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非安全情势与阿拉伯之春困局
作为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中提到的“动荡弧”上的重要节点，[2]北非地区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且具备独特的成因和内涵所指。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原有不稳定因素加速激变，三大安全威胁在此获得滋生空间的同时不断向周边扩散，北非五国日渐沦为名副其实的“安全缺口”。
（一）北非地区安全问题的成因及内涵
北非地区安全问题十分突出的原因涉及主、客观两个层面。主观上，五国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西方，导致地区安全环境的营造和维护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甚至成为诱发安全危局的导火线。加之长期受困于政策透明度低、政府合法性差、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全等缺陷，政府当局治理能力和水平亟待提升。政治与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善的情况下，民众的失望、不满情绪持续发酵，极易在国内外政治势力挑动下陷入冲突及由此而生的次生性安全威胁。[3]
客观上，无论常态化的发展进程还是突发事件下的危机管理，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影响无处不在，对地区安全情势造成不同程度的干扰。惯常插手北非事务的外部势力有两类。一是来自区域周边，主张以“泛伊斯兰主义”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海湾国家。众所周知，北非五国因近代以来备受西方思潮浸染，阿拉伯民族主义发育较早且成熟度高，大多走上了从民族独立到军人革命再到建立共和制国家的独特发展路线。故而“民族本位观”在当地很有市场，主张凭借世俗化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整合并领导阿拉伯世界。显然这与以沙特为首的泛伊斯兰主义君主制国家宗教立国之构想南辕北辙，于是乎后者常常借助西方势力对北非国家事务指手画脚。阿拉伯之春前后，在推翻世俗势力代表人物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的过程中，沙特和卡塔尔主导的阿拉伯联盟与海合会介入很深，希望借机彻底铲除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确定君主制国家和反伊斯兰思想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二是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它们依仗强大实力和历史关联频频插手北非各项事务，一方面借机培植亲信、铲除异己，通过扶植“代理人”打造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亲西方政权”；另一方面以武力威逼、设置民主陷阱、双重标准等方式继续强行推广西式民主理念，将北非国家推向更为不安全的境地。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兰德公司曾发布一份名为《北非安全：内部与外部挑战》[4]的报告，总结了该时期北非地区的基本安全局势。
（1）内部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来自伊斯兰反对派运动和民主化运动的双重压力把原本隐藏于国家内部的矛盾推至前沿，加之人口与经济困境长期无解，致使国内危机四伏。与此同时，精英层与大众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且趋向深化，大众舆论与持温和政见的亲西方政权相比在北非安全局势中常常发挥压倒性作用，这一点通过海湾战争中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反馈得以鲜明体现。
（2）“好战的伊斯兰”（militant Islam）挑战政局、威胁安全。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认为，伊斯兰主义者普遍追求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全面实现，但因应对方式差异而存在“好战”与“非暴力”之分。[5]前者热衷于武装斗争，暴力倾向明显，并借助移民、武器扩散等增加自身威胁能力，其隐蔽性、危险性和跨国性都是不可估量的。北非国家内部矛盾与外部势力频频插手，恰恰为极端伊斯兰势力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
