将公元1～3世纪的丝绸之路史与古代晚期理论结合起来。不仅在古代晚期结束之时就有了“世界”的概念，甚至在其开端，“世界”就已经形成了。
二 丝绸之路远距离贸易模式的变迁
从贸易路径上看，《汉书》和《后汉书》记载的汉与贵霜、安息的外交路线，和同时代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帕提亚驿程志》等西方文献记载的罗马帝国东部经陆路与中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大致包括北南两条平行的路线。在《汉书》和《后汉书》中，对于西域诸国是按照路线记载的，首先从阳关开始，自东向西记述南道诸国，在南道到达终点后，再自西向东记述北道诸国。通过排列沿途国家，就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的南北两道。与贵霜相关的主要是葱岭以西的国家，兹列举如下：
《汉书》
南道：罽宾-乌弋山离国-（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北道：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
《后汉书》
罽宾-排持（乌弋山离改名为排持）-条支-安息-大秦[19]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汉代最重要的通西域南道上，葱岭以西的路线没有改变，只是武帝时期乌弋山离国为南道终点，然后转北而东去安息，到了东汉永元年间，甘英从乌弋山离前进到条支，条支成为南道终点，接着才回头向东去安息。总之，这条道路始终遵循着罽宾-乌弋山离-条支的固定线路。
如果考虑到安息帝国的崛起（公元前247～公元224），公元1～3世纪正是安息帝国的盛期，甘英到达葱岭以西后，应该沿着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的路线，[20]更为便捷地到达安息，但是他却被引导着去到条支国城，这说明葱岭以西的世界的确“不属都护”，汉使在这一地区也要遵循这条固定的线路，先向南行，到达罽宾与乌弋山离，然后绕着圈子，转北而东，到达安息。
而5世纪之后通西域道的描述则与此大相径庭。《隋书·裴矩传》云：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21]
由粟特商人主导的通西域道，特点是“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由商人开拓的远距离贸易，追求着“利之所往，无所不在”的目标，结果便是“诸处得达”。与两汉时期固定的线形路线不同，粟特时代的西域道是网络形的，伸展到各个地方，支撑着这个贸易网络的就是散居各处的粟特聚落。南北向的道路和东西向的道路共同构成了贸易网络。而这些南北向的道路与汉代相比，显然是新出现在中文文献的记载中的。
这一点，弥南德《希腊史残卷》记载的蔡马库斯出使，和职贡图从南朝到唐的演变，也可以作为辅证。[22]显然，粟特人在一条商路贸易受阻时，会想尽办法寻找新路线，因此在克里米亚半岛也有了粟特聚落。[23]
问题由此引出：如果说网络状的长途贸易路线是依赖于活跃的商业民族，那么，两汉时期固定不变的线形路线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又是怎样的力量把东西向为主的线形路线转变为南北向路线和东西向路线复合的网格状通路？是什么力量导致了丝绸之路贸易模式从两汉时代向粟特-突厥时代的转变？
三 钱币及史料所见贵霜时代经济与贸易模式
公元1～4世纪的贵霜帝国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经济主体。简要回顾上一部分的历史：公元1世纪初，印度-帕提亚人自西向东侵入印度次大陆。不久以后，在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的率领下，贵霜统一大夏，并向周围扩张，攻取的主要路线是喀布尔-塔克西拉（Taxila）-旁遮普一线。本文分析的核心对象，就是钱币及史料所反映的贵霜帝国经济。
古代的地中海世界经济，通常被概括为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中心的古典经济，是以城市与商业经济为特征的。公元前4世纪，伴随亚历山大东征，希腊化因素以具有活力的城市和商业经济为一种重要的纽带向东传播。这一主要经由市场的社会再分配形态与欧亚大陆上业已存在的另外四种社会再分配形态——以中华帝国为代表的帝国统制经济，主要来自以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经济，以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印度沿海和东南亚沿海为代表的滨海贸易城邦经济，和主要依靠灌溉农业发展起来的原生农业共同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与都市统治者在文化上同质的原生农业经济是希腊化-罗马城市商业经济和中华帝国统制经济的本地基础，而游牧民族的经济则独立于异质文化的农业经济自成一体。游牧民族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控制关键资源，以及与其他经济形态互通有无。至于滨海贸易城邦，则以商品集散地立国，依赖贸易生存，除了航海业发达之外，仅仅需要小规模的渔业和小手工业就可以在贸易通路繁荣时积累巨额财富，对农业共同体的依赖不大。
铸币在希腊化-罗马城市商品经济和东方帝国统制经济中体现了不同的特征。在希腊化-罗马城市经济中，铸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性质十分明确，相对于其多样化类型（types）所反映的非中心化、竞争性和流变的政治权威，其币值（denomination）基本保持不变，有明确的本位（standard），极大地保障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多样政治实体之间贸易流通的便利。相反，在中国式统制经济中，铸币的类型相对单一，但往往作为行政手段来使用，即铸币和谷物、布帛共同充当社会再分配的支付手段。这种统制经济下，在国家权力强盛，铸币权（mint）强大时，面值能得到保证，一旦国家权威下降，铸币权就会削弱，此时尽管钱币类型往往不变，但其币值得不到保证，钱币本位制有崩塌之虞。
作为第三种崛起于丝绸之路上的势力，游牧民族政治权威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对资源的控制与再分配。铸币在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塔西佗曾讲到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部落“能够辨认和储蓄我们（指罗马）货币中的某些钱币”；“对于使用钱币交易的部落而言，旧币最为通行，而铸有两驾马车图的锯边旧币尤为他们所喜好”，“他们重视银子甚于金子，并非他们对于二者的质量有所厚薄，不过是因为那些购买低廉的一般用品的人觉得使用银子较为方便而已”。[24]这些史料简略概述了游牧民族使用定居民族发行的铸币作为储藏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游牧民族的支付偏好——剪边足值旧币，指出了游牧民族在日常交易中更倾向使用较低值金属货币的特点。但以上特点的发展非常复杂，需要在观察具体的时空框架下游牧经济形态与其他经济形态的互动过程来理解。
对于和两种不同性质经济接触的中亚游牧民族来说，游牧经济的社会再分配作用和商业的使用并行不悖——5～8世纪的粟特人使用萨珊银币作为支付手段；拜占庭金币则在游牧人的经济中作为礼物再分配。突厥人非常依赖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当然，这与中亚城市本身的发达灌溉农业经济有关。相反，在统制经济的大帝国，总是试图尽力控制希腊-印度类型的商品经济，将其内化为帝国经济的重要部分。
