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规则偏好与信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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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资源配置规则视角下,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原有计划体制下垂直化“政府支配照顾-民众依赖服从”规则到市场体制下水平化“民众自我协商、合作协调”规则的转变,而个体认知层面的资源配置规则的偏好取向是新制度安排下的行为决策与互动均衡的微观基础。转型过程中,互动主体内隐的认知状态和行为模式的调整转型远落后于政府推动的外显制度层面的转型,解决传统互动方式瓦解(外显制度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所需要的新的共享认知状态远未形成,匿名个体间围绕资源配置的信任与合作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

对此,本书采用田野实验和实验室控制实验方法,从微观个体认知与行动角度解释社会和制度转型经验,尝试把转型期的复杂场景抽象到控制实验中,对较为简化的转型期异质个体(尤其是异质规则认同)间的协调信任、合作与行为调整问题进行考察。全书的研究工作如下。

(1)构建资源配置规则及其偏好视角的社会制度转型分析框架。通过系统回顾资源配置规则的思想脉络,讨论其共享知识属性和基本形态,结合我国转型特点简化“父爱规则”与交易规则这两种交往规则,归纳表征个体交往互动过程中的偏好构成,构建基于物质偏好、他涉社会偏好、规则偏好、信念估计和决策均衡及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尝试讨论了将规则或规范纳入决策分析可以考虑的效用函数构建方式,为田野实验和实验室控制实验研究提供综合的概念性理论框架。

(2)规则偏好及其对城镇住宅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影响的田野实验表征。针对转型期经济的特殊性,本书从微观主体认知状态(包括规则偏好和策略预期)角度考察这一特殊的公共物品的治理转型问题,选取自然对照组,探索个体认知状态调整、知识习得与制度转型的内在关联,强调个体内隐的规则偏好调整、策略知识更新重于外显制度转型。

(3)规则偏好的实验室度量及其对匿名互动中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影响考察。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采用博弈论思想进一步对资源配置规则的内涵进行抽象简化,尝试通过实验室控制实验方法构建模拟现实的决策场景,在实验室中识别度量个体规则偏好的分布状态,在异质规则偏好基础上,检验规则偏好在匿名个体间信任与合作关系形成过程中的影响、规则偏好与其他干预机制(如惩罚和交流承诺)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

实验研究结果如下。

(1)城镇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场景下,个体新旧规则与策略的认知更新未完成是导致小区集体行动与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主要原因。目前,行政权力支配的治理规则(政府应该承担治理责任)仍为主要的规则认同;业主间“市场化水平协商”的治理规则(业主应该共同承担治理责任)仍在习得、调整过程中。但大部分小区业主对依靠政府策略的预期大幅度降低,而业主协商解决策略预期有所提高,表明小区内业主认知状态调整,是向着有利于业主负责这一市场化水平协商规则认同方向进行调整的。规则偏好与策略预期的习得和调整受到个体经历的影响,如以往福利照顾程度深、时间久,职业行政属性强,个人住房产权性质受行政安排影响大,以及政府福利照顾政策的反复都不利于个体新规则偏好和策略知识的调整。

(2)实验验证了人们对于互动过程、互动规则本身存在好恶评价,即存在与物质收益结果无关的纯粹规则偏好,且如同其他社会偏好一样,规则偏好也呈现异质分布状态。关于实验室中规则偏好的度量方法,本书提供了两种可供参考的思路,一是采用显示性偏好思路,通过个体对于某种规则场景的进入权的购买出价或改变某种规则的出价,替代度量其对所选择的场景规则的喜好程度;二是将“场景-角色-行动-收益”的映射结构作为交往规则的一种形式,个体行为模式符合某一映射关系(交往规则),即认为个体具有该交往规则取向的规则偏好。

(3)信任实验中,公平规则偏好对于匿名个体信任水平存在影响,公平规则偏好直接影响信任信念和陌生双方互惠合作的规则认同,并通过二者间接影响信任行动。公共物品实验中,公平规则偏好与公共物品实验中的合作类型相关,偏好程度越强,成为条件合作者的可能性越大;重复公共物品实验中,公平规则偏好强的个体面对投入行为的偏离,调整的反应程度更大,且公平规则偏好强的个体的调整基于他们认为正当的互动行为规则(规则偏好)。

(4)无惩罚机会的信任实验中,对比规则中性个体,规则偏好委托人和代理人具有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值得信任水平;惩罚的引入,并未改变规则偏好被试的行为,而是显著改变规则中性被试的行为。规则偏好个体行为调整的标准是内心准则,不因外在激励机制的改变而调整。

(5)引入承诺机会的信任实验中,承诺会显著提高代理人的返还水平,且这种承诺效应是基于内化规范机制而产生的,期望满足机制的独立贡献并不显著;信任实验中的承诺效应因个体合作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承诺提高了条件合作者在信任实验中的返还水平,且隐秘承诺形式提高程度更为显著,验证了承诺的影响更符合基于内在规范的契约责任机制,而自利者不存在承诺效应,隐秘承诺无显著影响,公开承诺形式甚至降低了互惠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