（3）北非国家地缘政治重要性发生调整，旧时“地缘遏制战略”效力渐失使其难以凭借扼守海陆要道或借助超级大国间矛盾坐收渔利，因此选择开发其他能够增加自身地缘重要性的筹码，如区域一体化（成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领土扩张、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密切同美欧国家间关系等。上述措施恰似“双刃剑”，在有限提升北非国家“存在感”和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同时，也给地区安全添加了新的威胁可能。
（4）轻小型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乃至核武器的扩散在该地区较少受到控制。冷战期间，为了达到抑制美苏超级大国军事存在的目标，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曾极力倡导削减军备。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及海湾战争的刺激，北非国家意欲摆脱国际裁军机制束缚，借助核武器、生化武器、弹道导弹、潜艇技术全方位提升自卫能力。此举无疑严重背离了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良性发展的大趋势，玩火自焚的同时也给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了重大隐患。
（5）“南北冲突”的恐惧与“南南摩擦”的现实同时冲击北非国家。蔓延于欧洲国家的仇外心理、反移民呼声以及西方决策层就“南部威胁”的讨论使得南北冲突随时面临恶化，欧盟努力提升防御能力似乎是个微妙的信号，预示着西方世界对地中海南部近邻的警惕性和排斥感整体上有所增加。同时1980年利比亚对突尼斯边境的入侵，[6]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之间对西撒哈拉地区归属权的争端等都表明南南摩擦，特别是邻国间冲突仍未平息。[7]
如果说兰德公司对北非安全局势的分析和预测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不得不承认报告中的大部分判断不仅准确有效且被赋予了新的现实内涵。原本潜伏其中的内部矛盾衍生为剧烈政治变革甚至内战血海；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活动看准北非各国因内乱而出现权力真空之机，活动极尽猖獗；西方国家在北非乱局中扮演了幕后主使与受害者双重角色，南北矛盾因地区民主改革变质以及二战后最严重的难民潮爆发而变得更为微妙。下文将简略介绍阿拉伯之春的触因、发展和现状，与此同时着重剖析21世纪以来北非地区安全局势的演变。
（二）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五国
阿拉伯之春的表述最早见于2003年《纽约时报》中帕克（George Parker）的《梦寐以求的民主》一文，来自埃及的萨德·易卜拉欣（Saad Eddin Ibrahim）成为使用此说法的第一位阿拉伯作家，他乐观地认为“如果当前提上日程的埃及改革能够顺利改造穆巴拉克的政治遗产的话，阿拉伯之春将引领迟到多年的自由民主之风迅速吹遍这方土地”。在公正（Adala）、自由（Hurriya）、尊严（Karama）、尊重（Ihtiram）等积极的道德伦理原则指导下，碎片化的抗议活动拟达到如下目标。（1）摒弃旧有统治体制实施家长式领导时，威权至上，缺乏德行和仁慈的传统模式，以法治取缔人治，将公民社会的发育从政治国家的高压中挣脱出来。（2）追求个体有尊严的生活，消除来自国家机器的屈辱性盘剥与压迫。打压统治阶层特权自由，同时倡导民众无论是否与执政当局政见相投，都有权利平等享受社会资源与机会。（3）参与全球发展进程，以期将自身发展、安全等问题投放至国际社会背景下，获得平等、合理的解决方案。[8]
着眼地区实情，五年之间，当时作为运动先声的北非国家的确争取到部分自由，却丧失了更多安全，可谓民主未成，阵痛不断。[9]民众并未如期享受民主红利，步入政治开明、国泰民安的发展正轨，反而目睹了各方矛盾一再升级。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和大众政治运动的狂热、经济倒退、恐怖袭击、难民流离失所使该地区安全局势更为堪忧。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Ahmed Ouyahia）由是称“此非春天，而是瘟疫，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证明，瘟疫所到之处，伊拉克陷入殖民、利比亚几乎毁灭、苏丹面临分裂、埃及惨遭削弱”。[10]
改革狂潮中，五国既呈现出某些惊人的一致性，又因国情差异而在运动中期和后续发酵时表现不同。[11]