在以海上贸易立国的滨海城邦，金属铸币是最为方便和适宜的支付和流通手段。特别是对单个贸易单位——船只而言，在其贸易航程中，作为财富的储藏手段，贵金属铸币是不二的选择。相比较而言，专业陆上商队如古典时代的帕尔米拉（Palmyra）商队，中世纪的粟特和阿拉伯商队，也大大促进了贵金属铸币在远程贸易中的使用。具体到丝绸之路贸易来说，伊朗语民族出身的西印度沿海塞种“西部太守”（Western Satraps）王朝，大规模发行基于阿提卡制的足值银币。“西部太守”银币的质量上佳，且长期保持足值，可以证明这一塞种王朝作为贵霜帝国与罗马印度洋贸易的居间地位。[25]位于叙利亚沙漠中的帕尔米拉，在参与波斯湾、红海和印度洋贸易时，也起了与“西部太守”王朝相似的作用。
最后，对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共同体来说，铸币的主要作用是与外界的交换媒介。在大一统帝国之外的不稳定地区，农业共同体最需要借由交换获得的商品之一是安全。作为交换，来自外族的保护者往往通过货币税、实物税和劳役来为农业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与分别包含农业共同体人民“死的”（inanimate）和活的劳动力（labor power）实物税和劳役相比，以铸币形式获取的税收本身包含了来自征税者的强制力，因此成为征税者积累财富的最佳选择。当然，这一前提是有活跃的市场经济，积极的经济预期和稳定币值的铸币。尽管如此，地方习俗和法制总约束着货币税对实物税和劳役的完全代替。地方势力与其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平衡，使货币税与实物税和劳役往往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以上的分析简要回顾了铸币在古代世界五种经济形态间的主要作用，但中国的情形有所例外。倘若将中国视为建立在原生农业共同体之上的统制经济大帝国，其与西方各国在货币方面的区别绝不仅仅在于使用模具铸制而非打制钱币一点上。使用丝织品作为税收和贸易的支付手段，是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不同之处。模具青铜铸币和丝织品的二元化货币体系，使中国成为古典时代丝绸之路上独一无二的权力中心。由于事实存在的（固然并非故意的）对丝织业的上游垄断[26]，丝绸成为中国独有、币值稳定的国内乃至国际支付手段。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汉代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于，丝绸来自原生农业共同体，来自千家万户。从城镇中心到周围的农村经济，都可以经丝绸和铜币作为交换媒介，参与到跨境贸易中去。而西方各国商业中使用的货币都采贵金属为原料，以铸币形式实现，由于占人口少数、控制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的统治民族极端重视垄断贵金属矿产、冶炼作坊和铸币工艺，形成了统治民族宰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原生农业民族的局面。
出自游牧民族大月氏或深受大月氏统治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大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可能也由于来自中国境内的大月氏而得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贵霜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内，试图通过金-铜复本位铸币的发行，将其控制的商业经济，内化为帝国的一部分。这一经济模式，与希腊-罗马商业经济和波斯帝国的统制经济都不同。贵霜帝国将其经济凌驾于业已发达的中亚-北印度希腊化商业经济之上。它独具特色的铸币发行，体现了对商业经济的支持和鼓励。贵霜铸币对内是本民族内部的社会再分配手段，而对外则是与各种经济形态进行交换的媒介。在贵霜帝国的建立过程中，中亚铸币进入了全新的金-铜复本位制（Bimetallism）时代，这与此前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德拉克马银币为基础的银币本位制和印度次大陆多样化的银-铜复本位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贵霜正是以此种整合的复本位制铸币体系为工具，实现对其境内城市商业经济的控制，也即对其境内丝绸之路贸易的控制。
接下来，本文着重考察贵霜帝国钱币形态的演变。按照法尔克（Harry Falk）所确定的贵霜年代学，贵霜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7]
（一）贵霜的崛起及这一时期的铸币
贵霜建立自己铸币体系前，经过印度-塞种和印度-帕提亚统治者的不断贬值，西北印度的银-铜复本位体系已经濒于崩溃，几乎坍塌为铜币的单一本位体系，但大夏仍然维持希腊化时代的阿提卡制银本位体系，通用当地打造的四德拉克马银币。西北印度货币本位体系的崩溃，与公元前后半个世纪内这一地区混乱的政治局面互为表里，体现了政治军事乱局所导致的城市商业经济衰退。
相对于当时西北印度的政治经济局面，贵霜-月氏人所控制的大夏地区情形好得多，这一地区也就成为挽回西北印度混乱局面的希望所在。丘就却（公元1世纪中叶到1世纪末在位）在统一大夏的过程中，起初发行保持了阿提卡制本位的Heraios型钱币（见图1-1）。一般认为，这是丘就却所发行钱币的最早类型，钱币正面的头像侧面向右，形状特别，带有独特的头饰和领纹，为后来的贵霜王所继承。背面的希腊文铭文中“ΤΥΡΑΝΝΟΥΝΤΟΣ”（Tyrannountos，独裁者的任期），体现了明显的权力集中，同时有未被解读的铭文“ΗΑΟΥ”和“ΣΑΝΑΒ”，前者可能是跟“独裁者”搭配的统治者称号“翕侯”（佉卢文铭文中称为yavugasa）。这类钱币往往剪边，与前引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游牧民族“喜好”的类型不谋而合。
丘就却越过兴都库什山以后，在西北印度的塔克西拉发行不足值的印度-希腊式合金币和铜币，正面为模仿贝格拉姆的印度-希腊统治者赫尔梅奥斯（Hermaios Soter，公元前90～前70年在位）式样的钱币。图1-2的“罗马皇帝头像”类型铜币和图1-3的“赫拉克勒斯”型钱币都是这一式样的钱币，分别在西北印度的贸易中心塔克西拉和连接印度次大陆与大夏之间的要冲贝格拉姆（Begram）发行，铭文打制形态接近印度-帕提亚统治者的方式，希腊文钱铭自称为“ΚΟΖΟΛΑ ΚΑΔΑΦΕС XOрANOV ZAOOV”（丘就却，贵霜翕侯）。总体来说，在塔克西拉、贝格拉姆等城市商业经济的中心，丘就却的钱币大体上继承了印度-希腊式钱币的本位（业已坍塌）和多样化类型。而在克什米尔等印度-塞种人长期控制的地区，丘就却则模仿打制侵入印度的塞种太守吉洪尼卡（Jihoṇika，希腊文名Zeionises）所发行的两面动物图案的铜币（见图1-4），类型单一。
从经济形态上来理解丘就却发行钱币的情况，其在大夏和西北印度的主要城市分别发行阿提卡制和印度-希腊式的钱币，体现了其对发展商业经济的努力，而在克什米尔发行类型单一的动物图案铜币，则是由于当地商业经济体量完全不能与大夏和西北印度相比，且前期的统治者塞种，是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与前引塔西佗记载的游牧民族偏好交易较低值金属铸币的特点吻合）。
概括来说，丘就却铸币的本位和类型基本上沿用各个地区前代统治者的本位和类型，只是在铭文和图像上加以变化。到丘就却统治后期，他停止了大夏的阿提卡制四德拉克马银币的发行，从而彻底终结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以来的银币本位制，为贵霜政权建立全新的铸币本位体系，进而以此控制境内城市商业经济扫清了障碍。
随着阿提卡制银币的离场，贵霜统治者以“大救主”（Soter Megas）的名义在其统治下的各个地区发行无名铜币（见图2-1～2-3）。[28]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铜币的希腊文铭文通常是语法上有错误的“BACIΛEV BACIΛEVWN CWTHP MEΓAC”，也有正确的“BACIΛEWC BACIΛEWN CWTHP MEΓAC”（王中之王、大救主）。晚近学者争议，这些铜币可能是丘就却之子维玛·塔克图（Vima Taktu，公元1世纪末到约公元113年在位）时代开始发行的，但也很可能在丘就却晚年就开始发行了。[29]“大救主”这一希腊化时代常见的君主称谓，是丘就却早年自称“独裁者、翕侯”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参照《后汉书》的记载，很明确丘就却在其统治时期内已经称王了。
