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增加值影响机制研究综述

从衡量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垂直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方法——HIY方法的提出，学者们在逐渐放松其所含假设的尝试下，从基于单国投入产出表到建立国际投入产出表，逐步还原了全球生产体系下国家贸易流的增加值格局，并把研究视角从双边国家间贸易流的增加值分解扩展到多个国家，从双边国家部门扩展到多个国家多部门。目前基于投入产出表核算增加值的方法得到了各界肯定，贸易的增加值核算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家部门层面的贸易流增加值分解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析框架。但相比学术界对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热情，学者对增加值影响机制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无论是提出国家间分解框架的KWW方法（Koopman et al.，2012b），还是开创性地进行双边国家部门间分解的WWZ方法（Wang et al.，2013），都指出文中并没有对引起一国参与全球分工增加值变化的原因及结果做出相应分析，但为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增加值核算框架的逐步完善以及国际组织（如WTO、OECD等）建立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OECD的TiVA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WIOD数据库、GTAP数据库等）的陆续公布，为增加值的影响机制研究提供了可信赖的数据基础，学者们也逐渐在增加值核算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探讨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的影响因素。现有关于增加值影响因素及机制的研究散见于一些以贸易的增加值核算为主的文献中。如Upward等（2013）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对2003～2006年中国出口增加值核算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比一般贸易出口增加值低50%的事实，并指出出口产业技能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加，也推动了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提升。Kee和Tang（2013）首次从微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角度建立了影响一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的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层面在对中国2000～2006年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分析了促使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率上升的原因，指出进口中间产品和国内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是促使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其中FDI流入以及贸易自由化是关键促进因素，而劳动力成本及资本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而Johnson 和Noguera（2014）则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对世界42个国家1970～2009年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进行了事实描述，之后建立了反映投入产出关联的多部门结构引力模型，解释了贸易楔子（Trade Wedges）的变化，即贸易阻力的减少或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增加是导致出口增加值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国内学者张杰等（2013）同样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进行研究后认为外资进入是推动其外资企业本身出口增加值率提升的重要力量，但对于推动本土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作用不显著。祝坤福等（2013）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基础上对2002～2007年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后发现，中国出口增加值增长主要是依靠出口规模的扩大，且出口商品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出口增长仍是粗放式的，出口效率有待提高。郑丹青和于津平（2014）在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外资流入、研发投入、品牌营销、全要素生产率是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持续扩大的出口规模并没有带来贸易增加值率的相应增长，反而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提高；而政府补贴确实能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产生正向影响，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增加值收益。江希和刘似臣（2014）在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对中国制造业对美国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分析认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规模经济是影响增加值贸易的主要因素，但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程度高低恰好相反。无论是对增加值进行测度，还是分析其影响因素，都会使用一个重要度量指标——增加值率。夏明和张红霞（2015）剖析了增加值率的内涵及比较静态性质，认为增加值率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自身技术程度，还受到现有国际分配体系及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应把增加值率放到国际范围的生产、贸易和收入格局下进行研究。卫瑞等（2015）采用MRIO模型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对中国1995～2009年增加值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变化进行了结构分解，从国内产业关联和国际贸易格局等九大因素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葛明等（2015）以最终消费品价值来源分解为视角，从总量、国别和产业三个维度基于WIOD数据库和MRIO模型测算和分析了中国1995～2011年的增加值进出口规模，并采用SDA方法对影响增加值贸易额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解考察。

此外，现有对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研究出口规模还是研究增加值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自Aitken等（1997）首次对墨西哥制造业中的外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分析之后，该领域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已有研究大都从静态角度对外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分析。在Perez（1997）首次指出外资进入过程的动态性特征之后，Wang等（2012）对“外资进入速度”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定义。冯丹卿等（2013）则在此基础上定义了“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外资进入速度影响外资存在对内资企业出口贸易关系的作用效应。但现有研究绝大多数是对外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分析的，从外资进入角度系统研究其对一国企业出口增加值影响机制的文献很少，散见于现有研究中的如Kee和Tang（2013）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层面在对中国2000～2006年出口增加值核算基础上，分析了促使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率上升的原因，指出FDI流入通过影响进口中间产品和国内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促使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率提高。国内学者张杰等（2013）同样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增加值进行研究后认为，外资进入是推动外资企业本身出口增加值率提升的重要力量，但对于推动本土出口增加值率不显著。郑丹青和于津平（2014）在研究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无论是对内资企业还是对外资企业。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外资是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的重要因素，但并未针对外资进入影响东道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机制进行系统分析，也未考虑外资进入的动态过程，且外资进入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结论也不一致。在中国出口规模巨大而出口增加值较低的背景下，研究外资进入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机制，可以透过外资进入的出口贸易效应“面纱”，揭示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出口获利能力的影响，进而寻求提高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的方法和途径。