首先，触因相似。突尼斯的导火线是水果小贩博阿吉吉（Mohamed Bouazizi）不满于地方监管人员以权谋私、作威作福而自焚示威。埃及的民众暴动始于为惨死在警察拳棍下的青年政治活动家哈立德·萨义德（Khaled Said）请命。利比亚则因律师法蒂·德比尔（Fathi Terbil）被捕而将目标对准当权者卡扎菲。与上述三国相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群众抗议没有明确的标志性事件但动因却指向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扬、住房就业短缺、政府腐败、治理缺位甚至营私舞弊等普遍存在于阿拉伯国家社会问题。[12]除压迫-反抗的表面逻辑关联外，五国动乱并非偶然发端，而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方面，从2008年起肆虐全球的金融风暴使该区域发展和民生问题更为捉襟见肘，加之人口结构年轻化与信息、通信技术大众化为此次运动提供了必备条件，使郁积于五国内部的多重矛盾“井喷式”爆发。外因方面，美欧只顾自身利益，不顾地区实情，执意输出民主价值观，暗地扶持反对派势力，企图以西方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一统天下的做法难辞其咎。[13]在压迫-反抗机制与内外因素的联动作用下，北非五国旧有政权遭遇不同程度的削弱甚而彻底推翻。
其次，阶段性特征趋同。此番革命浪潮早在2008年埃及的马哈拉阿尔—寇布拉（Mahalla al-Kobra）大规模罢工便初见端倪，但最初只是分散于北非国家主要市镇的零星抗议，尚未形成规模效应。[14]2010年末至2015年，变革蔚然成风，逐步呈现为特征相似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0～2011）五国普遍群情激昂，街头示威游行、网络媒体煽动等一系列抗议活动势头强劲。如突尼斯的12·28呼吁改善人权、就业、腐败情况的大游行，埃及的解放广场抗议（Protest in Tahrir Square）与骆驼之战（Camel Battle），利比亚的“班加西之乱”，摩洛哥的“2·20群众运动”以及爆发于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奥兰等地的“1·3抗议”等。[15]与此同时，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和社会动员能力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大量运动参与者通过社交网站或手机短信等实现“串联”，传播政府镇压群众的真假信息或视频，将“线上”“线下”示威有机结合。如突尼斯网民组成了15人的新闻采编组，随时借助手机将有关各地动乱的图片、视频传到网上，强化民众参与斗争和推翻政权的信念。[16]埃及一位谷歌行销主管威尔·葛宁针对哈立德·萨义德死亡事件创建了带有极强政治宣传色彩的脸谱（Facebook）专页——“我们都是萨义德”，鼓动开罗、亚历山大、苏伊士多地爆发反政府抗议。[17]当然，为了维护统治，当事国政府大多采取了安抚或镇压的手段，试图快速平息乱局。
第二阶段（2011～2013）各国基本进入变革转型期，建立民选政权或过度组织、制定新宪法、组织公投、开展议会、总统选举等成为政府回应民众要求的通用手法，正因如此，才有西方国家欣然认为“民主”的胜利和优越性将在该地区显现。
第三阶段（2013～2015）堪称运动转向期，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原有政权在动乱中有惊无险，并通过温和改革迅速与民众达成共识，进入平稳发展阶段。[18]抗议首发国突尼斯在本·阿里下台后于2014年出台新宪法，民主化评级排位迅速上升，更被西方赞誉为阿拉伯世界“首个达到完全自由的国家”。然而突尼斯踏入民主过渡期不过是改革重灾区中的特例，更多国家则在经历国内冲突甚至内战考验后仍未从政局震荡中恢复过来，利比亚和埃及便是典型代表。
最后，民众特别是年青一代成为此次运动的积极推手。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谙熟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西方文明与本土文化、现代理念与传统思维、宗教戒律与世俗生活的冲击下，崇尚自我意识、追求绝对开放与公正，对国家既有不满且渴望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一样平等享有民主权利。美国中东问题专家马克·林奇称之为“代际转换”。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大都无法想象20世纪七八十年代，独裁政权控制公共生活每一个角落的情形，且不再因循前辈“躲在政治背后”的老路，而是利用网络宣泄不满并谋划下一次抗议。[19]
从实际成效看，这场运动所到之国无一真正兑现了民主，它们要么深陷内战，要么在脆弱的民主萌芽中挣扎，但阿拉伯之春无疑撼动了“阿拉伯文明、伊斯兰宗法与民主精神无法共存的固有观念”，[20]并随着年轻人维权、参政意识的提升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生态。
2005～2015年的贝塔斯曼基金会转型指数（Bertelsmann Stiftung's Transformation Index，BTI）评估显示，北非五国公民政治参与程度普遍转好，突尼斯的政治参与综合指数（1～10分）实现由2至7.5的跨越；利比亚由1.3上升至2014年的6.5，虽于2016年回落至3.8，但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埃及从3.3升至5.5；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两国虽升幅不显著，却贵在平稳，始终保持4左右的水平。[21]反映政治参与度的选举权、结社集会权、言论自由权三项指标与综合指数变动趋势一致，且能够在2011年摩洛哥君主穆罕默德六世承诺实施公开政改方案辩论、2014年突尼斯议会经两年胶着讨论以90%投票率通过宪法等事件中得到印证。
