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乡县城
阴乡县，西汉时期属广阳国。《汉志下》：广阳国属县“阴乡，莽曰阴顺”。《寰宇记》卷六十九：幽州蓟县，“阴乡，汉县名。后汉省，旧地理书并失其所在。盖今蓟县南界、良乡县东界、固安县北界三县交入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十：顺天府，“阴乡废县，府西南二十五里，汉置阴乡县，属广阳国，后汉省。其遗址俗谓之笼火城。唐武德三年，窦建德遣将高士兴击罗艺于幽州，不克，退军笼火城，艺袭击，大败之。未几，复败建德军于笼火城，是也”。《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三引其文，并按：“阴乡废县遗址俗名笼火城者，今无考。”《清统志》卷八：“阴乡废县，在宛平县西南。汉置，属广阳国，后汉省。《寰宇记》：在今蓟县南界、良乡东界、固安北界三县交入之地。《方舆纪要》：在府西南二十五里。其遗址俗谓之笼火城。唐武德三年，窦建德遣将高士兴击罗艺于幽州，不克，退军笼火城，是也。”其俗称“笼火城”者，所在具体方位已无法指实。《读史方舆纪要》以其属汉阴乡城遗址，或本于传闻。《清统志》为进一步求证而摘引《寰宇记》文句，似有误解。实则《寰宇记》言“盖”，原属臆测，实不可引以为据。
今北京大兴区黄村镇西北约6公里东芦城村及西芦城村一带存有闾城故城址。其西距永定河约5公里，东北临京沪铁路。在西芦城村保存一通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修庙碑石，碑阴额刻“古迹芦城”。据碑文所记，闾城之名初见于唐代，明代已不再流传，而以谐音改称芦城。在东芦城村南有一处庙宇废墟，存明代石狮一对，带座通高1.3米，二狮胸前背后各有幼狮攀扑戏耍，造型自然，姿态生动，后迁至村内小学校门前，现存村委会。在东、西芦城村北半部残存一古城址，保留有一段东西向夯土城墙，长约500米，残高约3米，城墙夯土中包含有较多的汉代陶瓦片[42]。后经2001年调查，此城址北垣还残存有300余米，断断续续散落在村民的房前屋后；而东、西、南三面城垣则已压在道路与民房之下，地表上已无遗迹。据当地村民讲，村中现有的东、南、西三条主要交通干道就是当年古城的东垣、南垣、西垣之所在。城址的平面原应作长方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长约300米。其北垣凸出于地表以上的部分高低参差不一，里外残缺不全，残高1.5～2.5米，大多为2米许。大部分墙体从断裂崩落的部分可以看到内部清晰的夯层，每层的厚度在10～12厘米之间，夯层紧密结实，质地坚硬。夯土中夹杂有少量陶片，均呈明显的西汉早期特征。在北垣东端钻探，于地表0.8米以下发现夯土层。在北垣中段钻探，于坡上距地表2米深处始见城墙夯土，于坡下距现地表1.2米深处始见城墙夯土，城墙宽度约9.7米。在北垣西段钻探，于路土下2米许深处发现夯土。由此向西延伸数十米皆未见夯土，北垣西端当在芦茂城家院墙外的西北角，自此向南至村供销社的大路很可能是原古城西垣之所在。在此大路及村南之东西向大路、村东之南北向大路上布孔钻探，均未找到城墙遗迹。调查者认为在西汉早期该城构筑之前，这里很可能是一个较大的聚落遗址，墙体夯土中夹杂的西汉早期陶片应当是那时村民日常用器的遗物。陶片的年代比较单纯，均为西汉早期，城址的始建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早期。城址的始建年代很可能同城墙夯土中的陶片年代大致相当而略晚，也应是西汉早期所建。此古城正在清北京顺天府城西南二十五里，与《清统志》等所记汉阴乡县城方位里数恰好一致，应当就是汉阴乡县故城。东汉以后省废，“笼火城”大约是南北朝至隋代作为堡坞而存在的俗名，唐初成为师州治所，别名“东闾城”。而《顺天府志》等所记“闾城”当在今狼岱村[43]。后在2006年再次调查，以残留的北城墙为基础，并参照现地形、地貌勾画出古城的大致轮廓。其与2001年调查中对城墙四界的勘测基本一致，但测量的城墙长度却大为缩减，仅为东西长299米、南北长143米。另在城址西部及东部发现多座汉代砖石墓[44]。