增加值贸易的宏观影响机制研究还与贸易成本的研究文献相关。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全球贸易享受着由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的红利。Jacks等（2006）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内，双边出口增长的近40%都可以由国际贸易成本下降的10%来解释。但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更关注的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相对较为容易获取数据的可见贸易成本，且贸易成本本身很难被融入完全竞争的分析范式中（Behrens et al.，2007），也使得贸易成本一直是被严格假设为零而排除在外的。现实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贸易成本仍然是阻碍经济一体化的障碍（Novy，2006），是打开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Obstfeld and Rogoff，2000）。无论是贸易的理论模型还是经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贸易成本，特别是对国际生产专业化和分工的研究。因此，贸易成本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和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全球经济日益深化背景下越发重要。测度和分析贸易成本的动态变化可以直观地把握一国参与全球生产链的程度。

测度贸易成本最直接的方法是对贸易国的价格差异进行衡量，这种方法最基本的原理是基于国际贸易下的套利行为会消除价格差异。但这种方法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很难获得各贸易国可靠的价格数据。另外一个常用的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则是基于调查。如Limao和Venables（2001）利用一国标准的40英尺（合12.192米）集装箱从巴尔的摩、马里兰运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运输成本数据来衡量贸易成本，发现基础设施以及地理条件越是不利，运输成本越高。Hummels（2007）则以海运和空运成本来考察贸易成本。Kee等（2009）提出了一个基于可观察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约束指数，认为非关税壁垒的重要性而使得关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贸易成本代理指标。直接测度贸易成本虽可以对特定的贸易成本组成部分进行准确衡量，但数据限制及许多不可观察到的贸易成本构成导致无法测度总体贸易成本而存在很大问题。因此，传统引力模型就成了被广泛使用的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如McCallum（1995）。但基于事前决定贸易成本构成的传统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因此，学者们如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Novy（2006）等对此进行了改进，不仅从一般均衡模型中推导出来具备微观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还考虑了贸易成本的事后决定性和多边阻力影响。之后，Novy（2013）解决了Bergstrand等（2007）指出的与现实不符的贸易成本对称性问题，从传统的引力模型中推导出了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间接度量双边贸易成本的方法，并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学者如钱学锋和梁琦（2008）、方虹等（2010）都是在Novy（2006）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测度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许统生等（2011）在制造业层面测度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本，刘磊和张猛（2014）则在测度贸易成本的基础上研究贸易成本对垂直专业化程度等的影响。但已有研究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产业层面，都是依赖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式下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的。众所周知，中间产品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传统总值贸易统计下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使得贸易额被夸大，基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式下测度的贸易成本也难免产生扭曲。此外，传统引力模型作为解释双边国家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如何影响双边贸易额的重要方法虽被广泛使用，但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的总值贸易中“重复计算”的存在，使得建立在传统总值贸易额上的传统引力模型也无法揭示贸易成本对包含在总贸易流中的增加值来源。为此，Noguera（2012）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反映全球投入产出关联上的贸易成本对双边国家增加值出口的改进引力模型，从而为研究贸易成本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对增加值贸易分解的目的是全面呈现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概貌，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把握一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而为提升增加值贸易寻求方法和路径。而目前对增加值贸易影响机制的分析，特别是针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分析只是零散地见于个别文献中，还缺乏系统而有针对性的分析框架。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核算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或者是侧重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而这些只是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流中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建立融合行业特征、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值贸易影响机制统一分析框架是深入了解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影响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进一步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