与之形成悖论的是，政治自由、多样化、参与度等提升伴随着各类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增加。除摩洛哥外，其他四国2015年的冲突评分均高于6分，意味着暴力事件频仍。其中社会动员组织和抗议运动成为政治活动主流，社会与政治精英因阶层、种族、宗教属性差异而严重分裂。由此可知，革命运动扩散前后，北非五国因相似原因而在内外力同时作用下走上变革之路，尽管改革力度、实施方式和效果不尽相同，该区域的安全局势普遍处于较为糟糕的状态。
图1-1 北非国家政治参与（2005～2015）
材料来源：该表数据来自贝塔斯曼基金会转型指数（BTI）报告，该组织分别于2006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就北非国家转型进行评估，涉及民主状态、市场经济状况、管理成效和困难层级四个指标，此处采取民主状态及困难层级两项，证明政治参与度与冲突强度之间的相关性。其中2015年数据在基金会原始统计中并不存在，遂同时参考2014年和2016年数据进行估计。
（三）三大安全威胁肆虐北非
变革一方面使“不安全”的范围从北非迅速向周边扩散，整个欧盟-地中海地区乃至南部非洲都未能幸免，各地形形色色的犯罪和暴恐事件数量激增、层出不穷。[22]另一方面国内冲突（内战）、恐怖主义、难民问题跃升为五国安全局势的三大主要威胁，[23]就程度而言，基本实现平稳过渡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遭受打击较小，除本土恐怖主义借机作乱外，国内冲突及难民问题不甚突出，但经历政权更迭的东部三国——利比亚、埃及和突尼斯则不得不同时应对三大威胁相互交织所带来的挑战，安全局势更为严峻。
1.国内冲突与内战
民主化运动导致的国内冲突或内战是北非安全的首要“克星”，介入其中的行为体涉及国家力量、反叛者、民兵组织、暴徒与抗议者以及外部势力五类。与叛乱、抗议、暴动等一般性国内冲突相比，内战不仅意味着参战一方应为合法政府领导的“国家正规军”、伤亡达到一定人数且反抗者超过全国人口特定比例，并以掌握国家中心或某地控制权或者改变国家政策为目标，也预示着“改朝换代”乃至国家政治生态的颠覆性变化。回顾北非地区五年来的经历可知，除利比亚从最初的民众抗议走向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全面内战外，突尼斯、埃及等革命情势胶着的国家大多在多种势力主导的国内冲突中挣扎。结合上述定义以及对北非五国2011年以来冲突情况能够得到如下结论。
（1）暴徒与抗议者成为阿拉伯之春以来引发地区冲突的主要行为体。以变革中首当其冲的突尼斯、埃及为例，前者虽遭遇的冲突事件总数及死亡率不高，但暴乱和抗议行动占到总冲突的80%；而五年来后者遭遇此类冲突数量增长了16%。[24]（2）以代表国家的合法政府（State forces）为一方的冲突达到北非国家冲突总数的三分之一（2013年）。随着暴动挑战、瓦解甚至彻底推翻专制政权，国家在政治暴力或对抗民众不满过程中角色感逐步增强，一方面希望通过强行镇压群众抗议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因举措失当、能力有限而难以阻止安全威胁从源头向周边扩散。（3）阿拉伯之春对五国安全局势的破坏力是普遍而持久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三国仍在国家政治转型的阵痛中苦苦挣扎。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冲突水平不降反升，埃及此项指数上升速度惊人，爆发冲突数量达到2013年北非地区总数的65%。[25]
综上所述，因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利益诉求表达受阻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与由来已久的政治、宗教势力多方博弈和政权内部派系纷争相互纠葛，导致国内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暴力同步增生甚至走向大规模内战，成为这一时期北非五国安全局势恶化的罪魁祸首。
2.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