除了后世的铭文之外，维玛·塔克图的名字还出现在克什米尔的动物图案铜币上的佉卢文钱铭“Maharajaasa Rajadirajasa Devaputrasa Vima Takha”（维玛·塔克图，大王、王中之王、天子，见图2-4）。除了这一类型钱币，在维玛·塔克图时期，贵霜钱币在铭文上体现了高度的统一，为其后的类型和本位统一奠定了基础。“大救主”和“天子”称号的使用，也表现出贵霜在兴都库什山南北逐渐确立的政治权威。逐渐趋于统一的铸币，有利于贵霜政权对希腊化-印度城市商业经济的进一步控制。铜币的发行伴随着此前阿提卡制银币的彻底终止，为其后贵霜自身的铸币体系建立铺平了道路。
维玛·塔克图之子阎膏珍（Vima Kadphises，公元113～127年在位）时代，贵霜铸币体系经历了第一次巨大的变革。阎膏珍首先统一了铜币的铸币本位、类型和铸币权：保持17克左右重量和27毫米直径的四德拉克马铜币（见图3-1～3-2）；高度单一化的类型——正面为国王立像，背面为骑牛的湿婆神，贵霜人称其名为Oesho（Veshu），两面固定内容的希腊文-佉卢文钱铭，并有特殊形式的戳记（tamgha）；打造地点完全集中在犍陀罗和大夏之间的交通要冲贝格拉姆：位于大夏、西北印度和坎大哈三地正中间，将城市商品经济的命脉——铸币作坊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
阎膏珍铜币高度单一化的本位、类型和铸币权特征，与本文前述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的钱币特征背道而驰，与此前中亚-印度的货币体系完全断裂，却极其类似古代中国的货币体制——这为建立帝国统制经济奠定了基础。阎膏珍是否受到了汉代铸币五铢钱的启发无证据可循，但贵霜在公元90年的确与西域都护有所接触，且月氏人西迁之后早就与中国有了贸易往来。
与此同时，阎膏珍首创发行金币，从而创立了贵霜金本位制（见图4-1）。根据布雷西（Robert Bracey）的研究，贵霜金币起初与通行银币本位的波斯帝国、萨珊帝国的金币一样，是作为非流通品间断打造的，打造地起初也不稳定，但后来集中在其首都蓝氏城（Balkh）。[30]贵霜统治者显然精心挑选了铜币和金币的打造地点：作为流通手段，支撑商业经济的本位铜币选择交通要冲贝格拉姆打造；作为社会再分配手段，体现民族内部族亲意识[31]和贵霜中央权威的金币选择其族群文化中心蓝氏城打造。布雷西还观察到，在初期的试探性打造阶段之后，阎膏珍统治晚期，金币进入流通，这时的金币开始模仿贝格拉姆的铜币图案打造（见图4-2）。此时，贵霜的金-铜复本位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回顾前三位统治者时期的贵霜钱币体系，有本位逐渐稳定确立、类型单一化、铸币权统一化的特点。从丘就却后期废除阿提卡制，发行“大救主”无名铜币开始，贵霜政权就向建立单一化的稳定本位体系发展。这一体系为统制经济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由阎膏珍创立的贵霜金-铜复本位体系，成为贵霜帝国货币体系的基础。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贸易的空前繁盛，与这一稳定货币体系的建立不无关系。与此同时，五贤帝时代的罗马维持稳定的银本位制（从恺撒到奥勒留皇帝治下[32]）；东汉王朝也在汉和帝的“永元之隆”（89～105）达到其盛世；印度西部的“西部太守”卡尔达马卡王朝（Kardamaka Dynasty）从查什塔那（Caṣṭana，公元78年起在位）开始一直保持稳定的银本位，当时的史料也反映其控制地区积极参与繁荣的印度洋贸易。[33]以上的周边形势极大地促进了贵霜走向鼎盛。贵霜铜币作为以西北印度为中心，连通中亚、印度、中国新疆、东南亚乃至印度洋贸易的流通手段，在多个地区得到发现。[34]贵霜帝国从此时开始的极盛期，与其对商业经济的成功控制不无关系。
贵霜的金-铜复本位体系，区别于此前任何银-铜复本位体系或金-银复本位体系，是世界历史上游牧-农耕混合集团试图以内部统制经济控制人口众多、民族多元的异族城市商业经济的第一次尝试——笔者之所以称其为“世界历史”，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建立真正意义上连通了“世界”。贵霜统治者与其所辖制广大地区的原生农业共同体之间并非同族，因此往往需要以货币经济作为媒介，以铸币作为支付手段来完成税收和建设所需的社会动员。贵霜帝国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发达城市商业的控制基础上，除其源地大夏外，鲜少中国或波斯式的当地农业经济基础。这时，金与铜之间悬殊的兑换比率，一方面给贵霜-月氏本民族统治者以极大的政治经济特权，使其从容控制以铜币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商业经济；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城市商业经济和游牧再分配经济之间交流的风险。[35]参照罗马帝国金-银复本位体系最终被索里得金币（Solidus）为基础的单本位制取代的结果，贵霜货币经济体系也将面临相似的情形。但贵霜的情形更不稳定且剧烈动荡——统治者没有维持住铸币本位，在经济上陷于崩溃。罗马帝国之所以能绵延数百年，与其给予异民族精英公民一定地位有关，促使帝国统治阶级吸纳各行省、属地和附属国的社会精英。反观贵霜，其单一依赖金融手段的统治后果是金币一开始就作为一种特权标志物存在，它的全面流通助长的是裙带关系而不是精英统治。自从阎膏珍统治后期金币越出了族亲内部赏赐的范畴，成为流通手段，就不可避免地由于虹吸效应大量流入市场。一旦铜币贬值，这种虹吸效应导致的结果就是金币迅速倒流入市场，使贵霜统治者的经济特权荡然无存，直接威胁到帝国的统治。
（二）贵霜帝国全盛时期的货币体系及其统制经济
从迦腻色迦（Kanishka I）到波调（Vasudeva I），贵霜帝国进入其全盛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史实，在《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和余太山先生的《贵霜史研究》中都有详细的叙述。
迦腻色迦保持了阎膏珍时代本位金币（8克第纳尔）和本位铜币（16克四德拉克马）同时大量流通的状态（见图5-2～5-5）。布雷西总结了这三位贵霜王统治时期贵霜钱币的三大特点：第一，迦腻色迦在其统治初年（公元127年[36]），以统一的希腊字母大夏语（Bactrian）铭文代替希腊-佉卢文双语铭文，这也体现在以腊跋闼柯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为代表的史料中改元和规范官方语言的记载。第二，铸币背面使用东伊朗多神教神像（有个别使用佛像），将帝国官方的多神信仰系统在钱币上表现出来。第三，在胡毗色迦（Huvishka）统治早期（约公元160年），贵霜四德拉克马铜币从足值的16克陡然贬值到11克上下，同时较低面值铜币不再发行。由于金币没有明显贬值，这种下降可能并非来自贵霜统治者的主观意愿。[37]
迦腻色迦最初发行的第纳尔金币和二德拉克马铜币正面依然使用希腊语铭文“BACIΛEYC BACIΛEWN KANHρKOY”（王中之王，迦腻色迦），背面配以希腊神祇及希腊语神名（如HΛIOC，太阳神Helios；ΗΦΑΗCΤΟC，火神Hephaistos等）。布雷西指出，从迦腻色迦到胡毗色迦时代，在犍陀罗和克什米尔还各有一个铸币作坊打造佉卢文铭文的铜币。但绝大多数的铸币都已经改用大夏文铭文：“ρAONANOρAO KANΗρKI KOρANO”（王中之王，迦腻色迦，贵霜）。在1993年发现的腊跋闼柯铭文中，记载了迦腻色迦把希腊语敕令改为“雅利安语”。学者解读为以大夏语代替希腊语作为行政语言。同样，迦腻色迦以此年为自己纪元的元年，此前西北印度使用的两个主要的纪元——阿泽斯纪元（Azes Era）和“希腊纪元”（Yavana Era）也宣告结束。