调查者以此城址属笼火城亦即汉阴乡县城，似不确。且其西距汉广阳县城（在今北京房山区广阳城村）仅约10公里，规模较小，判属汉代县城，亦不尽合情理。而以其属《旧唐志》所记之“东闾城”，与典籍中所见之“闾城”相别为二，当有误解。《旧唐志二》：“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旧领县一，户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六十八。天宝户三百一十四，口三千二百一十五。阳师，初，贞观置州于营州东北废阳师镇，故号师州。神龙中自青州还寄治于良乡县之故东闾城，为州治，县在焉。”《新唐志七》记为：“师州，贞观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侨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后侨治良乡之东闾城。县一：阳师。”相互比照，其“东闾城”，当为东“闾城”[45]，指位于唐代良乡县（今北京房山区窦店镇）之东的闾城，此正与今所发现的芦城古城所处地理方位相当。如此，《旧唐志》原文似当为“良乡县之东故闾城”。其“闾城”，并见于《析津志》：“闾城石兽，燕京之西有故闾城。中有二石兽，至今尚存。然不知何代人所遗也。”[46]《明统志》卷一：顺天府，“闾城，在府西南三十五里，南有二石兽”。其“二石兽”当即今所见一对石狮。《读史方舆纪要》卷十：顺天府，“又有闾城在府西南三十五里，亦曰关城，故城址在焉”。《清统志》卷八：“旧志：又有闾城在宛平县西南三十五里，亦曰关城，故城址在焉。”今北京在辽金时期一度称燕京析津府，明清时期改置顺天府，芦村之地属之，“闾城”在其西南，故所记不再于“闾城”之前加“东”字。而“西南三十五里”当是辽金时期所记，明清时期沿而未改。其“二石兽”，很可能亦是辽金时期所加，或曾用为关城。光绪十五年刊《顺天府志》卷二十七：大兴县，“西南五十里黄村镇”。又，宛平县，“西南三十一里三岔口。按：府西南二十五里，汉阴乡县遗址，旧呼笼火城。当在三岔口东北数里。旧有金水邨，当近此。三十五里狼垡。《方舆纪要》所谓闾城，亦曰关城，当即近此。又有纳降城、赫连城，未详何邨。四十里栗垡、庞邨。四十四里高店邨。四十五里长新店，《明实录》：长店筑墩堡，即此；稻田邨，有仓；鲁城邨，亦曰卢城邨，宋安礼砦近此。四十八里吕邨。四十九里杨家峪、胡家庄”。相互比照可知，其鲁城邨，亦曰卢城邨，当即今芦城村。鲁、卢（芦）与闾音相近或相同，则“鲁城”、“卢城”当即由“闾城”演变而来。而所述在宛平县西南四十五里，当为近时所测里程。著者泥于古时所记里程，又不辨“闾城”之实际所在地，故有误；然并未将“闾城”与“笼火城”及汉阴乡县城混为一谈，则可取。
《水经注·圣水》：“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迳广阳县故城北。又东，福禄水注焉。水出西山，东南迳广阳县故城南，东入广阳水。乱流，东南至阳乡县，右注圣水。圣水又东南迳阳乡县西，不迳其北矣。……圣水又东迳长兴城南，又东迳方城县故城北。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刘放为侯国。圣水又东，左会白祀沟。沟水出广阳县之娄城东，东南流，左合娄城水。水出平地，导源[47]东南流，右注白祀水，乱流，东南迳常道城西。故乡亭也。西去长乡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又东南入圣水。”熊会贞按：“白祀沟及下娄城水在今永清县西北，并湮。”其圣水即今琉璃河，广阳水即今义（蚁）河，福禄水即今盐沟河。阳乡县在今河北涿州东北古城村，方城县故城在今河北固安县南，常道城在今河北廊坊市西[48]。隋唐以后诸水道多有变迁。另据《水经注·
水》所述，其水在南北朝时期大致流经今凉水河水道，辽金之际方改行今永定河（卢沟河）水道[49]。如此，在南北朝时期唯有广阳水流经广阳县城与“闾城”之间，向南注入圣水。而在娄城以东又有白祀沟水东南流，于今廊坊市以西注入圣水。相互比照可推知，所述“娄城”，当即“闾城”。古音娄属侯部来纽，闾属鱼部来纽，可互通。则今所见芦城古城当原称娄城，为广阳县属邑[50]。既见于《水经注》所记，其兴建当在南北朝以前。其城墙夯土中见有西汉早期陶片，可表明修筑年代不早于西汉早期，却有可能晚至西汉晚期乃至东汉时期。此娄城以东有白祀沟水，而娄城水当流经娄城北，再流向东南，“右入”白祀沟水。其水道已难以指实。其娄城水因临近此娄城而得名，则娄城至此时当已存在较长时间。北齐时期废广阳县入良乡县，隋唐时期相沿，故唐代史志记为良乡县之东“闾城”。