全球恐怖主义研究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GTD）将恐怖主义界定为“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法武力，通过制造恐惧、强制或恐吓等途径谋求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目标的实现”。[26]从其活动历史来看，巨大的安全环境动荡往往为恐怖势力扩张提供便利。鉴于北非地区安全局势长期较为脆弱，恐怖威胁既是困扰多年的“痼疾”，亦在阿拉伯之春诱发的动荡下找到可乘之机，由此产生了惊人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首先，区域内原有极端组织势头不减。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James Clapper）不得不承认“基地组织并未遭到削弱，反而在北非五国、索马里、也门、叙利亚等地活跃异常”。[27]其马格里布分支（AQIM）原本仅以阿尔及利亚与萨赫勒地带的国家设施、军事武装为攻击目标，活动范围较为狭窄。但2011年后，北非多国动荡刺激了AQIM推翻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北非乃至西班牙、葡萄牙建立由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的“野心”。它先是趁乱在利比亚偷盗军火，在摩洛哥等多地制造爆炸袭击博人眼球，并在萨赫勒地区大搞恐怖暗杀、走私；2013年起，还把部分要件转移至内战后成为“恐怖组织天堂”的利比亚西南部并与当地“非基地”小型极端组织往来密切。[28]AQIM由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地形成较为完备的“运作链”，通过盗窃、贩卖武器和挟持人质，特别是西方人质勒索赎金，达到组织补给和制造恐怖声势的双重目标。布鲁金斯学会反恐专家里德尔（Bruce Riedel）由此认为，革命洗礼过后，基地组织已经升级至3.0版本，与“9·11”事件前尚处于“草创”的1.0版本和本·拉登遭到击毙前的2.0版本相比，此次更新换代使该组织在利比亚、埃及等国获得更多庇护、训练、策划和施展的空间。[29]而AQIM亦从一个“敲边鼓”的小喽啰升级为足以通过策划血腥袭击而恫吓西方世界的“狠角色”。[30]
其次，催生“怪胎”伊斯兰国（IS）。它由基地组织伊拉克残部壮大而来，却比前者更具战斗力、杀伤力和蛊惑力，2014年宣布“建国”后俨然已同“基地”就“圣战领导权”在中东北非地区分庭抗礼、公开竞争。为了将仇视西方文明甚而否认既有国际秩序的立场贯彻到底，并实现建国、跨出中东、统治世界的构想，IS在北非地区推行两项策略。
第一，拥护运动，意即统合前来投效的北非本土大小恐怖组织并就地“招兵买马”。如利比亚的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Shura Council of Islamic Youth）和阿布-米赫金教派营（Abu Mehjen Sectarian Battalion），埃及的“耶路撒冷支持者”（Ansar Bayt al-Maqdis）、“圣城虔信者”（Jamaat Ansar Bait al-Maqdis）和军事组织“西奈省”（Sinai Province），突尼斯的伊斯兰教法虔信者（Ansar al-Sharia in Tunisia）和欧克巴-伊本-纳菲阿营（Oqba ibn Nafaa Battalion）、阿尔及利亚的哈里发战士（The Soldiers of the Caliphate in Algeria）和伊斯兰马格里布胡达营（al-Huda Battalion in Maghreb of Islam）等纷纷表示效忠。[31]同时极尽蛊惑、煽动之能事，招募战斗人员。2011年来，突尼斯成为“圣战士”（IS fighters）的主要输出国，2400余名突尼斯人先后加入该组织，连续制造如“巴尔杜博物馆枪击案”“苏塞海滩枪击案”“突袭边境军营案”等数起“血案”，手法凶残，致死致伤众多。仅2015年，便有至少300名摩洛哥加入IS集训，预示着有朝一日他们将重返故土，代表IS发动袭击。
第二，势力范围扩张。2015年IS在北非地区开辟了西奈半岛及利比亚中北部城市苏尔特周边两个新据点，企图彻底消除利、埃、突国界阻隔，将之并入哈里发疆域。[32]该组织格外看重利比亚“环山傍海，沙漠相连，资源丰富，利于藏匿和战备或取道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的天然优势，以及卡扎菲倒台后国内群龙无首，大量武器外流的混乱状态”，[33]在此部署了伊、叙老巢外的第三大武装基地。以港口城市苏尔特为“首都”，下辖的黎波里、巴尔卡、费赞三省，同时将突尼斯南部的塔塔维纳镇打造为出入利比亚基地的“要塞”。[34]随着美、欧不断加大打击伊叙大本营的力度，IS部分高级头目陆续转移至此，新招募的武装人员也被分散安排在的黎波里西部以及苏尔特附近至少12处训练营内，便于在利比亚和突尼斯部署恐袭任务。[35]据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罗德里格斯证实，2015年至今活跃于利比亚的IS成员人数翻了一番，使该地彻底沦为IS横向席卷北非其他国家、向南扩张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向北搅乱南欧的“跳板”。[36]
总体而言，阿拉伯之春为新旧恐怖组织在北非潜滋暗长、充实阵容并对外输出恐怖提供了土壤。据统计，从2010年到2014年，马格里布及萨赫勒地带恐怖袭击数量由178起升至289起。仅2014年，利比亚遭受袭击201起、突尼斯27起、阿尔及利亚22起，分别位居该年区域内国家遇袭总次数排名第1、3、4位。[37]一个以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国为内环，埃及西奈、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为中环，美欧、亚洲国家和网络虚拟世界为外环的“恐怖势力全球辐射同心圆”日益浮出水面。[38]