迦腻色迦建立伊朗化的多神信仰系统，将印度、希腊的神祇都吸收到其中。对比早期的希腊语铭文钱币和其后大量发行的钱币，希腊太阳神Helios和对应的伊朗神祇密特拉（Mithra）的图像相同（见图5-1a、图-1b）。随着帝国的建立，其所统治地区的多样化文化客观上要求不同信仰体系的整合（见图5-2～图5-5）。
胡毗色迦统治早期铜币的贬值（见图6-1至图6-5），可能原因是贵霜境内城市商业经济陷入危机。比瓦尔（A. D. H. Bivar）提出了印度城市与公元166年罗马奥勒留时代天花瘟疫的联系，可能是原因之一[38]。这一时期，罗马印度洋贸易大大减少，中国则处于东汉末年政治昏暗，灾变连年的桓灵时代（146～189）。[39]值得注意的是，在迦腻色迦时期，伴随纪念性、宗教性建筑大兴土木，金币大量出土于这些纪念建筑周围，说明了最早作为族群内部社会再分配手段的金币，此时已纳入贵霜王朝试图建立的统制经济中。迦腻色迦通过控制金币发行，扩大税收，控制收支，完成财富的集中，大规模规划和修建宫殿和纪念建筑，并发展国家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然而正如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描述的，这一时期，是当权者专制统治的最后阶段，王朝发展到顶峰，即将走下坡路。[40]随着铜币的贬值，原有的金-铜复本位体系受到极大撼动。原来主要用以进行社会再分配，特别是与官方大型工程和宗教经济相联系的金币，也大量充当城市商业经济的交易媒介。
综述这一时期的贵霜金币和铜币，二者都具备类型多样化和铸币地点分散化的特点——从阎膏珍时期单一的背面图像，到包含多神的钱币背面类型；从蓝氏城和贝格拉姆两大铸币中心，到境内多地打造。随着帝国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这一变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也符合城市商业经济自身繁荣发展的要求，超出了统制经济——此时贵霜钱币更接近希腊化-罗马钱币的多样类型而不是中国式钱币的单一类型。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从铜币的贬值开始，本位体系开始动摇了。随着铜币贬值，金币进一步替代其充当流通手段的角色。
贵霜金币并没有像后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那样流行于丝绸之路上。已知出土于贵霜境外的贵霜钱币都是铜币。[41]这一方面证明贵霜金币并非国际支付货币，也说明贵霜商人在远距离跨境贸易上有其他的支付手段（显然，更不可能是铜币）。[42]
（三）贵霜帝国的衰落及其在铸币史料中的反映
公元224年，波斯萨珊王朝崛起并推翻安息帝国。几年之内，贵霜故地巴克特里亚（大夏）和犍陀罗被萨珊波斯征服，贵霜的统治中心向克什米尔、旁遮普和秣菟罗转移。
根据法尔克的研究，在迦腻色迦一世纪元100年后（公元227年），迦腻色迦二世（Kanishka Ⅱ，约227～247年在位）建立了新的纪元。在迦腻色迦二世和其后的瓦西色迦（Vasishka，约247～267年在位）时代，贵霜铸币体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布雷西指出，对应前述帝国全盛期的三方面特点，这一时期贵霜钱币相应的特点是：第一，在大夏文钱铭旁边出现了以婆罗谜文（Brahmī）书写的铸币戳记（controlmark）；第二，背面神像只剩下乘牛的湿婆（Oesho）和端坐的女神诃梨帝（Ardochsho）两种；第三，本位铜币继续贬值，从胡毗色迦时代的11克逐渐下滑到5克多，同时，自迦腻色迦二世时代起，第纳尔金币也出现贬值，从波调一世（Vasudeva I，约195～225年）时代的平均稍多于8克下降到平均不足8克。[43]
从波调一世统治末期起，萨珊波斯便侵入大夏，其征服大夏和犍陀罗的具体时间并没有明确材料证实。但迦腻色迦二世以来的贵霜钱币发展的新趋势，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贵霜帝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贵霜钱币发展的新趋势依然要从铸币地点、铸币权、钱币类型、钱币功能和本位体系反映的经济情况来看。首先，婆罗谜文的铸币戳记，一般认为是代表打造钱币的地点。此前，无论是在阎膏珍的单一铸币地时代还是在迦腻色迦一世的多个铸币地时代，钱币都没有表示铸币地点的戳记。阎膏珍时代，铸币权牢牢控制在贵霜中央之手，铸币作为统制经济的有效工具发挥其职能；而在迦腻色迦一世时代，由于各个地区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打造于不同地区的钱币可以在帝国境内自由流通，没有必要使用铸币地戳记。而到了迦腻色迦二世时代，帝国相继丢失了最重要的大夏和犍陀罗，其经济文化核心地区受到严重破坏，贵霜统治者对重要资源的控制更加集中，其王朝统制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的控制加强，戳记便在此时应运而生，且使用印度中部通行的婆罗谜文。这时，贵霜所控制地区的城市商业大不如前，反映为钱币类型的单一化和本位体系的进一步动摇。
就贵霜钱币类型来说，早在波调一世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单一化趋势。波调一世的钱币背面绝大多数是乘牛的湿婆（Oesho），鲜少出现其他神祇尤其是伊朗神祇（见图7-1～7-5）。由于波调的名字（Vasudeva）是典型的印度人名，他在位的时代伊朗世界则由于萨珊王朝崛起而形成统一政治力量，不难想象这一时期贵霜依赖湿婆作为战神的宗教诉求。随着贵霜在大夏和西北印度的失败，迦腻色迦二世以降，王朝统治中心转向中印度，除了发行背面有湿婆像的钱币外，也发行有女神Ardochsho立像的钱币。后者在中亚希腊化时期与希腊的丰收女神堤刻（Tyche）和印度的母神诃梨帝（Hārītī）融合，成为这一地区为最广泛人群接受的神祇之一。[44]总之，从波调一世以后，贵霜钱币的类型大大减少。
至于迦腻色迦二世时代开始的金币贬值（见图8-1～图8-4），布雷西谨慎地认为，贬值可能来自逐渐增加的铸币生产对黄金存量的压力。根据已知的情况，从3世纪中叶开始，萨珊王朝在大夏的统治者贵霜沙（Kushanshah）建立了稳固的政权，控制了贵霜在大夏故地的金币铸造地，但贵霜黄金的来源并没有变化。贵霜对其黄金来源的控制甚至一直保持到王朝结束。[45]此时贵霜作为一个残余的帝国仍控制印度的城市商业经济，但随着金币本位的破坏，其统治族群内部的分配机制便岌岌可危，经济上的危机和政治上的失序互为表里。布雷西指出，在瓦西色迦统治结束后（约公元267年），迦腻色迦三世（Kanishka Ⅲ）和波调二世（Vasudeva Ⅱ）争夺统治权，这正是金币币值松动背后的政治背景；相似的情况亦出现在波调二世统治末期（公元3世纪末）。[46]样式单一且贬值的金币也体现贵霜回到类似游牧民族的关键资源控制型经济，中央政权不再拥有广泛的再分配权力，亦难以维持商业经济所必需的币值本位稳定。
当一个王朝不仅陷于外敌入侵，也由于内部权力斗争而自我削弱时，其族亲意识也就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外来王朝，对印度城市商业经济的控制只会大大削弱。波调二世以后，贵霜金币币值仍然能保持在迦腻色迦二世时代的水平，但铜币不刻王名，并继续贬值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见图9-1～图9-4）。这时候，印度的城市商业经济已经开始为新兴的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约320～550年）所控制了。
贵霜王朝最后的统治者（公元4世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活动，而这一王朝的终结，则与后来寄多罗人（Kidarites）的兴起有关。寄多罗人控制了贵霜两个主要铸币地点中的一个，另一个所造金币很快失去了含金量——资源控制型经济结束，便宣告了贵霜王朝的瓦解。
结语
