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法规思想的传承发展

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思想与论述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继续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内法规思想，逐步奠定了党内法规之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地位。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内法规思想是党内法规概念证成的重要理论依据。党内法规的表述与提法能否成立，是党内法规学术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诸多学者在证成党内法规提法时，会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证明“党的法律”“党的法规”等提法有着悠久历史，得到了各位经典作家的认可，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需要对政党各级组织与政党成员加以规训和调控，而这种调控的规范体系与国家政权之下的法律体系有着本质不同，因此需要创造一个国家法律之外的表述。几位经典作家意识到了这种规范对于政党内部各级组织与全体成员的强制约束力，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高度集中、统一的必然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打造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战斗力的政党，进而实现政党纲领与理想目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们创造了“党的法律”“党的法规”等提法，既可以有效区别于国家法律，也可以鲜明揭示两种规范体系之间的高度相似性尤其是在强制约束力方面的共性特征。正是沿着这一逻辑，毛泽东首创了党内法规的提法并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全体党员必须一体遵循的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内法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几位经典作家在创造“党的法律”“党的法规”等表述的同时，也从多个维度具体阐述了党内法规精神实质与内在逻辑。其中尤为重视党的纲领问题，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从二大党章到六大党章一直没有总纲部分，也没有明确党的两个纲领，党章更多是作为“单纯的组织法规式章程”发挥作用。^[52]《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旗帜鲜明地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但并未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5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中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则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两个纲领均未写入二大党章，也没有分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界限。^[54]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最高目的与诸多最小限度的党纲，但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做出了错误判断，而且也未获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批准，因此没有发挥任何实际作用。直到七大党章才首次出现了总纲部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来的斗争经验，阐明了党的性质与理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由此确立起的总纲与章程相结合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强调，“党章的总纲，是我们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55]八大党章认识到在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才能实现人类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根本性偏差，资本主义复辟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被无限夸大。九大与十大党章在延续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明确规定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十一大党章更是直接提出要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一。一直到十二大党章才实现了党章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彻底摆脱了阶级斗争的桎梏并将党在现阶段总任务界定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路线进行了完善，在富强、民主、文明基础上增加了“和谐”的表述。十九大党章进行修订时，又增加了“美丽”的表述。

此外，几位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的决议是党内效力最高的法规文件、地方性章程和条例应服从党的最高决议、法规内容应与时俱进适应实践发展要求、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制定法律等观点，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几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内法规思想留给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财富。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客观规律，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这些理论观点，有效推动了党内法规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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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嘉斌，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博士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7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8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1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71～17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58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6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14～15页。

[11] 张振岩、俞永耀、曹阳：《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新时期军队党的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第5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5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0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71～27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43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79～8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7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10页。

[19] 〔德〕维尔纳·布卢门贝格编《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1868～1895年）》，人民出版社，1985，第73～7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4～39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5页。

[22]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88页。

[23]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51页。

[24]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45页。

[25]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54页。

[26]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47页。

[27]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283页。

[28]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87页。

[29]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86～188页。

[30]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94页。

[31]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23页。

[32]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8页。

[33]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63～264页。

[34]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414页。

[35]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7页。

[36]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16页。

[37]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03～406页。

[38]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58页。

[39]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9～146页。

[40]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5页。

[41]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50～51页。

[42]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8页。

[43]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9～146页。

[44]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2页。

[45]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11页。

[46]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91页。

[47]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66页。

[48]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3页；《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67页。

[49]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4页。

[50]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74页。

[51]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03页；《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第264页。

[52] 黄一兵：《中共二大到六大〈党章〉没有总纲的历史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第36～37页。

[5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第43～46页。

[55]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