除此芦城古城外，在此一地区尚未发现其他古城址，所谓“笼火城”亦无从辨识。而就西汉时期广阳国区势分析，其所属四县中已知蓟县（今北京）居中，广阳县、方城县居南，余下一县即阴乡县当不排除在北部的可能性。今北京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残存一古城址，其南临清河河道，东临地铁13号线及京包高速朱房段。除西南城角外，城址大部分埋藏在朱房村住宅区下面，地面上已看不到任何遗迹。自1951年起，清河镇到朱房村之间就不断发现汉代墓葬，其中不乏大型墓葬，出土大量的陶器、砖瓦以及五铢钱、半两钱等。后经多次调查发掘，得知古城垣尚保存有完整的西南角，西垣自西南角向北断续保存115米左右，南垣自西南角向东保存约150米。城址东南角濒临清河河道，地面隆起较高，可辨识为城墙基残迹。北垣及东北、西北两角无存，但部分城基夯土仍然保存，可大致判断城址的四至范围。其平面呈正方形，正南北向，每边城墙长约500米，周长约2000米，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通过发掘城垣断崖及豁口得知，城基宽达11.85米，夯土残高达3.15米（西南角更高），墙顶残宽1.4米。夯土层厚薄不一，最厚的20厘米，最薄的10厘米，夯窝直径6～7.5厘米，夯层十分清晰。城墙夯土内含有夹砂粗红陶片、夹砂粗灰陶片、泥质灰陶片、泥质红陶片等，均属战国以及战国以前遗存，据此可推断此城的建筑年代上限当是战国，下限当在秦汉之际。在城内清理一处汉代铜铁冶坊遗址，发现汉代炼炉遗迹，出土大量的铜、铁炉渣，残碎的炼炉壁、铜镞等。另发现一堵用绳纹砖砌筑的残墙以及铁刀、剑、戟、锄、铲、、镜、车轴、瓦等。在城东北角发现10余座古井，其用一节节陶井圈叠砌而成，井底均发现有高领罐及五铢钱等。在建筑遗迹地面上分布有大量的汉代筒瓦、板瓦和瓦当。瓦当上花纹有卷云纹、“千秋万岁”篆体字等。地下埋有整排的墙基和房基，均属汉代[51]。后在2007年再次调查，认为其是一个官营的专业性冶坊城，很可能是渔阳官方冶炼场所之一[52]。2011年发掘存留地表的西南城角，确知自城址西南角起向北、向东，西垣、南垣均有一段墙体保存于现地表以上。西垣残长97.6米，方向为357度，基本为正南北向，墙体底部原始宽度为10.6～12米，最高处残高4.1米，最低处残存1米，城墙顶部宽0.8～2.9米、底部夯土基础宽11.6～13米，厚0.26～0.35米。南垣87.6米，墙体底部宽9.2～9.6米，底部夯土基础宽10.2～10.8米，顶部残宽2.6～3.5米，残高2.2～4米。根据城墙剖面可知，修筑城墙前首先在原始地表上平铺两层黄褐色细砂土，稍加夯实即作为墙体基础，在其上修筑墙体。墙体采用版筑法分段分块夯筑而成。现存城墙的表面覆盖两层晚期的土层，第一层内容杂乱，为现代堆积层；第二层质地疏松，但土质纯净，是自然风化层，厚5～40厘米。第三层是保留下来的城墙墙体，为夯土墙，质地坚硬，夯层清晰，夯层厚度为10～15厘米，墙体残存高度3.85米，底部宽约5米；第四层厚约30厘米，亦为夯土层，只是不如第三层夯打质密，而且宽于第三层墙体约60厘米，当为城墙的底部基础。所获取的夹云母红陶质的陶釜残片，一片为折沿直腹釜的口沿，属北京地区战国中晚期较为典型的器形；另一片为弧腹圜底釜的口沿，颈部带有多道轮制形成的突棱，为典型的汉代陶釜造型。由此可知，此城的建筑年代不晚于汉代，上限或可至战国时期。另在城址以北的上地高科技信息产业基地发掘战国至汉代墓葬1000余座，与此城址应该有较为密切的关系[53]。此城址南距古蓟城约15公里，当位于西汉时期广阳国境内，而不可能属渔阳郡或上谷郡。其地处经蓟城北上之交通要道，为广阳国北方门户。城垣营建年代可判属西汉时期以前，规模与广阳县城略等，建筑规格较高，城内有冶炼作坊等，极有可能即为西汉时期阴乡县之所在。
城址南临清河。清河原为古水（今永定河）河道。商周时期，古水南移循行积水潭、北海、中海及南海河道；至汉魏之际又南移循行凉水河河道[54]。其清河之称见于元明以后，有西北、西南二源，相汇于朱家房一带。而此前有易荆水。《水经注·濕余水》：“（濕余水）东流过军都县南，又东流过蓟县北（经文）。濕余水故渎东迳军都县故城南，又东，重源潜发，积而为潭，谓之濕余潭。又东流，易荆水注之。其水导源西北千蓼泉，亦曰丁蓼水。东南流迳郁山西，谓之易荆水。公孙瓒之败于鲍邱也，走保易荆，疑阻此水也。易荆水又东，左合虎眼泉。水出平川，东南流入易荆水。又东南与孤山之水合。水发川左，导源孤山，东南流入易荆水，谓之塔界水。又东迳蓟城，又东迳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平水。《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东北注濕余水。”其军都县故城在今昌平区西南土城村，昌平县故城当在今昌平区东南东小口附近，蓟城在今北京西南，濕余水当为温余水，即今北沙河，则易荆水当大致流经今清河下游水道，为水流正源，当自西北流向东南，流经朱家房古城址北，又东经昌平县故城南[55]。