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整体论到阶层分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基本形成了三种乡-城人口流动发展态势。其一是“市场型”，即就业机会和工资差距驱动下农村劳动力的“异地城镇化”，农民工流动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其二是“市场-政府型”，即城市化及国家建设开发规划带动下的“就近城镇化”，主要涉及“农转居”转型社区中的涉农居民；其三是“政策型”，《全国“十三五”异地扶贫搬迁规划》提出“挪穷窝换穷业”的精准扶贫战略，近六成的安置对象要实现从贫困农村或山区向城镇转移^[2]。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大经济社会议题，也是实现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政治要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具有了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

本章重点研究转移人口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第一种“市场驱动型”的乡-城流动人口（本章简称流动人口）。时至今日，这个移民群体已经有着丰富多元的社会角色与职业身份，从餐馆老板到快递小哥，从车间工人到家装师傅……正是这个群体的努力带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增添了城市生活的温度与色彩。劳动力密集型的农民工正在孕育着新型工人，举家迁移且收入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将会成长为城市未来的中产阶层。与之逆向但并行发展的返乡创业或从业的流动人口，将成为新一代农场经营者和新型职业农民。^[3]就业及经济分化带来的阶层分化趋势日趋显著，“农民工”笼统且带有歧义的称谓，已经不能准确地涵盖庞大的流动人口社会群体。如何摒弃整体论，深入考察流动人口群体的阶层分化及其社会影响，成为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研究的重要转向。如果继续以僵化的观念泛而谈之，或以“土气的、贫穷的乡下人”的社会偏见看待流动人口，无论是“刻舟求剑”还是“刻板印象”，皆显得不合时宜。

在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三大基本因素中，迁移流动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的具有全局性的主导因素。^[4]《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指出：未来15年我国进入人口发展的关键转折期，但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众多的重要特点依然是农民多而市民少。只有继续减少农民、持续增加市民、消除体制障碍、畅通人口迁移流动渠道，才能有效解决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不同步、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不衔接、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等问题。研究表明，1%的人从农村迁到城市，就能使GDP提高1.2%；2030年，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70%，约有10亿人生活在城市；中国将从以农村社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城市社会为主的国家。^[5]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推进完成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国务院进一步制定推动非户籍人口落户方案，加快实施“一融双新”工程^[6]，优先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农民工重点群体的落户问题。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升人的权利、能力及幸福感，促进迁移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公平感。^[7]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让农民工能够依靠技能提升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扶持自主创业的私营业主进入中产阶层，加快构建“橄榄型”社会。^[8]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要紧扣不同阶层流动人口的社会需求，制定适切的、差异化的融入策略，以促进新兴阶层的形成，推动他们融入城市或返回家乡。流动人口分化及融入问题已成为新型城镇化改革的重大议题，需要政府和学界重新审视并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