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是打破“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力量
如何认识和评估中国抗战对打破“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贡献，是二战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且涉及“战争记忆”、历史认识和当代东亚国际关系等重要现实问题。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出于纠正战时日本舆论宣传的目的，于1945年12月8～17日指使《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报知》连载其授意编写的《太平洋战争史——从九一八事变到无条件投降》，连载内容随后由高山书院出版单行本《太平洋战争史》。连载揭露了日军的残暴，让日本国民了解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真相，有拨乱反正之意义。但从书名到内容，也不难看出美国占领当局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可能对之后日本建立正确的战争认识的不良影响。早在战时的1941年12月12日，日本内阁就做出决议，要求对其发动的战争统一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美国占领当局认为这种称谓有美化战争之嫌，遂强迫连载文章使用“太平洋战争”这一称谓，显然这一称谓突出了美国在东方战场的作用。从单行本内容看也是这样，对中国战场的叙述内容不到全书的1/7，且在三报连载时被大量删减。[15]《太平洋战争史》的内容架构对战后日本人战争记忆的影响是深远的。右翼分子抨击《太平洋战争史》贯穿着“自虐史观”，依然把大东亚战争粉饰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方面，由于涉及中国战场的内容被简化，普通国民难以形成集体的加害意识，而只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受害意识，这是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战争记忆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抗战为打破“大东亚共荣圈”做出了主要贡献，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首先，中国的抗战时间最长，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的最早受害者和反抗者。“大东亚共荣圈”由思想到设想再到实施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的反抗早在其萌芽阶段就开始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开启了对亚洲侵略的战端。虽然九一八事变不像后来德国入侵波兰那样立即引起其他国家对法西斯势力的直接对抗，却成为世界局势演变的节点，即法西斯侵略开始对人类和平产生巨大威胁。也正因为如此，战后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才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16]
九一八事变后，在英美等国尚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绥靖政策的情况下，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等，率先举起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旗帜，开展了保卫中华民族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种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而奋斗。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形成了全民族一致对外的局面。事态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人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17]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
其次，中国抗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破灭创造了条件。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由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资料载，投入侵华战争的日本陆军兵力，1937年占总兵力的88%；1938年占94%；1939年占83%；1940年占78%。中国的长期英勇抗战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为提前打破日本的“共荣圈”迷梦奠定了基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北进”战略计划。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的用兵纲领就曾有“北进”方案，这对苏联的远东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面临着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极大困境。当时，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虽然越来越艰难，但国共两党的武装力量仍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日本侵略军为全面占领中国和东亚首先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华北基地，因此不得不向华北派遣更多的部队推行“肃正扫荡”。由此可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牵制日军，对迫使日军放弃“北进”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故此，当德国入侵苏联要求日本配合的时候，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表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日本最终放弃“北进”：“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暂不介入德苏战争。”没有了东线威胁，苏联才敢把远东地区的大量兵力调往西线。苏联元帅崔可夫也承认：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第三，中国的抗战延缓了日本的“南进”战略计划。“南进”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另一个方案，而且在日本决策者中主张“南进”的比主张“北进”的更占优势，原因就是要与欧美国家争夺资源丰厚的东南亚地区。欧战爆发后，法、荷很快投降，英、美等国无暇东顾，于是日本认为南洋几成“真空地带”，这正是完成“南进”的天赐良机。但是，由于中国军民顽强抗日的牵制作用，美英又刻意推行“隔离政策”，日本没敢贸然“南进”，直到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时，日本仍然表现出了对“南进”的犹豫。中国战场对于日军的战略牵制作用，任何尊重历史的人都应予以肯定。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曾说：“中国一崩溃，至少可以使日本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攻印度，就确实可能了。”[18]而事实是，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崩溃”，仍然以顽强不屈的精神陷日本侵略者于泥沼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继续牵制着日本陆军主要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用于东南亚战场的陆军兵力只有10个师团，不及侵华兵力的20%；战争结束时日军向中国战区投降的兵力达128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各岛的日军兵力总和，约占日军投降兵力总数的50%。中国抗战为打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梦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的上述贡献，是以中华民族的重大牺牲为代价的。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伤亡和损失超过了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
第四，中国的抗战为东南亚各国树立了民族解放的榜样，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了榜样。长期的抗日战争不仅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而且使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泡影。中国对人类正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3年，西方国家不得不宣布废除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新与中国签订新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都是一件大事。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佐藤信渊』）岩波書店、1982、426～443頁。
[3]广濑丰『吉田松蔭の研究』武藏野書院、1943、211頁。
[4]松本健一『近代亚洲精神史の試み』中央公論社、1996、182頁。
[5]德富猪一郎（苏峰）的《吉田松阴》由民友社初版于1893年，1905、1908、1927、1934年又多次再版，1927年版扉页之后加了伊藤博文的毛笔手书彩页，德富在该版第二个自序中提到了添加伊藤博文汉诗一事。
[6]『福沢谕吉全集』14卷、岩波書店、1961、491～492、501頁。
[7]该书收录的五篇文章，均于甲午战争前后在其创办的《国民之友》杂志发表，1894年12月结集出版。
[8]大久保利谦『日本全史』10卷、東京大学出版社、1964、89頁。
[9]鹤见祐甫『后藤新平』3卷、劲草書房、1965、645頁。
[10]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每日新闻社、1974、290頁。
[11]外务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卷、原書房、1973、450頁。
[12]转引自F.R.Dulles，China and Americ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6），p.99.
[13]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7年10月5日在孤立主义势力中心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宣称“世界上无法无纪的传染病确实正在蔓延着”，“当肉体传染病开始蔓延时，社会便赞成并联合起来对患者实行隔离，不使疾病蔓延，以保护社会的健康”。所以，“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那些正在造成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结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与指导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原则相矛盾的。”
[14]转引自Hull.Cordell，The Memories of Cordell Hul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8），pp.991-992.
[15]三井爱子『新聞連載「太平洋戦争史」の比較調查』（6）同志社大学社会学研究紀要、2012、10～11頁。
[16]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金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150页。
[17]参见北京大学法律系编《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59页。
[18]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上部（1），商务印书馆，1975，第266页。