其地在水南，故得称阴乡。又，古音易属锡部喻纽、荆属耕部见纽，阴属侵部影纽，则“易荆”与“阴”音相近，或易荆水亦可称阴水，因城临近阴水，故称阴乡。又，《史记·龟策列传》载褚先生记宋元王曰：“（纣）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将以昔至明。阴兢活之，与之俱亡。入于周地，得太公望。兴卒聚兵，与纣相攻。”《集解》：“徐广曰：兢，一作竟。”《索隐》：“阴，姓。兢，名。”《左传· 僖公十五年》：“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杜预注：“阴饴甥即吕甥也。食采于阴，故曰阴饴甥。”《战国策·中山策》：“司马熹三相中山，阴简难之。”鲍彪本注：“阴简，姬名也。”姚宏本注：“阴简，中山君美人也。”《中山策》又记：“阴姬与江姬争为后，司马熹谓阴姬公曰：事成，则有土子民；不成，则恐无身。欲成之，何不见臣乎？”鲍彪本注“阴姬公”为“姬父也”。可知在商周时期已有姓阴者，则此阴乡亦有可能因有阴姓氏族聚居而得名。
[1]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太后本纪》《陈涉世家》《荆燕世家》《三王世家》及《汉书·武五子传》等。
[2]《晋书·慕容
载记》。
[3]此二句从《永乐大典》本及明朱谋
笺本。
[4]参见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史苑》第二辑，1985年。
[5]参见苏天钧《试论北京古代都邑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1987年。
[6]参见《清统志》卷六。
[7]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四编第二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8]参见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
[9]赵其昌：《蓟城的探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
[10]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11]参见孔繁云、王大城：《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北京文博》1996年第1期。其早者如仵君墓志，属咸亨元年（670年），记为“城东北五里之平原”，而出土地为西城区二龙路教育部院内。比照原西安门内所出、属贞元十五年（799年）的卞氏墓志记为“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显然有误。又，同出于东城区东单御河桥、属元和三年（808年）的任紫宸墓志记为“幽州城东北七里余”；而属元和八年的桑氏墓志记为“幽州城东北五里燕夏海王村”，则后者显然有误。晚者如出于海淀区紫竹院三虎桥、属文德元年（888年）的赵氏墓志记为“府城西北十里樊村”等。除个别墓志（如以上二者，或事出有因）外，大多数墓志相互比对，其所记距蓟城方位里程均与出土地至上所推考的蓟城范围的距离大体相符，可表明至迟在唐代中期蓟城规制已是如此。
[12]《续谈助》本作“幽州城周二十五里”。
[13]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文献通考》作“内”。
[14]据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二十四引。参见贾敬颜《路振王曾所记之燕京城》，《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
[15]《大金国志》卷四十引作“楼壁高四十尺”。
[16]据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引，中华书局，2010。
[17]《辽史·国语解》：“于越，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百官志一》：“大于越府，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辽国尊官，犹南面之有三公。太祖以遥辇氏于越受禅。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鲁、屋质、仁先，谓之三于越。大于越。”