3.难民危机
难民危机是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又一“副产品”。讨论北非难民潮诱发的安全威胁离不开对如下概念的精确把握。首先，移民（immigrants）。指“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自愿或被迫）、采取何种方式（合法或非法）而在非国籍所在国居住一年以上的人群”。[39]如果当移居理由为避免因种族、宗教、任何国家、社会组织成员身份或不同政见而产生的迫害，且母国丧失提供保护能力时，移民便转化为难民概念，[40]与此同时又据出逃成因差异分化为寻求更好的生存条件与发展机会的“经济难民”（economic refugee）与逃离战火渴求基本人权的“真正难民”（genuine refugee）。就各国法律或欧盟规约而言，难民身份需要经历合法申请手续和甄别程序才可最终获得，在此之前，背井离乡等待入境许可或遣返通知的避难者即为“寻求庇护者”（Asylum-seeker）。[41]其次，北非难民。它并非学理上的专有概念，却颇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体现了北非长久以来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多国家人口寻求避难的终点和由此进入欧洲的过境国身份，致使其在此次难民潮中继续充当“通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区情势动荡使得北非国家从难民接纳国逐步转为制造国，充当欧盟国家南部“门户”的功能有所衰减。
北非五国不同程度地扮演了制造和转移难民的双重角色。一方面，随着利比亚危机爆发，630000余人逃至邻近国家寻求避难，其中297485人求助于突尼斯、241717人进入埃及、14126人则选择了阿尔及利亚。另一方面，大部分北非难民经由地中海东、中、西线流向欧洲（如图1-2）：西线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出发从西班牙入境，但因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遭受革命波及程度较低且在当权派改革中迅速恢复秩序而继续保持较为完备的边境管控机制，未给人蛇集团预留过多可乘之机，故而输出难民截至2015年7月仅6600人，数量为三线最低。而取道埃及由希腊登陆随后深入中东欧国家的东线及从利比亚出发至意大利入境后直奔德国的中线则是难民择海路赴欧之主流。纵然东线因难民数量最为可观且来源国大多为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等战乱国而备受世界关注，但不得不承认，距离最长且危险性颇高的中线是诸多北非难民的唯一选择。卡扎菲垮台后，法治与警察监管机制缺位更给人口走私网络以拓展之便，2014年此线仅向意大利一国便输送难民170000有余，2015年利比亚国内局势恶化使中线使用率有所下降，但1～9月间仍有超过120000人从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出发辗转抵达欧洲，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是主要来源国。[42]
图1-2 地中海区域三大难民输入路线承载人口比对
资料来源：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及欧洲边防局（Frontex）统计数据。
学界就难民与“不安全”之间是否直接相关存在三种判断：塞拉扬（Idean Salehyan）等人视难民为“国内危机外溢的传播机制”，逃离战区的人们很有可能将武器、恐怖主义乃至黩武气质一并带出，形成以接收国难民营为潜在军事据点的“难民战士”；索德尔（Markus Söder）则稍显温和，承认大部分难民无碍安全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其不知不觉成为少数暴力分子潜入他国的最佳“掩体”之隐忧；更有乐观学者借助联合国难民署数据分析二十年来难民主要接纳国的国内安全情况，进而得出“难民并非安全的‘天敌’，所谓威胁实则因接纳国融入政策不当而生”等结论。[43]
无论学界如何揣测，考察现实可知，此次难民危机无疑构成了安全威胁。一是人蛇集团利用简陋的船只设备搞非法偷运营生，导致大量赴欧避难者难以保证人身安全，酿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同时也给欧盟打击偷运和搜救难民带来了现实与伦理层面的双重考验。二是沉重的难民负担加剧了欧洲民众日益增长的排外情绪以及应对恐怖袭击和有组织犯罪的难度系数。如何甄别身份，妥善安置，防止境内极右翼分子借机兴风作浪、恐怖分子混入难民群体和部分难民因生活所迫走向犯罪道路成为令欧洲国家备感棘手的问题，由此给欧盟本土安全形势朝着不利方向发展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