贵霜帝国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分期中可见一斑。贵霜试图同时控制丝绸之路城市商业经济，并以其本民族统治阶层为核心建立帝国的尝试，和近两个世纪辉煌后的迅速崩溃，都可以通过对其钱币的类型、本位（币值）和铸币权的变化分析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其统治中心大夏被统制经济型的萨珊帝国征服，导致了自希腊化时代开始的丝绸之路贸易衰落，而贵霜在印度的经营最终催生了笈多帝国的繁荣。贵霜铸币则作为当时周围诸多民族的使用和流通、支付与储藏手段得以在其境内广泛传播，但没有证据支持其曾用于远距离贸易的支付手段。
本民族建立的统制经济大帝国与外来游牧民族所建立帝国的经济形式不尽相同。前者依靠当地的经济基础——农村公社，为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长期、必要的支持。相比之下，虽然外来游牧民族的帝国长于资源控制，却严重依赖城市，一旦商业景气不再（流行病肆虐），资源（如贵霜对金矿的控制）为敌手夺取之后，游牧民族缺乏有效的社会再分配手段，最终无法建立像萨珊帝国和笈多帝国那样的定居民族大帝国。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之外，还要看到气候因素的作用。笈多帝国的崛起和阿富汗、西北印度的衰落，跟公元1～4世纪欧亚大陆气候向干冷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47]
所谓“古代晚期”世界的开端，从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来看，是从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社会危机开始的；在中亚与印度，则表现为贵霜帝国的衰落。贵霜时代丝绸之路中亚-印度的南北走向跨区域贸易，与希腊人、塞种、月氏-贵霜的扩张方向一致，体现了崛起的游牧民族试图控制兴都库什山南北丝绸之路贸易的特点。从贵霜时代起，大夏经由贝格拉姆到犍陀罗的商路异常繁忙。沿着犍陀罗-旁遮普一路南下，向东进入恒河流域，向西南则到达“西部太守”王朝统治的印度西南部海岸，从此处与罗马帝国的印度洋海上贸易网络相连。[48]贵霜的式微结束了希腊化时代以来中亚-印度南北走向的跨区域贸易。从希腊化时代开始，这一贸易模式持续了四个世纪之久，构成了中亚-南亚段丝绸之路贸易的基础，也为后世的粟特人网络化贸易通路确立了地理基础。
公元3世纪贵霜的式微伴随着罗马印度洋贸易量的急剧下滑，印度航线直到公元4世纪初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的时代才有所恢复，但其主要目的地已南移至斯里兰卡。[49]《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所描述的西印度港口的繁忙局面，随着“西部太守”王朝的衰落而一去不复返。萨珊波斯的崛起及其对两河流域下游平原的控制，也切断了罗马及其附属国通往波斯湾的通路。在西亚和西北印度，以萨珊银币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体系发展起来，在其南北两侧的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则流通着拜占庭金币。[50]中古时代的丝绸之路贸易模式，在公元4世纪初便显现其雏形。
附图
一 丘就却钱币
赫尔梅奥斯类型银币，正面铭文漫漶，背面为希腊语铭文，打造于大夏，有剪边，见图1-1。
图1-1
“罗马皇帝头像”类型铜币，正面希腊文，背面佉卢文铭文，打造于塔克西拉，重3.11克，直径18毫米，见图1-2。
图1-2
“赫拉克勒斯”类型铜币，正面希腊文，背面佉卢文铭文，打造于塔克西拉和贝格拉姆，重6.41克，直径19毫米，见图1-3。
图1-3
正面牛，背面骆驼图案铜币，正面希腊文，背面佉卢文铭文，打造于克什米尔，重10.28克，直径24毫米，见图1-4。
图1-4
二 维玛·塔克图钱币
无名王“大救主”类型铜币，双面希腊文铭文，打造于贝格拉姆，重8.58克，直径20毫米，见图2-1。
图2-1
无名王“大救主”类型铜币，双面希腊文铭文，打造于大夏，重12.59克，直径24毫米，见图2-2。
图2-2
无名王“大救主”类型铜币，正面希腊文，背面佉卢文铭文，打造于犍陀罗，重9.32克，直径21毫米，见图2-3。
图2-3
正面牛，背面骆驼图案铜币，正面希腊文，背面佉卢文铭文，打造于克什米尔，重4.38克，直径17毫米，见图2-4。
图2-4
三 阎膏珍铜币
四德拉克马铜币，双面希腊文铭文（背面漫漶），打造于贝格拉姆，重17.24克，直径26毫米，见图3-1。
图3-1
四德拉克马铜币，正面希腊文，背面佉卢文铭文，打造于大夏，重16.79克，直径27毫米，见图3-2。
图3-2
四 阎膏珍金币
第纳尔金币，正面希腊文，背面佉卢文铭文，打造于大夏，见图4-1。
图4-1
第纳尔金币（阎膏珍后期），正面希腊文，背面佉卢文铭文，打造于大夏，重8克，直径22毫米，见图4-2。
图4-2
五 迦腻色迦钱币
第纳尔金币（迦腻色迦初期），双面希腊文铭文，背面为希腊太阳神Helios像，打造于大夏，重7.87克，直径20.5毫米，见图5-1a。
图5-1a
第纳尔金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太阳神，其名称为大夏语Miiro，打造于大夏，重7.93克，直径19毫米，见图5-1b。
图5-1b
第纳尔金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女神Nana，打造于大夏，重7.97克，直径19毫米，见图5-2。
图5-2
四分之一第纳尔金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女神Mao，打造于大夏，重1.97克，直径13毫米，见图5-3。
图5-3
四德拉克马铜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Oado神，打造于贝格拉姆，重17.51克，直径26毫米，见图5-4。
图5-4
德拉克马铜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Oado神，打造于克什米尔，重4.43克，直径19毫米，见图5-5。
图5-5
六 胡毗色迦钱币
第纳尔金币（胡毗色迦中期），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Ardochsho女神，打造于塔克西拉，重7.99克，直径20毫米，见图6-1。
图6-1
第纳尔金币（胡毗色迦晚期），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Shaoreoro神，打造于大夏蓝氏城，重7.96克，直径21毫米，见图6-2。
图6-2
四分之一第纳尔金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Shaoreoro神，打造于大夏蓝氏城，重1.99克，直径13毫米，见图6-3。
图6-3
四德拉克马铜币（胡毗色迦早期），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Oesho神，打造于犍陀罗，重17.11克，直径26毫米，见图6-4。
图6-4
四德拉克马铜币（胡毗色迦中晚期），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Mao神，打造于塔克西拉，重10.8克（已贬值），直径26.34毫米，见图6-5。
图6-5
七 波调一世钱币
第纳尔金币（波调一世早期），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Oesho神，铸币地不明，重7.96克，直径21毫米，见图7-1。
图7-1
第纳尔金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Oesho神，打造于塔克西拉，重7.93克，直径20毫米，见图7-2。
图7-2
四分之一第纳尔金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Oesho神，打造于塔克西拉，重1.97克，直径12毫米，见图7-3。
图7-3
已贬值本位铜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Oesho神，铸币地不明，重11.02克，直径25毫米，见图7-4。
图7-4