[18]齐心：《董氏三方墓志考》，《辽金契丹女真史论文集》第一集。
[19]《寰宇记》卷六十九：幽州蓟县，“高梁河，在县东四里，南流合桑乾水。桑乾水，西北自昌平县界来，南流经府西，又东流经府南，又东南与高梁河合。《州郡图》云：蓟县北有雁上里。又，《水经注》云：桑乾水东与洗马沟水合。澤水，按《隋图经》云即桑乾河也，至马陉山为落马河，出山谓之清泉河，亦曰千泉，非也。至雍奴入笥沟，俗谓之合口”。其澤水当为水之讹。所述当本于《元和志》，为隋唐之际此一地区诸水流势。其水（桑乾河）循流《水经注》所述清泉河道，流经今马家堡。高梁河当循流汉魏以前水故道，流经今中南海、石碑胡同、高碑胡同，又东南流经龙潭湖西。自唐蓟城东垣北段校场三条至高碑胡同约1500米，大致合唐时四里。则此记高梁河“在县东四里”，与《魏土地记》所述“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其东垣当在同一线上。而桑乾水“南流经府西，又东流经府南”。流势与《水经注》所述洗马沟相合。其“南流经府西”者或为汉晋蓟城西垣外之护城河。其水来自西北，当出于戾陵堰。《水经注·鲍邱水》记魏晋之际刘靖等造戾陵遏，分水入高梁河以溉田，《魏志》作戾陵陂。后有裴延等重修，见于《魏书·裴延传》，作戾陵堰。很可能于隋唐以后失修，水在戾陵堰一带乱流，与原洗马沟相接。其“雁上里”，当由“堰上里”演变而来，因临近戾陵堰而得名。
[20]据徐苹芳等编著《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
[21]赵正之：《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前的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7期。苏天钧：《十年来北京市所发现的重要古代墓葬和遗址》，《考古》1959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写作小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22]参见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其琴台之称起于金元之际。白云观西原有长春宫，为长春真人邱处机所居。《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四引《甘水仙源录》：“长春邱公来自海上，应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弟子从行者十八人，各有科品，隶琴书科则真人冲和潘公也。及南归居燕，岁壬辰，广阳坊居人有货其居者，潘公贸之以为长春别馆，建正殿，翼以左右室，筑琴台于殿之阴。金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华殿。贞祐之变，玉振为长春所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台。观成以清逸名之。潘公自号九峰老人。”又引《倚晴阁杂抄》：“白云观西土阜高丈余，周围百步，疑即潘尊师琴台故址。”并按：“白云观西今尚有土阜一，第未识为琴台遗址否也。清逸观亦久废无考。”
[23]据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24]《析津志辑佚》宛平县：“长春宫水碾，自古金水河流入燕城，即御沟水也，入南葫芦套，盛襍莲花，复流转入周桥。”其周桥在今广安门南鸭子桥附近。
[25]参见本书易县城。
[26]《汉书·五行志中》：“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颜师古曰：“宫之正门。”
[27]《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引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舍利本大隋仁寿四年甲子岁幽州刺史陈国公窦抗于智泉寺创木浮图五级，安舍利于其下，即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原寺后魏元象元年戊午岁幽州刺史尉苌命造，遂号尉使君寺，后改为智泉寺。至大唐则天时改为大云寺，开元中又改为龙兴寺。太和甲寅岁八月二十日夜，忽风雨暴至，灾火延寺，浮图灵庙，飒为烟尽。洎会昌乙丑岁，大法沦坠，佛寺废毁，时节制司空清河张公准敕于封管八州内寺留一所，僧限十人。越明年，有制再崇释教，僧添二十；置胜果寺，度尼三十人。秋八月二十一日，因板筑，于废寺火烧浮图下得石函宝瓶舍利六粒，及异香玉环银
