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从制度与个体认知和行为关系的讨论入手，梳理了制度内生、偏好内生及制度与偏好的反馈循环演化关系，论述了从微观个体行为决策层面考察转型期人们的行为和互动模式（尤其是匿名信任与合作的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梳理了传统自利偏好与他涉社会偏好，拓展了基于道德情感、社会规范和物质利益的组合的偏好理论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尝试引入决策个体对于运转的规则本身的好恶评价和正当性认同，将原有的结果导向社会偏好扩展为同时包含过程导向规则偏好，最后在社会偏好与规则偏好的理论基础上，对相应的实验工作、信任和合作研究进行了简单阐述，为本书讨论基于不同规则偏好取向下信任与合作决策的发生、维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为具体的，本章概括了经济学关于匿名个体间信任与合作的讨论工作，梳理了不同的影响因素，尤其是社会偏好，并进一步提出了基于结果的社会偏好讨论的不足，为本书基于过程的规则偏好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对于行为决策和互动模式的认知角度（尤其是偏好层面）考察，改变了以往经典主流经济学将偏好和规则作为外生给定的既定前提假设，从更符合现实运转的假设出发，尝试重建经济学方法论，采用制度与偏好内生分析框架，对偏好内涵进行更深层的剖析，引入制度与认知偏好的循环反馈演化框架，将外显制度层面的转型与内隐的决策者的认知层面的转型联系起来，能够更好地构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转型方向的分析思路，提升了对现实个体决策和群体互动行为的解释能力，是社会偏好和制度变迁研究理论的进一步推进。
[1]这里将共享知识界定为“个体对其他个体面对信号的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
[2]人类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随个体、时空改变的稳定的偏好，如摄取能量的偏好、繁衍后代的性偏好等。除了自然选择决定的相对稳定的内层偏好，个体具备与后天习得过程及地域文化无关的、作为“非习得的能力”的学习能力。稳定的内层偏好、先天的学习能力及信号接收、识别能力，个体内部的评价反馈机制因此得以发挥。当个体接收到外部环境的反馈信号，将其与稳定偏好进行对照，如果二者取向相同则形成“赏”的评价并存储该信号与稳定偏好的同向关联；反之，则形成“罚”的评价并存储该信号与稳定偏好的反向关联。因此，会形成最表层的个体对信号的行为反应。随着环境的变化，个体携带的基本赏罚与外界不断相互作用，面对重复的信号，会表现出较为稳定的行为趋势，由此形成了表层的因人和时空而异的外层偏好。大量行为实验表明，外层偏好会随着场景的改变而改变。外层偏好受到内层偏好的制约，其改变在于个体赋予信号价值的改变。
[3]1990年，东德相对原先的西德较为贫穷。穷人较多地受益于政府再分配，所以他们偏爱国家干预。
[4]内化之前，可以看成是影响决策结果而形成的博弈规则，是各个参与方对行为与随后发生事件的稳定预期（Expectation），来自他们事先已经携带的应对一般情况的共同信念（Common Belief）。
[5]见前文关于内化规范的定义，核心是相对个体若实施某种行为模式将受到自己之外其他成员的褒奖或禁止及惩罚，当个体实施这种行为时，他给自己的褒奖或禁止惩罚。决策前，就将这种对自身行动的评价纳入选择决策之中。
[6]设想公共物品G与私人物品x的效用功能几乎无法替代，或者说替代弹性几乎为零。只有靠G本身足够的数量，而不能指望x替代。当然，只要有人把G供给足了，自己就可以不供给了。
[7]实验设计中对初始禀赋即惩罚损失的设计巧妙地使各方各策略具有明显的优劣，并且保证受测人知道各种选择的存在。在此并不做详细描述。
[8]类似的结论在其他试验中得到证实，如受测人获得在共同合作中除合作而带来的物质利益外仍可获得精神上的效用（Hedonic Rewards）。
[9]显然，用情景信号刺激就激发一一对应的反应行动，无法解释类似囚徒困境或合作均衡这些经济现象。所以，仍考虑有选择的行为，尽管在许多情景下行动做一种反应是“不假思索”的。否则无法考察人们决策过程中的权衡、斟酌——决策是关于为何如此选择的行为。
[10]在本书的框架下各种表现均统一于偏好。
[11]这里的信念指事件与事件之间联系的主观概率。Gintis（2007）曾指出在BPC框架中，信念是最难处理的环节。
[12]这并不是说内化的道德规范一定是好的品质，我们所讨论的内化道德规范并不含有任何“好坏”“对错”的价值判断。
[13]在此我们并没有针对信念做讨论，而是假定其恒定了。
[14]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 （2004）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拓展，将这一模型用于序贯博弈框架之中，同时将善意函数定义为实际支付与公平支付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最大支付与最小支付范围之间所占的比例，证明了序贯互惠均衡（Sequential Reciprocity Equilibrium）的存在。
[15]引入了程序考虑后，上述例子则具有不同的解释。投票权作为民主决策权，让个体拥有了归属感、认同感和自我决定的感觉，产生了正向的效用评价，具有较高水平的民主决策参与权的体制，其民众对于生活的满意度越高（Frey and Stutzer，2005）；个体看重决策中其所具有的决策权本身，人们可以从对自己工作更高的控制权本身获得直接的效用，一个组织的运转规则程序越公平，员工投入、组织绩效及合作水平越高（Tyler，2000； Sondak and Tyler，2007）；削减工资的公布和实施过程则是重要的，管理者详细解释降薪的标准和细节会影响结果，降低了员工的反抗，避免了不必要的裁员和萧条时期的失业率（Greenberg，1990）。这些正效应的产生不仅因为可能改变的物质收益结果，也包括公平的规则本身、参与权利本身。
[16]Procedural utility thus can be defined as the well-being people gain from living and acting under institutionalized processes as they contribute to a positive sense of self，addressing innate needs of autonomy，relatedness and competence. 引文引自Frey等（2004）。
[17]对方（接受者）没有任何收益，对方既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提议方案。
[18]提议者只有两种提议方案——（100，100）或（20，180），回应者不知道具体提议方案（只知道是二者之一），决定接受或拒绝。
[19]Johnson和Mislin（2008）关于信任实验的元分析结果显示，委托人的转移额约为总财产的50.8%（基于84个信任实验工作），而代理人的返还额约为其可支配财产的36.5%（基于75个信任实验）。
[20]这也是本书实验中识别条件合作类型所采用的方法。
[21]个体对对方动机的评价，是基于对方实际行动所带来的结果，与其他可能结果或者预期结果的比较而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