已贬值半面值本位铜币，双面大夏文铭文，背面为Oesho神，铸币地不明，重4.38克，直径17毫米，见图7-5。
图7-5
八 后期贵霜金币
第纳尔金币（迦腻色迦二世），双面大夏文铭文，正面有婆罗谜文戳记，背面为Ardochsho女神，打造于塔克西拉，重7.85克（已贬值），直径21毫米，见图8-1。
图8-1
第纳尔金币（瓦西色迦），双面大夏文铭文，正面有婆罗谜文戳记，背面为Ardochsho女神，打造于塔克西拉，重7.83克（已贬值），直径21毫米，见图8-2。
图8-2
第纳尔金币（迦腻色迦三世），双面大夏文铭文，正面有婆罗谜文戳记，背面为Oesho神，铸币地不明，重7.93克，直径21毫米，见图8-3。
图8-3
第纳尔金币（波调二世），双面大夏文铭文，正面有婆罗谜文戳记，背面为Ardochsho女神，打造于塔克西拉，重7.89克（已贬值），直径23毫米，见图8-4。
图8-4
九 后期贵霜铜币
迦腻色迦二世铜币，正面带有婆罗谜文戳记vi，背面为Ardochsho女神，铸币地不明，重6.82克，直径20～21毫米，见图9-1。
图9-1
瓦西色迦铜币，正面带有婆罗谜文戳记chhu，背面为Ardochsho女神，铸币地不明，重5.62克，直径20毫米，见图9-2。
图9-2
波调二世铜币，正面带有婆罗谜文戳记vasu，背面为Ardochsho女神，铸币地不明，重4.33克，直径15～16毫米，见图9-3。
图9-3
波调二世铜币，正面为贵霜王室戳记，背面为婆罗谜文戳记vasu，铸币地不明，重3.56克，直径16毫米，见图9-4。
图9-4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ilk Road Trade Patterns in ca. 1st-4th centuries CE：Based mainly on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Kushans
Wan Xiang Lin Ying
Abstract：Long-distance trade networks consisted of both maritime and overland routes had emerged long before the inception of Silk Road trade. Afterwards，the trade patterns of the Silk Road altered along with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agents of trading network. A comparison of the routes in the Memoir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Han Dynasty with those of the Sui-Tang chronicles indicates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de patterns of the Kushan period and the later period when the Sogdians took control of the network. A survey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and numismatic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Kushans in this paper enabled a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control of the Kushan Empire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to the Silk Road trade. In particular，the monetary system of the Kushans was the major means of their economic control.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Kushan Empire，new trends emerged in the Silk Road trade in the fourth century CE，marking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Silk Road of ancient empires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trade pattern i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Keywords：Silk Road Trade；Kushan Empire；Trade Pattern；Periodization
（执行编辑：徐素琴）
[1]作者万翔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林英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方古典中世纪文献中的丝绸之路研究”（项目批号：16XSS002）阶段性成果。
[2]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and I，Berlin：Dietrich Reimer，1877，p.496.
[3]事实上，张骞在大夏看到了蜀地出产的货物邛竹杖和蜀布（《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166页），证明此时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已经联结了中亚和中国。
[4]关于这一贸易路线参见刘昌玉《麦鲁哈与上古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5]参见Lionel Casson，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Wilfred H. Schoff，Parthian Stations by Isidore of Charax，Philadelphia：Commercial Museum，1914；John Watson MacCrindle，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by Ptolemy，New Delhi：Today & Tomorrow's Printers & Publishers，1974。其中《帕提亚驿程志》的中文译注已由余太山先生完成，见余太山《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译介》，载《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第169～194页。
[6]参见Elvind Heldaas Seland，“Writ in Water，Lines in Sand：Ancient Trade Routes，Models and Comparative Evidence.”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2（1），2015，pp.1-11。
[7]这部分记载在托勒密的《地理志》第1卷第11章。参见L. J. Berggren and A Jones，Ptolemy's Geography—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pte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72。
[8]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p.499. 对此的讨论参见Daniel C. Waugh，“Richthofen's ‘Silk Roads’：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The Silk Road 5/1，2007，pp.1-10。