等物。伏遇司空固护释门，殷诚修敬，仍送悯忠寺供养，俾士庶瞻礼。至九月二十八日藏之多宝塔下。会昌六年九月。”其“子城”所指方位相同，智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合今约150米，当临近今教子胡同。会昌六年（846年）节度使张仲武重修此寺，当仍在旧址，而舍利石函移藏于悯忠寺（法源寺）中多宝塔。又引《景福重藏舍利记》：“（舍利石函）迁藏于悯忠寺多宝塔下，复经三十三载。中和二年岁在壬寅，又值火灾，延悯忠寺，楼台俱烬。”陇西大王李匡威于悯忠寺内造观音阁，以迁舍利石函。“由是撤其盖，发其缄，舍利光芒，异香郁烈。诣子东门上献旌幢，中权后营，皆澡浴瞻礼，亲施重沓，复还本寺。……记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中有宝阁，横云嶪虚。阁有巨像，观音圣躯。当像之前，缄于舍利。外石函封，内金函
。填以异香，杂以珍器。用记岁年，景福壬子。”其“子东门”即子城东门。景福壬子即景福元年（892年），迁舍利石函于悯忠寺内观音阁。“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所指地理方位与今所存法源寺相同。又引《元一统志》：“大延寿寺在旧城悯忠阁之东。起自东魏元象，幽州刺史尉长命为大云，后为智泉，毁于后周，隋复之，刺史窦抗建浮图五层，改名普党，唐为龙兴，灾于太和，又灾于大中。节度使张信伸奏立精舍并东西浮图曰殊胜，曰永昌，赐寺额曰延寿。至辽保宁中建殿九间，复阁衡廊，穷极伟丽。复灾于崇熙，又复兴修。金皇统二年留守邓王益加完葺。四年又灾。海陵天德三年为宫，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会有司别锡地重建此寺。泰和二年工甫就，六年八月立石，翰林待制路铎撰记。”并按：“尉使君寺，《春明梦余录》谓则天时改为大云。据《元一统志》，则自东魏元象年间初建已名大云，非则天时矣。隋塔及唐时所立精舍并东、西浮图与辽时所建殿，其遗址今俱无考。”则大中年间（847～860年），智泉寺（龙兴寺）再次被毁，后由节度使张信伸（张允伸）再次重建。此次重建当未相沿于旧址，而是移建于悯忠寺之东，并改称延寿寺。辽金时期相沿，后又他迁。如此，似不能依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所述智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推定唐子城东临悯忠寺及延寿寺。而于辽南京城子城址营建宫城当在唐末五代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据守蓟城时期（895～913年），或属离宫性质，刘守光称大燕皇帝后用为皇宫，后为辽南京城子城沿用。
[28]参见曾毅公《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29]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为“州宅用契丹旧内，壮丽夐绝。城北有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大金国志》卷四十引为“州宅用契丹旧大内，壮丽夐绝。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
[30]参见黄秀纯《辽代张俭墓志考》，《考古》1980年第5期。《析津志辑佚》古迹：“燕台，在南城奉先坊元福寺内。十五年前木庵英长老有诗‘於期已死不复返，空有层台壮古燕’之句。此台乃后人创置，以惑于时者，不过慕名而已。”其所谓燕台，当修筑于金元之际，而非古燕台。
[31]《析津志辑佚》古迹：“蓟门，在古燕城中。今大悲阁南行约一里，基枕其街，盖古迹尔。隳废久矣。”此蓟门当因临近蓟丘而得名。
[32]参见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第七章《燕国政区地理》，文物出版社，2013。其“都”，当为燕国所置县级行政机构名称。
[33]参见杨守敬、熊会贞撰《水经注疏》卷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34]胡三省注：“此是《五代志》序齐济南王至孝昭时军饷，《通鉴》取之，附见于此。”其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事并见于《隋书·食货志》。
