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贸易发展到今天，和200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经历的贸易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全球贸易总额中约2/3为中间产品贸易，因此带来最终产品组成部分的多次跨越边境，使得我们很难清楚地区分世界市场上的任何一种商品的来源。苹果手机由刚开始注明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逐渐更换为了“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组装”（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然而这样的说明依然省略了很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中间产品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世界制造”的出现。正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前总干事Pascal Lamy所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中国制造、德国制造或美国制造，而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制造的星球上（童剑锋，2013）。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通信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促使生产环节的国际分割更为便利，以生产最终产品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转变为以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承担产品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不同生产环节，整合世界各国优势资源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得以形成（WTO and IDE-JETRO，2011）。如今的贸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贸易，而是增加值贸易（WTO and IDE-JETRO，2011）。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融入全球分工，迎来了30多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并逐步变成了“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中心”。中国制造业经历了高速增长，自2009年以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从2001年刚入世的4.30%增加至2014年的12.37%，年均增长率达到8.47%。^[1]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Gereffi and Lee，2012）。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增加，国际分工层次逐渐由产品层面细分到了工序层面，各国参与分工的基础从生产与自身比较优势相符的产品向参与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转变，造成了很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如中国和墨西哥）通过参与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与传统出口贸易统计显示的价值之间出现了极大的不匹配，正如Maurer和Degain（2010）所提出的“所见非所得”。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价值构成也变得十分复杂，我们所看到的以上那些骄人的数字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制造业获得了相应的收益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同等地位。因此，解构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价值构成和演变历程是把握中国制造业出口实际价值获利能力，避免对贸易规模、结构和发展水平产生错误认识，从而正确制定相关贸易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新的全球生产方式的出现必将带来相关制度的变革，但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恰恰没有跟上这种全球新生产方式变化的脚步，所以产生了许多国家以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度量的贸易和实际收益之间的较大背离。WTO前总干事Pascal Lamy在2011年指出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对国家间贸易不平衡的描述是扭曲的，如果从增加值的角度来分析则会产生很大不同。^[2]传统的贸易统计都是基于产品是否跨越边境为标准进行的，以一定时间内跨越一国边境的商品总额来统计该国的进出口总额，反映的是贸易总量流。这种统计方式在“世界制造”模式没有形成之前，确实准确地反映了一国外贸发展和贸易收益状况。但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产品内贸易的盛行以及“世界制造”生产方式的形成，给以跨越边境为基准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统计在价值链的最后一个环节的传统贸易统计方式提出了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重复计算带来的贸易数据失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品内贸易产生之前，一国出口的产品完全属于本国制造，产品的进出口也只是跨越一次边境，计入一次贸易统计。但随着“世界制造”生产方式的形成，一种产品生产所需要的零部件来自世界各国，全球产业链把提供产品零部件的不同国家的企业联系到一起，正如Baldwin和Venables（2013）所指出的“蜘蛛”（Spiders）和“蛇”（Snakes）的全球生产模式。最终产品的进出口虽只计入海关统计一次，但产品的零部件可能不止一次地跨越边境，成为一国进出口总额中的重复计算部分，因此造成了最终产品出口国的贸易额被大大高估了。

第二个挑战是贸易数据失真带来的贸易模式认知偏误。如美国拥有毋庸置疑的技术比较优势，却从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iPhone手机。国际生产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贸易理论下的生产模式。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无法清晰地反映全球生产过程中产品的流转情况，也无法追踪中间产品的来源、去向等。因此造成了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下，评估贸易得失的净出口指标、衡量一国对贸易依赖度的贸易依存度指标以及度量一国比较优势的显示性比较优势竞争力指标等，在新的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都不再能准确地反映其应有的意义。如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顺差问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对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按传统贸易统计方法，2009年中美iPhone手机贸易额达到20亿美元，中国的顺差为19亿美元；但按增加值方式统计，中美间的贸易额只有0.73亿美元，其中中国逆差为0.48亿美元（Xing and Detert，2010）。

第三个挑战是贸易统计数据失真带来的政策上的误导。这些重复计算现象致使贸易数据反映失真，据此很难确定贸易对双方贸易国相关福利水平的真实影响，如若不能对贸易数据中的重复统计部分做出清晰的认识，则会造成贸易判断的扭曲，从而带来一系列政策上的误导，如对一国拥有的比较优势、出口结构及对贸易拉动国民经济各方面的作用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把握。

这些在全球生产模式下由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不适用性而带来的众多“贸易假象”问题不仅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规模，也对正确认识中国贸易结构产生了误导，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竞争的担忧（Feenstra and Wei，2010）。这也导致中国连续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承担了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受到了大量指控及其他形式的贸易制裁。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国际组织OECD和WTO自200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价值链研究和相关数据的补充工作，并在2012年提出以全球价值链为背景的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概念，认为这一领域可以从学术研究应用到官方统计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中，以一种更符合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贸易利益统计体系来弥补传统贸易统计理念的不足。增加值贸易统计方式并非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替代而是补充，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关注的是贸易总量，增加值贸易统计方式关注的是贸易增量，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贸易发展状况。在“世界制造”生产模式背景下，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得出口贸易流中的增加值在国际贸易参与国间分配，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同，其所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收益也会不同。而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的增加值统计方法，剔除了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外进口产品成分，为考察一国对外贸易中的真实收益、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贸易对收入及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工具和途径，也能更好地反映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格局。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在全球生产链上找到位置，进而形成一条分工精细且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融入全球经济，进而实现技术进步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转型也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获得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但同时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时也可能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再工业化趋势的兴起、外需疲软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外流压力大等内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制造业面临巨大困境，如何把握和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竞争力对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转变至关重要。

因此，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地位进行准确判断是推进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从增加值的角度勾勒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图景，识别中国制造业贸易的增加值来源，还原和明确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真实地位及收益，判断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结构特点、嵌入位置及程度，抓住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提升的关键因素，破除可能存在的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造成的“低端锁定”，进而寻求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增加值的空间和途径，对处于经济发展“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寻找提升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空间和着力点，有效推进我国自贸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无疑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