[9]Ian Morris，“Mediterraneanization.”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18，pp.30-55.
[10]参见Walter Scheidel，“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Scale and Productivity of Roman Maritime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Maritime Technology in the Ancient Economy：Ship-Design and Navigation，ed.，W.V. Harrisand K. Iara，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 84. Portsmouth，RI，pp.21-37；J. G. Manning，“At the Limit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Tim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Kings”，Reconfiguring the Silk Road：New Research on East-West Exchange in Antiquity，ed.，Victor H. Mair and Jane Hickma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4，pp.5-14。
[11]对此的讨论参见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读书》2018年第3期；杨俊杰《“弄丢”了的丝绸之路与李希霍芬的推演》，《读书》2018年第5期。
[12]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
[13]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
[14]著名的粟特人信札（313～314）虽然提到生活在洛阳、金城（甘肃）和新疆的粟特人，但是从内容来看，当时的粟特人还没有形成5世纪之后的网络状的定居点。4世纪时，在各个城市中的粟特人更多是点状分布，而非网络分布。
[15]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266～294页。
[16]“后古典-前伊斯兰”（Late Classical & Pre-islamic）是以西亚-地中海世界为中心的时代框架，对应的中国史代框架则是秦汉-隋唐大一统帝国。安史之乱撼动了唐帝国的统治根基，从此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改变了中古时代以后中国政治进程；与之相伴随的经济政策（如两税法）和文化变迁（如夷夏观念的觉醒），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变化。
[17]参见A. D. H. Bivar，“Gondophares”，Encyclopædia Iranica（伊朗学百科全书）在线版，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gondophares，2012年2月17日更新。
[18]持此看法之典型代表如荣新江《欧亚大陆视野下的汉唐丝绸之路》，载李肖主编《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17。
[19]《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后汉书》卷11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
[20]参见余太山《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译介》，载《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第169～194页。
[21]《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第1579～1580页。
[22]〔英〕H.裕尔：《东域纪程录丛》，〔法〕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第173～174页。
[23]从唐之前职贡图的演变也可以看出从线到网的转变。参见林英《职贡图与西域传：汉唐时代丝路文本与图像的互动》，待刊。
[24]〔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57～58页。
[25]参见Elvind Heldaas Seland，“Ancient Afghanistan and the Indian Ocean：Maritime Links of the Kushan Empire ca. 50-200 CE，”Journal of Indian Ocean Archaeology 9，2013，p.68。
[26]中国对丝织业的垄断只是上游垄断而不是完全垄断。事实上，早在帕尔米拉发现的公元前1世纪丝织品里，就有大量当地纺织的丝绸服饰。至于罗马帝国接受来自推罗和西顿的重新纺织成紫色的中国丝绸，则是古典作家所耳熟能详的了。参见Elvind Heldaas Seland，“Ancient Afghanistan and the Indian Ocean：Maritime Links of the Kushan Empire ca. 50-200 CE”，p.71。
[27]目前最为全面系统，且为学界公认的贵霜年代学研究，由法尔克等学者总结。参见Harry Falk，“KUSHAN DYNASTY iii. Chronology of the Kushans”， Encyclopedia Iranica，2014，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kushan-03-chronology，2014年12月8日更新。
[28]关于“大救主”钱币的介绍及其问题由来，参见杨巨平《“Soter Megas”考辨》，《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笔者不同意该文将钱币发行者认为是“监领”“天竺”的将军的看法，而认为是贵霜王权直接掌握铸币权，对此将另文详述。
[29]丘就却在克什米尔发行的动物图案铜币中有“大王、王中之王”的字样；此外，在公元75年的潘治塔尔（Panjtār）铭文中，出现了“maharaya guaa”（贵霜大王）的字样；在公元79年的另一处铭文中有“yaua maharaya”（翕侯、大王）字样；在公元89年塔克西拉的银册铭文中则有“maharaja rajatiraja devaputra khuaa”（大王、王中之王、天子、贵霜）的完整称号。以上铭文都在年代学家所计算的丘就却统治时期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称号越来越多。很可能的情况是，在丘就却晚年才开始首次使用的印度-中国式“Devaputra”（天子）称号与印度-希腊式的“Soter Megas”（大救主）同时采用，以代表跨兴都库什山南北的贵霜王权的确立。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余太山先生对此问题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类型钱币很可能是从丘就却时代就开始发行了的，详参氏著《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第57～59页。
[30]Robert Bracey，“The Coinage of Wima Kadphises”， Gandhāran Studies 3，2009，pp.25-74.