[35]《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二十四引作“东注方城泉”。并按：“今县西南三十五里有曲沟镇，距督亢陂二十五里，接新城县界。”以为曲洛沟水当流经此曲沟镇，似不确。
[36]《水经注疏》卷十二。
[37]光绪十五年刊《顺天府志》卷二十六：良乡县，“云麾将军李秀墓，在县境。据李邕撰碑。按碑云葬范阳福禄乡，今无考。《水经注·圣水篇》：圣水又东，福禄水注焉。福禄水当由福禄乡得名”。
[38]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程利：《房山汉广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
[39]参见《水经注疏》卷十二。
[4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4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科学出版社，2008。
[42]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
[43]朱志刚：《大兴芦城古城遗址调查记》，《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44]周正义主编《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与研究》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芦城村汉代城址调查与考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45]《旧唐志二》：“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于幽州，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户一百五十九，口六百一十九。滨海，沃州本寄治营州城内，州陷契丹，乃迁于蓟城东南回城，为治所。”《新唐志七》记为：“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万岁通天元年没于李尽忠，开元二年复置。后侨治蓟之南回城。县一：滨海。”二者文例略同。
[46]据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古迹。
[47]源，明朱谋笺本作泉。
[48]参见《水经注疏》卷十二。
[49]参见孙承烈、宋力夫、李宝田、张修桂《漯水及其变迁》，《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
[50]《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顺天府东安县，“县境有白祠沟水。《水经注》：白祀沟出广阳县之娄城店，东南经常道城西，去良乡城四十里。今堙”。其“娄城店”、“良乡城”，《永乐大典》本及明朱谋笺本均作“娄城东”、“长乡城”，则此引文有误。
[51]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苏天钧：《十年来北京市所发现的重要古代墓葬和遗址》，《考古》1959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清河镇朱房村古城遗址》。
[52]周正义主编《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与研究》第四章《海淀区》。
[53]宋大川：《近年来北京考古新成果》，《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汉代卷第五章《清河汉城遗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4]参见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史苑》第二辑，北京出版社，1985。
[55]参见本书昌平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