[31]笔者在此引入了14世纪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在《历史绪论》（al-Muqaddimah，约成书于1378年）中提出的族亲意识（阿拉伯语：′Aṣabiyyah）概念。这一概念，所指的是族群之间的团结意识、凝聚力。伊本·赫勒敦观察到，王朝兴衰与民族聚散，都以一定的周期循环。来自文明中心地带周边的人群，起初以强大的族亲意识形成民族，以王朝的方式延续，直至创建逐鹿文明中心的帝国，但当其入主文明中心之后，其族亲意识受到已有文明的影响而逐渐式微，最终以宗派和领袖之间的纷争，为其周边地带新崛起的人群所取代，如此周而复始。族亲意识是联系游牧民族发展壮大的纽带。〔突尼斯〕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册，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第158～410页。
[32]马克思曾经详细讨论过罗马本位制变化的情况：从起初的铜本位制过渡到银-铜复本位制，同时随着银币的大量发行（公元前272年塔兰托之战后完成亚平宁半岛统一），铜币沦为辅币，过渡到银本位制。而关于罗马金币的价值，马克思叙述到，伴随着共和国晚期大量黄金作为战利品流入罗马，金币的重量不断增加，导致金价对相对稳定的银价不断波动。参见〔德〕卡尔·马克思《单本位制或复本位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198～206页。
[33]参见Lionel Casson，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206.
[34]罗帅对这一时期贵霜帝国控制区之外所发现的贵霜铸币情况进行了统计。参见罗帅《贵霜帝国的贸易扩张及其三系国际贸易网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5]参照公元前3～前2世纪罗马银币的兑换比率：1个银Denarius兑换10个铜Asses；1个金Aureus兑换25个银Denarii，金币是铜币的250倍。此兑换比率来自马克思，参见卡尔·马克思《单本位制或复本位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198～201页。
[36]其年代比定来自对迦腻色迦的铭文研究。参见Nicolas Sims-Williams，“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Rabatak：a new reading”，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18，n.s. 2004[2008]，pp.53-68，据此，法尔克对迦腻色迦的年代进行了目前学术界较为公认的比定，参见法尔克，前引网页链接。
[37]Robert Bracey，“KUSHAN DYNASTY iv. Coinage of the Kushans”， Encyclopedia Iranica在线版，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kushan-dynasty-04，2016年8月17日更新。
[38]A. D. H. Bivar，“Hāritī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Kusan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3.1，1970，pp.10-21.
[39]关于罗马在此次瘟疫中受到的影响及其印度洋贸易衰落的关系，参见Raoul McLaughlin，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India and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Press，2010，pp.59-60。
[40]〔突尼斯〕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册，李振中译，第227～228页。
[41]参见罗帅《贵霜帝国的贸易扩张及其三系国际贸易网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42]罗帅在其论文中谈及《太平御览》引三国吴康泰《外国传》描述贵霜商人在东南亚从事马匹贸易的情况。正如中国商人使用丝绢一样，贵霜（月氏）商人很可能使用马匹作为远距离跨境贸易的支付手段。然而，其论文最后推断的“贵霜商人在对外贸易中使用铜币”则是不符合远距离贸易规律的。很可能并不存在从事远距离贸易的“贵霜商人”，而更可能是使用贵霜钱币的印度各地商人（参考前引塔西佗书中游牧民族使用罗马钱币作为储藏和支付手段的描写）。并且贵霜铜币并非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而很可能是携带方便的零钱，用于低值物品采购（参考前引塔西佗书中游牧民族更偏好使用罗马银币的记载）。
[43]J. Cribb and W. A. Oddy，“Debasement and Sequence of Late Kushana Old Coins，” in A. K. Jha and S. Garg，eds. Ex Moneta：Essays on Numismatics，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Honour of Dr David W MacDowall，London：Nashik，1998，pp.253-268；R. Bracey and W. A. Oddy，“The Analysis of Kushan Period Gold Coins by Specific Gravity，” Gandhāran Studies 4，2010，pp.31-38.
[44]参见A. D. H. Bivar，“Hāritī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Kusan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3.1，1970，pp.10-21。
[45]Robert Bracey，“Review of The Alexander Medallion，” Numismatic Chronicle171，2011，pp.487-494.
[46]参见Robert Bracey，“KUSHAN DYNASTY iv. Coinage of the Kushans，” Encyclopedia Iranica在线版，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kushan-dynasty-04，2016年8月17日更新。
[47]参见麦考密克等人对罗马帝国气候变迁的研究：McCormick，Michael，Ulf Büntgen，Mark A. Cane，Edward R. Cook，Kyle Harper，Peter John Huybers，Thomas Litt，et al.，“Climate Change during and after the Roman Empire：Reconstructing the Past from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43：2，2012，pp.169-220。
[48]参见Elvind Heldaas Seland，“Ancient Afghanistan and the Indian Ocean：Maritime links of the Kushan Empire ca. 50-200 CE，” p.68。
[49]Gary K. Young，Rome's Eastern Trade：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Imperial Policy 31 BC-AD 305，London：Routledge，2001，pp.73-79.
[50]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拜占庭化”，参见Michael Maas，“How the Steppes Became Byzantine：Rome and the Eurasian Noma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Rome，China，Iran and the Steppe，ca. 250-750，ed.，Nicola di Cosmo and Michael Ma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